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TK】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寒宫暖流—女子监狱纪事》作者：季仲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１）第１８７１２号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版次：２００１年４月第１版　印次：２００１年４月第１次印刷
　　定价：２２．００元

　　《寒宫暖流—女子监狱纪事》
　　作者：季仲

　　祈愿爱和阳光洒遍世界每个角落。
　　—作者题记
　　人在最完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他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之后，他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引子
　　Ａ省西部莽莽大山深处，有一个叫清水潭的天然小湖泊，山外知道的人很少。可近些年来声名鹊起，都因为这里有一座女子监狱。
　　清水潭女监的历史，可以上溯半个世纪。新中国建国之初，解放军剿匪反霸，抓获许多土匪恶霸和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极少数罪大恶极的首犯要犯，送他一粒花生米，就打发上西天了；大多数虽有民愤却还够不上死罪的，判他几年十几年乃至无期徒刑，建一所监狱把他们囚禁着。在Ａ省西部山区剿匪立下赫赫战功的解放军团长梁建成，带着几名参谋、战士在清源山上转了一大圈，发现这里山深地偏，交通阻塞，只要在大山坳里筑起四面围墙，再在渡口建一个哨卡，罪犯们插翅难逃。于是，便在这里建起清水潭监狱。不过那时男犯女犯同监，像全省其它十几所监狱一样，没啥特殊，自然也没多大名气。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国监狱管理的各项制度渐渐完善，中央司法部下达通知，男女犯要分别关押以便于罪犯的服刑改造。这时已经是省司法厅长的梁建成，又来清水潭走了一圈，觉得这里山明水秀，环境幽静，关押和改造女犯再适合不过。于是，清水潭监狱便改名为清水潭女子监狱，专门关押各类女犯。
　　如今的清水潭女监与早先的清水潭监狱已不可同日而语。五十年代的清水潭监狱，在十几条山沟里搭起一溜一溜黄毛拉杂的干打垒茅草屋，算是关押罪犯们的号房。如今的女子监狱呢，在清水潭湖畔建起一幢八层大楼，能容纳千余名女犯。女监大楼依山面湖，一排排监舍的玻璃窗，反射着大森林绿意盎然特别柔媚的阳光。大院的人行道和草坪上，芳草成茵，绿树成行，还有许多圆形、方形、棱形和长条儿的花坛花圃。初来乍到，远远地一瞄，光看这幢大楼堂皇的气派，也许会把它看成哪家大公司的写字楼呢。但是，你只要走近一瞧，看见这幢大楼门前日夜站着一个腰间别着手枪的战士，四周筑起两人多高的围墙，大墙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横匾，你即使不看那横匾上写着什么字，也就知道这里是一座关押罪犯的监狱。
　　据说，梁建成厅长主持筹建这座女子监狱的时候，很有超前眼光。他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预见社会犯罪率将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这座女子监狱的规模在南方是独一无二的。号房也相当宽敞，可以住十二人的大房间，那时只摆上三四张架子床，住上六至八个女犯，监管人员都说这里的女犯住得比大学生还舒服。可是，梁建成万万没有料到，在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的年代，权力和金钱一旦把深藏在人们骨髓里心窝里的魔鬼诱惑出来，社会潜在的犯罪因素，比起“文革”遗毒要凶猛可怕得多。
　　也就是几年工夫吧，女犯一茬接一茬关进来，又一茬接一茬刑满释放，然而进的多出的少，清水潭女子监狱很快爆满。
　　现今关押在清水潭女监服刑改造的，大都是刑事犯：如盗窃犯、诈骗犯、贪污受贿犯、走私逃税犯、容留卖淫犯、贩卖人口犯、拐骗儿童犯、敲诈勒索犯、吸毒贩毒犯、行凶杀人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如今社会犯罪日趋低龄化，女性尤其如此。
　　清水潭女监在押女犯百分之八十是年轻女性。不难想象，她们锒铛入狱之前，正当花季，窈窕婀娜，走到哪里都会牵引人们的视线。可惜再光鲜水艳的花儿，一陷落于这高墙之内，失去阳光雨露，也就成了败柳残蕊，很快蔫蔫地枯萎了。
　　这里毕竟是囚禁罪犯的监狱，关在铁笼子里的山禽猛兽们快活得起来吗？如今虽然不像古代那样作兴往犯人脸上打黥印，可是，女犯们一律剪成“马桶盖”的短发，一律穿上灰不溜秋松松垮垮的号服，又一律在胸前别上一块号标，上面写着姓甚名谁，标明是“宽管”还是“严管”，这就是烙在女犯们脸上的黥印呀！
　　青春在铁窗中凋谢，爱情在囹圄中死亡。一切自由公民有权享有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她们惟独比普通公民多了一个冷冰冰的字眼—叫做“刑期”，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以至无期和死缓，时时像块磨盘压在她们的胸口上，你就是启动一台大轧汁机，也休想在她们愁苦的脸上轧出一丝微笑呀！
　　女子监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如西方的修道院与东方的尼姑庵一样，是个相当纯粹的“女人国”。清水潭女监除了警卫战士和几名驾驶员是男性公民，所有管教干警全是女性，而警卫战士和驾驶员们是禁止进入女监监室的，因此女监就成了相当清纯的阴性社会。当然，这里说的“阴性”，不仅仅是性别意义，还包含着铁窗高墙营造出来的阴冷、阴森、阴沉、阴郁的生活氛围。难怪新来的女警官任思嘉一踏进清水潭女子监狱，就像美国的“阿波罗”宇航员登上月球，有一种无边空寂和彻骨阴冷的感觉，于是，就想起只有嫦娥和玉兔幽居的“广寒清虚之府”，别出心裁地称这个独特的阴性社会为“广寒宫”。

　　任思嘉——
　　女犯们干了一天活，吃过晚饭，冲过澡，有的搬个小马扎坐在娱乐室看电视，有的窝在号房里看书学文化。整个监室都很静，静得好似空无一人。其实，第五大队整整一层楼的号房里，住着两百多名女犯。这会儿，女犯们是在悔恨中沉思呢，还是在沉默中唉声叹气？反正整个号房听不到欢声笑语，听不到歌声喧哗。女犯们的日子有点像长江三峡逆水而上的木筏，任岸上的纤夫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是一寸一尺地行进得异常缓慢。好容易熬到九点半钟，熄灯就寝的铃声一响，女犯们都动作敏捷地上了床。
　　我走进监舍，从走廊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回东头，打着手电筒把每一间号房照了两遍。这是值班管教干部的职责，女犯就寝前要点名，女犯就寝后要巡房。号房一概不许关上房门，睡在架子床上的每个女犯，脑袋必须朝外，这样便于管教监视；她们的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搁在枕头边上；鞋子成双成对，在床前摆成一条线儿。我发现，这些女犯已在强制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动作十分麻利，仅三五分钟，她们上完厕所上了床，就有轻微的鼻息在黑暗中此起彼伏，和着清水潭拍岸的水声，在深沉的夜中荡漾开来。
　　这晚我在大队部办公室值夜班。山里的月光照进大楼，把楼外一株马尾松的影子投映在室内的白墙上，像一帧淡淡的水墨画。林子里有山蛙和蝈蝈的阵阵叫声，偶尔也爆出一两声鸟啼，深山的秋夜更显幽静了。我喜欢在这样的静夜里想点事儿，摊开一本粉红色塑胶封面的日记本，在灯下写道：
　　“文人们形容年轻女子的眼睛，总是什么水波荡漾啦，柔情万种啦，我看这里女犯们的眼睛，都是干涩、呆滞、麻木、迷惘、空洞无物的”
　　我是刚跨出警官大学校门的硕士生，来女监当警官一个多月了。我作这种职业选择，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目的是想积累一些第一手资料，将来撰写一部关于女性罪犯改造心理学专著。因此，我天天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下来。我继续写道：
　　“人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话对观察女犯同样重要。
　　我注意到，已经适应狱中生活的老女犯，其目光比较沉静正常；刚入狱的新女犯，其目光常常卑怯惊恐；重刑犯的目光，时时流露忧郁和哀伤；那些二进宫、三进宫的无赖，其目光只有麻木和无耻；神棍、巫婆、惯偷和诈骗犯，她们大都不正眼看人，趁你不备时用眼角匆匆瞟你一下，眼神里充满狡狯和阴鸷”
　　来女监后，我对种种女犯的眼神作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将来在我的专著中，也许可以设一专章或专节，就叫“从眼神看各种女犯的心理特征”。但是，只有一个女犯的眼神我至今捉摸不透。
　　我在日记中继续写道：
　　“梁佩芬是个非常特殊的女犯，她入狱不满一个月，还算个新犯，但我从她眼里看不出惊惶和胆怯。我每次找她谈话，她那显然由美容师做过手术而拉出的双眼皮下面，向我投来的目光，总是那么冷漠而傲漫”
　　我写完这句话，情不自禁地轻声一笑。我有点自鸣得意的欣赏自己细微的观察。梁佩芬入狱第一天，我就看出她虽然苍白却保养得很好的脸上，一对双眼皮把她那不大不小的眼睛衬得相当漂亮。但我再多看几眼，就发现她的双眼皮有人工痕迹，像如今书画市场中常见的膺品。这样的双眼皮的线条僵直，比不上天然的柔美，或许还因为她的眼皮挨过刀子，眼皮有些松弛，眼角已有几丝鱼尾纹。仅这一点，我敢断定梁佩芬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子。随后，我翻阅了这名女犯的犯罪档案，更证实了这一点。梁佩芬，四十一岁，原为西源市常务副市长，因为在她主持的市政建设工程中，先后收受过几个包工头的三十多万元贿赂，一个赫赫有名的地专级女市长便沦为阶下囚。
　　我在日记本上继续写道：
　　“梁佩芬那桀骜不驯的眼神，是否说明她还端着女市长的臭架子？说明她压根儿不肯伏罪？说明她不把铁窗当回事，像看待自家的门槛一样，啥时想轻松迈出去就准能迈出去”
　　写到这儿，只听得门口有人喊了一声“报告”。女犯谢芳站在队部办公室门口。她只穿着睡衣短裤，神情非常紧张，气喘吁吁的，再说不上一句话。
　　我说：“怎么啦？你别急，慢慢儿说！”
　　谢芳双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好容易才镇定下来，结结巴巴说：“报告中队长！不、不好了，有人打架！”
　　我霍地一下站起来，跟着她快步如飞奔向三中队９号号房。
　　号房里没有灯光，只听到里头拳打脚踢的摔打声，和硬憋在喉咙里的叫喊声，在黑暗中乱成一团。我啪地揿亮电灯，看到两个女犯把一个女犯按在地上，她们正抡起的拳头巴掌还来不及收回，僵硬地定格在空中。
　　我大喝一声：“住手！想造反吗？关飞鸾！吕金妹！”
　　关飞鸾和吕金妹一下子弹跳起来，连忙立正垂首站在自己床前。还有五名女犯也连忙下了床，一动也不敢动地在床前站着。
　　我这才看清被打倒在地的正是贪污受贿犯梁佩芬。这位前副市长头发蓬乱，身上一件无袖睡衣的扣子全被扯开了，两个白白的大奶子暴露无遗，脸颊印着一排紫红的掌痕，嘴角挂着一丝鲜血，那样子既狼狈又可怜。
　　我对吕金妹、关飞鸾大声吼道：“还不快快把梁佩芬扶起来！”
　　吕金妹和关飞鸾把梁佩芬扶了起来。梁佩芬一边扣上睡衣扣子，一边啪嗒啪嗒掉泪。有那么一瞬间，恻隐之心在我胸中飞快掠过。我得承认，这种恻隐之心对我是很要命的，它注定我当不了一名铁腕的监狱警官。
　　我狂怒地喝斥吕金妹和关飞鸾：“深更半夜的，你们两个动手打人，想造反？啊？！快坦白，到底想干啥？”
　　那两个无赖的目光越过我的双肩投向号房门外，大概已经想到这晚只有我一个新来的管教干部值夜班，紧张的神色就放松多了，都抢着说：“报告中队长，是梁佩芬先动手打人！”
　　吕金妹二十二岁，是个卖淫兼介绍卖淫的双料货；关飞鸾更年轻，才十九岁，是个贩毒犯。这两个家伙都是三中队有名的刺儿头，三天两日惹事生非，又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看这会儿她们那个熊样吧，身上除了裤衩、乳罩，差不多“全裸”了！她们一边说着，一边似乎忘了自己的身份，想站得舒服些，已经悄悄改变了立正的姿势。吕金妹弯起一条腿，还伸出食指朝梁佩芬指指画画。关飞鸾叉起一只手，把水蛇腰弯曲成一个Ｓ形。
　　我感到一阵恶心，大声吼道：“站好！都给我站好！身上没骨头怎么的？”
　　吕金妹和关飞鸾挺直身子站好了。我又追问她们是怎么打起来的。吕金妹说：“报告中队长，熄灯铃声一响，我就好好儿睡觉啦，可是一会儿，尿儿憋得不行，我就下床小便。我这不是睡在梁佩芬的上床吗？我下床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梁佩芬的胳膊儿踩了一脚，我马上就说对不起，连声儿道歉，可是，梁佩芬一蹦下床来就给我一拳”
　　吕金妹唠唠叨叨说着，一口一个“儿”的，卷着大舌头，故意学着我说话的京腔京调，把除了梁佩芬之外的女犯都逗得轻声笑起来。她这一套鬼话我自然不会轻信，可是关飞鸾也一口咬定是梁佩芬先动的手。
　　我说：“关飞鸾，你敢作伪证，而且跟着一块儿打人，你将罪加一等！”
　　“报告中队长！”关飞鸾装出一副可怜相，“真的，我是起来拉架的，梁佩芬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也打了！我这话要有半滴水分，你怎么罚我我都认！”
　　我把目光转向梁佩芬：“梁佩芬，你说说到底是谁先动的手？”
　　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对梁佩芬说话不知不觉中就变得客气温和了。因为她是挨打的，还是因为她当过副市长？
　　梁佩芬嗫嚅着，正想回答我，抬头翻了吕金妹一眼，吕金妹立马回她一个凶狠的目光。梁佩芬马上闭嘴沉默了。我看出其中有什么蹊跷，一再追问梁佩芬，梁佩芬就是不敢吭声。
　　我把目光转向其他女犯，这才看见谢芳站在自己的床前一个劲颤抖，就像秋风中的一片枯叶。我心里有点纳闷儿，这个侵占犯谢芳，什么时候都像一只小白鼠似的，眼睛总是顺顺的不敢看人，身子总是簌簌地缩成一团。如果说清水潭女监一千多名女犯中有一名最胆小最老实的女犯，就是谢芳了。
　　我问谢芳是谁先动的手。谢芳结结巴巴说，她是在睡梦中被吵醒的，起床去劝架，她们已经打成一团。
　　再问其他女犯，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她们是在我进了号房以后才醒过来的。吕金妹更神气了，又一口咬定是梁佩芬先动的手。她卷着大舌头饶舌：“报告中队长，你只要想想梁佩芬平时那个德性儿，连你们干部她也不放在眼里，对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她还不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呀！”
　　吕金妹的南腔北调又引起女犯们一阵轻笑。可是，这笑声戛然而止，就像一堆枯叶忽然被一阵大风哗啦啦刮跑，全号房顿时鸦雀无声。只听一阵脚步声从走廊上传来，一个武高武大的女警官通、通、通走了进来。
　　我不用回头，仅从号房里陡地紧张的空气，从女犯们一下子都站得笔直的身姿，从她们那种像耗子见到猫一样恐慌的眼神，就能猜到是大队长洪月娥及时赶到了。我来女监虽然不久，已经多次亲眼目睹，不管女犯们争吵干仗闹得多凶，只要洪月娥一到现场，女犯们全像霜打的茄子，立马就勾头耷脑静下来。
　　我轻吁一口气，心想现在有你们好看的了！
　　洪月娥往前跨了一步，也不说话，只用两道利剑似的目光往女犯们身上篦过来又犁过去，吕金妹等齐刷刷低下头，连大气也不敢出。我感到洪月娥似乎用了一种魔法，把女犯们都钉在地上，不能动弹，不能开口。号房里很静，我清晰地听见女犯们的呼吸和心跳。
　　洪月娥毕竟是个老狱警，一张“包公”脸叫女犯们一看就打哆嗦。她善于运用犀利而威严的目光，制造一种令人颤栗的静场。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感到这肃静中仿佛有强大的冲击波，一阵一阵向心中有鬼的女犯们刺去。一会儿，吕金妹脸孔陡地变白，额上冒出细细的汗珠，呼吸也渐渐粗重起来。她终于经不起洪月娥目光的针灸，怯怯地抬眼瞟了瞟洪月娥，轻声说道：
　　“报告大队长，是梁佩芬先动手打人！”
　　关飞鸾也跟着说：“报告大队长，真的是梁佩芬先动手。”
　　“你们这两个臭婊子！还敢恶人先告状！”洪月娥从齿缝里挤出一连串粗话。我发现我们的大队长骂起囚犯来词汇特丰富，就像在电脑里按了一个重码字，一连串同音词一下子蹦出来。
　　我感到一股寒风从耳畔掠过。接着，看见洪月娥手中的电警棍刷地一下飞到吕金妹、关飞鸾身上，炸出一串串幽蓝而美丽的电火花，同时嗅到一股鸡毛烧焦的气味在号房里飘散开来。吕金妹和关飞鸾惊叫一声，立时矮了半截，扑通跪在地板上。
　　洪月娥冷笑道：“哈哈！怎么样？还敢不敢闹事？”
　　吕金妹、关飞鸾双手抱头，不断告饶：“报告大队长！不敢了！不敢了！”
　　“起立！”洪月娥吼了一声。
　　吕金妹、关飞鸾站了起来，双手依然护着脑瓜，双膝依然簌簌战栗。
　　洪月娥又下令道：“向前三步走！”
　　吕金妹、关飞鸾老老实实向前跨了三步。
　　洪月娥从兜里掏出一副锃亮的手铐，哐当一声扔在桌子上：
　　“你们自己动手吧！”
　　吕金妹和关飞鸾哭丧着脸，又连声求饶。洪月娥不依，抖了抖手中的电警棍。吕金妹和关飞鸾就乖乖地动手，各自套上一只手铐，咔嚓一声下了锁。
　　洪月娥骂道：“现在舒服了吧，贱货！”她举起电警棍在空中抡了一圈。“你们都给我听着，谁敢再乱说乱动，就看这两个贱货！”
　　洪月娥一个漂亮的转身，迈着雄赳赳的步伐走出号房。
　　我跟了出去，在洪月娥耳边提醒道：“大队长，还有梁佩芬呢！”
　　“嗯？怎么样？我一看就知道她是个挨打的，”洪月娥边走边说，“她，就免于处分吧。”
　　我说：“她也许被打伤了，要不要送她去医务所”
　　洪月娥“哦”了一声，又回到９号号房。她扳着梁佩芬的身子，前看看，后瞅瞅，说：“嗯，梁佩芬，你嘴巴流血了，痛吗？”
　　梁佩芬一副想哭又不敢哭的样子：“报告大队长，我全身都痛，我要求住院检查，保外就医。”
　　“啊哈！”洪月娥夸张地叫了一声，“梁佩芬，你倒想得美！
　　保外就医？不就是脸上破点皮，牙齿出点血么，自己到水房洗洗，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是！”梁佩芬站直了身子，像蚊子一样哼哼，“报告大队长，我这就去洗洗！”
　　洪月娥向女犯们挥了挥手中的电警棍：“你们都去睡吧，还站着干吗？明天还得干活！”
　　女犯们手脚麻利地上了床。电灯也关了。９号号房霎时听不到一点声音。
　　我万分惊讶，一场斗殴纠纷，片刻就被洪月娥干脆利落地平息了。更让我纳闷的，是从来不肯按《罪犯改造行为规范》说话的前副市长梁佩芬，第一次学会说“报告”这个罪犯的常用语了。
　　一物降一物，盐水卤豆腐。我想，在洪月娥的电警棍下，再烈的牝马也会被驯化成一头小羊羔吧。

　　任思嘉——
　　回到大队部办公室，我问洪月娥要把吕金妹和关飞鸾铐到什么时候。洪月娥说：“那还用说，晾她们一个通宵！”
　　我说：“她们可是光着身子呢，夜里天气很冷！”
　　“冻不死她们。我的书呆子！”
　　“可是，她们如果要上卫生间呢？”
　　“一块儿上呀，这就叫一根草绳拴两个蚂蚱，逃不了你，也跑不了他。哈哈！我叫她们还敢再闹事！”
　　我看见洪月娥为自己想出这种惩罚罪犯的绝招而十分自得，齿间忽然掠过一阵吃冰淇淋的寒意。这绝招大队长看来是很常用的，可是，现代监狱的文明管理，能一直沿袭这老一套吗？但我是一名新警官，不敢直接这样提问题，就转了个弯子问道：“大队长，到底是谁先动的手，还没弄清楚呢？”
　　洪月娥说：“急啥？先晾她们一宿再说。对付这些贱骨头，就得先杀杀她们的威风。她打她的，我打我的。一个大队两百多号女犯，我们才二十几名管教，一出事就跟着她们打转转，不被她们累死才怪！”
　　大队长这个看法也许不无道理。那几个家伙，公然敢在号房里斗殴，真是无视监规，目无法纪！
　　“岂止是斗殴！”洪月娥说，“你看吕金妹和关飞鸾那个狼狈为奸的样子，也许能挖出个地下小团伙呢！”
　　我大吃一惊。我知道狱中如果出现什么小团伙，那是多么严重的事件。可是，我这个中队长怎么毫无察觉呢？“我看吕金妹、关飞鸾背后准有啥见不得人的事。”洪月娥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我早发现这两个贱货总是鬼鬼祟祟、勾勾搭搭的，只是一时还没抓住她们的把柄。现在好了，她们的狐狸尾巴总算露出来了，我们正好来个顺藤摸瓜，你得给我好好查一查！”
　　洪月娥说完用信赖的目光瞅着我。
　　“我？”我大吃一惊。我不知道大队长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对，明天你就提审她们。这一段生产任务太紧，快把我累死了，我压根儿顾不过来”洪月娥伸了个懒腰，把这事撂给我就想走。
　　“可是我，大队长”我连忙拦住洪月娥，想说说自己的困难。我是个刚到任不久的中队长，对全中队五十多名女犯并不知根摸底，哪能担此重任？
　　可是洪月娥没让我说下去：“小任，我知道你有畏难情绪。
　　可是，你想吃狱警这碗饭，你就要敢于碰硬。吕金妹、关飞鸾是全大队最难剃的瘌痢头，现在又加上个阴阳怪气的梁市长梁佩芬，你要是能把她们治服，嘿，你就能在全大队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可是我”我这样说的时候，吓得快哭起来。
　　洪月娥说：“我的研究生，你不是读过那么多书，又懂得那么多文明管理的大道理吗，几个调皮捣蛋的女犯还对付不了？”
　　我不能判断大队长用的是激将法，还是话中带刺，但是，我不敢反驳她。监警系统实行军事化管理，官大一级压死人。
　　“小任，我还得给你交个底，这事我不插手，我忙。”洪月娥的语气更加严肃了，“也不让别的大队干部插手。我就是要让你单枪匹马去处理好这件事”
　　我再次张嘴想说什么，洪月娥脸上却有了笑容，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小任，你准行！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实话对你说吧，能不能当好这个中队长，上自监狱首长，下至干警战士，一个个都瞪大眼睛瞅着你呢！”
　　洪月娥根本不想听听我有什么想法，一说完径自起身走了。
　　我望着她像男人一样高大挺拔的身板，一摇一晃地向走廊的尽头走去，眨眼消失在黑洞洞的楼梯口。
　　这一晚我没有睡好觉。我知道，我现在不是在大学读书，遇到难题能够随时向老师发问；也不是像我的许多同学那样，到了学术部门做研究，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跟同行们自由探讨。我现在是女监的一名一级警员，身上橄榄绿的警服，头上闪闪发光的国徽，肩上两杠三星的肩章，这一切都提醒我：大队长下达的命令，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夜很黑很静。窗外树林里传来田鼠被长虫逮住的惨叫声，很是恐怖。吕金妹、关飞鸾的无赖相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她们在背地里干了些啥名堂？真是个小团伙吗？如果真有个小团伙而没能及时发现和铲除，吵架干仗只算小事一桩，弄不好还会发生行凶、越狱、暴动等等恶性事件。我愈想头皮愈发麻。我这块料子，适合当监狱警察吗？我冒冒失失穿上这身橄榄绿，是不是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
　　不！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作出这个重大决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几个月前，正是北京炎热的仲夏，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已经顺利通过。导师非常满意，说要推荐我继续攻读博士。
　　这真是千金难买的机遇啊，同窗们都用羡慕或嫉妒的目光打量我。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在一份政法报上读到一条消息：Ａ省西部山区有一所清水潭女子监狱，从设备到管理都挺现代化。就在那一瞬间，我胸中波翻浪涌，作出有生以来最重大的决策：我不想再读博士了，我要到清水潭女监去当一名监狱警察。
　　我的父亲是个老律师，在五七年错划成右派，蹲过十多年监狱。直到平反之后的多少年，也就是我已经长大懂事的日子，还常常看见父亲好端端的突然在噩梦中惊醒，双目失神，满脸惊惶，喊着：“天呀，天呀，我又梦到蹲大牢的情景了！”他虽然很少向家人提及蹲大牢的情景有多么可怕，但是，他脸上久久驱之不去的恐怖，却非常有力地激发着我去探索中国监狱的好奇心。
　　于是，我后来就上了警官大学狱政系，再读研究生，我的研究方向是罪犯改造心理学。在我的潜意识里，到底是想亲身见识一下监狱的生活呢，还是要去拯救失足姐妹的灵魂，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立志写一部自成体系又有理论深度的《女性罪犯改造心理学》，是早就定下的宏愿。
　　我的想法在家里引起一片混乱。
　　我的母亲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教授，又是基督徒，人到中年才有我这个独生女，像疼爱自己的心肝肉，一边哭泣一边对我说：嘉嘉，你犯什么傻？放着博士生不读，去当看管女犯的警察。再说，千里迢迢的，妈也不放心呀！
　　父亲却非常理解和支持我。他说：要想把女性罪犯的心理规律摸透，去女监当几年管教员，那是再好不过的。那里有许多知识，你就是读了博士再读博士后，也别想学到。
　　我们家一向很讲民主，争吵几天，终于以二比一的多数通过了我的选择。
　　我坐了两个多小时飞机，乘了一天一夜火车，又搭了大半天汽车，这才到了Ａ省西源市。嘿，我看见这座山城四周都是郁郁苍苍的山，风景比北方美得多，就是天空明显比北京的小。小得像一块天蓝色的大饼。
　　当天，监狱长就接见了我，发给我一套橄榄绿警服，授予我一级警员警衔，还让我当五大队三中队的中队长。我受宠若惊，说监狱长，别，别，我是来学习的，就让我当一名普普通通的警察吧！
　　监狱长姓赵，是一名年过半百的老警官，肩章上缀着四杠一星，相当于少将级警衔。她一脸严肃地说：“这哪成？你是研究生，让你当个中队长，已经是大材小用了！”
　　我后来才知道，在当今社会，任个什么职务也是有讲究的。
　　研究生在大学里可以当讲师，在部队能够当上尉，在警察队伍里当一名一级警员，自然不算过分。
　　赵监狱长又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中队是专门关押经济犯的，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都有，早想找一个大知识分子来管教她们哩，现在可好了，有你这个名牌大学的硕士生来当中队长，一定能管好这个中队。”
　　赵监狱长真是太高估了我。我连忙申明我是出了家门就进校门又进机关大门的那种“三门”干部，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的，怕是不堪重任。
　　赵监狱长叫我别担心，她说她已经给我准备好两位最好的老师。一会儿，她就让我见到我的两位正副大队长洪月娥和章彬彬。洪月娥武高武大，有一股男子汉的阳刚之气；章彬彬则苗条纤细，富有女性的秀美；洪月娥说话粗门大嗓，章彬彬说话细声细气；洪月娥抬手投足都风风火火，章彬彬待人接物忒平和细腻。我的两位顶头上司，从外到里的这种反差，给我第一眼的印象，就像一个拳击手与京剧青衣站在一起，对比是如此鲜明。事后我很快就知道，赵监狱长对第五大队两位大队长的评价，可是一点也不过分。洪月娥和章彬彬都是有二十来年警龄的老警官，在全女监的名声可是响当当的。
　　洪月娥和章彬彬把我带去走马上任时，我的三名助手—王莹、董雪和林红已经在中队部办公室恭候。她们都是跨出警校校门不久的毕业生，二十来岁，是我的小妹这一等级的小字辈。
　　洪大队长一落座就说：“小任，来，让我看看你的手。”
　　我把手伸出来：“你会看相？”
　　“会一点！”洪月娥把我的小手抓了过去。
　　我觉得我那只可怜的小手，搁在洪月娥的大掌上，就像一只小鲫鱼落在一个大簸箕里。
　　“啊，啧啧！”洪月娥连声惊叹，“你看你看你这手，细得像麻秆，嫩得像小葱，你自出娘胎也没干过粗活吧，你怎么吃得了狱警这碗饭！”
　　我没有料到大队长的欢迎词竟是如此出言不逊。我就带着气儿说：“我不信，你们干得了，我也干得了！”
　　“我的研究生，你先别吹！”洪月娥说，“劳改劳改，女犯们得成天劳动，中队长也得跟着进车间，下大田，不要你动真格的，也得做个样子吧！还有，你看你看，你天生一张娃娃脸，长得像董文华，上电视，上电影，蛮适合的，要让你看管犯人啊，哪个会怕你？”
　　“犯人还能吃了我？”我打心里不服气。
　　“哈，女监吃饭管饱的，自然不会吃了你。”洪月娥笑笑说，“可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些啥样子的人？盗窃犯、诈骗犯、抢劫犯、杀人犯、人贩子、老巫婆你怎么管得住她们哟？”
　　我心里真有几分发怵，一时不敢接话，也许脸色也变了。
　　章彬彬就安慰我：“小任，别怕，别怕，洪队你这死家伙，尽是唬人！小林、小王、小董从警校出来也才一两年么，不干得好好的。”
　　林红说：“我们算个啥？小任，你要学，就向我们两位大队长学。”
　　董雪说：“我们洪队是有名的‘铁姑娘’、‘铁拳头’，是全省的模范警察。”
　　王莹说：“我们的章副是有名的‘特殊的园丁’，是全市的‘三八’红旗手。”
　　我对我的两位顶头上司肃然起敬。但是，我要真正了解她们，还得许多时日。但一旦了解了她们，我觉得她们的事儿足够我写下一本厚厚的书。
　　第二天清晨，五大队女犯出罢早操，洪月娥喊了口令，让两百多名女犯站成三列的横队。章彬彬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到队前训话。我头一次见识文质彬彬的章彬彬竟有如此的神威：她抬眼向女犯们一扫，全队鸦雀无声。她讲话的主题是女犯一周改造表现总结。说着一口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高不低，节奏不快不慢，条理非常清晰，几乎可以跟大学教授的口才媲美。更让我惊讶不已的，是章彬彬惊人的记忆力。她几乎把女犯们一周的表现都装在脑子里，一会儿表扬这个女犯哪月哪天做了什么好事，一会儿批评那个女犯何日何时犯了什么错误，谁吃饭时浪费粮食，谁浇园时多浇了两担粪啥都说得清清楚楚，女犯们一个个听得支棱起耳朵。女监的规矩，听干部讲话，女犯们是不许鼓掌的，如果没有这个条款，我想，章彬彬一讲话，肯定是掌声不断，掌声如雷。
　　章彬彬训完话，洪月娥介绍我这个新来的中队长，而且要我说几句话。我往队前一站，看见女犯们灰蒙蒙一片，像神话影片中从山洞中冒出来的妖魔鬼怪似的，都有一张麻木陌生的脸，无数蜥蜴似的眼睛，冷冰冰地瞅着我，我就吓得双腿有些发软。独处的时候，面对书本和纸笔，我可以天马行空，心游万极；在课堂讨论会上，我也能滔滔不绝，出口成章。可是，要我在女犯们面前作队前讲话，这是史无前例的头一遭。我好容易想起对这些女犯说了些希望她们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之类的话，忽然看到站在后排的两名女犯（后来才知道她们就是吕金妹和关飞鸾），一边窃笑，一边交头接耳，就随口大声提醒：“喂，请后排那两同志注意啦，不要随便说话！”
　　“哗—”黑压压的女犯们像突然开了锅，一阵轰然大笑。
　　洪月娥一步跨到队前，高喊一声：“肃静！肃静！”
　　全队女犯立时鸦雀无声。
　　这第一次队前训话像是过了一次磅，立时就称出人家老警官重如九鼎，我这新警官轻如鸿毛。
　　事后，洪月娥给我好一顿剋。她说，你要知道，你面对的那些家伙，是罪犯，是人渣，是垃圾，是贱货！你呀，称她们“同志”，还“请呀请”的，好像跟她们就是一个革命队伍的阶级姐妹哩。
　　我满脸羞惭，无地自容。
　　洪月娥又谆谆教导：老一辈狱警说，一个好看守要有一张包公的脸，一对豹子的眼。包公的脸是黑的，冷若冰霜；豹子的眼又亮又利，像刀子一样。不用说话，只往犯人跟前一站，再凶的罪犯也得身子筛糠双腿发软。小任啊，对待罪犯哪能像你那样嘻皮笑脸的？
　　我把洪大队长瞟了瞟。她还真有一张包公脸和一双豹子眼。
　　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们的大队长长得很丑。不，她虽然块头高大，身材还是相当匀称；一张满月似的圆脸，白里透红，一双特别有神的眼睛，乌黑发亮，笑起来也不乏女人的妩媚。但是，她给我最突出的印象，还是浑身有一股肃杀之气，阳刚之气。这也许是二十多年狱警生涯养成的素质。她只要往女犯们跟前一站，那脸就像刮起十二级台风，说黑立马就黑；双眼像乌云中炸出的闪电，倏地就电光闪闪。天呀，我可能一辈子也炼不到这个火候，心就有些儿后悔，我也许不该大老远从北京跑到清水潭来。
　　章彬彬倒十分宽容为我解围。她说人家这是头一次，只要跟着老干警认真学习，慢慢地就习惯了。
　　事后章彬彬又给了我很多鼓励。可我就是不争气，接着又闹过几次笑话。传呼女犯到办公室来个别谈话，女犯刚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我立即下意识站起来，还热情地给人家搬凳子，弄得女犯既尴尬又暗暗发笑，坐又不敢坐，让又不好让。
　　在监狱中，罪犯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有一定之规的。比如走路吧，犯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跟干部争道，更不能并排行走。有一天，下着小雨，我撑着一把雨伞去食堂吃饭，一个女犯见我走来，远远的就让在道旁站住了。我一时又忘了犯人给干部让道是必须遵守的监规，竟怕女犯在雨中淋着，让出半伞的位置要她同行。这又叫那女犯不知怎么着好。
　　管教干部对于女犯，第一印象真是太重要了。此后任凭我绷紧了脸，瞪大了眼，也没几个女犯怕我服我了。
　　都说“恶狗欺生（善）”。女犯比起家犬来，总要更刁钻更凶狠也更有灵性，能不欺负我！
　　“研究生，你不是读过那么多书，又懂得那么多文明管理的大道理吗，那么几个调皮捣蛋的女犯还能对付不了？”我耳边响着洪月娥略带男性的沙哑的声音。“你想吃狱警这碗饭，你就要敢于碰硬”
　　现在细细回味，大队长这些带刺的话显然是对我的嘲弄。我对她的粗暴作风，曾经委婉地提过意见，她是不是借此来将我的军？
　　不！我才不想吃狱警这碗饭，我想道。但是，既定目标不能动摇。为了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一定要学会和女犯们打交道。吕金妹、关飞鸾和梁佩芬是全中队的“瘌痢头”，绕也绕不过去的，碰硬就碰硬吧，我准备打一场攻坚战。

　　任思嘉——
　　我打开Ｈ．Ｅ．伯特的《犯罪心理学》，还没看上三行，就听到有人在办公室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嗓音不高，女犯们在管教人员面前都是这个熊样，就是借她们个虎胆，她们也不敢高门大嗓说话。但我确切听到了这声“报告！”而且听清喊“报告”的人是吕金妹。然而，我样装压根就没听到这个声音，照旧埋头看书。经过一天一夜的琢磨，我知道我不能再像做学生那样没点儿钢性了，得学学洪月娥，摆出一副女警官的威严。我看到许多老警官提审女犯，都是这样开头的：
　　她们对于女犯的“报告”和到来，总是爱理不理的，那是绝对的藐视，先给她们的心理上来一个下马威。
　　“报
　　吕金妹在门口晾了一会儿，稍稍提高声音再喊了声：
　　告！”
　　我这才从书本上抬起头，板着脸孔说：“进来！”
　　吕金妹脚步轻轻的，像个幽魂飘过来，飘过来。这也是女犯在牢中磨出的性子，在干部面前走路总是无声无息，像个贼。我忘了下口令，她竟一直走到我跟前来。
　　“站住！吕金妹！”我大声喝道。
　　吕金妹吃了一惊，戛然止步。
　　“怎么？把‘５８条’忘光了？”我自己也听出我的声音像冰一样冷。
　　“５８条”是中央司法部下达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规范”对罪犯的生产、生活、学习、待人接物和文明礼貌都有非常具体明确的规定，共５８条，管教人员和女犯们简称之为“５８条”。吕金妹声音轻轻地说：“没，没有！我都记着呢。”
　　“第５３条怎么说的？你给我背一背！”
　　吕金妹马上意识到自己出了错，退后两步，笔直站定，像小学生背书似的背诵道：“第５３条，听到中队长和管教人员传唤时，应立即答‘到’，并迅速到离中队长和管教人员两米处站好，听候指令。”
　　“好，背得一字不差！”我说，“可是，你做的事情，是不是都符合‘５８条’？”
　　“是的。不，不！”吕金妹想了想，换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报告中队长，我是努力按着‘５８条’来做的。”
　　我看见眼前这个吕金妹，和昨晚打架的那个吕金妹，已经判若两人。洪月娥那根火花爆炸的电警棍和一副铮铮闪亮的手铐，把她整得蔫不邋遢的了。
　　我说：“你昨晚的行为也符合‘５８条’？”
　　吕金妹说：“中队长，我错了！”
　　“违反了哪一条？”
　　“违反了第二条第５款：不准打架斗殴、不准聚众滋事”
　　“好啊，吕金妹，你一点不笨，‘５８条’条条款款记得一字不差。可你怎么总是屡教不改，屡错屡犯？”
　　吕金妹装出一副万分委屈的可怜相。她一再申辩：打架，她是一千个错一万个错了，可是的的确确是梁佩芬先动的手。
　　我当然不能相信她的鬼话，梁佩芬虽然是个贪污受贿犯，可她毕竟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年女子，是任过很高职务的干部，决不会因为吕金妹下床不小心踩了她的手，就轻易动手打人的。
　　我冷不丁地问吕金妹，除了打架，你和关飞鸾在背后还搞了些啥名堂？
　　吕金妹就叫起屈来，说她一向人前人后一个样，老老实实遵守监规，哪会在背后搞名堂呀？说着，她一下子站直了，眼里掠过一丝惊惶。大凡蹲号子有些年头的老犯人，都知道这个“在背后搞名堂”的罪名的严重性。
　　终于戳到痛处了。我想着，就乘胜追击，说：“吕金妹，我抽屉里有好几张揭发你的材料呢，就看你老实不老实了？”这种虚张声势的恫吓，我也是前些天才从老警官那儿学来的。
　　吕金妹大喊冤枉，她说肯定有谁在背后捅刀子，落井下石，同时又一个劲赌咒起誓。我看不出有多少欺诈，虚张声势的“攻势”又减弱下来，冷冷地瞅着眼前这名女犯：她有一副姣好的身材，皮肤虽然偏黑，却富有光泽。眼眶细长、眼角上翘，是那种很会卖弄风情的丹凤眼，再配上乌黑的眉毛，挺直的鼻梁，丰满的双唇，公正的说，她如果不是穿着一身灰不溜秋松松垮垮的号服，而是换上一套新潮时装，你就不能不惊叹她的靓丽妩媚了。
　　即使是两年多的牢狱之苦，也没有把她身上的风尘痕迹打磨干净，特别是那双勾人的眼睛，在不大安分顾盼神飞的时候，会令人想起俗艳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着招蜂引蝶。
　　为了打好这个“攻坚战”，我作过充分准备。我把吕金妹和关飞鸾的分量掂了掂，吕金妹年纪大些，又是有两年“狱”龄的老囚犯，比关飞鸾老练狡猾得多。“擒贼先擒王”，拿下了吕金妹，关飞鸾就不在话下了。所以，我第一个就传讯吕金妹。事先，我认真阅读过吕的犯罪档案。她二十二岁，是Ａ省西部山区一户农家的孩子，父母生了三女一男，吃饭人多，干活人少，日子相当紧巴。吕金妹才锄头把那么高就开始分担父母的重担。
　　可是，山沟沟里除了在田土里刨食，再怎么能干也挣不到钱，为了让哥哥娶亲，让妹妹上学，她十七岁那年出外打工。在一个叫做“小香港”的新兴城市待了一年，开始出卖皮肉，后来又拉别的姑娘下水，被定了个教唆介绍卖淫罪，判了十二年。材料不多，一份判决书，盖上法院的大印。我觉得那大印的印泥像鲜血一样漫漶开来，吕金妹淹没于一片血红的大海中。还有一份认罪书，是吕金妹亲笔写的，字还清爽，但错字连篇，就那么几张纸，我读出了多少罪孽和无耻，品出了多少屈辱和辛酸！
　　这会儿我想起吕金妹犯下的罪孽，打心里鄙视这个出卖皮肉又出卖灵魂的女人。可是，她并非天生的无赖坯子呀！她的堕落有没有社会的责任？这么想着，我审问的口气也就没有开头那么严厉了。我前面说过，我的恻隐之心注定我不能当一名好警官。
　　更加要命的，是这时我看见吕金妹连打了好几个哈欠，眼眶里噙着晶亮的泪水，我的恻隐之心又悄悄作怪。我瞟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指针快走到九点半。我想起昨晚吕金妹和关飞鸾被铐了个通宵，白天又不敢违抗洪月娥的命令，得乖乖下工场去干活，就是个铁人也撑不住呀！再这么穷磨下去，也查不出个究竟，暂且让她回号房睡觉去吧！
　　当熄灯的铃声像一只鸽子带着鸽哨在女监大楼盘旋的时候，我对吕金妹无奈地摆了摆手。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草草收兵。

　　吕金妹——
　　熄灯的铃声响过后，同改们都上床挺尸了。号房里很快鼾声四起。一会儿，我还听到有人说梦话，有人在梦里唉声叹气。一天活儿干下来，一个个累得骨头散架，老犯们都是脑壳一挨枕头就睡死的。可是我的下铺，那个女市长、贪污犯梁佩芬的床上又开始响起窸窸窸窣窣的声音，像一只小老鼠在墙旮旯里啃苞谷。接着，有一股香喷喷的气味穿过床板和草席，飘到我的床上来。我的鼻腔像有只小虫子爬着似的发痒，我嘴里含满的口水快要淌下来，我的胃肠像伸出五只手，拽得我火烧火燎翻江倒海。他妈的，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哪！都是一样的女人，都是一样的一张嘴巴一个鼻子两只眼，她梁佩芬过去当官我做“鸡”；就是进了号子，她的日子也比我滋润千百倍。听说她不仅当过大官，还是我们章副大队长的老战友好姐妹呢！难怪，她入监后就没干过重活脏活，又吃不惯牢里的饭食，我早就发现她的衣箱（我和关飞鸾把它叫做“百宝箱”）里藏着吃不完的高级蛋糕、曲奇饼干、牛肉干、火腿肠、巧克力那是她绝密的小仓库。一到半夜三更，这臭娘们先是一阵一阵叹气，接着就蹑手蹑脚下床，像贼似的打开她的“百宝箱”，悄悄地拿了许多好吃的零碎，躲在自己的床上尽量不敢出声地细嚼慢咽，有滋有味地吃宵夜。
　　这臭娘们这一顿宵夜一般要吃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才能安安静静睡着。可我的肚子却叫得愈来愈响了，我真恨不得下床去打开她的“百宝箱”。但是，我不敢。新来的任中队长刚刚找我训过话，要是再栽个筋斗，我还活不活呀！
　　“你要好好交待，你和关飞鸾在背后搞了些啥名堂？”
　　任中队长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这黄毛丫头没啥好怕的，她要想跟我斗，到老君炉里再炼上三年也不到火候。我想她对我盘根刨底查问，准是洪大队长的主意。那个活阎王母老虎有多狠心哪！要真给定上个啥罪名，我准要罪上加罪。再加判个三年五载，我这一辈子可就玩完了！
　　我不能坐着等死，我得赶紧找关飞鸾想想办法。
　　号子里非常静，我支起耳朵听了听，同改们都睡死了，梁佩芬也睡死了，还不断磨牙，准是半夜吃东西不刷牙，虫子这会儿来“吃”她了。我轻轻坐了起来，猴着腰去摸关飞鸾的脸蛋儿这小妞也睡上铺，脑袋瓜紧挨我的脚丫子。我伸出一个手指，在关飞鸾脸上挠着痒痒。这小妞的皮肉真嫩，脸蛋儿像水豆腐。我刮她左脸，她侧身向右；我刮她右脸，她再侧身向左。折腾好一会儿才把她弄醒。她哼哼唧唧说，干吗呀干吗？我拖着她的手说，快，到我铺上来！她磨蹭着，我硬拽她，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对她说，她才不大情愿地爬到我床上来。
　　关飞鸾钻进我的被窝里，我禁不住把她紧紧搂着。这小妞儿浑身没骨头似的，像鱼儿一样滑溜溜的，搂在怀里真舒服。我亲了亲她的脸蛋儿，心里就火烧火燎。她进号子那会儿，我跟她结过“对子”，还偷偷亲过嘴，后来干部看得紧，我们都死了那个心，不敢往一块儿黏黏糊糊。关飞鸾在我怀里忸怩着，还以为我要跟她亲昵呢！我说，你臭美啥呀你？就要大祸临头了，我还有那个心思！关飞鸾说你别唬我，到底出了啥子事？我说中队长今晚找我谈过话了，问我们俩背后有没有搞名堂，这不是要查我们有没有搞地下团伙吗？要是真定下这个罪名，我们就得罪上加罪，死在这牢里啦！关飞鸾在我怀里一个劲颤抖起来，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我把关飞鸾搂紧了些，说，别怕！小妹，我们只要死不承认，她们也不能定个屁罪。
　　在号子里，“５８条”明文规定，犯人之间只能叫名字，不能叫绰号，更不准称兄道弟呼姐叫妹的。可我和关飞鸾关系特好，在背地总是姐妹相称。因为这样一叫，真会想起我的亲妹子，想起我的亲人们，心里也会好受一点儿。我蹲大牢她们一次也没来看过我，我真想死她们了。
　　关飞鸾也亲亲地叫了我一声姐，说还有梁佩芬呢，她要是把我们揍她的事情全抖出来，我们俩也吃不消。我想了想说，你放心，我有办法。关飞鸾已经被洪月娥那只母老虎吓破了胆，连连说，姐，你千万别再揍她，她一叫唤，倒霉的又是我们俩。我对着她的耳根说，放心！小妹，我不会再动她一指头，但是，我有治她的办法！关飞鸾问我有啥子办法，我说暂时保密，你走着瞧好了。
　　临了，我又抱着关飞鸾亲了个够。嘿，那妞儿的细脖子像笋尖尖样白嫩，有种香香的气味，真好闻！
　　第二天深夜，在同改们都睡死的时候，我听到梁佩芬那臭娘们又开始吃她的宵夜，嘴馋加上饥饿，呼地一下把我心头的怒火点燃起来了。我掏出一小包细沙，这是我白天下地干活早准备好的。我把床单草席掀开一点儿，找准了床板的缝隙，撒下了一小撮沙子。心里骂道：臭娘们，我给你来点胡椒面！我听见梁佩芬摊在被子上的一张报纸，响起了沙沙声，她以为是我翻身撒下的灰尘，也没太在意，把报纸拿到床外抖了一抖，又继续吃她的“宵夜”。
　　我看这招不灵，又掏出一只装着毛毛虫的小药瓶。这也是白天下地干活悄悄准备好的。女监果园和菜地里毛毛虫多的是，有白的、灰的、黑的、菜青色的，捏在手上像蚕一样，软绵绵的叫人毛骨悚然。更可怕的，是毛毛虫大都有毒，在你胳膊上一爬，就会肿起一条紫疙瘩，一溜红疙瘩，那种钻心的奇痒会持续好些天，弄得你站不安宁睡不安心。我用这种办法整过不少敢于跟我过不去的同改，每回都吓得她们丢魂失魄，还没有谁敢不服我。
　　借着窗外的月光，我用发夹子把一条肥嘟嘟的毛毛虫拨拉出来。
　　它像知道即将去担负什么重任，居然把粗壮的脊背拱了几下，像是对我表示忠诚。我又掀开床单和草席，对准床板的缝隙，瞄准一个最佳位置，把毛毛虫拨拉下去。随即，我听见梁佩芬轻轻惊叫了一声，一家伙就蹦下了床。毫无疑问，那条毛毛虫已经准确无误地掉在她的脖颈里。
　　我连忙下了床，假惺惺地问道：“怎么啦？怎么啦？”
　　自从前天晚上跟梁佩芬干了一仗，我们已经白眼相对，两天多没说过一句话。我主动下床关心她，她好像很感动，连声说：
　　“谢谢，谢谢！好像有一条虫子掉在我的脖子上。”
　　我说：“让我帮你看看。”
　　这晚月光很亮，从铁窗照进来，我很快就找到那只毛毛虫。
　　我拈起那条该死的虫子让梁佩芬瞧了瞧，一下扔到窗外去。
　　我说：“你得赶快去抹点肥皂，要不，会把你痛死痒死的！”
　　梁佩芬趿着鞋子去厕所，我立即跟了去，主动效劳，用香胰子沾上点清水给她红肿的脖子抹了一遍又一遍。梁佩芬受宠若惊，对我千恩万谢。我说你也不要谢我了，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梁佩芬陡地又紧张起来，瞪大眼睛说，有话明天说好不好，现在深更半夜的。我说，这话就是深更半夜才好说，这会厕所里只有我们俩，最好说话。
　　梁佩芬两眼怯怯地盯着我：“说吧，说吧，我听着。’我说：“梁佩芬，你不要生气！前会儿的沙子和毛毛虫都是我为你准备的。”
　　梁佩芬一下子脸都吓白了，话也说得结结巴巴：“你、你、你为啥恶作剧？我、我、我要去报告”
　　“你别嚷嚷，也别去报告。你要敢去报告，最后都会像毛主席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说，“你想想，我们经常进果园下菜地干活，谁的号服里带回一点沙子一条毛毛虫，那可是常有的事，干部就能相信我是有意要整你？”
　　梁佩芬一下就泄了气，可怜巴巴说：“嗨，吕金妹，我跟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为什么老要跟我过不去？”“是你跟我过不去。”
　　“我哪里得罪了你？”
　　“你天天深更半夜在我下铺吃东西，你说你说，我能受得了？”
　　梁佩芬在黑暗中沉默着，愣了半天才叹了口气：“嗐，你想吃啥，只要说一声，我分一点给你吃，我不会小气的。”
　　我说：“我不是贪吃的猫。”
　　“你要怎么样？”梁佩芬急得快哭起来，“快快说吧，被干部发现，我们都要倒霉！”
　　“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出卖我。”
　　“啥叫出卖你？”
　　“不管干部问你什么话，你都不能把我端出去。”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比如，我们前天打架的事，你不能出卖我。”
　　“嗯，还有呢？”
　　“我和关飞鸾的事，你也不能多嘴！”
　　梁佩芬这臭娘们到底是当过大官的，低着头，一张臭脸拉得老长，像思量着什么大事，默神了许久，也不肯给我干脆的答复。
　　我不得不给她加点儿温。我说梁佩芬，你也不要端你那臭官架子了。你判十五年，我才判十二年，两人是半斤对八两。可我才二十二岁，你已经四十出了头，你要跟我过不去，我就奉陪到底，要上铐，两人一块上；要关禁闭，两人一块关；要加刑，两人一块加。就看谁耗得过谁吧！我出去的时候，还有一大把日子好过的。你呢，多熬几年也就熬成个老太婆！
　　梁佩芬还是不吱声。我不得不再给她一点厉害的。我说好吧，好吧，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我会奉陪到底的。你呢，在我下铺，我今天给你床上撒一把胡椒面，明天给你床上放一条小虫子，我就看你还敢不敢跟我作对！
　　梁佩芬叹了口气，说：“好吧，好吧，今后我再不会惹你了。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这还不行？我会要求调换一个铺位，甚至调换一个号房。”
　　我轻轻冷笑一声说：“哼，不管你逃到哪里，你的‘百宝箱’是保不住了。”
　　这是对梁佩芬最致命的一击，她一下子就老老实实投降：
　　“别，别，请你千万别把这事报告干部！”
　　我说：“这么说，我说的条件你都同意了？”
　　“好吧，好吧！”梁佩芬回答得很勉强，几乎快哭出声。
　　我主动伸出手，说：“来，我们握握手。”
　　梁佩芬很不甘愿地把手伸给了我。嘿，这臭娘们的手细皮嫩肉，到底是当大官的手。

　　任思嘉——
　　下一个站在中队部办公室墙旮旯里的女犯，是关飞鸾。
　　我还没有开口问话，先把关飞鸾上上下下瞅了一眼：她清亮的黑眸子里稚气尚存，胸脯发育得不够丰满，嘴唇微微上翘，唇角隐约可见细细的茸毛，整个儿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女中学生。我不由在心里暗暗叹息一声：这个女犯真是太年轻了！
　　随即，关飞鸾犯罪档案里一些主要文字，在我脑子里蹦了出来：她只有十九岁，却判了二十年徒刑，入狱才一年多一点。她的父亲是四川某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母亲是一家夜总会的女老板。关飞鸾刚出娘胎那会儿，家境并不阔绰，她记得小时候住的房子小得像鸽子笼。到了她上幼儿园的年龄，家里突然暴发，她就过起像小公主一样奢侈的生活：有最新的玩具，最好的文具，最漂亮的时装，还有左右不离的小保姆。上了中学，父母又给她买了吉他、小提琴、电子琴、钢琴，还走马灯似的给她换了无数家庭教师。总之，她要啥有啥，父母无不有求必应。但是，只有一件东西极其悭吝，那就是时间！父母太忙，只顾挣钱，对女儿的学习、成长，从来无暇过问。关飞鸾上重点小学，上重点初中，上重点高中，一关一关都是花了大钱“买”来的。
　　十八岁高考，她考砸了，无须等待发榜，她断定自己肯定名落孙山。心情有些郁闷的时候，她常去逛逛歌舞厅。她偶尔认识了几个哥们姐们，又偶尔吸上了白粉。当父母源源不断给她的几千元，上万元，都在眨眼间随着缕缕青烟而化为灰烬的时候，她开始为哥们姐们带“货”。这是吸毒者的必然之路。无钱吸毒的时候，都得“以贩养吸”。她把“白粉”藏在高跟鞋底，扎在双重皮带，埋在礼品盒的生日蛋糕里跟着旅游团来Ａ省的“小香港”旅游，头一回和第二回，她都顺利得手，像电影里带密电码的地下工作者，她做得非常秘密而机智，不仅挣够了吸毒的票子，还从冒险中获得有趣的刺激。但是，第三回她再来“小香港”，打了一辆的士去住一家豪华宾馆，刚从车上钻出来，就被两个便衣警察截住。带进局子里，警察搜遍她的全身，一无所获。最后，两名女刑警“请”她上一次洗手间，而且要看着她解一次小便。她拖拖拉拉褪下长裙、短裤，女警察又命令她解下安尔乐卫生巾。至此，用塑料纸包扎好的五十克白粉才暴露无遗。
　　我眼前晃动着从一次展览会上看到的清末民初“鸦片鬼”们形销骨立的骷髅，又想起林则徐虎门销烟那一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惊天壮举，对关飞鸾陡地增添了几分憎恶。我提高了嗓门问道：
　　“关飞鸾我昨天叫你想的事情，想好没有？”
　　关飞鸾回道：“报告中队长，想好了。”
　　被洪月娥铐了一个通宵，关飞鸾也老实多了，低着头只顾看自己那双穿着解放鞋的脏脚。
　　我绷着脸命令：“你把你们打架的过程说一说。”
　　关飞鸾说：“报告中队长，前天晚上，我就说过了，就是那么回事么。”
　　她一只腿屈起来，水蛇腰快折成三段。这家伙从来都是站没站相，我想，她入狱前大概常在舞厅鬼混，跳舞跳成这个熊样。
　　“是怎么回事，你从头说一遍！”
　　“报告中队长，就是睡在上床的吕金妹啦，下床小便的时候踩了梁佩芬的手，梁佩芬就动手打人，给了吕金妹一拳，我去拉架，梁佩芬把我也打了啦”
　　我一听就火了：“这些我都听腻了，不要再说了！我来问你，你和吕金妹在背后还搞过些什么鬼名堂？”
　　这话一出口，我就有点懊悔，这样的问话也太直截了当了，一点也不知道迂回包抄、声东击西、出其不意等等常用的审讯战术。果然，关飞鸾和吕金妹一样，一下子就把口封死了，她说她啥子名堂也没搞过，她一向人前人后一个样，老老实实遵守监规那一套和吕金妹说的如出一辙。
　　“闭嘴！闭嘴！”我突然提高声音打断关飞鸾。
　　我从来不骂女犯。从上幼儿园起，我的父母和老师都教育我不能说脏话，更不准骂人。犯人也是人，我当然也不会骂犯人。
　　“闭嘴”算是我嘴里最严厉的词汇了。关飞鸾看我真的动怒，立即闭嘴。
　　我说：“关飞鸾，你和吕金妹是订了攻守同盟怎么的？两人说的一字不差。”
　　关飞鸾低眉顺眼回答：“我们哪敢订攻守同盟呀！事情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章大队长常常教导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从来不敢说假话。”
　　听关飞鸾提到章彬彬，我也想起章彬彬常常说：“跟犯人谈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要老是压服，压服是压而不服的。”
　　我就开始耐心地对关飞鸾摆道理。“关飞鸾呀关飞鸾，你看你多年轻，才十九岁，就犯了那么大的罪，一次贩毒就贩了五十克，还有好几次没给你算总账呢！按说，把你拉去毙了也不冤你呀！
　　你的一个哥儿一个姐儿不是毙了吗？政府可是念你年纪轻轻的，又有立功表现，才给你留下一条小命呀！可是二十年徒刑也真够呛，你要是表现不好，你就是拿着青春做赌注了。你算一算吧，你今年十九，才坐了一年牢，还有十九个年头，那时出了狱，你也快满四十了，连找对象的年龄也耽误了；要是表现好，能加分，能减刑，判二十年徒刑的，提前八九年出狱的多的是，你那时才三十来岁，也还有个奔头呀！”
　　关飞鸾听着听着，眼圈儿就有些潮红起来，小鼻子也轻轻抽搐了几下。
　　我觉得有点门儿了，颇有信心地追问道：“关飞鸾，你再想想看，你有什么要说的，快快竹筒倒豆子，一家伙都倒出来！”
　　关飞鸾嘴巴一撇一撇的，半晌不开口。
　　我揣摸关飞鸾心里怕是有啥顾虑，就给她讲了半天政策，说天大的事情，只要她主动说出来，保证不上铐，不关禁闭，更不会扣分加刑。
　　关飞鸾仍不说话。她像一只羽毛脱落的高脚鹭鸶那么独脚站立着，另一只脚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儿。我忽然又走了神，心想，这双女孩子小巧白嫩的脚丫子，如果套上肉色的丝袜，再穿上钢蓝色的高跟皮鞋，扭达扭达走在大街上，会有多少回头率？
　　如果更幸运一些，她穿上红舞鞋在舞台上翩翩起舞，说不定还能当上个红舞星，能倾倒多少观众？可惜呀可惜，现在她脚上没穿袜子，裤腿挽得一高一低，腿肚子上有许多泥斑没有洗净，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是蚊子小咬亲吻过的痕迹；鞋呢，是女监统一下发的解放鞋，半年一双，关飞鸾这双已经提前穿破，鞋头上有个大窟窿，脏兮兮的大趾头肆无忌惮地探出头来我的天！这样一副鬼样子，让她的“大款”父母瞧见，该会怎样的心疼？
　　我心里有点酸酸的。但我意识到不能让任何怜悯泛滥开来，连忙镇定自己，用冰冷的声音继续审问。
　　“关飞鸾，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妈就生我一个。”
　　“你爸你妈有多大年纪了？”
　　“有五十来岁吧。”
　　“有没有来看过你？”
　　“来过。”
　　“几次？”
　　“一次。去年来的。”
　　“为什么不常来？”
　　“他们在四川老家，路远，不能常来。”
　　“想不想家，想不想你爸你妈？”
　　“想，非常想，做梦也想！”
　　“关飞鸾，就是为你爸你妈着想，也该把你做的事全说出来呀！你想想，你再这样表现不好，要服满二十年徒刑，你出狱的时候，能不能见到你爸你妈，也很难说呢！”
　　不知怎么搞的，我说这些话，无意中改成一种跟朋友谈心的语气，轻轻的，缓缓的，却意外地把关飞鸾说得伤心啜泣起来。
　　我想乘胜追击，要关飞鸾把她和吕金妹在暗地的不轨行为痛痛快快说出来。可一问起这事，关飞鸾立即不哭了，同时也再没有别的话。
　　转眼间，熄灯的铃声又响了。叮铃铃的，骤然打破监室的死静，真像一只带着鸽哨的鸽子在空中盘旋。
　　第二个回合，我依然没有什么“战果”。
　　清水潭女子监狱又陷入深夜静谧的重围。我打开那本粉红色塑胶封面的日记本，记下与关飞鸾谈话的大体情况。最后写道：
　　“女囚徒们一个个都会装得像绵羊一样温顺老实，心灵却都上了一把锈锁。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它打开呢”

　　任思嘉——
　　此后几天，我连续找了９号号房其他几名女犯谈话。我想她们与吕金妹、关飞鸾朝夕相处，也许能了解一些蛛丝马迹。可她们也只能说些鸡毛蒜皮的事儿，除了说明吕金妹与关飞鸾特别要好，有钱买点零食的时候，常常不分彼此吃来吃去；有时她们在院子里捡到几个香烟头，就偷偷躲在号房里抽。除此，一点也说不到“地下团伙”的点子上。
　　最后，我准备传讯梁佩芬。我把这着棋放在最后走，一是梁佩芬是个入狱不久的新犯，她知道的情况想必不会很多；第二，也说不出是啥原因，我对这个身份特殊的女犯，既有几分同情，又有几分发怵。是不是“虎倒威在”？我在精神上威风上还不足以压倒这位前女副市长？
　　梁佩芬是我到任一周后人监的。毕竟是当过副市长的女犯，她入监的那个来头就非同凡响。
　　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是一个天气特别晴朗的日子，洪月娥和王莹等带着女犯们到果园采柑橘去了，五大队只留下章彬彬、董雪和我正在办公室里批阅女犯们的作业和周记。清水潭女子监狱有一项明文规定：凡四十周岁以下而一字不识的女犯，必须上完扫盲班而达到小学文化程度；凡三十周岁以下而未达到初中文化的女犯，一律要进女监附设的“曙光中学”，争取达到中学水平。
　　此外，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女犯，则鼓励她们报考函授大专班。
　　同时还规定所有初通文字的女犯，每周必须写一篇周记。要女犯写周记的目的，一是练习文笔，二是汇报思想。女犯们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所写的周记和作业五花八门，有的文句流畅，有的狗屁不通，有的像鬼画符，比天书还难懂。我们得在上面批注意见，有鼓励，也有批评，还要一一订正错别字。这样，我们管教干部的许多时间，就花在女犯们那些精彩无比的“杰作”上。有人把我们比做“特殊的园丁”，既要为女犯们重塑灵魂，又要教给她们文化知识，我看我们享受这份殊荣，可是当之无愧。
　　我们正伏案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坐在靠窗位子上的董雪站起来朝楼下的大操场瞧了瞧，说：“嗬，好家伙，今天来了些什么大头头？大车小车好几辆呢！”
　　章彬彬和我也走到窗前去看热闹。女监大楼前的大操场上，停着三辆车顶装有红色警灯的小面包和一辆很气派的大奔驰。一会儿，车门打开，先走下五六个身穿警服的中年人，接着，再走下几个穿便衣的男女。赵监狱长等几位头儿，早在车前迎候，一阵热情的握手后，就把来人领到会客室去。章彬彬和董雪认出这些来客中，有省监狱管理局的副局长和罪犯关押中心主任等等。
　　这几位是清水潭女监的顶头上司，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她们仅仅从他们走路的姿势，一眼就认出来了。于是，她们以为是省里的领导下来视察，没有特别的惊奇，依旧回到桌前伏案批阅作业。
　　一会儿，女监办公室主任给章彬彬来了电话，说头儿们有急事找她，要她立即赶到会议室。章彬彬走了，董雪和我继续伏案工作。上头来了人，叫大队长去汇报汇报，也是常有的事。可是，半个多小时后，章彬彬回来了，我发现她脸色灰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半天不说话，眼神也有点不大对劲儿。我问，出了啥事？她说，没事。就那么不露声色地坐着，直到洪月娥和王莹等人从果园收工回来，大家动手收拾桌面上的东西，准备下班了，章彬彬才突然站了起来，对洪月娥说：
　　“洪队，刚才监狱长找我谈了话，要我们收押一名大名鼎鼎的女犯。”
　　章彬彬说这话的声音不高，但大家都听到了，便刹住脚，不急着下班，都支棱起耳朵听着。章彬彬却又半天不吭声，只顾咕咚咕咚喝水。
　　洪月娥急了，催问道：“怎么的？要给我们送来个溥仪皇帝那样的大人物不成？”
　　章彬彬说：“对我们女监来说，接收这个犯人，也许比侍候溥仪皇帝更头疼！”她脸上神色严肃得不可思议。
　　洪月娥拍起了桌子：“我的妈呀，你痛痛快快说出来不就结了，干吗吞吞吐吐的？”
　　章彬彬这才一板一眼宣布：总部要我们五大队接收的这名女犯，就是西源市原来的常务副市长梁佩芬！是省监管局的头头们刚才亲自把她送来的。
　　女警官们的眼睛都睁圆了：“哦，是她啊！”
　　我是第一次听到梁佩芬的大名，但从女警官们面面相觑的样子，已经掂出这个女犯的分量。但天真的我相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古训，一个副市长犯了罪来蹲大狱，也值得她们如此惊慌？张子善、刘青山贪污不照样枪毙示众？陈希同贪污腐败不照样判刑蹲号子？
　　王莹好容易从惊讶中挣脱出来，说：“天呀，天呀，梁副市长今年‘三八节’还带着一帮子人来我们女监慰问呢，才半年工夫，就成了我们的罪犯！”
　　董雪问道：“她到底犯了什么罪？”
　　章彬彬说：“贪污、受贿，听说从她家搜出金条、金砖就有十多块，美元一大捆，最后坐实总共３３．６万元。”
　　王莹问道：“判了多少年？”
　　章彬彬说：“十五年。”
　　几位女警官又同时惊叹：“哎哟！我的妈呀，坐满十五年，她梁市长也成了个老太婆了！”
　　章彬彬说：“真作孽！自己犯罪，还把老爸活活气死。”
　　我就轻声问王莹，梁佩芬她老爸是谁？
　　王莹说：“就是我们的老司法厅长梁建成呀！清水潭女监就是在他老人家手上建起来的。”
　　“哦！是他啊！”这回大吃一惊的轮到了我。
　　因为我这才想起来，我到女监第一天，章彬彬带着我在女监转了一圈，一再听到她怀着无限敬意说起过这个威名赫赫的名字。走到了女监大门口，我看到女监的八层大楼是如此气派，真是惊诧不已。章彬彬就说，你再仔细看看，那大楼屋顶上的造型像个啥玩艺儿？我看了一会儿说，是不是古建筑上的翘脊屋顶？
　　章彬彬笑笑说，不对！你看，那两头弯弯的造型，像不像半个月亮？我再凝神看了看，说像，像，太像了！章彬彬说，因为楼顶上的造型是半月形的，我们又把女监大楼叫做“半月楼”。为什么是半月而不是满月？半月就是残月，女犯都是些残破的“月亮”残破的灵魂么！
　　呵呵，我张着嘴半天合不拢了，真有意思，真有意思！我问这是谁的创意呀？章彬彬说，“是我们的老厅长梁建成。”
　　章彬彬又提醒道：“小任，你再看看，这幢大楼的外壳，贴上这些白瓷砖，漂亮不漂亮？”我看了一会儿说，“漂亮，漂亮，贴上这些洁白的瓷砖，万绿丛中一片白，这幢大楼就更加抢眼了！”章彬彬又问道：“你看清没有？瓷砖上有什么花纹？”我细看了一会儿问道，“哟，每块白瓷砖的四角都有三个小黑点，这又有什么含义？”
　　章彬彬说：“这也是女犯的象征，女犯们不都是些心灵上有污点的女人么？”
　　我问道：“这又是你们老厅长的主意？”
　　章彬彬得意一笑：“当然！”她就给我介绍这个梁建成战争年代是个威风凛凛的英雄团团长，建国后，他在这一带剿匪，抓了许多蒋介石的残渣余孽，就在这里建了一座清水潭监狱关押这些罪犯。后来他当了省司法厅厅长，清水潭女子监狱从选址、设计到施工，都是他亲自过问的。
　　还未见过那位老厅长的尊颜，但梁建成这个名字从此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后来我听到监狱长、大队长等等领导也常常把“梁建成”的名字挂在嘴边，可以说，在Ａ省司法界如果有人不知道梁建成，几乎等于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
　　但是，一个省司法界赫赫有名的老前辈，到头来自己的女儿却进了自己亲手创建的女子监狱。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我正在回忆中为这位老厅长扼腕叹息的时候，洪月娥一串可怕的冷笑把我吓醒了。“哈，哈！”她说，“活该，活该！这么大的罪，要换成别人，早拉去毙了！”
　　洪月娥真是出了名的“铁拳头”，对女犯们总嫉恶如仇。前副市长梁佩芬分配来五大队服刑，她可不像别人那样一惊一诧。
　　随后，她又粗门大嗓说：“行呀行呀，不就是个常务副市长么，有什么可怕的！来十个八个也不在话下，赵监狱长不是给我们女监的工作目标定下四句话十二个字嘛：‘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改造好。’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堂堂的警官、管教还能怕罪犯！喂，时候不早了，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欢迎这位大人物吧！”
　　看洪月娥这气壮如牛的气魄，我想她是非亲自接收梁佩芬不可了。但是，她很快说出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她明天要进城去跟兴隆鞋业公司订生产合同，时间是早约定好了的，不能更改。
　　，她轻而易举地把这桩挠头的事儿推给了章彬彬。
　　洪月娥还特别强调说：“我们大队就任思嘉是远从北京来的，和梁佩芬毫无牵连，这个女犯自然分配在第三中队。”
　　这是组织决定，我不能反对，心里却咚咚地敲鼓。我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和研究生，从来没有跟官员们打过交道。好了，现在，我天天要管教一个当过市长的女犯，心里能不发怵？
　　那天吃过晚饭，我去章彬彬家串门。我想向她了解一下，这个梁佩芬到底是何许人也。
　　我们女监干警宿舍楼，和“半月楼”隔着一个大操场和一口大池塘，为一大片松、杉混交林掩映着。又因为宿舍楼住的都是女干警，大家就戏称为“女儿国”。工余时间，我除了读书看电视，常常“周游列国”，不过拜访的都是些“女皇”。章彬彬与我住在上下楼，她不仅是我的头儿，还很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去她家串门的时间就更多了。
　　我走进章彬彬家时，她和小女儿章黛正在吃晚饭。
　　章彬彬住的是那种一间一厅的小单元。客厅的摆设简单、大方又挺有情调。几件家具都是白木制品，但小圆桌上铺上一方印有花饰的软塑餐桌布，小茶几上铺上一片洁白钩花纱巾，而且搁上一瓶万年青，电视机上兀然立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锦鸡标本，这屋里就显得相当优雅。我看见章彬彬的伙食很简单。小饭桌上只有一盘炒青菜，一碗豆腐汤，一盘葱花蛋。我心想这母女俩的生活过得挺清苦。女警官们往人前一站，全身上下一套橄榄绿，像春风中的一株翠柳一样招人眼目；大盖帽上的国徽，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那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多么令人羡慕！其实，她们的工资收入很有限，丈夫又都在外地工作，许多票子要换成火车票汽车票扔在铁路公路上，日子大都过得紧紧巴巴的。
　　章彬彬见我来串门，就对女儿说：“小黛，你吃了饭，帮妈妈洗碗好不好？妈跟阿姨聊聊天。”
　　章黛才念小学三年级，是个很听话的孩子，吃过饭，收拾好碗筷，就去房间做作业。
　　我由衷地夸了一句：“章姐，小黛真乖！”我在章彬彬家里都叫她“章姐”，这样更显亲昵。
　　章彬彬说：“有什么办法，她爸爸长年在省城工作，顾不了家，我的小黛很小就会帮我做点事。”
　　我们在小客厅的木头沙发上坐下来。我直奔主题说：“章姐，清水潭女监上千名女犯中，当过处长、当过厅长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了，今天来了个梁佩芬，怎么就把你们弄得六神无主？”
　　章彬彬连连摇头：“这个事呀，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我说：“梁佩芬今后就归我们三中队管呢，关于她的情况，你要给我交个底，日后我也好掌握个分寸。”
　　“该怎么管就怎么管吧。不过，我还是很愿意跟你讲讲我和梁佩芬的故事。”
　　章彬彬秀气的眼睛细眯起来，那神情像竭力追忆一个年代久远的梦。至于这个梦，是像童话一样美丽呢，还是像灾难一样不堪回首，我一时还难以揣测。

　　章彬彬——
　　我认识梁佩芬，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闹得天翻地覆。我从小胆小，对造反派冲冲杀杀那一套不感兴趣，整天躲在家里看小说。忽然，有一天，最新的最高指示传下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一个铺天盖地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很快搞起来。这一关我怎么也躲不过，就打起背包到了西部山区西源县。
　　那一年我十七岁。我比别人稍稍幸运一点的，是我的父亲是个从军队转业下来的医生，过去的老首长梁建成，当时是Ａ省生产建设兵团独立师师长。有了这棵大树，我没去农村插队，直接当上一名兵团战士。一套散发着棉布和染料混合气息的绿军装，穿在我发育不全的身上，显然太过宽大，邋里邋遢的。但是，我总是把胸脯挺得高高的，觉得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参军是当时最大的光荣，绿军装是当时最时髦最漂亮的服装。虽然生产建设兵团的兵没有列入正式的军籍，军帽上也没有那颗闪闪发亮的红五星，但是心里那个高兴呀，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因为有父亲老首长的关照，我在兵团的境遇又比别的战士优越。才扛了两个月锄头，修了两个月地球，又被选拔进了兵团文艺宣传队。梁师长的小女儿也在兵团文宣队当兵。他把我们俩拉到身边介绍说：“小芬，来认识一下，这是爸爸一位老战友的女儿，叫章彬彬，你们今后就天天在一块了，要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他又对我说，“彬彬，你比小芬大两岁，算是姐姐了，又是上过省城高中的，墨水也比小芬多喝几瓶么，有空儿，多教小芬学文化。”
　　小芬就是梁佩芬。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从此，我们俩好得像亲姐妹。一起出操，一起排练节目，一起演出，一起下乡下连队。我们枕一个枕头睡一个铺，连内衣内裤也不分彼此轮换着穿。佩芬老爸是部队的大首长，在那个物质极端贫乏的年代，他每月有一斤油、两斤肉、半斤糖等特殊供应。隔一周两周的，梁师长总要用吉普车把佩芬和我接到家里，吃一餐饺子，打一顿牙祭。临走，佩芬的妈妈少不了往我俩书包里塞满水果和水果糖。当然，我也没忘记梁伯伯的嘱托，一有空儿，就辅导佩芬补习功课。梁佩芬那时有幸读到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都是我从城里带去的。
　　那年梁佩芬只有十五岁，站着只有我的耳边高，在文宣队里也上不了大节目，就跟着大伙唱唱歌，跳跳舞，跑跑龙套。我可不同，从小有点艺术细胞，只经过半年多训练，就开始挑大梁。
　　样板戏里的小常宝、李铁梅、吴琼花都是我的保留节目。不是自吹自擂，年轻那会儿，我比现在漂亮多了，身段苗条，脸蛋儿也上妆，扮相好看，唱腔又学得十分地道，每到一地，观众就盼着看我的戏。那两年，我真是出尽了风头。可是，有一回，我差点儿就为演出的事栽了大筋斗！
　　那是西源地区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三周年，请我们兵团文宣队去演出。在许多节目中，有个《红灯记》选段—《痛说革命家史》，不消说，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化好了妆，穿上铁梅肩上打着补丁的衣服，突然肚子大痛起来。我捂着肚子直不起腰，额头上汗珠滚滚，一趟一趟上厕所，这是百分之百的急性肠胃炎，学名叫肠绞痧。开台锣鼓敲响了，身边没有卫生队，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一个懂点医道的老同志掐我的人中，抓我的手腕，给我做急救按摩，种种招术都无济于事。“李奶奶”已经站在边幕准备上场了，台下上千名观众都伸长脖子等着。可我还是肚痛不止，满地打滚，后台乱成了一锅粥。队长给我端来一杯开水，指导员用湿毛巾帮我擦汗。同时不断嘀咕：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是庆祝革委会成立呀！瞧，瞧！台下坐着革委会主任、军分区司令员，还有许多造反派头头我心里明白，上不了场，辜负了观众还是小事，如果哪位领导发下话来，说这是重大的“政治事故”，我和整个文宣队都得遭殃。我站起来，又蹲下了；再站起来，一阵抽筋拔脉的疼痛，再次倒下了。队长、指导员急得满台转。就在这个时候，梁佩芬站了出来，说，彬彬姐，我上！我望着她：你行？佩芬说，我行！队长、指导员也齐声问她，你行？佩芬说，我保证行！佩芬举起了小拳头，坚决严肃得就像戏中的“小铁梅”。队长、指导员交换个眼色，就说，快快准备吧！台上一阵手忙脚乱，给梁佩芬勾脸，化妆，穿上戏服，她就匆匆上场了。
　　已经嘘声四起的观众席上顿时安静下来。谁也没有发现演铁梅的换了演员，完全被梁佩芬精彩的表演吸引住。我也忘了肚子痛了，爬到边幕紧张地朝外瞧。绝了！梁佩芬的唱腔念白，一招一式，把刘长瑜学到家了，不，是把我学到家了。连一些表演上的细枝末节，她也毫不含糊。比如，念到“奶奶，您听我说！”
　　一口白牙倏地一亮，稚态可掬，娇媚万千。唱到“高举红灯闪闪亮，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她胸脯一挺，脑瓜子一昂，目光炯炯，斗志昂扬。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把梁佩芬送回后台，又再刮到前台，她谢幕三次，台下的掌声才渐渐静下来。
　　这时队长、指导员才想起该送我去医院。可是，真怪，我的肚子竟不觉得痛了。我抱着佩芬说，你演得太棒了！真的，简直棒极了！
　　队长和指导员也说，小家伙，没想到你偷偷地把章彬彬的功夫都学到手了！
　　从此，整个兵团都知道文宣队有两个“小铁梅”，一对“小姐妹”—那就是我和梁佩芬！
　　我们俩在兵团文宣队呆了两年，命运又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先是我被选拔到清水潭劳改农场当看守，每月开始能拿到二十八块半工资。那时的清水潭劳改农场，其实就是清水潭监狱，既关男犯又关女犯，女犯单独组成一个大队，也叫五大队，我们现在的五大队有时也叫做老五队，就是这个缘故。那时我就在五大队管女犯。再过一阵子，梁佩芬保送上了大学。她大学毕业后，正赶上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她又是个女的，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老爸，总之，当官的云梯一级一级都为她搭好了，从此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从干事、秘书、科长、副县长、县长，一直到当上西源市的常务副市长。可是，说句心里话，我和她在感情上是愈来愈淡了，她官升一级，我和她就疏远一分。
　　在世俗的社会，职务的差距同时也悄悄地拉开了人们心灵和友谊的差距，这已经是既十分无奈又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和梁佩芬在青春年少时结下那段真诚珍贵的情谊，那是很难从记忆中轻易抹去的。
　　命运真爱跟人们开玩笑啊。已经有好多年了，我和梁佩芬各自都忙得不可开交，一年见不上几次面；现在可好，得天天见面，只是她在铁窗之内，我在铁窗之外，她成了我的阶下囚，我成了她的管教员。

　　任思嘉——
　　亲自送梁佩芬来服刑的省监管局的头头们，当天就离开清水潭。梁佩芬和陪同她一块来女监的丈夫杨罗亭，在女监招待所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赵监狱长亲自领着他们来第五大队报到。
　　洪月娥进城订生产合同去了，王莹、董雪都带领女犯下车间，章彬彬和我在大队部“恭候”。
　　女监每个大队那一层楼的楼梯口，都有一扇成天紧锁的栅栏大铁门，而且有一名“宽管”的女犯值勤。章彬彬“哐当”一声打开铁门的时候，把梁佩芬让了进来。她脸上毫无表情，仿佛与梁佩芬素不相识。但她跟站在门外的一位中年男子打了招呼：
　　“老杨，你好！”
　　叫老杨的那个男人满脸讨好地笑着：“章副大队长，请你多多关照！”
　　这个老杨叫杨罗亭，是梁佩芬的丈夫，戴一副金边眼镜，西装革履，大背头油光可鉴，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章彬彬和梁佩芬是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和她的丈夫就不仅仅是一般的熟悉了。
　　再说，他也是西源市哪个部委的头头，很有身份的人物，所以跟女监干部打交道，可不像一般女犯的家属那样畏畏缩缩，战战兢兢。
　　杨罗亭一边说着，一边就想跨进铁门。章彬彬很快抬起一只右手，把他挡在门外。她说：“老杨，对不起，请就此止步吧！”
　　笑容从杨罗亭脸上消失了，换上恼又恼不得、哭又哭不出的尴尬。他绝没有想到章彬彬会如此公事公办吧，转身瞅着赵监狱长，显然希望她能帮腔说话。
　　赵监狱长笑而不语。
　　杨罗亭就脸孔通红：“我、我就进去几分钟，看看佩芬住得怎么样，真的，只要让我瞅一眼，我就放心，我马上就出来。”
　　章彬彬扶在门框上的胳膊不肯放下来：“对不起，我们女监还没有由亲属陪送犯人进号房的先例。让女犯们看到一个犯人享有这种特权，我们这个大队就不好管理了！”
　　赵监狱长请求谅解地笑了笑：“杨主任，对不起！请支持我们的工作，就此止步吧！”
　　杨罗亭万分无奈，只好与梁佩芬匆匆对视一眼，有点生气地转身走了。
　　“哐当”一声，铁栅门重又关严而且落下大铁锁。这种钢铁与钢铁碰撞的声音铿锵而激越，象征着监狱囚禁罪犯制裁罪犯的绝对权威。我看见梁佩芬的身子轻轻战栗一下，脸孔立时惨白如纸。
　　“ＯＫ！”我在心里欢叫一声。我想，好一个章彬彬，你这头一招干得真漂亮，现在要看下面怎么面对你的老战友了？
　　章彬彬迳直在前头引路，通、通、通，看来走得镇定而沉稳。进了大队部办公室，章彬彬把门虚掩上，给梁佩芬倒了一杯水，拉过一张椅子让过坐，嘴唇颤抖了好一阵，终于开口了：
　　“佩芬，你、你、你咳，我真的没有想到”
　　“彬彬姐！”梁佩芬像见到亲人一样，又伤心又委屈，眼里早已噙满的泪水，哗哗淌下来。“我、我我工作中是有错误，可我当了十几年的县、市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我不该落到这个地步，我、我要申诉”
　　我看见章彬彬眼里湿润润的有了泪意。她耐心地劝说梁佩芬：“申诉是每个犯人的权利。但是，佩芬，我昨晚花了一个通宵研究你的档案材料，我劝你别白费神了！”
　　“为什么？”
　　“你这个案子，认罪事实清楚，罪证取证确凿，量刑标准适度，无论怎么挑剔，在法律上都站得住脚的，你怎么申诉也没有用。”
　　“彬彬姐！你、你也这么说”梁佩芬欲言又止。
　　我想到她们老友重逢，而且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重逢，该有许多话要说吧，就准备开门走出办公室。可是章彬彬叫住了我：“别走，任思嘉，新犯人的入监手续还没有办完呢！”
　　我听出章彬彬说这话的口气很冷，脸上是公事公办铁面无私的表情，只得留下来执行任务。
　　“彬彬姐！”梁佩芬苦泪汪汪地望着章彬彬，还想说些什么。
　　“佩芬，梁佩芬！”章彬彬提高声音截住梁佩芬的话，“你站起来，咦，站起来呀！”
　　梁佩芬慢吞吞地站起来，一脸的无奈。
　　章彬彬绷紧了脸，与刚才判若两人：“梁佩芬，你认真听着，你现在不是市长，而是罪犯；我不是你的彬彬姐，是第五大队的副大队长章彬彬。监狱中一举一动都是有规矩的。等会儿，你的中队长，呶，就是这位女警官任思嘉，会发一本‘５８条’给你学习。记住，你对干部，要称大队长、中队长、管教员，对犯人，要称‘同改’，或者叫名字。”
　　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像锋利的刀子从章彬彬嘴里蹦出来，仿佛要把她与梁佩芬二十多年的友谊一刀两断。刚才委屈得想哭的梁佩芬，眼里收起泪光，换上一种无言的冷漠。
　　“你住在９号号房，走！”章彬彬掉头往外走去，“现在，我们就去给你安排一下。”
　　章彬彬和我把梁佩芬带进９号号房，安排在靠窗的下层铺位。这个号房只住八个女犯，靠南窗的铺位既通风又光线充足。
　　我心想这算是章彬彬对梁佩芬的照顾了。
　　随后章彬彬抱来两套号服，说：“梁佩芬，这是你的号服、号标。”
　　梁佩芬惊愕地愣着，不愿伸手去接。
　　章彬彬说：“这是监狱的规定。全世界的监狱都这样，除了内衣内裤，犯人的外衣外裤都是由监狱统一发放的，一律不准穿自己带来的服装。任思嘉，执行你的任务。”
　　我走到梁佩芬跟前，示意她举起手来。她知道是要搜身检查了，不悦地嘟哝着：“这、这，有这个必要吗？”
　　“梁佩芬！”章彬彬厉声喝道，“我说过了，监狱有监狱的规定！”
　　我也严厉地喊了一声：“梁佩芬，请举起双手！”
　　梁佩芬把手徐徐举起，脸上写满了委屈和恼怒。我摘下她的手表，从她兜里掏出指甲刀和钥匙串。
　　“这些都是我的日用品，你们也要没收？”
　　我说：“女监早起晚睡、上班下班，都以铃声为号，犯人不需要手表；至于指甲刀、钥匙串，为了犯人的安全，不准私人保管。这些东西我们都会一一登记，有的交给你家属，有的放在中队办公室保管。”
　　我又从梁佩芬兜里搜出一大沓人民币，也在清单上一一登记了。
　　梁佩芬又不满地嘟哝：“连钱也要没收？”
　　我解释说：“不是没收。女监规定犯人不准保管现金。今后你家属给你的钱也必须有个限量，而且也得交干部保管。我们会帮你换成代用券，你可以用代用券到监狱服务部买生活日用品。”梁佩芬对金钱几乎有一种特殊感情，看着一大沓人民币被搜走，她气得快疯了：“这、这，你们是根据什么王法？”
　　章彬彬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监狱就是监狱，不是高级宾馆，不能让犯人过太好的生活，这样有利于犯人的改造。”
　　梁佩芬连连摇头：“不可理解，不可理解！我要买点小用品怎么办？”
　　我当即给梁佩芬兑换了五十元代用券。那是一种用牛皮纸印制的相当于五分币大小的小纸片，上面加盖女监印章，有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一角等等不同的面值。仅仅从这件小事，我看到如今监狱对囚犯的管理是何其周到细致。在“文革”或更早的年代，严禁囚犯身上带钱，剥夺他们购买必需用品的权利，这当然是极不人道的。改革开放后，允许囚犯收受亲属寄来或带来一定数量的现金，随之又产生了某些弊端：如不守法纪的罪犯用现金收买管教干部，用现金役使其他罪犯代替劳动，用现金购买太多的生活用品过奢侈的生活，还有，万一囚犯越狱逃亡，有了现金他们也在行动上更为方便。有鉴于此，把现金改为代用券并且限制囚犯使用的数量后，以上弊端就基本杜绝。
　　梁佩芬盯着一大叠代用券发愣的时候，我已经打开她的一只衣箱。箱里除了衣服裤袜之类，竟有一个精致的化妆盒，里头有小镜子、小梳子、画眉笔、唇膏等等，我心里非常想笑，但是忍住了。对梁佩芬说：“除了镜子和梳子，其它化妆品你都用不上了。”
　　梁佩芬睁大眼睛：“为什么？”
　　章彬彬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梁佩芬呀梁佩芬，你怎么还不知道这里是监狱？你如今是犯人！”
　　梁佩芬不再吭气了，以下的检查就比较顺利。最后，我在她的衣箱里发现好些食品盒，有火腿肠、牛肉干、巧克力、高级饼干等等，我指着这些东西跟章彬彬交换一个眼色，章彬彬对我摇了摇头，我便装作没有看见匆匆关上箱子。
　　整个检查过程，章彬彬就算这件小事给以通融，手下留情。
　　我心想，章彬彬还是很念旧的。
　　接着，我要领梁佩芬去卫生间换号服。梁佩芬非常抵触，在章彬彬威严的目光逼视下，还是乖乖地去了。她脱下质地极好的西服和套裙，再换上灰不溜秋的既无线条也无性别的号服，原西源市常务副市长的风度一扫而光，离标准的女囚，只剩下最后一道程序了，而章彬彬已经手上拿着一套理发工具在那里恭候。
　　“梁佩芬，你坐下！”章彬彬命令道。
　　“你，你！”梁佩芬抱着脑袋轻声惊叫，“你想干什么？
　　天呀，我的头发也犯了罪？”
　　“梁佩芬，你自觉一点好不好？”我给梁佩芬端过一张凳子说，“我们章大队长可是十分照顾你了！要是叫你到楼下理发部去剪头发，你是个名人，肯定围上一大圈人看热闹，你看，是不是跟我下去亮亮相？”
　　梁佩芬终于老实坐下了。一把白晃晃的利剪，在章彬彬手上“咯啦咯啦”惨叫着。我不能判断章彬彬是作必要的预备动作呢，还是一时不忍心下手。我看见梁佩芬一头黑发稠密而漂亮，心想该花多少乌发宝蓄发精润发油才能呵护成这番模样。发型也别出心裁，绾成个香螺髻子搭在脑后，白皙的脖子便充分显示它的浑圆和修长，出席什么高层会议或者在大会上作报告，那可是仪态大方，风度高雅的。章彬彬倏地拔下一枚银簪，梁佩芬的发髻哗啦一下松开，长发飘飘，风鬟雾鬓，萧萧飒飒，乌云托月，把一张圆脸衬托得更加端庄清丽。我就想到这种发型原来是变化无穷的，像这个样子出现在与外商的谈判桌上，或是步入舞池歌厅与别的娱乐场所，可又别有一番风韵而更加令人瞩目。用我的眼光来看，梁佩芬算不上漂亮，眼睛不大，却拉了双眼皮。但是，这满头黑发却无与伦比，简直是美发大师的艺术杰作！可惜，可惜，梁佩芬啊梁佩芬，为了你的贪婪和愚蠢，你这一头乌黑漂亮的长发，可得为你无辜地牺牲惨烈地殉葬了。
　　梁佩芬抹一抹眼角的泪珠，双眼紧闭，像引颈受戮的死囚。
　　章彬彬咬咬牙，利剪张开了血盆大口。我看见，随着发丝纷纷飘落，章彬彬脸上也弹落几滴泪珠。但她很快忍住了，一边剪发，一边轻声问起梁佩芬孩子的情况、老母亲现今的病情，等等。我发现，章彬彬的询问总是小心翼翼的，轻声细语的，她深怕触痛了梁佩芬哪一根神经，常常欲言又止。即使如此，我看见她们没扯上几句，都泪眼汪汪的了。我想如果没有我在场，这些与章彬彬身上的警服警帽极不相称的贴心话，也许还会没完没了说下去。但是，章彬彬很快从感情的漩涡里挣扎出来，改换成标准的管教员的口气说：
　　“梁佩芬呀梁佩芬，家里的事都不要去想了，关键是要好好表现，好好改造，争取减刑，熬上八九个年头，你就有可能减刑提前出狱”
　　我听见章彬彬手上那把利剪“咔嚓咔嚓”地惨叫着，一下一下都剪在我的心尖上。我连忙掉头望着窗外。清源山区，几乎一个秋天没下过一滴雨，清水潭显然消瘦了许多。但潭水依然明净清澈，平静如镜。湖畔的浅滩上有几只丹顶鹤在那里觅食，天上有几只水鸟自由飞翔。我忽然想到梁建成老厅长当年选择这山明水秀的去处建起一座女子监狱，真是独具慧眼。可惜，他老人家哪里能想到，自己的女儿却进了这座他亲手创建的监狱！

　　梁佩芬——
　　章彬彬给我剪了个“马桶盖”短发，我的入监手续就全部办完了。章彬彬交待说：“梁佩芬，你自己整理整理东西，先住下来吧！”
　　她说得多轻松呀，就像这里是宾馆，是我的家。我用哀求的目光瞅着她：“彬彬姐，不，不，大队长！你、你、你再待一会儿好吗？”
　　我语无伦次，不知说什么好。但我心里清楚，章彬彬是我在这陌生环境中惟一的亲人了。她一走，我将陷入那些罪恶累累的女犯之中，那是多么恐怖！
　　中队长说：“大队长忙着呢，哪能在这里一直陪着你？”
　　“中队部办公室就在东头，有事，你向中队长报告。”章彬彬说着，指了指叫任思嘉的中队长。这个有个挺洋气名字的小姑娘，最多二十五六岁吧，长相很嫩，一脸稚气，在我们市政府里一抓一大把，都是干事、科员、秘书什么的，没有我点头，连我偌大的办公室也不敢轻易进的，现在可好，我得服从这个黄毛丫头管教！
　　章彬彬和任思嘉都走了，号房里一下子静下来，静得像地狱一般。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头发，感到脑袋瓜的分量轻了许多，就急着想照照镜子。可是，号房里没有穿衣镜，不像家里卧室、客厅、卫生间到处挂着大镜子。还好，中队长给我留下一面小圆镜，成为我日后顾影自怜的伙伴。我对着小圆镜只瞅一眼，眼泪便哗哗直流。我的天，我保养了十多年的披肩长发，我满头郁郁葱葱的柳丝条儿，我后脑勺上水雾飘洒的黑瀑布，眨眼间灰飞烟灭，不见踪影。再瞅一眼镜子里的我，这是什么发型？对男人来说太长，对女人来说太短，长不长短不短男不男女不女的，像半个西瓜皮扣在我的脑瓜上，要多丑有多丑，我还是不是个女人呀？
　　我强忍泪水，仔细打量这间号房：号房挺大，至少有三十来平方，挨墙排着四张架子床，上下层有八个铺位。床上的被子薄薄的，叠得有棱有角，没有褥子，床单相当洁净。四张床之间有四张拼在一起的长条桌，看来是供女犯们学习用的。倚墙挂着一排毛巾，架子上搁着脸盆、牙杯和八个热水瓶，都排列整齐有序，像用墨线拉过似的。墙壁白得耀眼，地板虽是那种沙砾毛糙的水泥地，但洗刷得极干净。我双眼一闭，想起今年“三八节”
　　来女监慰问，曾在章彬彬陪同下参观过这些号房。当时我还说过一句夸奖的话：“想不到现在的号房，整洁得跟军营一样。”现在，我自己成了一名女犯，再也不会把号房跟军营联在一起。这是一个与地狱尺咫毗邻而与崇高、荣誉绝缘的去处！叫我特别敏感又触目惊心的，还有墙上的两条标语：“同罪行决裂！向昨天告别！”日后我慢慢明白这两句话像唐僧对付孙悟空的紧箍咒，当罪犯忘记自己身份的时候，干部把这咒语一念，没有不头痛欲裂俯首听命的。号房朝南，玻璃窗外安装着横一条竖一条的铁栅栏。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铁窗，一个失去自由的世界的象征。一阵激烈的寒颤之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瘫软了，萎缩了，缩小成一只关在小笼子里的小鸟。再看看窗外，为群山支撑着的一片蓝天格外明丽，又恰有两只小鸟从窗前欢叫着飞过。我的天呀，我何时能飞出这个非把我囚死闷死的铁笼子？
　　我躺倒床上，哇地一声哭起来，被子枕巾很快就浸泡在我的泪水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听到电铃“叮铃铃”响起，心想该是女犯们下班收工了吧。我很快要跟许多女犯见面，心里的恐惧又加重十分。果然，一会儿，走廊上响起杂沓的脚步声，愈来愈近，愈来愈近。我连忙侧身向里，又随手扯过一张报纸盖住自己的脸。
　　一会儿工夫，我听见有人走进９号号房，通、通、通的脚步声停在我床前。有个尖尖的嗓音大大咧咧地在我的头顶爆炸：
　　“喂，新来的吗？叫什么名字？”
　　我依然躺着，不愿吱声，也不敢吱声。
　　“咦，问你呢，怎么不答话？”
　　我依然又顽强又心虚地沉默着。
　　“哗啦”一声，我脸上的报纸被人掀开了。一个二十几岁长得又好看又有些儿放荡的女犯站在我床前。她撇一撇嘴：“哟，好大的架子！还不起来跟大家认识认识？”
　　有生以来，还没谁敢跟我这样讲话。气得我霍地一下坐起来：“你、你，你想干什么？”
　　我和那女犯怒目对视了两三秒钟，她突然大声惊叫起来：
　　“呵哈，你不是梁市长吗？”
　　她认识我？我脸上的表情肯定比对方惊惶万倍。因为我一直害怕在这里遇上熟人，却偏偏就碰上熟人。我在脑子里飞快搜寻着在哪儿见过这个女犯。
　　“呵哈哈，市长大人！”那女犯放肆而无赖地笑着，“你真是贵人多忘事！你想想，今年‘三八节’，你来女监慰问我们，在女监的大礼堂，你给我们作报告看看，我们能不认识您这位市长大人？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吕金妹，就睡在你上铺。”
　　这时同号房的女犯们都回来了，在我身前围成一圈，七嘴八舌聒噪着：
　　“哟，还真是梁市长！”
　　“今年‘三八节’，你给我们送来许多书！”
　　“梁市长，你穿上号服，又剪短了头发，嘿，让我们一下子认不出来了！”
　　“梁市长，你给我们作报告那会儿多威风？瞧，把手这么一叉，站在讲台上，对着麦克风喊：姐妹们，好好儿改造，整个社会都会关心你们的嘿！现今，也得让整个社会来关心关心你了！”
　　后来我才知道，学我讲话的那个女犯叫关飞鸾，非常年轻，那个腔调，那个作派，把我作报告的样子学得维妙维肖，逗得女犯们轰然大笑。我把头埋在胸前，恨不能钻到地下去。
　　吕金妹说：“喂，喂，同改们，你们再不要左一个市长，右一个市长的叫好不好！进了号子，大家站着一般高，坐下一般齐，都是罪犯。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同改’的关系，都得叫名字。喂，你，尊姓大名？”
　　我知道她在问我，可我不答话。吕金妹就凑到我胸前看我的号标。随即叫道：“号标上写着呢，她叫梁佩芬，对，梁佩芬！”
　　吕金妹又问我犯了什么事，要关多少年。我咬紧牙关，一字不吐。都是些啥玩艺儿呀，说不定盗窃、卖淫、贩毒、杀人的，什么货色都有，我和你们不是一个粪缸里的蛆！
　　吕金妹就撒起野来，在我肩膀上操了一下：“梁佩芬，摆什么臭架子呀，看你胸前的号标，又是红牌，又是‘严管’，少说是十年出头的，说不定比我们的罪还重！你还摆啥臭架子？”
　　关飞鸾也在一旁起哄：“如今当官的犯罪，八成是贪污受贿，嘻嘻！你榨了百姓多少油，喝了人民多少血？”
　　这时到了开饭时间，要不，她们这样一直闹下去，我不被气得背过气去，她们决不会罢休。
　　女犯们在走廊上排成长队，一个挨一个地打回饭菜，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狼吞虎咽。我气都气饱了，不想吃饭，独自坐在床上发愣。走廊上有人叫我：“梁佩芬，梁佩芬！来打饭啦！”
　　我没吱声，也不动弹。
　　一会儿，就有个身材瘦弱脸庞白皙的女犯，给我打来了饭菜，轻声说：“吃吧，梁佩芬，日子长着呢，不吃饭可是熬不下去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犯叫谢芳，原来还是一名经济学硕士，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因为犯了侵占罪，判了七年徒刑。她大概表现特好，不断减刑，号服上的号标是白的颜色，那是“宽管”的标志。我慢慢地就看出她肯定是改造积极分子之类的人物，管教一天要叫几十次“谢芳，谢芳”，支使她干这干那的。
　　她也真是个热心人，一得空儿就帮助同改们学文化，也很乐意为我做些小事。
　　谢芳看我还不动弹，又催我说：“多少吃一点吧，要不然你晚上会肚子饿的。”
　　我看谢芳说得这么恳切，就端起饭碗。饭，倒是极好的白米饭，也许是当地山区刚收割的新晚稻，香喷喷的，盛满一海碗还小山似的冒尖儿；菜却不堪入目，尽是些黄不叽叽清汤寡水的白菜帮子。更要命的，是放在房门口的那两只盛饭装菜的铅皮桶儿，这里一溜黄，那儿一道黑，已经脏得看不清本来的颜色，我看过第一眼就把它们和喂猪的泔水桶联在一起了，还有啥胃口进餐！勉强扒了两口饭，我便放下筷子。这种牢饭别说吃，叫我多瞅上几眼，也足够我饱十天半个月啊。
　　我把剩下的饭菜往桌上一撂，吕金妹和关飞鸾几个很快把它瓜分个精光，还臭骂我一顿。
　　第二天清晨，谢芳又给我打来一大碗稀饭，一碟腌得黑乎乎的萝卜干。我虽然有些饿了，可瞧一眼那样的饭菜，胃酸直冒，仍没有动筷子。不要说当上常务副市长了，从十多年前当副县长、县长开始，我一年到头就难得在家吃上一餐饭，都在会议上宴会上过日子，按流行的说法，叫做“吃阿公的”，弄得我常常服用减肥茶和降脂片。现在，三餐都是罪犯的伙食，我能开口下咽么？
　　好在入监时，杨罗亭给我买了许多蛋糕、饼干、巧克力、火腿肠，中队长检查时又手下留情，我就把这些零食藏在我的衣箱里。罪犯家里带来的衣箱一律不准使用了，女监统一制作的规范化的衣箱，每个女犯都有一个，挨着墙根码得整整齐齐。我的衣箱里藏着许多零食杂碎，吕金妹和关飞鸾把它叫做“百宝箱”。
　　半夜饿了，我就偷偷打开“百宝箱”吃点零食。不知是哪位名人说的，所谓环境改造人，首先是从改造人的嘴巴开始的。这话真是对极了！以往在家里，什么饼干、蛋糕、火腿肠，我连瞅也不愿瞅的；现今我深更半夜偷偷从“百宝箱”掏出来，一打开包装纸，就闻到一股奇妙无比的香味。虽然已经饥肠辘辘，但绝不能狼吞虎咽。我一小口一小口咀嚼饼干、牛肉干，然后抿一口茶水，把食物送进空落落的胃肠，平息了肠胃的蠕动，就像老吸毒者过足了烟瘾那么通体舒泰。过去我们这些当官的，在烦不胜烦的筵会上，什么龙虾、鲍鱼、海参、燕窝，常常是放在舌尖舔一舔，放在嘴里嚼一嚼，就吐了，扔了，压根儿就不觉得那是一种暴殄天物的罪孽。而现在，我对每一粒饼干屑儿也珍惜如命！因为每一件食品，都是杨罗亭探监时送来，而且要通过管教们睁一眼闭一眼的通融，才能到了我的手上，我能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那样悭吝和节俭吗？每晚吃过“宵夜”，打扫“战场”的时候，我把垫在被单上的报纸抖了抖，什么饼干屑儿、牛肉干渣渣、芝麻花生碎粒儿，全都拢到一块儿来，然后，我用食指蘸着口水，一点一点沾上来，送进嘴里，非消灭个干净彻底决不罢休。这样磨磨蹭蹭，一般来说，每夜吃一顿“宵夜”得花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
　　我人监快一个月了，一直用这种秘密的手段来解决我的肚子问题。可是，我的地下“粮仓”终于被吕金妹、关飞鸾发现，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章彬彬—
　　接收我的老战友、前西源市常务副市长梁佩芬入监的一切手续总算办完了。我咬了咬牙，离开９号号房。我真担心，要是在那里再多待一分钟，我也许会失去控制而跟梁佩芬抱头痛哭起来。
　　我当了二十年监狱警察，对付过多少囚犯？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早年的好友，会成为我管教下的一名罪犯！当赵监狱长向我宣布这个命令时，我曾经请求过回避。但赵监狱长反问道：回避，怎么回避？全省就清水潭一座女监；全女监又只有你们大队是关押经济犯的。根据对罪犯实行分押分管的原则，梁佩芬不放在你们大队，能放在哪个大队？我申辩道，监狱长，你不是不知道，老厅长是我的老上级，梁佩芬是我的兵团老战友监狱长说，那又怎么样？要是老厅长还活着，他一定也会同意把梁佩芬放在你们大队的。他了解你的为人，只有把女儿交给你，他老人家才放心。
　　这是命运的安排吧，我不能对抗命运，更不能违抗命令。
　　回到家里，我心乱如麻，连晚饭也不想吃。小黛就说：“妈，你是不是病了？我给你下一绺阳春面。”
　　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小黛才九岁呢，就知道疼妈了。一股暖流从我心头流过，泪水差点儿掉下来。我就交待小黛快快吃饭做作业，我只是有点累，在房里静一静，躺一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可是，我的心哪里静得下来？我躺在床上，一会儿想起梁佩芬，一会儿想起梁伯。二十多年前在兵团文宣队那些愉快的日子，像潮水一样不断涌来：我和佩芬，在树林里一起看书，在小河边一起背台词，在广场上一起演出，在田野里一起采草莓。星期天，一起回到梁师长家里，像梁伯的两个亲闺女，绕膝而坐，一边吃着糖果一边听梁伯讲故事。每一件事，都是向我滚滚涌来的美丽的浪花。
　　接着，我又想起与梁伯的最后一别。那是在梁伯的追悼会上。
　　梁伯劳累一生，古稀之年患上心脏病。得知女儿被检察院收审的时候，突然大面积心肌梗死，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猝然与世长辞。
　　梁伯的追悼会开得异常的庄严肃穆。老人家安详地躺在一副红漆棺木中，身上穿着他视为荣誉象征的草绿色的细呢军官服，瘦瘦的脸显然精心化妆过，竟有些红润。梁伯母原是与梁伯同时被女儿收审的消息击倒的，因为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老命，那会儿泪眼婆娑地坐在一张轮椅上。每一个悼念者向梁伯致礼告别时，那最后的目光都写满了含义殊深的悲哀；与伯母握手吊唁时，说不出一句话。这种冰冷似铁的沉默，并非出于谨遵追悼会的规矩，而是说上千言万语，也不能抚慰屈死者的灵魂和未亡人的心灵。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我看今日有许多职业革命家眼看着自己的儿女背叛自己革命的初衷，旷古未有的悲哀再大也大不过被不肖的子孙活活气死！
　　参加追悼会的时候，我曾久久地凝视披着黑纱镶在黑框里的梁伯的遗像。现在，那帧庄重的深怀莫大悲哀的遗像，不住在我眼前晃动起来。忽然，我觉得梁伯慈祥而苦涩地笑了一下，迈着艰难的步子从镜框中缓缓走出来。在黑夜一样沉重的哀乐声中，梁伯拨开站满了灵堂的黑鸦鸦的悼念者，一步一步迳直走到我跟前。梁伯说，彬彬，我把佩芬托付给你了！我没能把她教育成一个正直的人，到了阴间见到马克思、毛主席也无地自容啊！
　　我就紧紧拉着梁伯的手，痛哭失声：梁伯，梁伯！您把佩芬领回去吧！我怎么管得了她？
　　梁伯说：彬彬，你怕什么呀！我一不要你徇私枉法，二不要你特殊照顾。只要求你照章办事，从严要求，做得到这两点，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跌倒的小芬重新扶起来。
　　我说：不行，不行！梁伯，我可完不成这个任务正和梁伯争吵不下，低回凄惋的哀乐以更高的分贝在灵堂上激荡起来，有几个牛头马面一样的大汉，蜂拥而上，有的卡梁伯的脖子，有的拽梁伯的胳膊，说是来催梁伯上路。我蓦然惊醒，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一场噩梦。
　　我在黑夜中坐了很久很久，百思不解怎么会做这样的梦。莫不是梁伯在天之灵真的给我如此重托吗？可能，很可能，Ａ省人都知道梁建成是个执法如山的清官，他如果活着，除了给我这样的嘱托，绝不会容忍任何人为他女儿开方便之门。
　　“照章办事，从严要求。”这就是梁伯给我的尚方宝剑吧。看来我只能铁了心儿咬紧牙关来面对梁佩芬了。
　　第二天，麻烦的事情就来了。
　　新犯人监后，有十天人监教育。与梁佩芬同时入监的女犯共有十五名，组成一个小分队，狱政科指定我担任指导员。集训的主要项目是：学习有关法律和《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以及队列操练等等。清晨为操练时间，起床铃响过十五分钟后，每个学员必须赶到大操场集合。但是，第一次出操，铃声响过十五分钟，十四名新犯都跑步到齐，惟独梁佩芬姗姗来迟。她老人家不慌不忙，保持着直直的腰身，晃动着幅度不大不小的胳膊，仍像她过去当市长那种派头，扭达扭达地悠悠走来。
　　我心里好火，大声吼道：“梁佩芬，你是怎么搞的，逛公园啊！慢慢吞吞的。”
　　梁佩芬说：“没办法，穿衣服，叠被子，洗脸，刷牙，上厕所，就得这么多时间。”
　　我说：“人家都来得及，就你来不及？快，入队！”
　　我下令要梁佩芬站在排头，一是她个子高，二是她在兵团当过兵，队列操练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有她带个头，这些乌合之众也好调教一点。可是非常奇怪，她听口令的能力比那些来自农村的文盲女犯更差劲，我叫向左转，她偏偏向右转，我叫立正她偏稍息。我火了，叫梁佩芬单独出列，要她拔慢步，以示惩罚。
　　“一、二、一！一、二、一！”我威严的口令声在操场上空响起来。
　　梁佩芬开步走。迈左腿时同时甩左手，迈右腿时同时甩右手，走得像木偶一样滑稽。其他女犯忍俊不禁，想笑又不敢笑。
　　我无奈地摇头说：“梁佩芬啊梁佩芬，你是怎么搞的，连正步走都不会！”
　　“我笨，我就是不会。”梁佩芬说话时不看我，而是翻起眼睛朝天上看。
　　“亏你还在生产兵团当过兵，不会队列操练？”
　　“有这事吗？大队长，你知道我在生产兵团当过兵？我自己可是一点也记不得了。”梁佩芬说完，又翻起眼睛朝天看。她这是有意向我挑战，暗示我说：你既然忘记咱们儿时的情谊，我自然也记不得你了。显然，她对自己的罪行毫无认识，满肚子委屈。可我能拿她怎么办？她是梁佩芬，是梁伯的女儿，是我年轻时的兵团战友呀！
　　学习《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时候，梁佩芬也跟我捣蛋。女监规定，这“５８条”行为准则，在集训期间都必须条条牢记，条条照办。可是梁佩芬压根不理这一套。多数新犯都会全文背诵了，梁佩芬却一条也记不住。她跟干部说话从来不立正站好，也不喊“报告”。更可恶的，你跟她说话，她连瞅也不想瞅你，眼睛不是看天花板，就是瞧窗外。我知道，由于我的“照章办事”，她在心里恨死了我。
　　到了集训快结束的前两天，事情才有了一点转机。这天后勤科要女犯去些人帮忙清理伙房的猪圈，洪月娥是历来主张要给新犯一个“下马威”的，正好，清理猪圈是桩又脏又累的重活，便派给新犯集训队。
　　我有点事儿在大队部忙乎着，任思嘉带着十五名新犯先走了。等我向伙房旁的猪圈走去时，看见十多名女犯已经脱了鞋袜，把裤腿挽得高高的，下到臭烘烘脏兮兮的猪圈里，有的在耙猪粪，有的在装粪筐，有的已经挑起猪粪往外走，只有梁佩芬远远地站着，看也不朝猪圈那边看。任思嘉大声和她争吵着，要她快快去干活。
　　我一边向猪圈走去，一边想，糟了糟了，如果罪犯干活时不服从干部命令，那可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可是，这样的脏活累活，梁佩芬又哪里干得了？
　　我走到她们跟前，忽然计上心来，就把梁佩芬撇在一边，只对任思嘉说：“小任，新犯集训队快结束了，要出一期墙报，明天总部领导要下来检查的，你快派个人去抄墙报。”任思嘉问我派谁去。我说：“就让梁佩芬去干吧，我看她的字还写得不错的。”
　　任思嘉是个精灵鬼，她不会不知道这么一期墙报，放在下午来出，只要多派上一两个人，是绝对来得及的。但她不露声色地给了我面子，转身吩咐梁佩芬：“梁佩芬，那你就按大队长的吩咐，快快去号房抄墙报吧。听着，这个任务今天一定要完成！”
　　“好吧，我去！”
　　梁佩芬像得赦一样赶快走了。我觉得，她似乎感激地瞟了我一眼。
　　这是梁佩芬入监后第一次友善地看我。因为在她非下猪圈不可的时候，我扔给她一根救命的稻草。
　　下午，我去９号号房看看梁佩芬的墙报抄得怎么样。嘿，那几年大学她到底没有白念，一手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文章的标题都是漂亮的美术字，空白处还配上尾花和插图。毫无疑问，这是女监有史以来最漂亮的一期墙报。
　　我走进号房时脚步轻轻的，正在聚精会神画插图的梁佩芬并没有发现我。我情不自禁地夸了一句：“梁佩芬，你还真有一手呀！”
　　梁佩芬定定地把我瞅了好一会儿，像失散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哇地一声哭起来：“彬彬姐，我、我、我不想活了！”
　　我心里也酸酸的，拍着她的肩膀说：“别说傻话了！多少刑期比你长的人，都熬过来了！”
　　梁佩芬哭求道：“彬彬姐，你帮我弄一瓶安眠药来吧，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这时走廊上响起脚步声，我想是女犯们下工回号房来了，一个女犯和一个管教员紧紧抱在一起，这算个啥事呀？我赶紧推开梁佩芬，匆匆走出号房。
　　这天夜里我彻夜难眠。梁佩芬呀梁佩芬，你真是叫我作难死了！我要“照章办事”，从严要求你吧，你可把我恨死了；我要对你徇私袒护吧，我还算个人民警察吗？
　　任思嘉—
　　一般来说，经过十天集训，不管怎样张狂的女犯，基本上都能树立起“罪犯”意识，也就是说，她应该完全忘记自己原来的身份，牢牢记住自己现在是一名正在服刑的罪犯，一举一动都要遵守“５８条”，除了老老实实改造，不应有别的想法。可是，已经当过十多年县长、市长的梁佩芬，却很难完成这种反差极大的角色转换。
　　我很快发现梁佩芬那拉过双眼皮的眼睛里，有一种冷漠，一种傲气。人家大市长都当过，能把女监的大队长、中队长放在眼里？还不如过去她手下的一个小科长呢！洪月娥多次提醒我：小任呀，梁佩芬是一匹最不肯上嚼子的母马，你要是不狠狠地整一整她，她就天天跟你昂脖子尥蹶子！
　　我一来心软，二来碍于章彬彬的情面，对梁佩芬总是狠不起来，更不知道要怎样整治她。
　　大队长洪月娥看见我迟迟没有动作，她早就手痒痒的想给梁佩芬一点厉害。《水浒传》里牢头狱卒对不肯“孝敬”点酒钱的囚犯，动不动就打三百“杀威棒”。我们大队长不会向罪犯伸手要酒钱，可也有她的“杀威棒”，那就是叫罪犯下果园挑大粪。
　　这天，她要我们三中队挑十名女犯下果园，特意指明不能少了梁佩芬。
　　我把这事悄悄告诉章彬彬。章彬彬立时眉毛打结，说梁佩芬刚来，怕干不了这份重活吧？我说，那我就去和大队长说说，换个人。章彬彬想了想又说，算了，既然大队长定了，让梁佩芬吃点苦头，杀一杀她的傲气也好，要不，她老放不下市长架子。
　　我发现，章彬彬对她年轻时的老战友，像把个小雏儿抓在手上，攥紧些吧，怕掐死了；放松些吧，又怕飞走了。
　　这天一早，大队长和我带着吕金妹、关飞鸾、梁佩芬等十名女犯出了“半月楼”，从大操场那儿往南一拐，就到了果园。这里有一大片柑橘林，是十多年前干警们带领女犯栽种的，目下到了结果的盛年，一年能产几十万斤果子，大大改善了女犯们的生活。仲秋过后，柑橘压满枝头，女犯们忙乎了一周，才采摘完毕。现在，该给果树除草下肥了，每个大队包干好几百株的活儿。
　　刚收获过的橘园还飘散着柑橘的芳香，林子里的空气清新得有些甜蜜。我觉得天地一下子宽阔起来，鸟啼虫嘶，花红草绿，心情比老呆在监室里豁朗舒畅多了。再朝围墙外面望去，果园南面是水波荡漾的清水潭，这会儿，为林木掩映着的水汊一角，有几十只羽毛雪白的丹顶鹤在浅滩上寻食，长喙儿一啄一啄的，细脖子一抻一缩的，有趣极了，一下子让女犯们看呆了。
　　丹顶鹤主要产于我国东北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大雁、鸳鸯一样，秋风起时，成群结队地从遥远的北方迁往南方越冬。但是，它们不像禾雀、麦鸡、水雉和斑鸠们那样随遇而安，到处为家，它们的栖息地一定是有山有水幽深僻静的去处。一群从遥远北方播土重迁的丹顶鹤，竟像我们的老厅长梁建成那样独具慧眼，看上了这群山环抱、风景独好的清水潭。老警官们说，白露一过，正当“白露白茫茫，夜夜秋风凉”的时节，丹顶鹤们就成群结队飞到清水潭安家落户。平常，女犯们囚禁于“半月楼”监室，从铁窗眺望湖面上的鹤群，只是些模模糊糊的白点。现在，女犯们来到湖畔，把鹤们看得真真切切。丹顶鹤是我至今看到的最大的水禽，比家养的鹅还要大得多。除尾部有一束灰褐色的羽毛，全身穿洁白的长袍，头戴一顶朱红色桂冠，那模样比鹅更颟顸可爱，那神态比鹅更优雅高贵。
　　“咦，走呀！你们，是掉了魂儿怎么的？”洪月娥在前头大声吼了一嗓子。
　　丹顶鹤们受了惊吓，举目四顾，愣了一两秒钟，扑喇喇飞起，天空立时飘过一片壮观的白云。
　　我发现女犯们脸上都有些许遗憾，但洪月娥在前头紧催，她们只好恋恋不舍地往前走。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来自农村的女犯，大多宁愿进果园下大田干农活，却不愿整天关在工场里干工艺活，大自然对女犯们多有诱惑力啊。女犯们轻甩膀子轻迈脚步在松软的草地上走着，放眼这儿瞧瞧，那儿瞅瞅，一个个脸色少有的生动而开朗。走在稍后的关飞鸾，一路蹦蹦跳跳的，忍不住弯腰掐了一枝嫣红的金樱子花，插在耳后的发夹子上，她那青春洋溢的脸蛋儿也像花儿一样明媚好看起来。但是，当走在前头的洪月娥回头一瞥时，她又连忙装作撩一撩头发的样子，把这枝可爱的小花扔到路边的水渠里。那朵小花就极其委屈地在水流中打了个旋转，眨眼间无影无踪。
　　当晚我在日记上写下这么一句话：“什么叫做囚犯？那些连爱一朵小花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的人，就叫做囚犯。”
　　吕金妹和关飞鸾等女犯，在铁窗内已磨炼过好些日子，给柑橘除草培土，简直算不了重活。可梁佩芬没有抡几锄头，白嫩的手掌就起了血泡。她想歇又不敢歇，老拿眼睛瞟洪月娥。我看出来了，就仗着她是章彬彬的老战友，才敢跟章彬彬顶牛，把一肚子怨气毫无顾忌地发泄出来。一碰上洪月娥，她和别的女犯一样，都变得像驯顺的羊羔。洪月娥手上总是拎着一根黑色的电警棍，就像牧羊人手上不离马鞭，一股肃杀之气随着一串电火花在罪犯头上身上爆炸，有谁吃了虎胆才不害怕？我到任后几天，政治处也给我发下一根电警棍，一把六四小手枪。手枪平日都锁在大队部的保险箱里，电警棍挂在各人办公室的墙壁上。我发现，章彬彬、林红、王莹和董雪她们一般都不随身携带电警棍，洪月娥几乎是惟一的例外，电警棍成了她四肢之外的第三只手，走到哪带到哪，给她增添了特别的威严。
　　梁佩芬好容易把自己包干的五棵柑橘树锄净了草，挖好了坑，下一步是挑粪施肥。这个活可把她难倒了。女犯们纷纷挑起了粪桶，她却坐在树下歇凉，连扁担也不想去摸。抡了半天锄头，她也确实累得不行。
　　洪月娥走了过来，直着脖子朝她喊：“梁佩芬，你还坐着干啥？快快去挑粪！”
　　梁佩芬坐着不动：“我、我、我挑不动！你看看我这手！”
　　她把双手伸出来，掌上至少打起了七、八门“炮”。不知是伤痛还是心痛，或者二者兼有，梁佩芬鼻翼一扇一扇的，快掉泪了。
　　我想如果这时有章彬彬在场，一定会说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软话。洪月娥却瞧也不往梁佩芬手上瞧，恶声恶气说：“这算个啥？
　　哪个刚入监的女犯干农活都是这样。”
　　“可我、我实在干不动了！让我歇一歇再干好吗？”梁佩芬在洪月娥面前不敢对抗，她的话里只有哀求的份儿。
　　“干不动？你早知道受不了这份苦，你还有本事去贪污受贿？”洪月娥睃了梁佩芬一眼，话里充满了讥讽。
　　梁佩芬翻起白眼，也把洪月娥瞟了一下，又低头坐着，就是不肯动弹。
　　“好呀！你敢违抗命令？”洪月娥一下子来了火，倏地抡起电警棍往梁佩芬肩上一“电”，啪啦啦炸开一串电火花。梁佩芬身上一麻，惊叫一声，摔倒在地，大声抗议：“你、你迫害犯人！
　　你知法犯法！”
　　“站起来，站起来！‘５８条’上怎么讲的？干部跟你说话，你必须立正站好！”洪月娥的电警棍在梁佩芬鼻子尖下挥舞着，像节日的烟花爆炸出一串串蓝色的火花，还带着噼里啪啦的脆响。梁佩芬吓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正在浇粪的其他女犯，都停下手中的活儿，站在自己负责的那片橘子树下看热闹。吕金妹和关飞鸾不知何时，已经捡到几个“漏网”的熟透的橘子，一边有滋有味地吃着，一边幸灾乐祸地轻声窃笑。我发现那些底层罪犯对因职务犯罪的贪官污吏们，往往流露出明显的敌意。
　　“立正！站好！”洪月娥对梁佩芬歪歪扭扭的姿势很不满意，喝道：“你县长、市长都当过，站也没个站相！”
　　梁佩芬一副极其委屈的样子，可还是立正站好了。洪月娥这才放缓了语气说：“梁佩芬，你听着，现在让我来给你上一课：
　　你是个犯罪分子，是来蹲监狱劳动改造的。这种劳改带强制性，对于不肯干活的罪犯，我有权强制你，听清楚没有！”
　　梁佩芬战战兢兢地点头。
　　这时我想起我正在饶有兴趣阅读的一本书—法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成名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其中有许多关于监狱细致的描述和精辟的论说。他说：“监狱很像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兵营、一所严格的学校、一个阴暗的工厂。”
　　监狱的管理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而这种强制性的纪律，能“造就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的肉体。”从而渐渐实现惩罚与改造的双重目的。那一霎间，我发现人在许多时候跟牲口也大体相似。再凶再犟的牛牯，在皮鞭的淫威之下，哪有不低头顺眼垂下一对牛犄角的？
　　洪月娥挥一挥电警棍，像驱赶一匹牲口：“快，挑粪去！今天你必须浇完这五棵橘子树！一棵树浇五担粪，一担也不能少！
　　听清没有？”
　　“报告大队长，听清了。”梁佩芬像蚊子那样哼了一声，拾起扁担，挑起粪桶，向池塘边的一间茅厕走去。
　　站在远处看热闹的女犯们笑得更厉害了。梁佩芬也确实可笑！她挑粪桶的姿势，像古装戏里“黛玉葬花”的林黛玉挑花篮，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扭扭捏捏。我就想，像梁佩芬这样的女市长，可能已经好久好久不干重活粗活了。她们在家里有保姆侍候，在机关有秘书、司机使唤，出门以车代步，下乡前呼后拥。
　　有时也戴顶草帽在田间走走，有时也戴顶安全帽到工地转悠，那都是为了电视记者拍摄新闻的需要。唉，现在可真难为她了！
　　恻隐之心又在我心头作怪。我快步追上梁佩芬，跟她一起到茅厕舀粪。梁佩芬没有看出我的好意，只冷漠地瞟了我一眼。这家伙真是不识好歹，在洪月娥面前是只羊，在章彬彬和我面前就变成一只狼。有时我就想，还是电警棍管用，对付罪犯也许不该是观音菩萨而必须是凶神恶煞。
　　我看见梁佩芬一走到粪窖前就皱起眉头，接着掏出手绢把嘴巴鼻子捂得紧紧的。已经被前头女犯搅动过的粪窖，散发着其臭无比的浊气，我也阵阵作呕，很想赶快逃走。但我还是站住了。
　　干部虽然不要干活，可也不能一见到脏活重活就逃得远远的，因为这样会造成不良影响。
　　我尽量屏住呼吸对梁佩芬说：“你发愣干啥？快快舀粪呀！”
　　梁佩芬拿起粪勺子去舀粪。她真是手无缚鸡之力，一次只能舀小半勺。我想过去帮她，这时一名年轻女犯挑着粪桶走过来接过她手中的粪勺，说：“让我来吧！”
　　毕竟是老犯人，一勺一勺都舀得满满的。只打了小半桶，她就拄着粪勺子对梁佩芬说：“行了，行了，你刚来，挑不动的。”
　　梁佩芬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把那一担盛不到半桶的大粪挑起来。我估摸那一担大粪最多不上三十斤，不能算重，可怕的是刺鼻的臭气，和那些肥嘟嘟的乳白色的粪蛆，像要挣脱苦海似的，都争先恐后沿着桶壁往上爬着拱着，肯定把养尊处优惯了的梁佩芬吓坏了，她龇牙咧嘴的五官都挪了位。她不敢看担子两头的粪桶，搁在肩上的扁担不在中心点上，一桶高一桶低，一肩高一肩低，整个身子失去平衡，像个女足球员带球前进似的，总是侧着身子走，一会儿往左冲，一会儿往右刺，她忽然打了个趔趄，一家伙栽倒在地，两个粪桶抛出老远，身上、脸上和头发上，都沾上不少粪便尿水。过了半分钟或是更长的时间，躺在地上的梁佩芬才爆发出一声凄惨的嚎啕，接着便如丧考妣地大哭起来。刹那间，果园里的女犯们全惊呆了，都停下手中的活，纷纷向栽了筋斗的梁佩芬奔来。
　　我和几名女犯连忙七手八脚把梁佩芬扶起。洪月娥看她如此狼狈，一迭连声骂道：“窝囊废！窝囊废！”梁佩芬就耍起泼来，一屁股又坐在草地上，愣哭愣哭，不肯起来。
　　“怎么的？你还有理！你想死在粪缸里，也只是死了条蛆，谁来同情你？”洪月娥站在一边指手画脚地骂。
　　我实在看不下去，把梁佩芬拽起来。我对洪月娥说：“洪队，我送梁佩芬回号房洗澡换衣服吧！”
　　洪月娥挥了挥手：“走吧，走吧，一匹害群之马，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梁佩芬一路走，一路哭。我想，你哭吧，哭吧！你伸手接受贿赂和掏国库的时候，就该想到有这么狼狈的一天呀！但是，我没把这话说出来，人家已经倒霉伤心透了，我不愿往人家伤口上撒盐。
　　我把梁佩芬领到监室的洗澡间。洗澡间里有几十个莲蓬头，但每个号房只能摊到两个。要在收工之后，女犯们得排队限时冲澡。但此时是上工时间，梁佩芬可以尽情地洗个痛快。我想，这个澡，也许是梁佩芬有生以来洗得时间最长又最为认真的一次吧。因为怕她想不开出意外，我站在卫生间外面整整守候了一个多小时。我听见她边洗边哭，有时是水声压住轻轻的抽泣，有时是大声的嚎啕盖住哗哗的水声。开头是阵阵粪臭飘出来，接着粪臭为各种奇香所代替。我站得远远的老闻到芳香扑鼻。也不知梁佩芬用了多少香波、多少浴露和耗尽多少香肥皂。她一遍又一遍地洗，一遍又一遍地刷。我想，这时如果给她一把木匠的刨刀，她会忍痛在全身上上下下狠狠地刨下一层皮；如果给她一个酒精缸，她准会跳进去泡上几天几夜，来一次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大消毒。
　　梁佩芬洗澡的时候，章彬彬刚好打走廊上走过，我就和她说了说梁佩芬挑粪摔跤的情况。章彬彬脸色阴阴的，很是生气，嘀嘀咕咕自言自语：“嘿，这个洪月娥，这个洪月娥”
　　我问道：“洪队对罪犯怎么这样凶狠？”
　　章彬彬说：“她有点变态。”
　　我吃了一惊：“变态？洪队变态？”
　　章彬彬支吾说：“她啊，她是个守寡守了二十年的老寡妇。”
　　“哦！”像所有女人对女人的隐私无不怀有好奇心一样，我对于洪月娥的“老寡妇”问题也不能不感到万分惊奇，就追问这到底怎么回事？
　　“噢！没什么，没什么，我是随便说说的。”章彬彬显然觉得有些事是不能在一个新同志面前随便说的，她一时说走了嘴，已经有些后悔，就匆匆走开了。
　　吃晚饭的时候，章彬彬亲自把饭菜端到梁佩芬床前。梁佩芬断然拒绝进食，把一封很长的信交给章彬彬，要她代寄出去。章彬彬把信递给我：“任思嘉，你念一念。”
　　我接过信念道：“敬爱的欧阳叔叔！我来到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已经一个多月，我觉得目前的现实，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我当县长和副市长十来年了，抓了多少工程，上了多少项目，做了多少好事，真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可是，我犯了一点错误，就把我打下十八层地狱，这公平吗？欧阳叔叔，请您快来救救我！”
　　“欧阳”是Ａ省的省委副书记，也是梁老早年在部队当英雄团团长时的老战友、老部下。显然，梁佩芬拉起虎皮作大旗，想向上头告状。
　　章彬彬把手一挥说：“别念了！别念了！这信不能寄出去。”
　　梁佩芬问：“我连通信的自由都没有？”
　　“在押罪犯可以通信，但是，必须经过干部检查。”章彬彬说，“你看看，你对自己的罪行，没有一点认识，还把女监说得这样可怕。这样的信不能寄，寄出去对你不好，你会罪上加罪！”
　　梁佩芬歇斯底里叫起来：“我要上告！我要抗议！”
　　章彬彬也生气了，走出号房的时候扔下几句重话：“梁佩芬，我们等着你上告，但我要告诉你：不肯服罪的罪犯，是要受到处罚甚至重判加刑的。”
　　据我这些天的观察，章彬彬对梁佩芬的态度是愈来愈捉摸不定了。她在梁佩芬面前总是一副严厉的冷面，而背地里，只要能护着她，就尽量护着她。这个曾经是章彬彬少年好友的女犯，真叫她难为死了！

　　任思嘉——
　　我当了一个多月中队长，发现我的顶头上级大队长洪月娥和副大队长章彬彬，不仅脾性不同，工作上也常常磕磕绊绊。但是，如果以为她们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她们毕竟是在一起共事了二十来年的老姐妹、老战友，而且，她们还共同拥有一个特别活泼可爱的小女儿章黛一一章黛叫章彬彬亲妈，叫洪月娥干妈，即使出了点小矛盾，有章黛从中调剂，两面讨好，一切不愉快也就烟消云散。
　　据章彬彬说，章黛认洪月娥做干妈，是天生的缘分。在这“女儿国”中，女警官们的丈夫都在外地工作，身边有孩子的极少。章彬彬有了个聪明伶俐的小黛，就成了“女儿国”中公众的宝贝女儿。而洪月娥年轻守寡，打了二十来年单身，也许要弥补未能为人之母的人性缺憾，又特别喜欢孩子。小黛这孩子也非常乖巧，她还在吃奶的时候，别人一抱就哭，可一到了洪月娥怀里，就安静得像一只小羊羔；到了咿呀学话的时候，她叫章彬彬妈妈，叫洪月娥也跟着叫妈妈，把洪月娥美得什么似的，对章彬彬说，看，看，我可不是要抢你的女儿呀！小黛自己要叫我做妈妈，你说怎么办？章彬彬慷慨大度说，行，就让你当个现成的母亲，做小黛的干妈吧！就这样，章黛从小成了洪月娥的干女儿。
　　凭心而论，洪月娥有章黛这样个可爱的干女儿，可不是白捡的便宜。在我看来，她这个干妈当得非常称职，非常尽心。家里有啥好吃的，章黛上她的饭桌，总是理直气壮的；人家送给洪月娥一点好吃的水果糕点，不消说，洪月娥就是到了嘴边也要省下来留给干女儿。这天晚上，我在章彬彬家正在给章黛辅导作业的时候，洪月娥又拎着一篮子鲜葡萄进来。
　　“小黛，小黛，我的干女儿哩？”
　　洪月娥一只脚刚跨进房门，就扯开大嗓门喊章黛。不管什么时候，她总是这样把章黛叫得甜如流蜜。而章黛也像听到她亲妈呼喊一样，再不安心做作业了，像小兔子一样蹦到洪月娥跟前去。
　　“过来，我的干女儿！好女儿！”洪月娥一下子把小黛揽在怀里，又是亲又是揉地说，“小黛，这周考了哪些功课，快给你干妈汇报汇报！”
　　小黛汇报说：“考了语文、算术，一门９５，一门１００分。”
　　洪月娥笑嘻嘻的合不拢嘴：“好啊！我的小黛学习就是好！”
　　她像变魔术一样从怀里掏出一件新衣服。“看看，干妈给你啥奖品？”
　　章黛接过来，拆开包装纸一看，是一件水红色乔其纱连衣裙。
　　“穿上，穿上！”洪月娥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章黛穿上了连衣裙，两只小手拉着裙角儿，左一弯腰，右一鞠躬，像漂亮的小天使。
　　“啧，啧！多漂亮！彬彬，咱小黛把全校女生都盖了呀！”洪月娥脸上笑成一朵花。
　　章彬彬从厨房走出来：“月娥，又给小黛买啥？”她看见女儿打扮得像天仙似的，也异常高兴，可是她不忍心让洪月娥花钱：
　　“哎哟哟，这得多少钱呀！说，月娥，我这就把钱给你。”她急急的要进房间去掏钱。
　　洪月娥一把抓住章彬彬：“这能有几个钱呀！章彬彬，我可告诉你，你要是老跟我斤斤计较，我跟你急！”章彬彬歉然笑着：“可也不能老花你的钱呀！”
　　“什么老花我的钱？我这个干妈能白当吗？再说，咱们女儿眼看抽条儿，长得快有我胸脯高了，咱能看着她老是穿得破破烂烂窝窝囊囊的吗？”
　　章彬彬在这些小事上总是争不过洪月娥，感激地笑笑，回厨房干活去了。
　　洪月娥把带来的鲜葡萄用清水洗净，叫我一块分享，又细心地剥去薄皮儿，再一粒一粒塞进小黛嘴里。那份亲昵和疼爱，叫我看了都打心眼里羡慕。
　　洪月娥和小黛说了会儿话，又大惊小怪对章彬彬说：“章彬彬，你快出来，我看小黛最近好像瘦多了！”
　　章彬彬撩起围裙擦着手，说：“哪会啊！我看小黛最近还胖了呢！”
　　“来，小黛，让干妈给你称一称！”
　　洪月娥平平地伸出两条粗壮的胳膊，就像打起一杆结实的称杆。小黛熟练地双脚悬空吊在洪月娥的拳头上。洪月娥真像过称那样掂了掂章黛的分量，又把章黛呼啦啦抡了个圆，爆发出开心至极的大笑：“哈哈哈！没重也没轻，还是老样子！”
　　章黛从洪月娥手上下来后，乐得在干妈怀里打滚儿。看来所谓称称重量，这是洪月娥与章黛常玩的游戏。洪月娥有的是力气，把章黛吊起来，像荡秋千似的在空中抡个一圈两圈，那是一种多么快意的刺激。
　　但是，洪月娥临走时还是向章彬彬发出警告：“章彬彬呀章彬彬，你如果不把小黛照顾好，叫孩子长得瘦不拉叽的，我就要把章黛接管过去。嘿，你这个亲妈不称职，罢免了算球，咱俩换个位置，你当干妈，我当亲妈，哈哈哈，好不好呀小黛！”
　　章黛一声脆响回答说：“好！”
　　说笑了一会儿，洪月娥怕影响章黛的学习，打发她回房里去做作业。
　　就在这种非常融洽亲切的气氛下，章彬彬向洪月娥提起梁佩芬的事，她说：“洪队，听说梁佩芬今天去挑大粪，摔了个大筋斗？”
　　洪月娥气恼地说：“可不是，那个窝囊废，除了吃干饭，啥也不会干！”
　　章彬彬说：“不过，一下子给梁佩芬派那么重的活，的确不太适合。”
　　洪月娥眼锋一飘，闪出不悦的火花：“就因为她当过副市长？”
　　“我不是这个意思！”章彬彬是个软性子，你急她不急，就慢慢地解释说，“你不要以为我连起码的原则都不知道—不管犯人过去当过多大的官，进了监狱，他就是罪犯，与其他罪犯一视同仁，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利。但是，像梁佩芬这样的女犯，已经长期习惯于做官当老爷，一下子就让她挑大粪，她能不栽筋斗吗？”
　　洪月娥说：“干什么活，都有个第一次。你不让她挑大粪，她永远不会挑大粪。”
　　章彬彬说：“这话也对。但是过去许多经验证明，对新人监的女犯，还是先派些轻活好，什么事都应当循序渐进，让她们有个适应过程。”
　　我也在一旁说了些好话，章彬彬又挑选这样个时间地点来提意见，刚刚跟小黛开过玩笑的洪月娥心情舒畅，没再多说些啥，就同意了章彬彬的建议。她说：“我知道，梁佩芬是你的好朋友，你就爱专门为她操心。我看这样吧，梁佩芬今后干什么活，由你亲自去分派，怎么样？”
　　章彬彬也不推让。第二天，就派梁佩芬去制鞋车间干制鞋的工艺活。在女监，对一个新来的重刑犯来说，这就算是一种照顾了。因为在车间干活，不晒太阳不淋雨，又成天坐着，再累也比下大田耙田锄地好多了。
　　我和洪月娥一起从章彬彬家出来的时候，洪月娥问起吕金妹和关飞鸾的事查得怎样了。我说，我这些天把９号号房的女犯，一个一个都审讯过了，就是查不出吕金妹、关飞鸾背后搞些啥名堂。
　　“不对，不对！”洪月娥连连摇头。“两个女犯联手打一名新来的女犯，这女犯过去还是个副市长，你想想看，这后面能没有名堂？能没有一个地下小团伙？”
　　我心里有些纳闷：这个洪月娥真怪，她一直讨厌梁佩芬，可是，吕金妹和关飞鸾欺负了梁佩芬，她又不依不饶。
　　我说：“大队长，我的确做过许多明查暗访，女犯们都说，吕金妹和关飞鸾两人都很贪吃，买了零食，在一起吃来吃去倒是常有的，但是，谁也没发现她们有什么更出轨的行为”
　　洪月娥打断我的话：“你找过梁佩芬没有？”
　　我说：“正想找呢，梁佩芬摔了一跤，情绪太坏，还没找她。”
　　洪月娥说：“快找她谈谈，她是个挨打的受气包，有什么话会痛快倒出来。”
　　最后，洪月娥又交待说：“对梁佩芬可要注意方式方法。她那官架子总是放不下，一直和我们顶牛。”
　　我心想大队长也不是一味风风火火、粗粗拉拉的，章彬彬跟她提了点意见，她就变得心细多了。
　　梁佩芬在办公室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我应声从桌上抬起头。我首先注视梁佩芬拉过双眼皮的眼睛，发现那种桀骜不驯的火光已经熄灭。我想，洪月娥的二百“杀威棒”虽然没有打完，却足够叫梁佩芬心惊胆战了。当然，梁佩芬毕竟当了多年大官，多数时候都是下级向她报告，她在女监刚刚学会喊“报告！”，态度有些勉强，声音像是硬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凭心而论，我不喜欢看到关飞鸾那样无赖的罪犯，也不愿领受吕金妹那样邪淫的目光；梁佩芬身上虽有儿分傲气，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气质还是灼灼可见。这可能就是我往往对她多一份恻隐之心的缘故。
　　“你坐吧！”我指了指搁在墙根下的矮凳子。
　　我早不会跟女犯随便让坐了。特别例外地叫梁佩芬坐下，是想让这次谈话随便轻松些。
　　梁佩芬迟疑不决，我再指了指小凳，她才坐下。即使如此，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藤椅上，有居高临下之势，有法律赋予我的神圣威严。但我尽量使谈话随和一些：
　　“对这里的生活，习惯了？”
　　“有点习惯了。”
　　“饭菜还凑合？”
　　“还凑合。”
　　“人家反映说，你常常只吃小半碗饭，就把饭菜倒了，浪费粮食可不好！”
　　罪犯们通常都神经过敏，女犯更是如此，梁佩芬自然不能例外。她以为我又要批评她了，便为自己辩护：“报告中队长，我饭量很小，没有办法，就常常把饭菜剩下来。”
　　我脸上还是一团和气：“前天在果园里摔了一跤，没伤着哪里吧？”
　　梁佩芬脸上就有一副要哭的表情：“还好，还好，没有伤着哪里，就是，就是，中队长，我真的干不了浇园的活”
　　我说：“这事大队部研究过了，打算让你先去工场做鞋。”
　　“哦！谢谢中队长。”梁佩芬轻轻叹一口气，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但像残烛爆出的火星，倏地就熄灭了。
　　还是章副大队长的主意呢。”我为什么要补充这么一句，自己也莫名其妙。
　　梁佩芬又轻轻“哦”了一声。我想她显然能够想到，在关键时刻，章彬彬还是很念旧情的。
　　这么东拉西扯跟梁佩芬聊了一会儿，我突然问起前些天晚上，她怎么会和吕金妹、关飞鸾打起来？要她说一说事情的全过程。
　　我看见梁佩芬有些惊惶，但很快镇定下来。她说，那天半夜，的确是睡在上床的吕金妹下床的时候，踩了她的胳膊，她给了吕金妹一巴掌，她们就打起来了。后来，关飞鸾来拉架，三个人就打成一团。
　　我盯着梁佩芬拉过双眼皮的眼睛：“事情真这么简单？”
　　梁佩芬的眼睛只顾盯着双膝之间那块地面：“真的就这么简单。”
　　我虎地一下把脸板了起来：“梁佩芬，吕金妹、关飞鸾这两个家伙在背后是搞了许多名堂的，你们同号房的人已经向我反映了许多材料，你是受她们欺负的人，倒为她们打掩护，这可不好啊！”
　　梁佩芬的眼神有些紧张了，佯装竭力回忆的样子，默了一会儿神儿，还是说：“报告中队长，我真的想不起来吕金妹和关飞鸾还有些啥越轨违规行为，她们俩呀，可能是年龄小一点，文化低一点，整天就爱吃个零嘴，嗑嗑瓜子，嚼嚼泡泡糖，有时还捡个香烟屁股偷偷的吸两口别的，中队长，我还真的没看出她们藏着掖着什么大事。”
　　我有些失望，吃个零嘴能吃出什么“地下小团伙”来吗？看样子从梁佩芬嘴里也是掏不出什么材料的。
　　一连审了好几个女犯，也没能查出女犯“斗殴”的内幕。没有办法，我只好如实向洪月娥汇报。
　　洪月娥还是不甘罢休，果决地摇头：“不，不！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两个女犯联手打一个女犯，其中能没有名堂？我的研究生，千万别冒傻气了，这是一个大隐患，你一定要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洪月娥还给我讲了好几起她亲身经历的重大事故：早些年有几个女犯结成地下团伙，暗地里把同号房的同改都治得服服帖帖的，得把她们当老爷一样来侍候；更早十多年，这里还是男犯女犯同监的时候，有几个男犯结成地下团伙，下大田干活的时候，硬是把看守干警按在田里溺死，而后越狱逃亡。
　　洪月娥讲故事的本领不赖，把罪犯行凶报复的情节渲染得淋漓尽致，直说得我背脊上的汗毛悚然直竖。此后好些天，我常常心神不宁，进果园看管女犯干活的时候，也有意离吕金妹、关飞鸾远点儿，深怕她们会联手把我推下水渠活活地溺死。

　　梁佩芬——
　　万幸万幸，进果园下大田干重活的事终于把我免了，从今天起，中队长叫我下车间做鞋。
　　清水潭女监大楼的建筑设计很科学。每层大楼有三千来平方，东头两千多平方是号房、阅览室、娱乐室、盥洗室等等，是女犯的生活区；西头六七百平方，是每个大队女犯劳动的工场。
　　有纺织车间、刺绣车间、工艺品车间、缝衣车间、织袜车间等等。五大队有一间制鞋车间。女犯不要出“半月楼”大门，出了生活区铁门，跨进生产区铁门，就是劳动改造的场所。但女监并非独立办厂，每个大队都与社会上的企业联营合作。外头的企业供料包销，女监组织女犯们加工制作。
　　十来年前，在家的时候，我常常听父亲得意地说起创建这座女子监狱的情况。他说，省里拨了五百万元专款建这座女监大楼。在一个经济不算发达的省份，足见省委省府对监管工作的重视了。但是，有一副菩萨心肠的父亲，总想尽量把女监大楼建得宽敞些，舒适些，那区区五百万不能不捉襟见肘。有将近一年时间，我每次回家都看见父亲老是忙忙碌碌，不是跑计委、建委和建筑设计院，就是驱车几千上万里，跑遍全省的劳改农场，动员他的部下慷慨解囊，多多少少都要给女监掏出一笔捐助款。我妈说，为了建这幢女监大楼，我爸整整掉了十斤肉，他的高血压就是那一年加剧的，他的冠心病就是那一年发现的真是想不到呀，我却进了父亲亲手创建的这座女子监狱！父亲啊，您难道早在冥冥中就预见到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儿要来这里蹲号子吗？您老人家如果在天有灵，看着女儿我在铁窗里受着熬煎，心里将是什么滋味？
　　吃过早饭，中队长领着我跨进制鞋车间。这里的景象，我也有些熟悉，今年“三八节”我来参观过。只见一百多名女犯，一排一排坐在小矮凳上，不出声儿地忙着手中的活。有的剪裁鞋面，有的黏贴鞋面，有的在鞋帮上钻眼儿，有的胶合鞋底一道道工序排成一条长长的流水线。除剪子、锥子和缝鞋机的嚓嚓声响，几乎听不到女犯说话。她们都埋头干活，脸色灰暗，谁对谁都好像素不相识，谁对谁都仿佛漠不关心。我一踏进车间，置身于女犯群体之中，从令人窒息的空气里，一下子就嗅到了一种羞辱的、负罪的气息。
　　中队长把我领到一张小矮凳跟前，说：“梁佩芬，呶，这就是你的生产岗位。”
　　我坐了下来，面前有一张只有小课桌一半大的工作台。工作台上放着剪刀、胶水、刷子等等物件，是我的全套生产工具。我正要动手干活，洪大队长陪着一个大个子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对大家说：“喂，全体服刑人员注意啦！大家停一停，余科长有事交待。”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大队跟西源市兴隆鞋业公司联营。他们供料包销，我们加工制作。那个余科长就是兴隆公司派驻我们女监的全权代表。这家伙个头特高，至少一米八几，穿一套低档西装，领带系得歪歪扭扭，袖子一高一低挽着，腰间的皮带上，一边别着ＢＰ机，一边挂着大哥大，一副墨水不多油水很足的生意人派头。他的左脸颊上有一条又深又长的伤疤，像在耳根旁爬着一条浅褐色的毛毛虫，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余科长站在一张高凳上对大家讲话，无非是兴隆公司出产的皮鞋、运动鞋、登山鞋、休闲鞋已经是西源市一大品牌，在省内外销路非常好，是市场上的抢手货，要姐妹们手头更加勤快，同时又注意质量，讲究技术，节省材料，云云。我几乎把头埋在工作台上，没几句话听进耳朵。我怕余科长认出了我。这是我入监后极其敏感的一块心病，凡是外人来女监参观或联系工作，我都尽量躲着。我知道西源市几乎没有谁不认识我。这都怪那些宣传部门爱抬轿子的人干的好事，说是为了突出头头们的政绩，要做到“天天报上有名字，夜夜电视有形象，时时广播有声音”，我是被人当猴子在公众面前耍了多年的人物，以往还心里美滋滋的，现在成了罪人可是躲也没处躲了。
　　我心里正忐忑不安，那个余科长讲完了话，让洪大队长陪着，下到一道道流水线“视察”。他们一张一张工作台看过来，我把头埋得更低了，装着专心干活的样子，巴望他们快快从我背后走过去。可是，那个余科长却偏偏在我背后停下来。
　　一个底气很足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你是新来的吧？”
　　我连忙点点头。
　　洪月娥在我身后厉声喝道：“梁佩芬，‘５８条’呢，忘光了？”
　　我连忙站起来。
　　余科长说：“哟，不是梁市长么？”
　　我不知如何作答，笔直站着，像一只被突然从笼子里拎出来示众的猴子，浑身一阵阵觳觫。
　　“你别紧张，我只是在电视上认识你。像全国人民天天在电视上见到中央领导一样，西源市市民也天天在电视上见到我们的父母官！当然，你们高高在上，不认识我，可我们还能不认识你？”余科长说得温和又诙谐，把女犯们逗得轻声笑起来。“真没想到呀，你会进了这样的地方。太为难你了！你没干过这活，就多问问老姐妹们吧，她们干了多年，都能当你的师傅。”
　　洪大队长指着我的邻座谢芳说：“梁佩芬，你就拜谢芳做师傅吧，开头宁可慢一点，要保证质量，糟踏了材料，我们可赔不起！”
　　我只管低头听着，没敢吭声。洪月娥就骂我哑巴，我才连连称是。这也是“５８条”铁的规定，犯人不仅在管教面前，而且在所有自由公民面前，都是低人一等，都得毕恭毕敬给他们回话。
　　余科长和大队长说完，又到别的女犯跟前指指点点。往后，我在车间里能经常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影子，看来他们是这个车间生产的总负责。
　　余科长走后，邻座谢芳就来教我干活。我们是同一号房的同改，早就认识，而且很谈得来。我想我能坐在这个位子上，也是章彬彬有意给我安排的吧。前些日子，我恨章彬彬真是毫无道理，她能关照我的不是都在暗地里关照我吗？
　　最初的活计，谢芳手把手教我。她一边示范一边说：“看，这活非常简单。呶，把两张小羊皮鞋面重迭在一起，糊上强力胶，抚平，压实，觉得已经黏牢了，就行了。你试试看，一眨眼就能学会的。”
　　这活的确太简单了，我从流水线上一个工序，抱来一大捆已经剪裁好的猪腰形的鞣羊皮，刷上一层强力黏胶剂，再把两片小羊皮重迭胶合在一起，压压平，再送到下一工序去钻孔眼，这活就算完成了。
　　我开始独立操作。我打开一瓶强力黏胶剂，一股怪异的气味扑鼻而来，让我反胃得几乎呕吐。我想，要有一只口罩就好了！
　　我当副市长的时候，视察过一些鞋厂，女工们向我反映过，说这类黏胶剂的化学气体，对人体极其有害，做过几年运动鞋的女工，连孩子都怀不上。我左顾右盼，见前前后后的同改们都没有戴口罩，便打消了这个奢望。我想决不是女犯们不知道这种化学气体有害，关键的关键，是戴上口罩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瓶盖一打开，那种化学气体自然要散发出来，自然要充满整个车间，你戴上口罩又有啥用呢？只能徒然挡住你的口腔鼻孔而让你呼吸不便罢了。
　　接下来的麻烦，是我掌握不了涂抹黏胶剂的技术。涂多了，浪费原料，一瓶黏胶剂要黏合五十来双鞋面，这是规定好的，浪费了原料，女犯就得挨剋；涂少了吧，又黏合不牢，质检员要叫你返工。更难的，是用刷子怎么也刷不均匀，我常常要用手指帮忙，事实上，许多同改干脆只用手指。我又左顾右盼，看见同改们那些正在忙碌的手，原来白嫩的纤细的女性的手，已经变得焦黄而粗糙，像老树根似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我又忽发奇想，问邻座的谢芳：“喂，我说，要是戴上一副塑胶手套，不就能保护大家的手了吗？”
　　谢芳凄然一笑：“早先大队都给女犯们发过塑胶手套的，但是同改们只戴一两天，都不愿戴了。”
　　“为什么？”
　　谢芳说：“戴上手套，手指对鞣皮鞋面的触觉就迟钝多了，干起活来不够利索。不信你试试看，强力胶涂多涂少，全凭十个手指的感觉。”
　　我还是大惑不解：“同改们难道还盼着多干活多挣钱？”
　　“干得好，当然能多拿奖金，但不多，一个季度也就是几十元吧！我们的剩余价值，”谢芳这个经济学硕士，为在这样的场所说出一个经济学专用名词，仿佛是一种卖弄，竟有点不好意思了。停了片刻，她才接着说，“对，是剩余价值，对不起，我这样说你会更明白一点。对，是我们的剩余价值，绝大多数归了公，大队只抽点零头儿给大家发奖金，每月能够买点零用品。所以，挣钱不是第一位；最主要的，第一位的，是记分，分数比钱更值钱。因为干活的分数积累起来，说明你改造得好，可以减刑。明白吗，减一年刑，就意味着早一年出狱，早一年获得自由，谁还敢掉以轻心！”
　　哦，我算明白了！下车间之前，中队长曾向我仔细讲解过《罪犯改造表现考核百分制》的奖惩规定，我听得似懂非懂的。
　　现在，我彻底明白了，“百分制”可是一条比电警棍厉害得多的鞭子，它时时都抽打得女犯们像陀螺似的打转转。我抬头把车间扫了一眼，见同改们干活都非常认真，百多双女性的手，在工作台上窸窸窣窣地翻动。有人想上厕所，都小跑成一溜烟，来去匆匆，分秒必争。几乎没有一个女犯敢偷懒耍滑磨洋工。
　　“分数比钱更值钱”，这话真是太精辟了！我很快得出一个公式：
　　干活＋忏悔（认罪）＝分数＝减刑＝出狱＝自由。
　　看看，犯人能不拼死拼活地干活吗？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比金钱宝贵千万倍。自由，是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怪物，当你拥有自由的时候，你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你一旦失去了自由，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像人没有了空气，就比你生命的终止还要可怕！
　　这样想着，我像所有女犯一样，沾满了强力胶的十个手指，在工作台上神经质似的飞快动弹起来。

　　任思嘉——
　　大队长要我在我们中队查出一个“地下小团伙”，我却迟迟找不到一点线索。今天是星期天，女犯都在号房里歇着，我想去把关飞鸾再找来谈谈。
　　我跨进９号号房时，看见有几个女犯坐在桌前写家信，谢芳靠在床角落里背英语单词，吕金妹和另三个女犯在甩老Ｋ，各人下巴都贴着好几溜纸条。这些囚犯入狱前都是赌博成瘾的，在号房里允许打扑克，但是不准赌钱，她们只好用贴条子、钻桌子这种游戏寻找点刺激。正在打牌的女犯见我走进来，全都不好意思地起立。我说，“玩你们的吧，只是决不准赌钱啊！”吕金妹说，“报告中队长，我们哪敢呀，也就是给输家添两撇胡子逗逗乐！”
　　吕金妹很可能是个老赌棍，我从来没见过她甩老Ｋ失利过，这会儿下巴仍是光光的，没有一张纸条，所以她很有几分得意。
　　关飞鸾也是个老“赌客”，号房里只要有牌局，哪回都少不了她。
　　今天却怪了，她老老实实躺在床上，不算冷的秋天，身上却焐着一条大被子。我走到她床前问道：
　　“关飞鸾，你怎么啦？”
　　关飞鸾有气无力地回道：“报告中队长，我快死啦！”
　　她说着就想坐起来，我制止了她：“别胡说八道，你到底得了什么病？我带你到医疗所看看吧。”
　　“不、不！”关飞鸾惊恐万状地叫着：“我坚决不去，谁也看不好我的病。”
　　我把她的被子掀开一角，一股霉豆豉一样的气味冲了出来。
　　我仔细看了看，嗬，好家伙，她病得真不轻：脸色煞白煞白，上额、下巴和脖子上长出一串一串紫葡萄似的水痘，胳膊上还有黄豆似的浓疮。她呼吸好像有些困难，气也出不均匀了，嘴巴张得大大的，双唇一撇一撇的，像一头抛到岸上的鱼。
　　我大吃一惊，说：“不行，不行！你得马上跟我去医务所！”
　　关飞鸾扯过被角把自己焐得更紧些：“不、不！我哪也不去，医务所治不好我的病。”
　　我无计可施，就准备去监狱医务所找医生。我走到走廊上，吕金妹悄悄跟了出来，在我后面叫住了我：
　　“报告中队长，我有要紧话跟你说。”
　　吕金妹非常生动地向我描述关飞鸾发病的情况。她说关飞鸾是吸毒的老毛病犯了。有句老话说，“一次吸毒，终生想毒”。关飞鸾入监后，吸毒虽然戒了，但是她不管什么时候，一想起吸毒的滋味就无精打采，哈欠连连，眼泪鼻涕沥沥拉拉挂下来。她不能看见人家吸烟，忌讳人家说到“白”字、“大”字、“冰”字、“五”字，因为“白”会使她想起白粉，“大”会使她想起大麻，“冰”会使她想起冰毒，“五”会使她想起“五”号—这是吸毒分子称呼毒品的一种暗语。就像阿Ｑ因为是瘌痢头，忌讳人家说“光”、说“亮”、说灯泡一样，关飞鸾忌讳人家说到一切会使她联想起毒品的字眼。任何时候触犯了她的忌讳，她漂亮的小嘴立即像中疯似的歪向一边，两道口涎流成小河，一泻千里。更为严重的时候，她又哭又闹，掐自己，拧自己，用缝衣针扎自己的指尖，用小刀在自己的大腿上放血。再也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她就拿脑袋去猛撞墙壁，砰、砰、砰！吓得同号房的同改们心惊肉跳，六七个人去抱她也抱不住。一直要到洪大队长赶了来，挥着电警棍在她身上放电火花，电得她在地上打滚，她才会老实安静下来。因为她入监前已经有一年多吸毒历史，大麻、冰毒、白粉什么毒品都尝过，在五脏六腑和血管里骨髓里脑腔里不知积下多少毒。一到体力不济，比如碰上伤风感冒、女人例假的时候，埋在她体内的毒素就要迸发出来，她就浑身无力，唇焦舌烂，全身上下长满了水痘这一回她病得真可怕哟，身上的毒像火山爆发，一下子冒出来了，脸上身上长满了水痘，她怕人家看见，就焐着被子。时间一久，她身上的水痘焐破了，又溃疡又流脓，腥臭的气味弄得满号房。看看，中队长，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吕金妹的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关飞鸾犯了大病我深信不疑。
　　我说：“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医务所找医生。”
　　“找医生没用的。她这病大医院都治不好。”
　　“你怎么知道治不好？”
　　“过去我们中队也有同改犯这种病，送到大医院都治不好。
　　只有章大队长能治这种病。“
　　“哦，”我心里升起了希望。“你赶快回号房去看住关飞鸾。
　　我马上去找章大队长。”

　　关飞鸾——
　　那天夜里这个大客厅里真热闹。十来个哥们姐们凑在一起甩老Ｋ、搓麻将。我是赌场“新秀”，十几圈麻将搓下来，兜里一千多块已经所剩无几，心里有点儿烦，把一张明明能够凑对的“八条”甩了出去，让对面的哥们和了个大满贯。一直坐在我身旁的刘姐就说：小关，你困了，要不要来一根？
　　行呀！我一边摸牌一边接过刘姐递给我的烟，叼在嘴里吞云吐雾。
　　烟吸在嘴里有一种凉丝丝的感觉。这是专门供给那些女老板、女经理、女强人、女官员吸的带薄荷的摩尔烟，让你有一种嚼泡泡糖和含冰淇淋的感觉，却不能提神，我还是迷迷糊糊的，老是出错牌。再搓三圈，我兜里的钱输了个精光，只好撤出“战斗”。
　　看了看表，才十二点三十分。这时对正常人来说已是深更半夜了，对过夜生活的人来说，才刚刚开头呢！我不愿这么早回家。我爸我妈这会儿也准在麻将桌上或是歌舞厅里混，我干吗要这么早回家？自从高考落了榜，我就开始适应这种夜生活。我是当下人们常说的那种“新新人类”，无忧无虑，快活如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胸无大志，身无长技，而自我感觉又比最走红的歌手影星还要好得多的那种人。每天我睁开眼来，惟一要考虑的一件事，就是今天的日子怎样才能过得更惬意更快活。
　　我在一张大沙发上坐下来，打开影碟机看那些乌七八糟的Ａ级片。这时刘姐又凑过来，紧挨着我坐下。说，喂，要不要再来一支？
　　我说，不，没劲！嘴都快烧起泡了。
　　刘姐说，这回可不是摩尔烟。这烟更酷、更香、更有味！
　　我赖洋洋地说，真的，我不信！
　　我觉得刘姐的眼神有点神秘：不信？你来一支就信了！
　　我就接过那支烟。怪！我觉得那种烟比摩尔、红塔山、大中华都要稍稍粗一点。我狠狠吸了一口，除了有点苦涩，也没有啥子特别的味道。
　　我说，操，啥子感觉也没有。
　　刘姐说，你再吸。
　　我连着吸了两口，然后用中指和食指夹着烟，擎到离鼻子一尺远，看着那个欲燃欲灭的红点，竭力寻找刘姐说的那种“酷”
　　和“香”的滋味。但是，还是啥子特别的滋味也没品尝出来，就摇摇头表示我的失望：操，你骗人，啥子臭烟？没啥子感觉！
　　刘姐说，你最好把这支烟抽完。
　　我一边欣赏电视荧屏上很酷的镜头，一边慢悠悠地把那支烟吸完。
　　刘姐说，你知道什么叫精神旅行吗？
　　我说我不知道。
　　刘姐说，那么，你很快就会知道，这支烟会带你作一次非常愉快非常美妙的精神旅行
　　刘姐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忽然觉得她的声音模糊不清了，电视荧屏上的图像也一片混乱，大厅的四角和天花板上冒出一团一团彩色的雾气。
　　怎么样？有啥子感觉？刘姐的声音从远处向我飘来我说我头有点晕，但是挺有意思。我的声音好像不是从嘴里冒出来，而是从鼻孔钻出来。
　　常听人说，人有灵魂出窍的时候。可我从来不知道灵魂出窍是啥滋味。好，我现在尝到了！我仿佛坐在一乘八抬大轿上，被人家晃晃悠悠抬了起来。哦，这是啥子地方？许多五彩缤纷的肥皂泡向我飘过来，许多五彩缤纷的气球向我飘过来，一团一团五彩缤纷的云雾向我飘过来我随即分裂成万千碎片，分裂成彩色的肥皂泡，分裂成彩色的气球，分裂成彩色的云雾，慢慢地升上白云袅袅的高空。
　　爽吧？刘姐的声音从云里雾里飘过来。
　　爽！我说。
　　酷吗？刘姐的声音像鸟叫一样好听。
　　酷！我说。
　　我凝视着刘姐的头发。怪了，我头一次发现刘姐原本乌黑的头发，忽然变成橘红色的，变成孔雀蓝的，变成翡翠绿的，是如此鲜艳而生动，好像随时要从她头上飞起来。
　　你呆呆的干嘛？刘姐问我。
　　我说，我在看你的头发。你现在的头发真漂亮！
　　刘姐说，你现在看整个世界都是漂亮的。
　　我就抬头看屋子里的人。他们的衣服都变了颜色，面目也模糊起来，像是挤在一层毛玻璃后面扭曲变形的人影，连他们说话的声音也好似从云雾中飘来，听不清到底说些啥子话。
　　我好似清醒，又仿佛做梦。现实与幻觉的界限模糊了，我分不清周围的哥们姐们是真人还是幻象，他们都像刘姐一样，每个人的头发都会闪闪发光，好像太空中一个闪闪发光的发光体。每个人的动作也变得荒诞不经，一举一动都很机械、很生硬、很缓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像傀儡戏中大大小小的木偶，像卡通影视片中那些极度夸张的米老鼠和唐老鸭。
　　随即，大厅每个角落里冒出一种很酷很酷的摇滚乐。
　　我听见，不，是看见那些节奏怪诞而强劲的音符，像彩色的肥皂泡在客厅里飘来飘去。顷刻，音符又变成无数彩色的小飞虫在大厅里飞来飞去，一会儿钻进我的耳朵，一会儿钻进我的胳肢窝。摇滚乐还伸出许多小手，抚摸我的脸，抚摸我的腿，抚摸我的从来没有让人抚摸过的胸脯。我的所有肌肉都有小手挠着痒痒，所有关节都有小虫爬来爬去。总之，我爽得死去活来。天呀，我真的要成活神仙了！
　　爽吗？我听见刘姐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飘过来。
　　爽极了！爽死了！我说。
　　这就是我第一次吸“白粉”的感觉。
　　从此，我就离不开“白粉”和“白粉”为我建造的五彩缤纷、醉生梦死的幻想世界。

　　任思嘉——
　　一走近章彬彬家，听到她和女儿说话的声音，我就在门口迟疑地站住。
　　章彬彬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平日工作忙，没多少时间管孩子，一到双休日，她就全心身扑在孩子身上。要给孩子缝缝补补、洗洗刷刷，要给孩子弄些好吃的，当然，更多时间是花在孩子的作业上。常人的孩子天天泡在母爱的糖罐罐里，章彬彬是悄悄把母爱积攒下来，集中在双休日付出。看到关飞鸾病得厉害，我一时焦急，就来找章彬彬，可是人家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我好意思来打扰吗？
　　正进退两难的时候，章彬彬却先看见了我，说，“咦，在那站着干吗？快快进来，给我小黛辅导辅导功课。”
　　章黛也高兴地叫起来：“小任阿姨，快来教教我，这两题算术题，我妈愈讲我愈糊涂。”
　　小学三年级的算术，对我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给章黛点拨几下，章黛也就茅塞顿开，自个儿去演算习题。
　　我抽出空儿走进厨房，跟正在洗衣服的章彬彬说起关飞鸾的事，章彬彬一听就急了：“你怎么不早说呢，治这种怪病我还有两下子的。”
　　我说：“你会当医生？”
　　章彬彬说：“我不会当医生，但是我父亲是个老医生，给了我一个偏方，就是专门治这种怪病的。只是这些药无处可买，得自己上山去采。”
　　我想这可为难了，今天是星期天，人家要照顾孩子，哪能上山去采药？章彬彬说不碍事，小黛肚子饿了，会到她干妈家去吃香的喝辣的。我想也是，章彬彬一出差，章黛都由洪月娥管饭，不用我去操这份心。
　　章彬彬换上一身旧警服，背个小竹篓，扛一把山锄，挎一把柴刀；我也回宿舍换上运动鞋、牛仔裤，戴上一顶草帽。我们就结伴上路。
　　谁知这单方上的一些怪药可不好找，我们在深山老林里转了一整天，才拾到两支五步蛇的蛇蜕，捉到几头活在老树洞中的山蜈蚣，挖起一株生长在山溪深涧边的七叶一枝花，此外，还采了许多胡蔓藤、散血草、五爪金龙，等等。路过一家小山寨时，还买了一只水鸭母。章彬彬说，这种水鸭母在山垅田长大，只吃谷子，只喝山水，清凉滋阴，清热解毒，是最好的汤头药引，平原上有钱也难买的。
　　我们满载而归的时候，章彬彬的左腿已经一拐一瘸的。我还以为她啥时崴了脚呢。她说，这是老毛病了，年轻时在劳改农场当看守，住干打垒茅草棚，屋里湿气重，在骨髓经络里埋下了痛风病，不知吃过多少偏方草药，总没能治愈断根。但是，这也不怎么碍事，歇息两天，不治自愈。
　　我搀扶着章彬彬慢慢地捱到家里，已是上灯时分。
　　我们推开房门，看见章黛伏在书桌子上睡着了。她的小脸蛋搁在作业本上，嘴角淌下口水，把作业本子洇湿了一大滩，右手的三个小指头，还捏着一支圆珠笔。大山区夜里气温骤然下降，我们一直赶路，都觉得身上有些凉意了，章黛身上还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衫。
　　这个景象让我和章彬彬都惊呆了。我们刚才往回赶的时候，章彬彬还兴冲冲地要我猜：洪月娥今晚到底是给小黛包饺子呢，还是蒸米饭吃？洪月娥已经送小黛回家做作业呢，还是正抱着她在自己的客厅看电视？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洪月娥怎么会把她的干女儿一个人晾在屋子里！
　　章彬彬把挎包、工具一放，轻轻摇醒章黛：“小黛，小黛！”
　　章黛迷迷糊糊醒过来，揉着眼睛埋怨：“妈，你这样晚才回来？”
　　章彬彬问：“孩子，你吃过饭吗？”
　　章黛困倦地点点头。
　　章彬彬看了一眼饭桌上的剩饭剩菜，又急急地问：“你就吃这些剩饭冷菜？”
　　章黛又点点头。
　　我看见，章彬彬漂亮的眼睛一下子就潮湿了。
　　章彬彬说：“你怎么不在干妈家吃饭？”
　　章黛说：“干妈今天很忙，家里有客。”
　　“客，什么客？”
　　章彬彬和我都感到诧异。因为洪月娥一向是孤家寡人，光棍一条，哪来的客？
　　章黛说：“是一个男的，很高很大，左脸上有一道伤疤。他好像有什么要紧事，要把干妈邀到城里去，我就自个儿回家了！”
　　哦！我们俩几乎是同时这么“哦”了一下，我们都想到是兴隆鞋业公司那位余科长在洪月娥家里作客，只是心照不宣。
　　章彬彬说：“小黛，你饿坏了，妈再给你弄点好吃的吧！”
　　章黛没有吱声，又合上眼睛想睡觉。章彬彬无奈地摇摇头，把章黛抱上床，替她脱了衣服，盖上被子，安顿她睡下了。
　　“唉，我没想到采药会采了一整天！”章彬彬一边说，一边向洪月娥的宿舍张望，见她家的窗子黑乎乎的，就加了一句，“嘿，这个洪月娥，也不知到哪野去了？”
　　我说：“是啊，害章黛吃冷饭，会闹病的。”
　　章彬彬深深叹了一口气：“可不是吗，她爸不跟我们在一起，我工作又忙，小黛真遭了不少罪。”
　　我不敢再说什么。我怕我的话触到章彬彬的痛处。来女监一段时间，我已经深知女监管教干部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苦衷。由于女监没有适合男性干部的工作，女干警们只能长年与丈夫分居；又因为女监管教干部的专业性太强，换一句话说，她们在社会上的适应面就太窄，调换工作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因此，她们常常自我调侃，说女犯们的刑期是有期的，而她们的服役是无期的。她们甚至说，女犯们是自造孽而失去家庭和爱情，女管教们却是自讨苦吃，因为罪犯们的罪孽而牺牲了家庭和爱情。女警官们扎推儿偶尔说说荤话，就说她们这辈子做女人太不值了，结了婚还常常孤灯空房，旱时旱死，涝时涝死，一年一度的探亲假，男人总让你累得直不起腰。女监女警官们的孩子自然也得不到充足的阳光雨露。我亲眼见到，有个夜晚，章彬彬在号房里值夜班，把章黛一人扔在家里。这晚忽然下起倾盆大雨，又是刮风又是打雷，章彬彬放心不下，把号房里事交给了我，她自己正想回家看看。这时，一个小女孩却裹着一条湿透了的毯子，光着小脚丫，打着一把小雨伞，踉踉跄跄走进号房里来这小女孩就是章黛！章彬彬把孩子抱在怀里，泪水与雨水较着劲一块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我在一旁也陪着流了许多泪。
　　因为章彬彬在“女儿国”这样特殊的环境中生活，她的女儿章黛就特别惹人疼爱，以往在各方面得到洪月娥的照顾的确不少。今天，是不是因为一个男人闯进她的禁地，她一下子就昏了头，把干女儿章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章彬彬发现了我对她的怜悯，一下子就振作起来：“咦，我们愣着干啥？来，来，来，快快宰鸭，煎药，搞饭吃吧！”
　　我明知故问：“宰水鸭母犒劳我吧，我跟你上山跑了一整天。”
　　章彬彬说：“行，你嘴馋，就犒劳犒劳你。不过，至少得留下半头给关飞鸾做药引子。”
　　我说：“还有章黛呢！”
　　“那当然！”章彬彬说，“也得让小黛解解馋，这小丫头跟着我长年粗菜淡饭，嘴都差点生锈哩！”
　　她说着就去烧饭宰鸭子，分派我去检查章黛的作业。
　　在我想当然中，警察，特别是监狱警察，天天和罪犯打交道，都是些铁心肠、黑面孔，像洪月娥那样的“铁拳头”式的人物。跟章彬彬在一起，我发现女监还有另一种心地和善的人，那就是章彬彬！我到女监两个多月了，还没看到她凶过女犯，骂过女犯，更别说动手打人了。
　　章黛那点小儿科的作业，我溜两眼也就看完了，又回到厨房跟章彬彬拉呱。我调侃道：“章姐，你对女犯们，也真够得上像春天一般温暖了。”
　　章彬彬说：“哪呀！过去我对女犯也很粗暴。是一位老革命让我开了窍。”
　　我问哪个老革命。章彬彬说是彭真。她说，彭真说过，一个好的管教干部对待罪犯，不能嫌弃，要像父母对待有错误的孩子，要像医生对待患了重病的病人，要像老师对待自己的学生，做到这三条，就能帮助罪犯改造好。她说，她是在报上看到，一九八一年，彭真视察秦皇岛少年罪犯管教所的时候，对干警们说了这番话。
　　我们一边说着话，就看见那只炖水鸭母的沙锅直冒热气，阵阵奇香在空中飘散开来，我竟馋得嘴里盈满了口水。我进了屋，三摇两摇把章黛叫醒了，给她穿好衣服，章姐已经把一大锅油光荡漾的炖鸭子搁在饭桌上。
　　吃饭时候，我提起洪大队长要我追查吕金妹和关飞鸾背后有没有小团伙的事。我说：“我查了一个多月，也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
　　章彬彬把一块肥嘟嘟的鸭腿给了我，把一只鸭翅膀给了章黛。她一边细心地帮女儿剔去鸭肉上的细毛，一边说：“这个结论可不好随便下呀，罪犯在监狱里结成小团伙，至少得加刑两三年。”
　　我说：“洪队是不是有点捕风捉影？她为啥一直瞎起劲？”
　　章彬彬笑了笑，回答得很含蓄：“也不能说洪队捕风捉影，她警惕性就是高，你还是认真往下查吧！”
　　也许是爬了一天山，也许是水鸭母好吃，这一餐饭我吃得特痛快。但是，章姐一块鸭肉也没尝。她说，她有痛风病，怕油腻食物，水鸭母含有太多飘零物质，绝对禁忌。
　　章彬彬突然把话刹住。她抬起头，往对过宿舍楼的楼道静静地张望着。洪月娥就住在那座宿舍楼。我循着章彬彬的目光，看见一个大个子男人正跟在洪月娥后头，蹭蹭蹭地大步上楼，一闪，倏地进了洪月娥的家。
　　这个突然发现，让我和章彬彬怔怔地愣了好一会儿。
　　我心里涌起许多问号，悄声问道：“咦，这么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个大男人去洪队家？”
　　章彬彬说：“这个情况我已经注意好多次了。怪，这个男人最近常常到洪队家，看样子就是跟我们大队合作的那位兴隆鞋业公司的余科长他们可能是谈生意上的事吧？”
　　“生意上的事，大白天还谈不够，非得摸黑漏夜的谈？”
　　“是啊，看来洪队是有情况了。”章彬彬竟开心地笑了笑，很为大队长高兴。“洪队这么大岁数，也真该找个男人了。”
　　“她早先结过婚吧？男人哪儿去了？”
　　章彬彬说：“她的男人早早就殁了，守寡守了二十年。”
　　我又问起洪月娥男人到底怎么死的。章彬彬埋头吃饭，不接我的话茬。她这样装聋作哑，我不是第一次领教。每次谈起洪月娥的私事，她总是讳莫如深。这回，我实在禁不住好奇心的折磨，便缠着她盘根刨底。
　　小不更事的章黛对这个话题也蛮有兴趣，睁大了好奇的眼睛，一会儿瞟瞟妈妈，一会儿又瞅瞅我，显然在期待着一个传奇的故事。
　　“呔！”章彬彬叱了女儿一声。“小孩子家家的，凑什么热闹呀！快吃快吃！吃饱了去睡觉！”
　　章黛到底是个听话的孩子，吃饱了饭，被妈妈支到房里去睡觉。
　　章彬彬这才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行，你那么关心洪队，我就跟你唠一唠，可你得保证，不能再向别人小广播啊。”
　　我说：“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章彬彬默了默神，终于对我讲了洪月娥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婚姻悲剧。

　　章彬彬——
　　说起来，洪月娥应该算我的老师和领导。二十年前，我从兵团选拔到清水潭监狱当看守的时候，洪月娥已经是有三年警龄的老狱警。她老爸是个识字不多的老战士，跟着梁建成团长在这一带剿匪，直剿到无匪可剿，就留在清水潭监狱看犯人。洪月娥是清水潭监狱建立那年出生的。她上初中那会儿，正闹文化大革命，这山沟沟里没书可念，在家晃荡三年，上头下来个“补员”
　　政策，洪月娥就接她老爸的饭碗当了狱警。
　　我揣着兵团独立师政治部的介绍信来清水潭监狱报到以后，就分配在五大队三中队，洪月娥那时是我们的中队长。她接过我的介绍信，把我瞄了好几眼，说：“哟，你不是‘小铁梅’么？”我说：“我叫章彬彬，在兵团文宣队演过铁梅。现在，我分配来这儿工作。”
　　洪月娥说：“你在文宣队唱唱跳跳有多快活，干吗来当牢头？”
　　我说：“这是组织安排。我是党员，得服从组织决定。”
　　那年头一开口就是“党”呀、“组织”呀什么的。我不敢说兵团文宣队是个临时性单位，又没有工资，我不能在那里待一辈子。
　　洪月娥又仔细打量我，一个劲摇头：“你啊，当不了看守的。”
　　“为什么？”
　　“你看，你太娇嫩，太斯文，一看就是上台演戏的美人坯子。”
　　我总算是在兵团摸爬滚打过两年的战士，还不信那个邪。我说，“试试看吧，我想我干得了。”
　　洪月娥有点勉强地把我领回中队去。那时清水潭监狱是男犯女犯同监的。第五大队的其他中队都关男犯，三中队专门关女犯，一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就洪月娥、我和另外三名女看守，又要管生产，又要抓学习，够我们忙乎的。
　　我到任的第一天，洪月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那天其他干警带着犯人下大田干活去了，洪月娥和我留在伙房做饭。
　　洪月娥说：“今天我们大队的干警欢迎你，特地宰一只羊，你自己动手吧！”
　　她牵来一只很肥的母羊，拴在一棵梨树桩子上，把一把板斧和一把杀猪刀递到我手上：“动手吧！”
　　我吓坏了。我长这么大，连鸡也没宰过呢，哪敢宰羊！我一会儿看看手中的刀斧，一会儿瞅瞅那只可怜的母羊，心里一阵阵打寒颤。
　　洪月娥在灶前烧汤，灶里的芒草烧得噼啪响，火光把她的圆脸映得通红。她看我没有动静，紧催着我：“快呀，大伙一会儿就回来了，等着我们开饭。”
　　我向那只可怜的母羊走去，心里通通地打鼓。那只母羊似乎猜透了我狠毒的企图，用警惕的目光紧盯着我，“咩、咩”地叫着，仿佛向我发出生命的祈求。我注意到它的眼圈儿带点红色，眼眶里有盈盈泪水，肚子浑圆而丰满，胯下两排奶头胀鼓得像紫葡萄，肯定正怀着小羊羔。我的心颤抖得更厉害了。我想我这一斧头砸下去，将要击毙的不仅仅是一只母羊，也许是三只、四只甚至更多温顺的小生命。
　　“动手呀！还愣着干啥？”洪月娥又大声吆喝着催我。
　　我握紧手中的板斧，进一步靠近那只母羊。它显然对我的险恶居心洞若观火。我向左追，它朝左转；我向右撵，它朝右转。
　　以那棵梨树桩子为中心，以一根五尺来长的绳子为半径，羊和我画着同心圆，玩起捉迷藏的游戏。这样兜了无数个圆和半圆，我终于被它那可怜巴巴的目光挫败，把板斧和杀猪刀扔在地上，非常沮丧说：“中队长，算了吧，咱们今天就饶了这只母羊。”
　　洪月娥惊异地盯着我：“为什么？”
　　“我看它正怀着小崽子。”
　　“你不知道，我们老干警，最爱吃还没长成形的小羊羔。”老干警当然也包括她洪月娥，我看见她伸出舌头在唇边舔了一下，接着说，“在胎里的小羊羔，连骨头渣儿都没有，那肉嫩的呀，像水豆腐一样，一筷子挑到嘴里，喷喷的香，不用咀嚼，自个儿就化了。”
　　洪月娥这话说得我毛骨悚然。我怯怯地说：“中队长，我不吃羊肉了，也不敢宰这头羊。”
　　“哈，兵团战士还不敢宰羊，你不是假谦虚吧！”
　　我的失败就是洪月娥预谋中的胜利。她拾起地下的板斧，得意地哈哈大笑，大步向那只母羊走去。怪了，这时那只母羊已经从洪月娥猎豹似的目光中，看透了自己在劫难逃的命运。它只顾筛糠一样觳觫着，压根儿就忘了作垂死的挣扎和逃亡。
　　洪月娥手握板斧，口中念念有词：“小羊小羊你莫怪，你生来就是碗中菜，我今送你见阎王，你早死早日好投胎。”
　　那只母羊似乎听懂了洪月娥的咒语，用听天由命视死如归的目光瞅着她，一动不动站着。顷刻，洪月娥脸上黑下来，呼啦一下把板斧举过头顶，又闪电一般砸了下去，母羊立即脑袋开花，倒毙在地。
　　洪月娥大声欢叫：“章彬彬，快把脸盆端过来！”
　　我立马端起脸盆走到洪月娥跟前。她左手抓住羊角把母羊拎了起来，右手抄起杀猪刀，对准母羊的脖子一刀捅进去，一股鲜血喷泉一样带着腥膻的热气奔涌而出。
　　洪月娥随即把母羊扔进汤锅里滚了几滚，捞上来，放在案板上，三下五除二就除净了毛，剔光了蹄子。那把寒光闪闪的杀猪刀，像是长了眼睛似的在羊的尸体上游走，不到一刻钟工夫，便把全副羊下水剔了出来，肝是肝，肠是肠，肚是肚，分解得一清二楚；再把羊肉剁成块儿，唿啦一下下了锅。
　　洪月娥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一边教导我：“你呀，章彬彬，这样心慈手软是做不了看守的。你要先学会宰羊、杀猪、杀狗，你慢慢就会当牢头了！为什么要让你上这一课？关押在这里的罪犯，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都是一群畜牲！你对畜牲都恨不起来，还能恨罪犯？”
　　对洪月娥的启蒙教育，我似懂非懂，但我尽量想做到对罪犯凶狠、严厉。接着，我就打了一个女犯一个耳光，准确地说，这名女犯是个蒙冤的好人。因为甩她一个耳光，至今我一想起来我这只右手腕还会隐隐作痛。
　　事情是由洪月娥的丈夫引起的。洪月娥的丈夫叫朱亦龙，是五大队大队长，我们背地里都叫他老“猪公”，因为他是个可怕的色情狂。那时他和洪月娥已经结婚一年了，可是，他吃着嘴里的又盯着碗里的，老打女犯们的主意。五大队三中队有一百多名女犯，其中有一部分是因政治原因关进来的知识分子，又年轻又漂亮的女子还真不少。这就忙坏了老“猪公”。他利用大队长的权力，把许多女犯干了。半上午半下午，大队部没有留人的时候，他把女犯找来个别谈话，关起门来就把人家干了。派哪个女犯单个儿到山里采茶砍柴，他偷偷跟了去，把女犯拖到林子里，又把人家干了。除了强暴，他有时也使用诱奸的手段。文化大革命那年月，老百姓穷得饭都吃不饱，女犯们更是身上没有一片钱。老“猪公”只要花三五角钱，或是用一块香皂，一条毛巾，就能让一些女犯上钩。有时根本不用花钱，只要给女犯批个病假条，或者特准她们不要下水田干重活，那些女犯就会乖乖就范。
　　后来东窗事发审问这家伙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还恬不知耻说，这些都是罪犯，都是反革命，都是专政对象，老子干她，就是对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有什么罪？
　　这家伙也不知糟踏了多少女犯，他屡屡得手。
　　但是，当他盯上一名新来的女犯的时候，他碰了一个硬钉子。这名女犯叫陈君怡，才二十五六岁，是位中学教师，因为在办公室打扫卫生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一尊毛主席石膏像砸得粉碎，再加上是地主家庭出身，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无期徒刑，送到清水潭监狱来劳改，就关在我们三中队。在老“猪公”
　　眼里，陈君怡肯定是全大队最漂亮的女人；在我眼里，她却是一个背负着极其沉重十字架的“女犯”。陈君怡也认为自己罪大恶极，罪不容赦。对于别的女犯，叫她干活也好，叫她学习也好，往往要动用强制措施，而陈君怡干什么都是自觉自愿的。人家一天采五斤青茶，她一天能采七斤青茶；人家一天挖两垅菜畦，她一天能挖两垅半菜畦。干完了活，她就抄《毛选》。她从家里带来的仅有的两块钱，都买了笔记本，抄得密密麻麻的，那字工整得像书上的印刷体。每天早晚，不用谁叫她，她绝不会忘记在毛主席像前跪上五六分钟，嘴里嘀咕嘀咕的，像是做祷告。我看不出她做这些有一点儿勉强，有一点造作，不，她这样做完全发自内心。因为她真心伏“罪”，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稍稍弥补自己的罪过，祈求伟大领袖对她的赦免。
　　但是，这样一个真心实意要“悔罪自新”的女犯，有一天却和大队长朱亦龙顶撞起来。那是一个下雨天，女犯们不能下田干活，我领着女犯们在号房里掰毛豆。我记得那天天气阴沉，于打垒的茅草房里黑乎乎的，大白天也亮着电灯。号房的地中央堆着一大堆前些天刚摘来的青毛豆，女犯们围成一圈儿坐着，每人面前都摆着一只簸箕掰毛豆。这活干到近午的时候，大队长亲自下来把陈君怡找去个别谈话。这种事在那个年代是再平常不过的。
　　大队长是大队的最高领导，他想找谁谈话就找谁谈话，而且是重视思想教育工作的表现，谁能怀疑他会干什么不法勾当呢？可是，一会儿工夫，陈君怡就气呼呼跑回来了，朱亦龙在后头撵着大声吆喝：
　　“陈君怡，你这个反革命！你跑，你跑？我看你还能跑到月球上去！你对自己的罪行一点认识也没有，还想翻案，这还了得！洪月娥、章彬彬，你们中队马上开大会，把陈君怡这个死不改悔的反革命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陈君怡吓坏了，躲在床角落里直打哆嗦。我得说明一下，那时的清水潭监狱没有现在的女监这样舒服。犯人都睡地铺，没有架子床。所谓床角落，就是墙旮旯。我看见陈君怡就像一只得了大病特别怕冷的猫，躲在墙旮旯里缩成一团。
　　看守们（包括洪月娥）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大队长对陈君怡有什么非分企图，立即就在大队长指挥下忙碌起来。有的刷大标语，有的布置会场。“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君怡！”的大标语贴满了清水潭监狱，“陈君怡”三字上都用红笔打上“×”，就像要把陈君怡钉死在永劫不复的十字架。一会儿，看守们把陈君怡押到会场批斗。洪月娥斥问陈君怡怎么胆敢翻案？陈君怡说她没有翻案。洪月娥又质问，你没翻案，大队长会冤枉你？陈君怡低着头不说话。大家再怎么追问，她都顽强地沉默。洪月娥火了，狠狠给她一耳光；我也火了，跟着给了她一耳光。洪月娥给她一耳光的时候，像打在木头上，陈君怡什么反应也没有；我这一耳光甩过去，她猛地抬起头来，一对饱含泪水的眼睛定定地盯住了我。这双眼睛里没有火焰，没有仇恨，没有反抗，只有祈求、绝望和悲哀。我一下子想起我来这里第一天碰到的那头母羊，死到临头时她也是用这种目光盯着我。我暗吃一惊，胆怯地后退了好几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也是最后一次打人。为了这个耳光，我将后悔一辈子。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陈君怡上吊自杀了。我第一个赶到现场，发现她身上有一封遗书，竟是写给我的。信上说，她之所以走上自尽之路，就因为我章彬彬打她一个耳光。她说，她一向认为我章彬彬是全中队最善良的看守，一个善良的人都憎恶她嫌弃她，她活着就毫无意义也毫无希望了。
　　陈君怡这封遗书对我的教训，比起几十本教科书都要深刻。
　　它让我懂得，一个人要在常人面前表现得彬彬有礼，那还容易，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然而，一个监狱警察在被你监管着的犯人跟前，在那些罪孽深重又无力还手的犯人跟前，还能保持做人的善良和克制，还能遵重罪犯做人的权利和尊严，还能关怀一个活着的生命，那就很难很难了！所以，我们不少管教员常常在这个时候犯罪—殴打罪犯，这种行为也是一种犯罪。但是那时候，这一切都变得天然合理并且司空见惯了，还常说，“对敌人的残忍就是对人民的忠诚，对罪犯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历史上我们做过许多错事蠢事，却又振振有词的能为自己创立许多堂而皇之的理论。
　　一个月后，上头派来一个工作组，调查大队长朱亦龙强奸女犯的案件。原来陈君怡在自杀之前，写了一封检举信，派她上山采茶的时候，她请求一个放牛的老伯寄了出去。工作组很快查出朱亦龙强奸女犯达二十三人之多，这当然不是完整的数字，因为很多女犯有所顾忌还不敢说出自己的冤屈。但是，就这个数字，足够震动全省和全国了。那一年，刚好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对公检法进行整顿，正要找几个典型开刀，朱亦龙恰恰撞在刀口上，很快判了死刑。
　　朱亦龙拉去枪毙那天，把他押回清水潭监狱来开公审大会。
　　许多女犯高兴得都哭了。干警们也很解恨，因为朱亦龙平常很霸道。口号声地动山摇，许多人把嗓子都喊哑了。女犯们当然不能喊口号，就气狠狠地往地上跺脚，啐口水，嘟嘟嚷嚷咒骂：猪公，猪公，枪毙他一百回！叫他千刀万剐！
　　朱亦龙毙了以后，洪月娥在家里关了一个多月。她再来上班时，我看见她一下子老了许多也瘦了许多，也不太爱讲话了。那时她才二十二三岁吧，一个大姑娘，结婚才一年，碰上这么个坏蛋，不气死也要蜕去一层皮呀！
　　你问洪月娥以后有没有再找老公？没有。她当然想找，可到哪去找呀！一来女监根本就缺少男人，二来她有那样一个晦气的前夫，谁敢要？她就这样一直守寡守了二十年。
　　是的，这些日子以来，我才发现那个余科长常常到她宿舍走动，可能有点戏了吧！我也盼着她早早再成个家，一个女人总不能这样熬一辈子啊。

　　关飞鸾——
　　“关飞鸾！关飞鸾！”
　　我迷迷糊糊的听见有人叫我。连病几天，我瘦得皮包骨头，一点力气也没有，我觉得离鬼门关不远了。可是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人叫我？这声音很平和，很亲切，是号房里难得听到的暖融融的声音。
　　我使劲睁开眼睛，看见章大队长和任中队长站在我床前。章大队长说：“你醒啦关飞鸾，起来，起来，我给你弄了些药来，你起来吃吧！”
　　干部会给罪犯送药来？有这样的好事？我虽然挣扎着坐了起来，但是还犹豫着要不要下床。这时我看见中队长对我亮了亮手中的一只菜篮子，菜篮里头有一只小沙锅。
　　中队长说：“关飞鸾，快下来吃药呀！”
　　我这才完全相信了，想抬腿下床。但我身上没有力气，又像稻草人一样躺倒了。章大队长就把我扶了起来，帮我穿好衣服，两人一块儿搀着我下了床，让我坐在桌前的凳子上。
　　“快快吃吧！”中队长把沙锅盖子掀开来，阵阵白气升起的时候我闻到了草药的芳香。她又说，“这药是包治你这种病的，章大队长昨天去大深山里找了一天，才找到这些药，还向农民买了一头水鸭母做药引子。”
　　章大队长说：“关飞鸾，你别怕，犯你这种病的，我治过好几个，吃儿副药就会好的。”她把沙锅里热腾腾的药汤和水鸭母打到碗里，一个劲催我吃下去。
　　我眼泪花花的吃完了这碗药和水鸭母，当时就不知那药是苦呢，涩呢，甜呢，还是别的什么滋味，因为我想起我小时候患了病，我妈也是站在一旁侍候我吃药。章大队长也像我妈，那慈祥的目光像，亲切的笑脸也像。可这会儿我妈远在成都，要知道我病成这样子，会急成啥样子噢？
　　章大队长一连给我送了三天药，我的小命儿就从黄泉路上捡回来了。长满全身的水痘变干瘪了，一片片痴子像鱼鳞脱落。开始我怕脸上破相不敢见人，没想到吃完最后两副药，我脸上身上的疤痕一扫而光。我照了照小镜子，看见我的脸色红润而光鲜。
　　谢天谢地，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可是，我身上的病好了，心里的病却开始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我想起前些日子中队长一次一次找我谈话，要我交待吕金妹和我到底是怎么揍了梁佩芬的。我一直不肯说实话，编着词儿诓中队长。我真是拿着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呀，我还算个人吗？
　　这天晚上，我就主动走进中队部办公室。我对中队长说，我有要紧事向干部报告。
　　中队长问：“什么事？”
　　我说：“报告中队长，就是我和吕金妹打了梁佩芬的事。以前我们说的，全是假话，这回我要原原本本向你报告。”
　　中队长给我端来一张小凳子：“好，关飞鸾，你坐下慢慢说。”

　　关飞鸾——
　　自从同改梁佩芬住进９号号房，已经有好几个晚上，一到深更半夜，就从她的床旮旯里传出一阵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这个秘密最初是吕金妹发现的。她和我并排睡在上铺，一到深更半夜她就听到这个声音。到了第三天夜里，她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忍不住坐了起来。她用手指在我的腮帮上挠痒痒，我醒了过来。她对准我的耳根说，“听，这是什么声音？”我咬着她的耳根说，“可能是老鼠吧？”她又说，“你再听听，是一只很大的老鼠呢！”
　　我竖起耳朵，追循那声音是来自何方。我很快弄明白，是梁佩芬躲在床旮旯里吃零食。开头是芝麻糖的香气冲上来，接着是高级饼干的香气冲上来，再后来是带咖啡味的巧克力的香气冲上来。
　　像一个盛大宴会，一道一道上菜，同时还有喝啤酒或是饮料的声音，咕嘟咕嘟响。梁佩芬享受着她家里带来的零食，成为每天夜里必不可少的“宵夜”。每一顿“宵夜”，至少要花个把小时。深更半夜的，四周一片谧静，她吃东西虽然尽量不出声，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响声，那也是十分尖锐的，像小刀一样刺激我的神经，刺伤我的肠胃。我的肚子一阵痉挛，感到特别饥饿。梁佩芬吃完“宵夜”很快睡着了，我却好久好久也不能入睡了。我想吕金妹也肯定如此，我听见她的床上一直嘎吱嘎吱响个不停。
　　第二天在果园干活的时候，吕金妹把我叫到一棵柑橘树下，撇一撇嘴说：“他妈的，梁佩芬这臭娘们天天半夜三更吃‘宵夜’，弄得我不能睡觉。”
　　我说：“对对对，我也被她弄得不能睡觉。她妈妈的，她怎么有这种臭习惯？”
　　吕金妹说：“她当官当久了，哪能吃得惯牢里的‘猪食’？”
　　我说：“她怎么有那么多好吃的？”
　　吕金妹说：“你以为梁佩芬跟我们一个样？我一犯了罪，连个探监的人也没有。人家梁佩芬家里有钱有势，想吃啥子家里都能往里送。”
　　我说：“操，干部也不管一管。”
　　吕金妹说：“官官相护呗，不是干部通融照顾，她家里能送进这么多好吃的来。”
　　我们俩愈说愈有气，我说去报告干部。吕金妹说没这个必要，倒不如来个“吃大户”。开头我不知道“吃大户”是啥子意思，吕金妹又轻声嘀咕一阵子，我心里大喜。
　　这天晚上熄灯铃声响过后，我们号房的同改们很快睡着了。
　　我侧耳细听，梁佩芬也发出轻轻的呼噜。吕金妹早摸准她的习惯，她总是先香香地睡上一觉，然后才醒过来吃东西。吕金妹就蹑手蹑脚下了床。她摸到梁佩芬的衣箱—我们叫它“百宝箱”，用一根发卡子，三捅两捅，很快把箱子打开。这一手，吕金妹不知道向哪个盗窃犯学来的，号子里啥样子的能人没有呀！吕金妹自吹，只要给她一根小铁丝，一枚发卡子，天下就没有她打不开的锁。一会儿工夫，吕金妹从梁佩芬的“百宝箱”里偷了许多好吃的，我们装做上厕所，躲在卫生间里饱餐了一顿。梁佩芬这家伙真有钱呀，她老公每次探监给她带来许多吃的，什么饼干呀，蛋糕呀，巧克力呀，芝麻糖呀，火腿肠呀，都非常高级。我爸我妈已经很久没有给我寄钱了，这种意外的收获真让我们快活死了！
　　我们的恶作剧做得既非常秘密又很有节制。这活我们没有天天做，隔三天五天，实在馋得不行，才敢做一回。吕金妹打开梁佩芬的“百宝箱”，每回偷的零食也不敢太多，而且又把箱子原封不动锁上，梁佩芬压根儿不会想到在号房里还有“家贼”偷她的东西。但是，我们这活做到第五回的时候，梁佩芬突然从睡梦中醒来，趁着窗外照进的月光，看见吕金妹站在她的“百宝箱”
　　跟前捅锁，便起床跟我们吵起来，还说要去报告干部，吕金妹和我就动了手，把她按在地下揍了个半死。
　　中队长，我这回说的全是实话，上回我说的全是假话，吕金妹说的，梁佩芬说的，也都是假话。你问梁佩芬为什么也不敢说真话？吕金妹会整她呀！也不再打她，就给她准备些沙子呀、毛毛虫呀，从上铺撒下去，能把她吓个半死。再说，梁佩芬也怕秘密揭穿，她的“百宝箱”保不住，还有啥子“宵夜”好吃呀！
　　中队长，我把我的错误全抖出来了，该上铐就上铐，该关禁闭就关禁闭。我毫无怨言。

　　任思嘉——
　　一桩被洪月娥看得相当严重的斗殴事件，由关飞鸾如实说来却像一出幽默喜剧，在我们大队干警中引起哗然大笑。洪月娥一边听我汇报一边直摇头。她说：鬼话，鬼话！关飞鸾这贱货真会编！王莹说：事情听起来是有些荒诞，但我看还合乎逻辑，吕金妹和关飞鸾都是嘴馋贪吃的家伙。章彬彬说，现在也别忙着下结论，我们去搜一搜梁佩芬的“百宝箱”，事情就会水落石出。
　　我们六七个干部浩浩荡荡开进９号号房。女犯们不知发生什么严重事情，全都紧张地立正站好。洪月娥对梁佩芬说：“把你的箱子打开！”
　　章彬彬却走向吕金妹，命令道：“吕金妹，你是开锁的老手，你来开这只箱子！”
　　吕金妹支支吾吾：“我、我我哪开得了？”
　　章彬彬早看见她短发上有一枚发卡子，伸手帮她取了下来：
　　“呶，这是你开锁的钥匙吧？”
　　吕金妹不敢顽抗了，拿着发卡子在梁佩芬“百宝箱”的铁锁上三捅两捅，箱子就打开了。我们看见，那箱子里一边放着衣服，一边尽藏着吃的—奶粉、咖啡、饼干、巧克力、火腿肠、比萨饼、牛肉干、易拉罐啤酒，应有尽有。
　　事情已经真相大白，干警们回到大队办公室讨论给当事人什么处分。洪月娥因为自己的预言被证实而异常兴奋。她说：“看看，我早就说吕金妹和关飞鸾肯定有个地下小团伙，现在不一清二楚了？”
　　洪月娥一家伙就把事情定了性，几个年轻干警就不好说什么了。静场了好一会儿，董雪看看没人吭声，只好附和说：“洪队说得有道理，吕金妹和关飞鸾总是勾勾搭搭的，是像个地下小团伙。”
　　我从旁观察，董雪年纪不大，却蛮懂人情世故。她是个从农村来的姑娘，在警校的学习成绩也不算好，能分配到女监这样的大单位，她够心满意足了。再说，她要请个假呀，申请个困难补助呀，再往后的提升晋级呀，在她看来全凭大队长一句话。因此她说话办事，就常常要看洪月娥的眼色。
　　章彬彬沉吟了一会儿说：“洪队，你是不是把这事看得过于严重了？一定性为地下团伙，那可是触犯监规法纪的，少说也得加两三年徒刑，这事还是慎重一点好。”
　　洪月娥眼睛一瞪：“你认为太重，也得说出个道理呀！”
　　章彬彬就慢条斯理解释说：“吕金妹和关飞鸾联手打了梁佩芬，又偷吃人家的东西，这些错误当然是很严重的。但是，现在查来查去的结果，此事除了吕金妹和关飞鸾，也还没有第三者介入，三人成众嘛，仅就吕金妹和关飞鸾两个人，成什么小团伙？
　　再说，小团伙一般都有对抗改造、欺压罪犯和占山称‘王’的动机和行为，就现有事实看，也还没有查出她们这些方面的犯罪证据。我看，吕金妹和关飞鸾的行为，充其量是禁不住嘴馋，小偷小摸，而且梁佩芬在号房里吃东西也有很大的诱惑力。因此我觉得，这事不宜把她们往死里推，定个违反监规的严重错误也就够了。”
　　章彬彬说得合情合理，我脑子豁然开朗，就发言支持她的意见。接着，王莹等年轻干警也说，对吕金妹和关飞鸾这样年轻又不是死不改悔的女犯，能拉一拉还是拉一拉的好。洪月娥因为没能挖出个“地下小团伙”，虽然不大解气，但见多数人的意见倾向章彬彬，也就不再固执己见。最后由她拍板，吕金妹是主角，禁闭二十四小时，并扣去当月改造表现的积分。关飞鸾是胁从，又主动坦白揭发别人，免予处分。
　　接着议到梁佩芬的“百宝箱”。洪月娥对此非常生气，一再追问，梁佩芬家里能送来这么多吃的，我们的干部竟没有检查，一次又一次大开绿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章彬彬第一个站出来承认错误。她说：“在梁佩芬入监第一天，我就没有把好关，她带了许多吃的，我没有提出批评。”
　　我连忙抢着说：“当时检查梁佩芬携带物品的任务，是由我执行的，这是我的错。”
　　王莹也跟着说：“后来在梁佩芬老公来探监的时候，又给她带了许多吃的，我也睁一眼闭一眼。”
　　洪月娥大为不悦，斥责连声：“看、看、看，还有章法，还有监规吗？你们都这样护着梁佩芬，是不是因为她当过副市长？”章彬彬知道这事做得不妥，头低低的，不敢吭声。
　　王莹是个直性子年轻干警，又没有多少顾忌，就辩解说：
　　“我才不管她市长不市长哩！我是想，梁佩芬虽然犯了大罪，可她老爸是我们的老上级，又是女监的创建人，在一些芝麻小事上，给点照顾也是人之常情。”
　　洪月娥绷紧了脸说：“老厅长我们当然很尊敬。但是，老厅长是老厅长，梁佩芬是梁佩芬。她犯了大罪是来蹲监狱服刑改造的，不是来这里养尊处优。这样不利于犯人改造。今后她家属送东西来，一要限量，二要交中队保管，该吃的时候才交给犯人。
　　要不，整天在号房里吃香的喝辣的，还半夜三更躲在床上吃‘宵夜’，会造成什么影响？”
　　洪队的批评当然百分之百正确。于是，梁佩芬的“百宝箱”
　　就一钱不值，还原为普普通通的衣箱。
　　至此，我轻轻吁了口气。因为我忙乎了一个多月的所谓“地下小团伙”，总算画上一个句号。在这件事上，既没有证明洪月娥的绝对正确，也没有显出我十分无能。尽管洪月娥想为难我、考验我，甚至想看我的笑话—说我“吃不了狱警这碗饭”，我总算没有让她如愿以偿。
　　会后我和王莹聊天，以掩饰不住的轻松心情说：“王莹，洪队这人真爱小题大做，屁大点事儿她也想挖出个‘地下小团伙’。
　　你说，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王莹说：“洪队这人就是好大喜功。”
　　我说：“这里的女犯都是些死‘老虎’了，她还能抓出一只活‘老虎’来立什么功？”
　　王莹说：“这你就不知道了，有的人就是在天下不乱的时候，弄出点乱子来，才能显示自己的高明。”
　　王莹是从大城市来的警校生，思想活跃，包袱也少。她对时弊的针砭和对干部的褒贬，往往一针见血。但是当时我并没有苟同王莹的看法，把洪队看得太扁。我想洪月娥主要是思想偏狭，思维定势，像蒙上眼睛推了儿十年磨的骡子，即使掀去它头上的遮眼布，让它撒开四蹄自由奔跑，它也只会围绕着老磨道打转转。
　　从梁佩芬那只颇具喜剧色彩的“百宝箱”，我倒是看到当今许多贪官污吏，比起平民罪犯来更加不可救药。当晚，我把这件有趣的事记在我的粉红色塑胶封面的日记本上。最后写道：
　　“许多贪官污吏一旦罪行败露，锒铛入狱，从灵到肉，都要受到铁窗生活的熬煎，比起一般平民出身的罪犯，更难度过漫长的刑期。对他们来说，大墙内外的生活，真是天上地下！因此，他（她）们即使身在狱中，也时时怀念失去的天堂，总想千方百计逃脱法律和正义的制裁。”
　　记完日记，我推开窗子透透气。凉爽的夜风带着山花野草的气息扑进房来，一天的劳乏似乎随风飘去，精神一振，睡意全消。这时候，我抬头望了洪月娥的宿舍一眼。洪的宿舍在我斜对过，虽然窗帘遮得严丝合缝的，但是，我仍能看见里头亮着灯光，有个高大的男人的影子，在灯光下晃来晃去。
　　嚯，看来今晚余科长莫非要在洪月娥房里过夜了这个尼姑庵一样的“女儿国”里，难道还会闹出一点桃色新闻来？也不是我有看人笑话的阴暗心理，这女监的生活也太沉闷太单调了，它太需要来一点调味品，像炒菜总得放点盐滴点醋撒点胡椒面儿什么的，人们才能把日子过出一点滋味来。有那么一刹那，我想叫来王莹、董雪、章彬彬等人到我房里玩一会儿扑克，或是聊一会儿天，我就佯装在意外之中发现对过洪月娥房里有个大男人，于是大吃一惊，让姐妹们共同证实。哈！你想想，第二天，全女监将怎样沸沸扬扬传播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可是我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呸！这种玩法太低级无聊。
　　如今二十世纪已经快过到尽头了，男男女女来来往往挺自由的，何况洪月娥还是个女光棍，谁去管她呢！
　　我顿时释然，没有窥视别人隐私的兴趣了，关上我宿舍的窗子睡觉。

　　洪月娥——
　　你已经把那瓶剑南春快喝光了。你喝酒不要多少好菜，就着一碟花生米，抿一口酒，往嘴里扔一小把花生米。你牙口好，嚼花生米像石磨磨豆子，只听一阵卡巴卡巴响，嘴里的花生米就吃个精光；然后又抿一口酒。一会儿，你额上沁出汗珠，眼里冒出红光，慢慢向我走过来，抱起我这一百三十多斤的身躯，像抱一床轻轻的被子，往床上一扔，就饿虎扑食扑过来。
　　我被你像舂米一样一下一下舂着，舂得我粉身碎骨，舂得我魂飞魄散，舂得我呼爹喊娘。嘿，什么狗屁“余科长”呀，我和你重又做了夫妻，真像做梦一样！
　　那天你来女监跟我们五大队洽谈合作制鞋业务，我一点也认不出你来。你递过的名片上写着：“西源兴隆鞋业公司生产科科长余明光”，再瞧你一米八几的个头，长得像黑熊一样强壮，我心里就动了一下。真的，打第一眼见到你，我心里就动了一下，就觉得你算得上一条汉子，就是我在无数的梦中梦见的那种高大彪悍的汉子。稍稍有点遗憾，是你的左脸颊上有一条伤疤，像只丑模怪样的毛毛虫，从左嘴角一直爬到左耳根。乍一看，有些凶狠，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但是，你这家伙为人却很随和，又知道讨女人的欢心，来我们车间检查生产，今天给我捎一块纱巾，明天给我带一瓶香水，那一张嘴呀，又甜得像涂了蜜。这么一来二往，我们就熟得像老朋友。天天见面，我愈看你愈觉得你像我那个死去的男人。有天，我突然问起你脸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
　　你操着一口标准的东北口音说，你年轻的时候在家乡学大寨修水库，你是放炮手，一次放炸药，这脸被弹片咬了一口，就变成这个鬼样子。
　　我很快打消自己的想法，你是东北人，满嘴东北口音，我怎么还能指望你是我那死去二十年的男人呢？
　　我笑道，这么说，你还是个大英雄了！
　　再看你左脸颊的伤疤，也不怎么碍眼了。好像戏台上的大花脸，在脸上画上一笔油彩，反倒增添了几分刚性，更有男子汉的气魄。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周末的夜晚，你突然敲开了我的家门。你双手拎着吃的用的穿的一大摞礼品，像个鬼魂一样站在我跟前。
　　我说，你、你、你这是怎么啦？有事，请在办公时间到办公室去找我！
　　我结结巴巴的，话也说不清楚。别看我在犯人跟前总是凶神恶煞，这会儿家里忽然闯进个男人，我真吓了一跳！整整二十年了，从来没有一个陌生男人踏进过我的家门。今晚你突然闯了进来，我心里一阵慌乱，也不知是惊喜还是惊吓。
　　你用火辣辣的眼睛盯着我，脸上笑嘻嘻的。你说，我今天要找你谈一桩私事，很重要很重要的私事。
　　我心里纳闷，我们之间会有什么私事？我说有啥事儿我们还是白天到大队部去谈吧，夜深人静的，在我家里谈不方便。
　　你笑得更厉害了，神秘兮兮说，这事不能在办公室谈，只能两人悄没声息地在家里谈。
　　我一下子想到许多流氓强奸案，开始动手推搡你，想把你轰出门外去。
　　你别推，你别推！你的力气比我大，一只手挡住我，另一只手已经把房门关严实，咔嚓一下上了栓。
　　我吓得连连后退，你却步步进逼。眼睛火辣辣的，唇边嘻开无赖的笑：你不认识我了？真的不认识我了？你再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看看我！天呀，你敢情把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女人，一点也想不起我了？
　　我在脑子里找寻你的鬼影子，却一点儿也想不起你是谁。我一向自以为胆大包天的，平常什么小伙子敢跟我动手动脚，我一个擒拿一个剪腿，放不倒他我不姓洪。可你壮得像一头牛，凶得像一只狼，我第一次在男人跟前胆战心惊了，但脑子还不到麻木的地步。我在想着治你的招儿。
　　我咬着牙根说，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可是你不理我的茬，仍步步逼进。我悄悄向后退着，退到床边的时候，我在枕头下一下子摸出我的手枪，啪的一下顶上子弹，抬起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你。可不是学电影电视上演警察的那些明星的蹩脚表演，我是来真格的。我是一名老警察，玩枪弄棒我非常熟稔。我压低声音喊道：举起手来！快、快！举起手来，我要开枪了！
　　你乖乖地举起手，惊吓地喊道：别开枪！别开枪！月娥，我是你、你的老公，我是朱亦龙！
　　我一下就懵了，说，你说鬼话！
　　你又连声说，我真是你老公，我真是朱亦龙！二十年前，他们枪毙我，那一枪打偏了，没有毙了我。
　　我的天呀，这会儿我才看出，你的大个头大眼睛大手大脚，你走路的姿势你说话的模样你像野猪鬃一样耸起的粗硬的头发，还有你那一口嚼花生米像石磨一样坚硬的大黄牙嘿，站在我面前的你，真的就是我那个死了二十年的男人朱亦龙呀！
　　我连忙拉上窗帘，灭了客厅的电灯，让你在小厨房的矮凳上坐下。我说，朱亦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五一十给我老实说来！
　　我的手枪还掂在手上。二十年了，我真弄不清你是人呢还是鬼，我心里不能不绷紧一根阶级斗争的弦。

　　朱亦龙——
　　刑车一开进清水潭监狱的大操场，我就被人扔下车斗，像扔一袋苞谷棒子。旋即，两个大兵哥把我从地上拎起来，要架着我走。我抬头一看，平常开大会的主席台上，挂着一条白布黑字的大横幅：“公审流氓强奸犯朱亦龙群众大会”。操他妈的，老子朱亦龙三个大字上打着红杠杠。我就知道我今天可是活到头了！我猛地摆了摆胳膊，才想起我的双臂被五花大绑着，但我的身子这么左摇右晃两下子，两个大兵哥就被我摆脱了。我说，老子自己有腿老子自己走！老子十八岁就在清水潭看管犯人，反革命流氓坏蛋一个个被我管得龟孙子一样，临到老子成了罪犯（其实老子一直不承认自己是罪犯），老子能在罪犯面前丢脸？不，老子不是孬种，老子死也要死个好样！老子大摇大摆走进会场，又蹭蹭蹭几步登上了主席台。操他祖宗十八代的，老子历来都在这主席台上讲话呼口号，现在好了，老子成了流氓强奸犯！老子真是满肚子冤哪！老子胸脯挺挺地站着，想喊两句口号，想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要为我申冤！”我爸是贫农，我爷爷是贫农，我爷爷的爷爷还是贫农，我是个根正苗红连皮带肉连骨头带血都红彤彤的红五类哪，专政怎么专到我的头上啊？我刚憋足劲儿喊了一声“毛主席”，膝后根就挨了一枪托，扑通一声跪在台板上。
　　，勒在我脖子上的麻绳突然拉紧。我的喉咙头火辣辣的痛，气也喘不上了，还喊啥口号呀！接着是大会主持人哇啦哇啦讲些啥，接着是台上台下一阵一阵喊口号，不知不觉的，我的裤裆里热烘烘的像打翻了暖水壶，操她妈妈的，我以往都非常神气那天却偏偏不争气，心里一慌鸡巴就放水，一泡骚尿哗啦哗啦在台板上湿了一大摊。我的双膝悄悄挪动，想遮住流淌在台板上的尿。
　　我不能让人笑话，骂我是孬种。
　　那天的公审大会开得真他妈的长，讲话的人一个接一个放不完他妈的臭狗屁。我就睁大眼睛在台下溜来溜去，想最后瞅你一眼。月娥呀，我们虽然结婚才一年，可这也是三百多天的结发夫妻哪！可是我找不到你的影子，我就看见台下黑压压的一大片，天哪，不都是身穿黑色号服的女犯么！这些臭娘们，这些骚×货！我的小命就是断送在她们手上哪。判决书上说我强奸女犯二十三人（其实三十二个也不止，可我不能对你说真话），这是一个多么夸张的数字！我只找了两三个女犯来个别谈话。（其实说上三言两语我的鸡巴就不听话，我把皮鞭、手枪往桌上一拍，命令她们脱裤子，这事我更是不能对你说。我的天！我居然就在黑压压的人群中，看见好几个被我操过的贱货。那些日子我多惬意，皇帝的三宫六院又怎样？一百多个女犯我想操谁就操谁。当然，这话我更是万万不能对你说，就让它烂在我的肚子里吧。）
　　我是五大队大队长，我要负起管教女犯的责任，我找她们谈谈话也能构成强奸罪？你说我冤不冤？我就怀疑是谁跟我有仇，捏造罪名陷害我。我是死不瞑目呀！（可是，我朝台下溜了一眼，看见几个被我操过的女犯咬牙切齿呸呀呸呀啐口水，嘿，你啐吧你啐吧，你们这些臭娘们，一想起跟你们困觉那个滋味，就是枪毙我一百次也决不吃后悔药！可这话我也不能对你说，就让它烂在我肚子里吧。）
　　公审大会总算结束了。我又被几个大兵哥架着拖上刑车。我想在车上站得直一点，可我的膝盖骨软绵绵的，脊梁骨也像折断了一样。要没有两个大兵哥架着我，我准像一堆烂泥瘫在车上了。天呀，过一会儿我就要见阎王老子去了，我这才想起活着有多好！我抬头看天，天乌黑一片；我低头看地，地乌黑一片；我再看满山遍野看热闹的人，也是乌黑一片。我的眼睛全瞎了，啥也看不见！（我一心想最后逞一次英雄却是狗熊也不如，可我不能跟你透露这一点）后来，我怎么被人拖下车，怎么被人推到行刑的田坝上，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听“啪”一声枪响，我觉得天旋地转天崩地裂天昏地暗，我就一下子栽倒在田坝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醒了过来。我觉得浑身凉飕飕的，像是从冰窖捞起来；左脸火辣辣的，一摸一手血。咦，我可是僵尸还魂么？一摸鼻子和嘴巴，还呼哧呼哧喘气呢！他妈的真是天不灭我，老子还活着！这时我才听见山坳里风呼呼地吹，我浑身簌簌地抖。在这里待下去可不是办法，咋办？我脑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快快逃，趁天亮前逃，逃出清源山，逃出西源县，逃得远远的。老子不能叫人家逮住再补一粒花生米。
　　到底是被枪毙过一次的人，我左边半边脸揪心地痛，肚子又饿，身上没有力气。可我咬紧牙关使劲地爬呀爬呀，我爬上了田坝，爬上了山路，爬进了林子天麻麻亮的时候，我已经在深山老林的一个小山洞里藏起来。
　　月娥呀月娥，下面的日子我就不再跟你细细说了，你只要想一想《白毛女》那戏中的白毛女过的是啥日子，我过的就是啥日子。我喝山水解渴，吃野果充饥，慢慢地把伤养好了，我就开始上路逃出西部大山区，逃出了Ａ省地界。当然，一路上，老子少不了要用一用从许多盗窃犯那儿学来的绝招儿，到农家茅舍偷点吃的，摸点穿的，搞点人民币和粮票，有一次非常幸运，老子还从一个生产大队部弄到好几张空白介绍信，又盖上公章。万事俱备，老子搭上火车，一溜烟马不停蹄到了北大荒。打这以后，这个世界上“朱亦龙”已经死翘翘了，老子改名叫“余明光”。
　　再后来，东北日子不好混，我听说南方人都富得流油了，又回到Ａ省西部山区。我先在一家鞋厂当工人，后来当班组长，再后来当车间主任，再后来老子就当上兴隆鞋业公司的生产科长。
　　月娥，你看出来没有？我原来很黑，现今养白了；原来很瘦，现今养胖了；原来是刀条脸，现今变成“国”字脸。回清源市之前，为了我脸上这块该死的伤疤，也为了能够百分百地安全活下来，我还花了三千元请一位美容师做了一次整容术，让我完全变了个人，变得更帅更漂亮了。我曾经碰到好多清水潭监狱的老看守，没有一个能认出我来的，老子这才放了一百个心，大摇大摆地到女监来和你们合作做生意。我的好老婆呀，我从旁悄悄观察你好几个月呢，你呀真够意思的，二十年不改嫁，比那个独守寒窑十八载的王钏宝还王宝钏，我能不来认你吗？

　　洪月娥——
　　你拉去枪毙开公审大会那一天，我没敢在会上露面，可我的眼睛一直瞅着你。我躲在我那间干打垒小土屋里，把报纸糊的小窗捅开一个小窟窿，像猫一样一直趴在窗台上，外头的情况我就看得一清二楚。你被大兵哥从车上提溜下来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爆炸碎成粉末了！你说你听不清台上讲话的人哇啦哇啦些啥，我可是一字不漏往耳朵里灌。过去有人在背后骂你是“猪公”，我还差点跟人家急跟人家动刀子呢，现在我听清了，一个、两个、三个好家伙，你总共干了二十三个！你不是“猪公”不是畜牲是个啥？可是一听到大会主席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什么的，我从窗台滚到桌上，又从桌上滚到床上，再从床上滚到地上，我不敢再看你一眼了！好久好久，听到田坝上传来一声枪响，我就晕死过去了。
　　当天夜里，你爸到我家找我爸，两个老人在灶间旮旯里一边叹气，一边抽烟，一边嘀咕些啥。我听见你爸说，那田坝上根本就没找到亦龙的影子。我爸说，不会吧！我亲眼看见是推到上田坝开的枪，你会不会摸错了地方？你爸说，哪能呀，上田坝整爿山我都找遍了。我爸就抽了一袋闷烟，说，兄弟，那咱说啥也得给亦龙挖个坑儿，不能让孩子没个家。
　　一听俩老胡扯瞎说，我心里有了一线希望。我想，是不是行刑大兵枪法不准，或者手下留情，那一枪打偏了呢？天呀，兴许你还活在这世上吧？你造了那么多的孽，是死有余辜，我也恨死了你呀！可是，我们毕竟夫妻一场；再说，文化大革命那乱糟糟的年头，出过多少冤假错案，你有那么大本事，能干那么多女犯，我心里也将信将疑。第二天，我一早悄悄上了山，找到你挨枪子的那个田坝，左看看，右瞅瞅，先是捡到一粒步枪的子弹壳，接着又发现一摊黑乎乎的血迹，再后来是一大群黑魆魆的苍蝇不断飞起又不断落下，把我引向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路上我都闻到你的血腥气。我心里欢蹦乱跳起来，心想那一枪果然没崩了你，你准是拖着伤口一路爬着往大山里逃了。后来，嗡嗡嗡的苍蝇不见了，你的血腥气也闻不到了，我心里一下就凉透了我想你真是逃得出虎口逃不出狼窝，你准是被豺狼山狗拖去当了点心。我知道清源山上历来豺狗猖獗，你那一百七八十斤犍子肉，还不够豺狼山狗塞牙缝！我踉踉跄跄回了家，胡乱拾掇些你的破衣烂衫，打成一个小包袱，交给你爸和我爸，就在那后山梁给你挖了一个衣冠墓。
　　我一口气说到这里，站起来，推开朝北的窗子，往黑魆魆的山梁一指，说，朱亦龙，你来看，那爿山梁的苦槠树下，就是你爸和我爸给你垒的坟。
　　你在我身后嘿嘿一笑：真要谢谢两位老人了，没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我接着往下说：朱亦龙，亏你还笑得出来！我爸和你爸是装着上山挖冬笋，胡乱给你挖个坑的。要是被人发现，非落个立场不稳，开除党籍的处分不可，你知道吗？
　　你突然惊叫起来：啊，你看，那山梁上还有一团一团鬼火飘来飘去，莫非真有什么阴魂不散吧？
　　我却一点不怕，一年四季，山上的鬼火我见多了。我说，这里建监狱几十年了，病死处死上吊自杀的囚犯有多少呀？嘿，我想你想疯了，还常常在深更半夜，把北窗打开，静静地看山上的鬼火哩。瞧，那鬼火也像阳间的大活人一样，分三六九等，有的大得像火球，有的小得像萤火虫，有的贼亮贼亮，有的像快灭的油灯。我就仔细地看，仔细地认，哪个鬼火是你死鬼朱亦龙的魂？
　　你就连声告饶：快别说了，快别说了，你说得我头皮发麻，头发一根一根竖起来。
　　你啪地一下关上窗。
　　我不屑地啐你一口：呸，孬种！自己还怕自己的魂呀！回到房里我们接着说二十年前的事。
　　我说，朱亦龙呀朱亦龙，整整二十年了，我做梦梦见你，你都是没有脑壳的断头鬼，满脸鲜血的屈死鬼，哪里想到你这家伙还好端端的活着！
　　你就泪眼汪汪的凑过来要抱我亲我。
　　我绷起脸来说：滚！朱亦龙，你给我站远远的，你害得我守寡二十年，在人前抬不起头，在人后遭众人骂，你罪大恶极呢，还想来沾我的边！
　　你愣了片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天起誓说：天呀，我是清白的，我对你洪月娥绝对忠诚老实。二十年前那起所谓强奸女犯案，可是一起冤假错案。你想想，我二十出头就当上大队长，谁看了不眼红？不知是些什么家伙嫉妒我，血口喷人，栽赃诬陷，想把我整死哩！上天作证：我如果说半点假话，天打五雷轰！
　　唉，我毕竟是女人，一个守寡守了二十年的女人，见不得一个大男人的眼泪，我一下子就心软了。

　　洪月娥——
　　喂，你怎么没有一点声音了？叫你悠着点悠着点你偏偏不顾死活！你呼哧呼哧躺了一会儿又开始说胡话。
　　你说，我们来合伙做一笔生意。
　　我说，我们不是已经在合伙做鞋吗？
　　你说，那是公家对公家，现在要做，是我们夫妻俩联手私下做。
　　我听不懂。你就拨拉开小九九。这笔账你可能已经盘算过多少遍，拨拉起来铁锅倒油的顺溜溜。你说，你们五大队不是每星期给我们交三千双鞋吗？咱们来打个小埋伏，你给我交三千零五十双，可是你我双方在账上只记三千双，那多给的五十双由我找个渠道销售。
　　你乐得屁股一颠坐起来，掐着指头说得唾沫横飞。你算算吧，你算算吧，你说，一双五十，五五二五，五十双就是两千五，一个月下来，咱们净赚万把块哪！
　　我吓了一跳。我说，你是不是嫌枪毙一次不够还想再枪毙一次呀！我一个女警官能干这档子事？
　　你说，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怕啥？
　　我说，就是没人知道我也不能干。你知道我洪月娥是何等角色？从警二十多年来，我一贯优秀，是“铁拳头”，老模范，没私吞公家一粒米，没有多花公家一分钱，箱子里奖状、奖章不知有多少，我能去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
　　你就大骂我是猪脑壳，满脑子装着猪脑髓。你说，你看看你过的是啥日子？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电视机还是１２时黑白，洗衣机更惨，至今还是一架“双手牌”。我说你活得累不累呀！
　　再看看如今的乡镇长、科局长，他们一个月工资有几个大钱？可是他们哪个不过得比你好上百十倍？像你这样的死脑筋，只有活到老穷到老，一辈子喝西北风！
　　我终于有点被你说动了。但是心里还是很害怕。我说，穷就穷吧，免得做了亏心事，半夜敲门也心惊。
　　你就安慰我说，有啥好怕的？老百姓说，如今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可是，能抓到的贪官有几个？还轮到你这样的小干部？你还给我打了个比方：乘坐飞机的乘客，如果从飞机上摔下来，几乎百分之百的命丧黄泉；可是，坐飞机快捷，舒服，而且据统计是所有交通工具中事故率最低的，天天在空中飞行的飞机有千千万万架，一年能摔下几架来？因此，仍然有千千万万人不怕丢了小命去坐飞机。
　　我默神了许久说，我们大队工场管理可正规了，发料、收货，一样一样都有保管统计员登记的。
　　你说，你们那个保管统计员叫谢芳吧，我认得的。到你们工场收鞋子，我跟她打过交道，那是个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的女犯，你大队长只要哼一声，她连屁都不敢放。
　　我说，啊哈，我一个大队长，敢明目张胆叫罪犯再去犯罪？
　　你是个多么老奸巨猾的家伙，连教唆的词儿都给我编好了。
　　你说，你要非常认真地给那个保管统计员布置任务，说为了留点零头钱给犯人改善生活，不得不在出仓产品的数量上做点手脚比如，在她登记的总数里面，你每次都挑出许多次品和废品，叫她不要上账；我这边却把尺度放宽一点，尽量把所谓的“次品”也收进来。这一严一宽，每周多出五十双鞋不会有问题吧。
　　我说，你真会异想天开！一周多做五十双鞋，不把女犯们累死！
　　你又涎着脸笑，说你想修成观音菩萨怎么的？叫那些贱货加班加点多出点活，你还心疼哪？
　　我看出来了，朱亦龙，这二十来年你在外头闯荡江湖，磨出一副多么会说话的伶牙利嘴，把死的也能说活！你说来说去，我的死脑筋就被你说活了。
　　你说为了这事得好好回报我，抱住我又亲又啃。
　　你这只色狼多凶狠呀！每回偷偷溜进我的宿舍，你没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决不罢休。有时，我就委屈得偷偷流泪，暗想，凭你这一身牛牯样的身板猪公样的骚劲，糟塌二十三个女犯有啥问题？
　　可是，我每回泼醋发火的时候，朱亦龙，你就死皮赖脸跟我急：看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多少冤假错案都平反了，你、你、你洪月娥还不相信我，老想揪辫子！
　　你一急，我也就气消了。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不能不承认，我从来没有如此这般的快活过。活着，活着，活到四十出头了，只有朱亦龙你回到我的身边，我才重新活成个真正的女人！

　　梁佩芬——
　　清水潭一过霜降，果真就下霜了。清晨出操时，我看到操场四周的草地上，铺着一片白茫茫的寒霜；树枝上、电线上，结着白茫茫的雾凇。如果这天在工场干活，忙忙碌碌也不觉怎么太冷。这天是星期日，活动的天地限于三十来平方的号房，不准生火炉，更不会有暖气，起床电铃响过之后，被褥必须折叠整齐，谁也不准懒床不起，同改们坐在小马扎上看书也好，趴在桌上写信也好，无不感到咄咄逼人的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就不断地搓手蹬脚，一边不住朝铁窗外张望，期待着暖洋洋的阳光照耀我们的号房。
　　冬天的太阳给我们送来温暖，只有每天上午八点半至十点半这短短的两小时。女犯们不准带表，我只能猜个大概。我留意太阳从对面山岗升起，慢慢爬上一竿子高的时候，阳光才能穿过松杉混交林的梢头，再透过森严的铁窗，正好落在我的床上。过了一个秋天，我注意到阳光照射的角度，慢慢从偏东南而改为偏东北方向了。至此，我才知道我这张床的位置，是９号号房最佳的位置。其中，是否包含章彬彬对我不露痕迹的关照呢？我想回答是肯定的。最近，我常常透过章彬彬威严的外表，感受到她对我煞费苦心的偏袒，就时时回想起最初对她的怨恨和粗暴而深感歉疚不安。
　　当然，冬日阳光更大的好处，是在我们阴沉黯淡的心灵调色板上，涂抹上些许明亮的色调。清水潭的阳光不宜用简单的金色、红色、桔红色这样一些用滥了的字眼来形容，从对面山岗投射过来的阳光，因为要经过树林梢头的过滤，要经过一片深潭升起的水气的浸染，就在明净中溶进碧树芳草的浓浓的绿意了。当第一缕阳光投进铁窗的时候，同改们都会“哇”地一声欢呼，说太阳出来了，都搬着小凳挤到东边来，有的看书读报，有的写家信，或是几个人凑在一堆儿甩老Ｋ。这时，阳光拂去我们心头的阴霾，是同改们一天中心情最好的一段时光。
　　吕金妹看见阳光已经照进了号房，就拿出一副扑克牌，沙拉沙拉在手中摆弄着，一边叫喊：“喂，喂，哪个政治觉悟高的，快来学习‘５４’号文件！”
　　这家伙从来不把打扑克叫做打扑克，而是叫学习“５４”号文件，因为一副扑克牌总共５４张。几个无所事事的同改一下子就围了过去，一个无聊的牌局就在窗前的阳光下开始了。
　　谢芳是从来不打扑克的。她视时间为生命，总是见缝插针地利用点滴时间学习英语。这会儿她盘腿坐在床上看书，那是一本《英汉大词典》，厚如墙砖。她像个修炼到家的尼姑，不管号房里吵吵闹闹，她都能坐禅入定，叽叽咕咕啃她的书本。这个经济学硕士在金钱堆里栽了筋斗之后，发誓这一辈子再不沾“经济”的边了，就在狱中专攻英语，想在下半辈子靠当翻译吃饭。从第一缕阳光照进铁窗，到这会儿号房里铺满阳光，我就没看见谢芳下过床。我注意到她在狱中除了干活，就是读书。她的兜兜里无时不揣着许多写着英语单词的小纸片，走路背单词，干活背单词，上厕所背单词，睡梦中也在背单词谢芳跟我说过，她的目标是要在七年的刑期中背下这本大词典的六万多个单词，现在，刑期刚刚过半，她已经背下了全书的三分之二，也就是四万多个单词。
　　关飞鸾本来是牌局中的“常委”，只要“５４”号文件一打开，她是场场必到的。自从我的“百宝箱”秘密暴露后，吕金妹和关飞鸾失和，她很可能把我和关飞鸾都看成可耻的“告密者”，看我们的目光总是充满了冷漠和仇恨。关飞鸾和吕金妹疏远，跟我却不知不觉地亲昵起来。我身体不适时，她常常帮我打饭、洗衣服；她学习上有了难处，我也乐得帮她点拨点拨。我发现，关飞鸾身上的流气减少了，属于少女本真纯洁的东西正在悄悄复苏。
　　这会儿，关飞鸾坐在小马扎上，正在写一篇周记。她说她要把章彬彬上山采药为她治病的事情写出来，我看她写得很认真，很艰苦，一支圆珠笔戳在腮帮子上，想呵想呵，想得眼神都发直了。
　　至于我，从来不参加号房里的游戏圈。就是吕金妹不在其中，我也退避三舍。我不是洁身自好从不沾赌的那种人，在难得空闲的日子，偶尔也会和几位好友凑在一起，玩扑克、“筑长城”。那都是带“彩”的，没点刺激哪提得起劲？我会跟这些下三烂一起贴纸条钻桌子？
　　这会儿，我坐在床头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大队阅览室购置了不少书报，大多是武侠通俗小说，像《罪与罚》这样的书几乎无人问津，一打开封面，书香扑鼻，挺括的纸张发出悦耳的脆响。但是，我的心情总是好不起来，阅读老停留在第一行：
　　“七月初，一个特别炎热的傍晚，有个青年人从他在Ｓ街所租的阁楼里走出来”
　　自从洪大队长取缔了我的“百宝箱”，也就是说，自从章彬彬和任中队长再也不敢通融我家里给我带来许多零食，我再也不是一个有“特殊身份”的女犯，最后一点“特权”已被剥夺殆尽。我的衣箱再也无“宝”可藏，连锁我也懒得锁了，吕金妹们自然也没有窥视的兴趣。现在，我不仅和同改们一样要天天干活，也和同改们一样要吃女监的“牢饭”。我过去来女监慰问的时候，看见女犯们的饭食过于粗放，曾略带怜悯之情向赵监狱长说过，能不能让女犯们稍稍吃得好些？赵监狱长的回答非常明确：吃饱绝对保证，吃好绝对不能！不仅仅是经费有限，更主要的，是这种低标准的生活，和强制性劳动与剥夺自由一样，也是对罪犯的一种惩罚。接受了一定刑期的惩罚，她们出狱后，才会牢记教训，不敢再犯罪而危害社会。这话我当时听起来是极有道理的，现在我自己成了罪犯，才深感“牢饭”的不堪忍受。那都是些什么菜呀？几名“宽管”女犯大桶大桶挑进号房来的，尽是黄不叽叽的白菜帮子、红烧萝卜和稀里糊涂的大肥肉烧土豆。开初我难以下咽，扒进嘴里又吐出来。但是，自从断了我的蛋糕、饼干、巧克力、火腿肠，我才体会到什么叫“饥不择食”了！我当常务副市长的时候，断不了三日一大宴，一日一小宴，珍馐佳肴放在嘴里也不过尝个鲜儿就撂在碟子里。现在可好，白菜帮子里多了两片肉皮，也会带来意外的惊喜。国庆节那天，食堂宰了几头大猪，每人一大盘红烧肉，也不管肥的瘦的，我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我的目光再一次从书本上移开，看见关飞鸾坐在桌前埋头写周记。她时而匆匆写上几行，时而思想卡壳，就把目光投向窗外，望着蓝天，望着树林，那种专注的神情，就像是一个正在攻克难题的中学生。是啊，像她这样的年龄，应该在大学校园里度过才对呀，怎么成了铁窗中的囚犯？
　　我的思绪像一只不安分的小鸟，从关飞鸾的枝头一下子跳到我的小女儿婷婷的枝头。
　　我的孩子呀，你这会儿在哪里？在幼儿园荡秋千？在家里弹电子琴？还是趴在地板上玩积木，盖你的小别墅呀妈的事情你爸没有让你知道吧？这是我最不放心而且再三再四叮嘱你爸爸的，就说妈妈出差了，出国了，要好久好久才回来其实，妈妈就在这高墙铁窗里婷婷，这事如果让你知道，你会不会吓着？
　　婷婷，妈在这里过一天，就在本子上划上一条杠杠，过五天，就写下一个“正”字。如今，妈已经写了三十个“正”字又画上两杠，也就是说，妈入监已经一百五十二天，加上待在看守所的一个月，已经一百八十二天没见你了，妈的宝贝！要是蹲号子要蹲满十五年，才能见到你，妈准不认得你了！
　　书是再也看不下去了。我站起来，凭窗而立，向大墙外的田野张望。忽然，我看见一个年轻农妇陪着个大娘从小路上走来。
　　大娘上了年纪了，也许还有什么毛病，走起路来病病歪歪的，过沟过坎的时候，总是由农妇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会儿，要爬一段小土坡，农妇索性把大娘驮在背上，就那么吃力地一步一步向上挪。多孝顺的女人啊，那位大娘是她的母亲，还是她的婆婆？
　　她那艰难的脚步，一下一下踩在我的心头，把我的心都踩碎了！
　　这帧山村风情画，让我看得热泪盈眶。我忽然想起我的老父和老母。听说，我被检察院拘传那一天，我的老爸就气得心肌梗塞送了命，咳，我连你的追悼会也没有自由参加。我妈当天也犯了脑溢血，虽然抢救过来，可是也落个半身不遂。她老人家这会儿是躺在医院里，还是坐在轮椅上？哎，爸爸妈妈，你们尿一把屎一把把我拉扯大，风一程雨一程地养育了我，可是，我这不屑女儿，到头来却成为你们的掘墓人。哎，我、我还算个人吗？像这样心神不定，心不在焉，胡思乱想，在我不是头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只要让我的脑子静下来三分钟，我就不能不想起我的老父、老母，更不能不想起我心肝宝贝女儿。
　　忽然，一阵吵嚷声打断了我梦幻一般的思念。
　　我听到吕金妹的大嗓门从走廊上传来：“喂，喂，是谁的臭裤头晾在我上头！”
　　原来吕金妹不知什么时候上厕所，在走廊上看到自己的衣服被别人的衣服淋湿了，就大声咋呼起来。
　　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我今天早晨洗过衣服，而且正是晾在走廊的铁丝上，就走出去看了看，解释说：“噢，对不起，那是我的衣服。怎么啦？”
　　吕金妹一听就火了，一蹦三尺高，扯下我的一条真丝短裤，扔在地角上，又连连啐口水：“呸，呸！真倒运！”
　　我冲着吕金妹大声怒叱：“你凭什么扯下我的短裤？”
　　吕金妹的声音比我还要高八度：“你凭什么把臭裤衩晾在我的衣服上面？”
　　我知道，上回我和关飞鸾害她关了一天禁闭，这回她是有意来寻衅报仇了。我才不吃你这一套呢，也气咻咻地争辩：“铁丝空着，大家都可以晾的，你想独霸不成！”
　　吕金妹撇一撇嘴说：“哼，谁知道你的臭×洗干净没有？你的臭×水滴滴哒哒滴在我的衣服上，想叫我倒霉八辈子？”
　　吕金妹恶语伤人，气得我差点昏厥过去。休说当市长了，就是做平民百姓的时候，我也没有被人家用如此龌龊的语言咒骂过。我禁不住浑身发抖，本能地大声回骂：“你、你，你才是臭×哩，谁不知道你当过臭婊子’，
　　我的话还没说完，脸上就挨了吕金妹一个耳刮子。那是颇有分量的一击，啪地一声脆响，甩得我眼冒金星。我也失去理智，要扑上去跟吕金妹拼命。谢芳等几个同改就一拥而上，把我们拉开，大叫：“别闹啦，别闹啦，让干部知道又得吃苦头！”
　　吕金妹还是凶焰万丈：“我才不怕哩！来吧，梁佩芬！你是当市长的命，我是当婊子的命，来！我们拼一拼！拼个你死我活！”
　　吕金妹跳着骂着，像疯狗一样一次一次要扑过来，同改们拦也拦不住。这时关飞鸾挺身而出，往我和吕金妹之间一站，指着吕金妹说：“吕金妹，你要是活得不耐烦了，来，就冲我来！”
　　吕金妹说：“你臭×痒痒是不是？狗逮耗子！”
　　关飞鸾说：“我不能看着你横行霸道！”
　　吕金妹说：“来吧，我两拳头就能把你擂成一摊泥！”
　　吕金妹并非像某个超级大国那样，只拿着原子弹氢弹搞核讹诈。她比关飞鸾几乎高出一个头，又是农村出来的姑娘，下大田挑粪挑谷子，一百多斤一撂上肩就一路飞跑，对付三五个关飞鸾也不在话下。但是关飞鸾毫不畏惧，往前跨进一步，胸脯一挺说：“来吧，我才不怕你！我是二十年，你是十二年，再加几年也不要紧，就是拉出去毙了，你也得陪着，来吧，来啊！有种的，你敢动我一个手指头！”
　　吕金妹脸色发灰，步步退缩。谢芳等人一齐上前，拦的拦，拉的拉，才把吕金妹和关飞鸾拽开。
　　监狱真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惭愧，惭愧，我自己也恰恰成了其中一团臭狗屎），罪犯们磕磕碰碰那是常有的事。女犯们大都心理畸形，心胸狭窄。干部表扬你，她会引起莫名的嫉妒，干部处罚你，她会公开表示幸灾乐祸。我不小心碰掉你的牙刷，你不小心弄湿我的衣服，这一个说了脏话，另一个怀疑谁打她的小报告，如此等等，都有可能引起争端。贪污犯怕盗窃犯，盗窃犯怕抢劫犯，抢劫犯怕杀人犯，轻刑犯怕重刑犯，重刑犯怕死缓犯。据我观察，这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正常人和正常人在一起的时候，是能讲道理的；恶人和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只有比她更恶，你才能生存。
　　天呀，我要和这些魔鬼在一间号房里同住十多年，我能不变成一个魔鬼吗？
　　同住在一个号房的罪犯有一个非常别致的称呼，叫做同改。
　　哈！“同改”—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堪和尴尬的字眼！
　　说到同学，能引起多少温馨浪漫的回忆；说到战友，包含着多少珍贵的情谊；说到同事，也能引出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故事。
　　惟有“同改”，出狱十年二十年之后，当我想起我的“同改”，我也许比吞下一只红头苍蝇还要恶心一万倍！
　　现在，号房里重新安静下来。谢芳回到床上盘腿而坐背《英汉大词典》，关飞鸾回到桌前记周记，吕金妹和几个同改又凑在一块儿打扑克。我回到我的床头看书。但是，我打开《罪与罚》，仍然一个字也读不进去。我又合上书本，起身倚窗站着。我看见外头的天空一片瓦蓝，清水潭碧波盈盈，烟雾腾腾，水草凼里有几只丹顶鹤走来走去，田野上有一群一伙燕子像黑色的闪电一样穿梭。我痴痴地看着这一切，默默地舔着心头的伤痕。哦，我心里正痛得淌下一滴滴鲜血！
　　天上飞的小鸟，水里游的小鱼，我千百倍地羡慕你们！
　　忽然，我看见铁窗外一棵老松树横斜伸出一根枝桠，几乎就要搭在我们号房的窗台上。我眯着眼睛一个恍惚，觉得我只要攀着这棵老松树的枝杆，再哧溜哧溜下到地面，我就能赢得一个自由的空间。但是，再细细看一看纵一条竖一条的铁窗，它是那么威严、冷峻、结实，我就知道我即使插上双翅，也休想飞出这坚如铁桶的牢房。
　　惟一能够救我一命的只有章彬彬。她是我漂浮于苦海中的独木舟，是我身陷古井中徐徐降落的一根井绳，我一定要千方百计抓住她。是的，这比什么都要紧！
　　我正想着心事，听见值班员在门口叫我：梁佩芬，章大队长叫你！
　　我思想的翅膀戛然折断，从床上一蹦而起。干部的传呼就是命令，何况这是章彬彬叫我。

　　梁佩芬——
　　从９号号房到大队办公室，要穿过长长的走廊，约十八米。
　　这么一点路，我走了三分钟，或者五分钟。我磨磨蹭蹭的，因为我把这次盼望已久的谈话看得过于重要，能否绝处逢生就看这一着，我要把想说的话想得周到一些。
　　自从进了女监，我看得出章彬彬不是个不念旧情的人。她亲自给我剪了头发，她给我挑选了一个好铺位，她从不分配我干重活累活，她曾经通融让我家里送来许多吃的但是，这样一些照应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像小鸟渴望飞出鸟笼，我渴望走出大墙，可我总没有机会开口。今天是星期天，章彬彬在大队部值班，办公室该不会有别的干部，我再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这么想着，我到了大队办公室门口。我喊了一声：“报告！”
　　我听见这声音并不像是从我的喉咙发出，非常陌生，非常别扭。我做梦也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说着这样的辞令来见我兵团的战友，少年的姐妹。
　　办公室里果然只有章彬彬。她很快站起来，把搁在墙角的小马扎拖近桌前，叫我坐下。我注意到，不管大队部还是中队部，到处都有两种椅凳：高些的藤椅，是干部坐的；矮些的小马扎，是囚犯坐的。任何时候，在监狱中人分两类：管教别人的和被别人管教的，绝对不能含混。章彬彬算是最疼我了，也只能让我坐小马扎。
　　“佩芬，我很早就想跟你谈一次心。”
　　章彬彬笑了一下，笑得虽然很凄然，但我还是看出了好兆头。
　　她继续说：“你知道，平常日子，办公室人多，我也不可能跟你多谈些啥。”
　　我忍不住有点抱怨：“星期天总轮不到你值班？”
　　“不是轮不到我值班，是人家照顾我。你还记得吧，我女儿章黛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她爸在省城，一到星期天，我就得给她辅导功课呀，做点吃的呀，同志们就不让我来值班。”
　　一股暖流从心里流过，我用感激的目光迎接她和善的目光：
　　“你今天特意来看我？”
　　章彬彬说：“也说不上特意。任思嘉，噢，就是你们的中队长，今天帮我辅导小黛，我就来值班。”
　　“你孩子有出息，已经上小学了！不像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一说到孩子，我心里就酸酸的，泪水噙满了眼眶。这是我心头的伤口，哪怕轻轻触摸，也会撕心裂肺一样疼痛。即使在同改之间，一谈起孩子我就想哭，但那种场合流泪是一种徒劳的浪费，我总是竭力忍住，适可而止。今天却不，我要让泪水流个没遮没拦，流个天昏地暗。因为，我要酝酿一种说话的气氛，我要制造一种把难以启齿的话题一家伙迸发出来的借口。
　　章彬彬显然为我的泪水打动了，声音变得柔和起来：“婷婷还在上幼儿园？”
　　“是的。”
　　“在家谁看她呢？”
　　“老杨要上班，我把她扔给小保姆。听说没夜没日地哭”
　　我的声音低低的，眼泪哗哗地流。
　　彬彬掏出一包纸巾扔给我。但我没有擦，别说一包纸巾，就是一箱纸巾，也擦不干我的眼泪。
　　“哦，我想起来了！”章彬彬的口气变得轻松起来，我看这是装的。“你这家伙事业心太重，干起工作来命都不顾，是很迟才要了孩子。如果我没有记错，婷婷今年才五岁吧？”
　　我说：“是五岁半，如果不是我出事，我该安排她上小学了。”
　　“想婷婷吗？”
　　“嗯，想，做梦都想。”我轻声抽泣着。
　　“唉！”章彬彬叹了口气，“婷婷也一定很想你。叫老杨抱她来看看你吧！”
　　我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不！我没有让婷婷知道我的情况。”
　　“是啊，婷婷还小”
　　“我让她爸跟她说我出差了，出国了，可是，一个月好骗，两个月也好骗，半年多下来，怎么能蒙得了她上个月省电视台的‘法制教育’专栏上，播放了我的案例，婷婷看到我在法庭上”
　　其实，这个情节完全是我临时编的。为了争取章彬彬的同情，我不得不撒这个谎。我再也说不下去，也无需再说下去，哗哗而下的泪水足够说明一切。
　　章彬彬的眼睛也湿润了，抽出一张纸巾在眼角印了印，说：
　　“你放心，我会给你安排一下，哦，这样吧，下周周五，我一定让你见到婷婷。”
　　我本能地感到面临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怖，大声叫了起来：
　　“不！不！”
　　章彬彬只顾自己说下去：“佩芬，对不起，这事我早该想到的，都怪我太粗心，把这要紧事忘了！”
　　我坚决摇头：“不！不！我不想在这里见到婷婷！”
　　章彬彬眼里含泪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只能让孩子接受这个现实！”
　　我实在忍不住了，同时也看火候到了，哇地一声哭起来。我一边抽泣一边说：“彬彬姐，我实在受不了啦，我没日没夜想孩子，我的精神快崩溃了！彬彬姐，彬彬姐，快快救救我！”
　　自从入狱第一天章彬彬向我宣布了不能再叫她“彬彬姐”，我也不敢这么叫。铁窗生活像铁一样无情，罪犯和管教之间的鸿沟是不容超越的。这会儿只有我们俩，我这样深情地呼喊，是少年情谊的复活，是内心激情的倾泻，毫无做作的成分。
　　“彬彬姐，请您看在我父亲的情面上，请您为我的婷婷想想，你一定要救救我啊！”
　　“唉，佩芬，佩芬！”章彬彬连连摇头叹息。“咳，我哪能救得了你！你、你，你要坚强！”
　　“我老妈半身不遂，至今躺在病床上，她想我快想死了！我们一起在兵团的时候，她是多疼你呀！你至少也得为她老人家想想呀！”
　　一说起我妈，章彬彬眼圈就红红的。她和我一起在兵团文宣队的时候，节假日常常去我家，我妈总是给我们包饺子，做好菜；章彬彬的衣服破了，也是我妈为她缝缝补补。俗话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就不信你章彬彬是个忘恩负义之徒。
　　“梁伯和伯母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章彬彬默神一会儿，脸色又严肃起来：“但是，是法律剥夺了他们的女儿，我哪有权力还他们一个女儿！这样吧，你放心，我会常常去看看老伯母，你呢，也要多多给你妈写信。”
　　“彬彬姐，你也是做了母亲的人。我妈想我，哪里是想看到我的信，她是想见到我这个人！”
　　“这里是监狱，不是客栈，哪能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呢？”
　　“我从小就患过肝炎，我现在身体很不好”
　　“女监有医务所，我带你去看看医生吧！”
　　章彬彬是个多么绝情的家伙，她根本不给我一点通融的余地，我只能把我盘算了许久的想法和盘托出了：“不，我这是老病复发，监狱里的医生看不好的，我要到外头去看，我申请保外就医。”
　　“梁佩芬，你不要太天真了！你以为保外就医的手续随便都能办成的。”章彬彬的脸色更加严肃了。“我们女监一向执法如山。这也是你父亲梁伯教导我们的。真的，办这种事监狱有严格规定，我帮不上忙，请你不要为难我！”
　　我看章彬彬说得如此决绝，急得一下低声哭起来：“彬彬姐，你该不会忘了，在兵团文宣队，我们俩是睡一铺床、枕一个枕头的姐妹呀！”
　　“别说了，别说了，梁佩芬！”
　　章彬彬一叫我梁佩芬，而不是叫佩芬，我心里就发凉，我就觉得她一掌把我推到千里之外。章彬彬哪，你可是说变就变！前一刻我看你还是有情有义的，怎么一瞬间又变成职业的女警官了？也许不完全是你的问题，半年多的铁窗生活已经把我的棱角、胆气打磨得一干二净，只要看见你们警帽上的国徽，只要听到你们说话用冰冷的口气，我就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我是罪犯，我是罪犯，我是罪犯！我就手脚冰凉，浑身发抖，像一只被人打断了脊梁骨的大狼狗，想站也站不起来。章彬彬见我受了惊吓，口气又变得缓和了：“佩芬，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了，只有好好改造，才有出路！”
　　章彬彬一叫我“佩芬”，我心里又升起些许暖意和希望。我还想再说些什么，比如，她提出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当然，她不提任何要求，我也会主动给她可观的回报。我的双膝开始簌簌颤抖，我准备给她下跪磕头。但是，这时走廊上响起愈来愈近的脚步声，呱哒呱哒，呱哒呱哒，是那种警官穿着大皮鞋的脚步声，是那种夯墙砸地脚步声，我一听就知道是洪大队长，唬得我把没说完的话，没流完的泪，和没能实现的梦想，霎时间全都堵了回去。
　　片刻，洪大队长果然风风火火走了进来。她那双很毒很辣的眼睛，在我和章彬彬的脸上溜了两个来回，大概看出我们眼里都有泪痕，话就说得不冷不热：“哟，你们是叙谈旧情呢，还是说起什么伤心事，挺动感情的嘛！”
　　章彬彬说：“大队长，梁佩芬想孩子了，下星期给她安排一次家属会见吧！”
　　章彬彬真机灵，她一说我想孩子，就把刚才十分尴尬的局面一下子冲淡了。
　　“哦，我们研究研究吧！”洪大队长说得拖腔拖调的。她已经完全相信了章彬彬的说法。
　　洪月娥官儿不大，官架子倒不小，而且知道利用手中的权力。什么“研究研究”呀，居然学会大官们的口气。我当县长、市长的时候，遇到什么不好定夺的事，也是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辞令来搪塞对方的。现在成了阶下囚，听当官的打官腔，就忒反感忒厌恶。但是，我只能顺着章彬彬的口气，再向大队长请求：
　　“报告大队长，真的，我非常非常想我的孩子！”任思嘉—
　　今天是我们三中队罪犯家属会见日，用老百姓的话说，叫探监。我来女监后，已经经历过许多家属会见日了，对于女犯们来说，那是些怎样刻骨铭心的日子呀！
　　昨晚，我在章彬彬家给章黛辅导完功课，章彬彬特意交待我：“你明天一定要特别留意梁佩芬。这是她第一次和小女儿见面，她非常疼孩子，可能会引起很大的思想波动。”
　　我当然知道像梁佩芬这样有身份的女犯在监狱里见自己的小女儿，将意味着怎样的难堪。我说：“章姐，你最好亲自在场吧！”
　　“不！我和她女儿、老公都熟悉，在场也不知说什么好。她们要是提出什么要求，我不知怎么回答好。”
　　“那好吧，我会多加留意的。”
　　这“留意”二字，只有我们在第一线的管教员才能听明白。
　　在铁窗内的亲人会见，是一种人生绝境中的会见，是日日夜夜的思念浓缩在半小时内的会见，是许多悔恨终生的话语倾泻而出或欲说还休的会见。在那短暂的半小时内，女犯也好，亲属也好，都处在情绪紧张和激动的高峰，突然晕厥，大哭大闹，事后又寻死寻活的，真是屡见不鲜。我需要留意的，就包括这一切意外事故。
　　一上班，我吩咐女犯值班员把女犯们带进工场劳动，然后就去查一次号房。今天三中队安排十名女犯与亲人会见，她们上午可以免除劳动，都在号房里等候。
　　我走向９号号房时，里头正在吵吵嚷嚷的。原来王莹叫吕金妹下车间干活，吕金妹死活不肯去。也不知怎么搞的，一轮到三中队罪犯会见日，吕金妹就有点神神癫癫的，老赖在号房不肯去上班。我走进号房，见吕金妹坐在自己的床铺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吕金妹说，她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她的老娘和男朋友今天一定会来看她，她希望干部准她的假，她要在号房里等候。
　　“你真是说梦话了！”王莹的嘴角溢出一丝不易觉察的讥笑。
　　“会见不是你想会见就能会见的，得有家属申请，大队批准，我们才能给你安排会见。可是，你的亲属和男朋友，连一封信也没来过，你跟谁会见去呀！”
　　“不！报告管教，”吕金妹认真而固执地坚持，“我昨晚真的做了个梦，梦见他们今天一定会来看我的。”
　　说心里话，因为吕金妹屡教不改，老是惹事生非，我很有几分讨厌她；但是，一看到她这副木呆呆的模样，我又打心里暗暗同情。我们三中队七十多名女犯，大部分都与家庭取得联系，常常有亲属来探望她们。惟有这个吕金妹，家里的亲人好像都把她彻底遗忘了，入监一年多了，连亲人们的片纸只字都看不到。因此，一到会见日，吕金妹就难免胡思乱想。我看硬扭也不是办法，就连哄带劝地对吕金妹说：“你先到车间干活去，等你的亲属和男朋友来了，我们马上去车间叫你，行吗？”
　　“行，中队长，你可别蒙我呀！”吕金妹慢吞吞站起来，下车间去了。
　　接着，我看见梁佩芬呆呆地坐在小马扎上。她今天穿一套干净的号服，头发也刚梳洗过，蓬蓬松松的，比平日清爽多了。但是，她再怎么刻意打扮，号服还是号服，“马桶盖”还是“马桶盖”，有些蜡黄浮肿的脸色也一清二楚地记录着她在狱中的处境，这是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了的。我想象着她此刻一定非常渴望见到她的女儿。章彬彬告诉我，梁佩芬爱女儿胜过自己的生命。她也许站在铁窗前把眼睛都望穿了吧！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梁佩芬见到我却坚决要求要取消这次与女儿的会见。
　　我很是惊异，说：“梁佩芬，你说的是不是心里话？”
　　梁佩芬使劲点头。
　　我说：“梁佩芬，你可不要后悔呀！你是严管的重刑犯，又刚来不久，本来是没有条件见你的孩子的，还是章大队长为你说了许多好话，经过监狱长特批，才有这么一次机会呢！”
　　梁佩芬低着头说：“咳，我这个样子怎么见我的女儿！”
　　我说：“你女儿非常想念你，你也非常想念你女儿。你总不能坐上十多年牢，一直躲着不见你女儿吧！”
　　梁佩芬像梦呓一样嘀咕着：“我害怕，我害怕！我非常害怕！”
　　我说：“梁佩芬，你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许多女犯第一次见自己的家属，特别是尚未成年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但是，万一错过这次机会，你一定后悔莫及。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
　　同号房的谢芳也上前劝梁佩芬。她说她第一次见她的男朋友，心情也是如此。天天盼，夜夜盼，可是真临近会见那天，自己简直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第一次会见过去了，以后心情就比较平静。多少外省籍的同改，天天盼着亲人来探监，一年盼到头还盼不到一两回呢！她又压低嗓门说：“你刚才也看到了，像吕金妹，入监以后从来没有一个亲人来看她，她的情绪总是稳定不下来，人都有点神神癫癫了！”
　　谢芳说得在情在理，梁佩芬木呆呆地听着，眼睛里有了泪光。我想，渴望见到小女儿的火焰又在她心中升了起来吧。果然，梁佩芬在内心搏斗中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说：“好吧，中队长，我在这里等着。”
　　谢芳今天也轮到与亲人会见，打扮得格外清爽。她是那种特别细心的女人。其他女犯新旧号服都是轮换着穿的，谢芳可不，她平日常穿的只有两套旧号服，即使袖筒和膝盖上磨出大窟窿，她也打上补钉穿。她最满意的一套白洋布的、领子和袖口都滚着蓝边儿的新号服，总是留在会见日才肯穿。同改们都笑话她把这一套号服当成她的礼服，只有在会见日，她才穿上簇新的散发着棉布清香气息的号服去会见她的男朋友。
　　我看到谢芳今天又穿上崭新的号服，短发梳得一丝不乱，脸色苍白，清瘦，大大的眼睛清亮、忧郁，我走近她的时候，甚至还闻到一股檀香皂的香气，就笑着打趣道：“谢芳，你每到会见日就穿上这套新号服，是不是女为悦己者容呀？”
　　谢芳和我一样也是一名硕士，又是女监中学历最高的女犯。
　　可能是在某些方面“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缘故吧，我跟她说话特别随和。
　　“不！”谢芳凄然一笑，“铁窗里的女人，哪有这份好心情？
　　我尽量穿得好一点，只不过想让我的男朋友看我在这里过得还可以，少为我操点心。”
　　我心里怦然而动。谢芳出事后，他的男朋友高汉文不改初衷，一直爱着她，每月都要从老远的省城赶来探监，在女监早已传为佳话。听他们在这样的细枝末节上也心心相印，我真为当今社会还有梁祝、宝黛那样古典式的爱情而感到诧异。
　　我又走了几间号房，看看另几名等待会见的女犯的精神状态。还好，这几名女犯都是过来人了，一临到会见日，虽然也处于一种不安的期待中，但是，她们的心绪不像梁佩芬那么复杂和狂躁。据我观察，一般来说，来自山区的女犯比来自城市的女犯更有承受力；来自社会底层的女犯比来自社会高层的女犯更有承受力。这也难怪，官员罪犯与庶民罪犯，他（她）们入狱前后在境遇上的反差，是远远不可同日而语的。梁佩芬不要说在西源市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频频在电视上曝光，在会议上亮相，就是在家庭中也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女儿的心目中，也一向是荣耀的化身，是幸福的源泉。听章彬彬说，婷婷上幼儿园，常常是妈妈的小汽车接送的。她像小公主一样被人宠着爱着疼着，不就是因为有一个当大官的母亲吗？如今的社会风气如此，梁佩芬一点不会感到奇怪。现在好啦，梁佩芬将以一个囚徒的身份出现在孩子跟前，孩子能理解这天上地下的变更，能承受这五雷轰顶的打击吗？梁佩芬啊梁佩芬，你就是有这许许多多顾虑，才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女儿吧？
　　我到会见室走了一圈，检查一下这里的准备工作。会见室是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长形大厅，一条小课桌一样宽度和高度的水泥横台，把大厅隔成两半。横台两侧都放着凳子，里侧坐女犯，外侧坐家属。我所见过男监的会见室与此大不相同：男监会见室都用钢化玻璃把罪犯和家属隔离开，可望而不可即，只能通过送话器对话。相比之下，女监会见室要更加文明和开放，也更方便会见者的感情交流。这种不同，其根据首先建立在女性罪犯性情比较驯顺这个基点上。会见者坐在横台两侧，可以轻声交谈，可以握手拥抱，可以相互擦拭眼泪，但是，绝不准说不该说的话，管教员们须臾不离地在身后走来走去监视着，那一溜半人高的横台就如同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不可逾越。
　　我走进会见室时，好几个“宽管”的轻刑犯已经在这里整理打扫了。她们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把横台和椅凳抹得一尘不染，窗台上，墙根下，摆上一溜儿姹紫嫣红的盆花，硬是在一个令人望而生畏、望而生悲的环境里制造出一种春风扑面的气氛。
　　清水潭女监环境的优美、幽静和整洁，几乎像一种品牌商品一样在Ａ省广为人知，于此亦可见一斑。
　　几名在食堂干活的“宽管”女犯，已经推着满车的馒头、肉包、油炸饼等等食品候在门口，这是专供探监的家属买了慰问女犯的；大厅一角有一爿小卖部，也准时打开了，里头吃的用的应有尽有，家属们常常会应女犯的要求，就近买些东西。女监医务所的一名女医生也准时到位，她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挂一副听诊器，在会见室走来走去。她的职责，是随时抢救那些在会见时，因为过于激动、悲伤而突然昏厥的女犯或女犯亲属。
　　还有一项准备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女监门口的值勤岗哨。我把今天预约探监的名单给了门卫，他们才能根据这个名单，对家属们携带的物品进行认真检查，然后才准予放行。
　　我穿过大操场向门卫走去，看见门口等候会见的家属已经排成几十米的长队。探监者有的穿得土里土气，手上提着竹篮、竹篓和编织袋什么的，那肯定来自山区农村；有的穿戴入时又拎着礼品盒、旅行袋的，自然来自大城市；还有些是自己开着小车来的，就显得更有身份了。我走进岗亭跟门卫说话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从一辆桑塔纳轿车走下来。他怀里抱着个孩子，大步向我走了过来，问我是不是三中队的中队长？
　　此人正是梁佩芬的丈夫杨罗亭，梁佩芬入监那天我们见过面。我打量他抱在怀里的小女孩，才四、五岁吧，扎着两根小辫子，一身花衣花裤，像布娃娃似的，真是可爱极了！准是梁佩芬的宝贝女儿了。
　　杨罗亭就教孩子说：“婷婷，快叫阿姨！”
　　那孩子就奶声奶气地叫了两声：“阿姨好！阿姨好！”我心里舒服极了。
　　杨罗亭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见梁佩芬。我告诉他，梁佩芬今天情绪极不稳定，刚才是给她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她才答应见你们的。我说，当母亲的女犯第一次见自己的子女，都心情复杂，瞬息万变，她会不会又闹起别扭来，我还没多大把握。
　　我的话还没说完，婷婷哇地一声就哭起来，多懂事的孩子啊！她哭嚷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孩子这种哭声，是极容易把女性的心打动的。我当即说：
　　“行啊，行啊，一到九点钟，你们就可以进去了，我去做梁佩芬的工作，让她一定出来见你们。”
　　我再次走进９号号房，不再跟梁佩芬噜苏什么了，用中队长的身份下达命令：“梁佩芬，你的孩子已经在大门外等了许久了，你必须去见她！”
　　非常奇怪，梁佩芬这会儿也变得急不可耐了：“是的，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
　　她急急匆匆往外走，一下子就抢在准予会见的女犯队伍最前头。
　　这天夜里，我在我的粉红色塑胶封面的日记本上，记下了梁佩芬母女动人心魄的会见，最后写下一段话：
　　“母爱是人类的天性。即使罪孽深重的女犯，母爱在她们心头也不会泯灭，就像海水不会干涸。作为一名管教员，如果能充分注意女性罪犯的这一心理特点，让她们的母爱得到适当的渠道予以释放，将会大大有利于罪犯的改造；反之，女性罪犯的母爱长期受到压抑，则容易导致女犯悲观绝望和抗拒改造。”

　　梁佩芳——
　　月光像慵懒的蚕，一点一点蠕动，爬上铁窗，爬过窗台，爬上床头，最后落在我的脸颊上，凉冰冰的，软绵绵的，轻轻抚摸我疲惫不堪的灵魂。我这么直挺挺躺着起码有四五个小时了，听着同号房的女犯们鼾声此起彼伏，听着树林里时而掠过猫头鹰的惨叫，听着大院里换岗的哨兵的脚步声呱哒呱哒响过，我始终合不上眼。
　　现在我已经记不起白天与婷婷见面的全过程。但我记得，我见到婷婷的前一秒钟心里还充满矛盾。会见室大厅后面有一间候客室，专供女犯从号房出来时，在这里稍事等候。我怯怯地站在门边，像做贼似地从门缝向外张望，我希望悄悄地瞧婷婷一眼，对了，只要匆匆一瞥，我就满足，我就立即跑回号房，哪怕管教给我最严厉的处罚，我也不去见我的孩子。但是，我一看到杨罗亭抱着婷婷走进来，那张我亲过无数遍的小脸蛋上挂着泪痕，挂着惊惶，挂着恐惧，我的心立时就碎了。
　　“梁佩芬，你在１０号台。”
　　据事后同改谢芳告诉我，中队长叫我起码叫了三遍，我才忽然从梦中醒来。
　　昨天会见，我在１０号台，谢芳在１１号台。我第一次看见谢芳的男朋友。戴着镜片很厚的黑框眼镜，斯文得有几分呆气。别的亲属都是大包小包给亲人带吃的和用的，他却给谢芳带来许多书。
　　我一走近水泥横台的时候，婷婷一家伙就扑了过来，一边叫着妈妈！妈妈！一边泪流满面。我吻着孩子的眼睛，舔着孩子的泪水，好久好久，我和婷婷都说不出一句话。杨罗亭在横台前看急了，说：婷婷，来，爸爸抱，让爸爸跟妈妈说会儿话，好吗？
　　婷婷就愣吵，不好不好！我要妈妈跟我回家！我要妈妈跟我回家！
　　我觉得整个会见室霎时安静下来，站在我身后的中队长，坐在我的左边台位的同改谢芳和她的男朋友，还有杨罗亭，全都愣住了。我更是心如刀绞，作为母亲，对这样一个最易满足孩子的要求，我却绝对无力满足了。这可不是平常逛公园逛商店遛大街呀，孩子玩腻了，闹着要回家，我就能抱她回家。可是，我又怎么向孩子解释呢？懵懂无知的孩子，特别是我的婷婷，对母亲说话一向就是军令，就是圣旨，她说要天上的星星大海的明珠，我也要上天下海去采一颗呀！可是今天，女儿要妈妈回家，妈妈怎么连家也不能回？
　　“妈妈，妈妈！”婷婷使劲拍着我的肩膀，“跟我回家！跟我回家！”
　　我不能沉默了，我说妈妈犯了错误，妈妈不能回家。婷婷说：“老师说过，犯了错误，改了就是好孩子，怎么不能回家？
　　妈妈骗人！”是啊，我不能再骗孩子了，我说，妈妈不是犯错误，是犯罪。婷婷对犯罪的含义一点也不能理解，她眨巴眨巴眼睛想了一会儿，说：“妈妈是吃饭不好好吃，把馒头扔了，把米饭倒了吗？”
　　站在我身后的中队长笑了，坐在我旁边的谢芳和她的朋友也笑了。也许她们小时候不好好吃饭的时候，她们父母也给她们背过一条家喻户晓的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婷婷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能理解贪污是怎么回事，但是她能非常直观地把浪费粮食和犯罪联在一起。唉，我的孩子有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可是，妈妈纵有千言万语，又怎能跟你说清妈妈的罪孽和悔恨！
　　忽然，中队长在身后提醒：“梁佩芬，时间快到了！”
　　我一下子把婷婷抱紧了，婷婷也搂着我的脖子不肯松手。我觉得婷婷不是听懂了中队长的话，而是本能地害怕失去妈妈，两只小手像铁箍一样把我箍牢了。
　　入监半年多了，我觉得时间每分每秒都过得像蜗牛爬墙那么缓慢；只有这半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时间呀时间，你对我竟是如此的冷酷无情！
　　时间一到，参加会见的女犯和亲属陆续起身走了。会见室一下子空旷起来，坐在我旁边的谢芳和她的男朋友也起身离开了。
　　站在一旁的中队长和几名女干警，真是世上最有耐心的好人，她们对罪犯严厉，对罪犯的孩子却是百般呵护。她们一次又一次看表，一遍又一遍哄着婷婷：“婷婷是个乖孩子，过几天再来看妈妈，好吗？”
　　婷婷把我抱得更紧了，我感到她一双小手从来未曾这样有力。她搂着我的脖子，把小脑袋埋在我的耳窝里，仿佛要誓死保卫自己的母亲。看见婷婷不肯松开小手，我只好示意杨罗亭采取必要的手段。杨罗亭一手抱起婷婷，一手掰着婷婷的小手。那一霎间，我真不忍心看到婷婷哭歪了的小脸蛋，就双目紧闭，可我听到婷婷拼命地哭喊：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婷婷从我怀里抢走了，从我的五脏六腑中撕裂开。杨罗亭抱着婷婷大步匆匆离开会见室时，婷婷挥舞小手大声呐喊的可怜的模样，一直在我眼前晃动着，晃动着。
　　惨淡的月光朗照着９号号房。我看到到处是婷婷泪汪汪的眼睛，我听到耳畔总响着婷婷撕心裂肺的呐喊！
　　这种呐喊原来只是一种精神恍惚的幻觉，不知怎的忽然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惊叫：“啊！啊！”
　　我凝神一听，才听清是我对面床铺的谢芳，从噩梦中发出可怕的叫喊：
　　“啊！啊！”
　　喊声不高，却是从胸腔和喉咙挤压出来的呐喊，是遭遇死亡时的呼救，在女监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起来格外恐怖。我悄悄走到谢芳床前，叫道：“谢芳，谢芳！你怎么啦？”
　　谢芳挣扎着坐起来，借着惨白的月光，我看见她眼里充满恐怖，茫然看看铁窗，又茫然瞅了瞅我。她使劲地揉着额角的太阳穴，半天才惊魂甫定，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做了个可怕的梦！”

　　谢芳——
　　我被五花大绑，架在一辆敞篷大卡车的车头上，身前身后站着四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前头有两辆警车开道，车顶上的警灯像两团炽烈的火焰，在寒风中不住滚动；警笛声“威呀威呀”
　　凄厉地呼啸，警车就在围观者的人海中犁开一条通道。我听到夹道的人群高声议论着：“你看这女犯多年轻！”“听说还是个研究生哩！”“听说她在监狱里还犯了大罪，真是该死！该死！”
　　天呀！我心甘情愿就死在这刑车上，你们快快给我一枪吧！可是，大兵哥说，“哪有这样的好事，要到公墓靶场，才送你上路”我就全身瘫痪，怎么也站不起来。两个大兵哥抓住我的胳膊架起了我。但是，我想我八成已经死去，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觉得有寒风呼呼扑面吹来，扬起我一头短发，像一面黑色的招魂幡，呼啦啦飘扬，我默默地自己为自己招魂。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终于被拖到靶场上，大兵哥用脚一踹，我倒下了，只听惊天动地“砰”的一声脆响，我就魂飞魄散哦，窗外的月光多么亮啊，我怎么还没有死？我这是在哪里？我看见地板上的月光有横一条竖一条的格子，这是铁窗的影子；我看见床前坐着一个头发披散的女人，那是我号房的同改梁佩芬。哦，我没有被拉去一枪崩了，我还活着，而且还待在我已经待了三年多的９号号房。
　　“谢谢，谢谢！”我对梁佩芬说，“我没事！”
　　梁佩芬回到自己床上去，我钻进自己的被窝。我浑身冷汗淋漓，像掉在冰窖里。啊，我做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噩梦！
　　自从入监服刑，我就常常做各种各样的噩梦。有时被人抓去游街示众，有时在法庭上为自己大声辩护，有时被人从悬崖上推入万丈深渊，有时被豺狼虎豹撵得无路可逃但是，每回我都绝处逢生，死了一百次竟能一百次死而复活。不是天兵天将来救我，就是高汉文及时赶到，把我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然而，今天这个噩梦可是大大的不祥之兆。第一，我再怎么罪孽深重，还从未梦见被绑赴刑场一枪毙了；第二，这回直至枪响也不见高汉文前来搭救。难道彻底黑暗彻底绝望的结局就在前头等着我吗？
　　月光很白，很凉，像一块裹尸布凄凄惨惨地铺在地板上；铁窗外传来簌簌风声，林子里有枯枝败叶的飘落，有猫头鹰逮住田鼠发出的得意的窃笑。“半月楼”任何一点响声都加重了号房里的恐怖气氛，我拉上被子盖过头顶，蒙住眼睛，在黑暗中瑟缩。
　　自从三年前偶尔失足，我就不住反省，天天忏悔，怎么还不能救赎我的罪孽？我百思不得其解，按说，我在狱中表现甚好，一再减刑，怎么会还做这样可怕的噩梦？
　　哦，我想起来了，这噩梦来自最近埋在我心中的恐惧，而那恐惧又源于洪大队长对我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个别谈话。
　　那天下午下了班，同改们都回号房去洗手准备吃饭，我收拾好统计表格也要走了，大队长突然叫住了我。
　　“谢芳，你慢点儿走！”我看见一向威严的大队长脸上有一种少有的笑容。说实在的，我倒看惯了她总是杀气腾腾的脸，偶尔看到她和蔼可亲，我的心像失控的皮球一直狂乱地跳。
　　大队长又问：“最近身体可以吗？”
　　我诚惶诚恐地点头。
　　“你男朋友还是每月都来看你吗？”
　　我大惑不解地点头。
　　“你干统计保管这个活还能适应吗？”
　　“能适应能适应。”
　　我心里暗想，我一个经济学硕士，在车间里干个小小的统计保管员，还能有啥不适应的？
　　大队长真是热情得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她竟伸出肥实的大巴掌，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谢呀，好好干，照你这样的表现，我会再给你减一次刑，也就是再熬两三年吧，就可以提前出狱了。”
　　这真是上帝赐给我的福音，两三年虽说也是漫长的日子，可我好像在长长的隧洞中摸索了许久许久，现在就快到洞口，快看到自由的曙光。我激动得说不出话，不知要怎样感谢大队长好。
　　可是大队长陡地脸色严肃起来，说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我。
　　我一下子就站直了，这不光是一个老囚犯的习惯动作，更多的是表现知遇感恩而又甘愿赴汤蹈火的决心。
　　我说：“大队长，有啥活你尽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大队长却又轻松地笑了，说：“其实，也没啥了不起的事，你还是干你的统计保管工作，只是鞋子就完全不要做了，专门做我生产上的助手—看，就是我的一只有力的胳膊。”
　　大队长还形象地用右手拍拍自己的左胳膊。
　　我受宠若惊，说：“大队长，这点活，我一边做鞋一边捎带着也能做得了的。”
　　大队长非常明确非常坚决地吩咐：“不，做鞋的活全免了。我只要你一心做好统计保管员，把账做得清清楚楚，不给我出一丁点纰漏。”
　　我颇为自信地笑了一下：“大队长放心！这么点事，我哪能出得了纰漏？”
　　“嘿，你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大队长说这事好像挺费劲，想了小半天，才吞吞吐吐说，“我是说，你这份工作以后会复杂一些，也要灵活一点，比如，有些次品就不要入账了。”
　　我莫名其妙：“要是不入账，我们仓库里堆不下呀！”
　　大队长就骂我傻瓜，说不入账又不是让它压仓库，鞋子照样让工厂拉走，就是两头都不入账。这样，我们可以有点蝇头小利，上交给食堂，也好给大伙改善改善伙食。
　　我一下子就吓呆了，说：“这个，这个”我虽然不知道大队长葫芦里卖什么药，但已经隐隐约约闻到那药的气味儿不对劲，也许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大队长脸上一下子就有了寒气：“什么这个那个的，现如今上头发下来的伙食费非常有限，我们女监不自力更生，你们喝西北风呀！你照我说的去做就是，有天大的事儿有大队长我兜着。”
　　我连忙说：“是，是。”
　　“不过，这事你只听我一个人的。”大队长又神秘兮兮叮嘱，“其他干部，就是中队长、副大队长、监狱长查问起来，你也别露一点风声。”
　　“这个，这个”我又觉得这事真够头疼，可是，一个囚犯在大队长面前，还敢说个“不”字吗？大队长的眼睛寒光闪闪地逼视着我，把我想说的话全堵回去了。
　　大队长也许觉得我已经乐意接受这个任务，识为知己，说话也随和多了，竟自说自话跟我诉起苦来。她说，她手下管着两百多名女犯，这个家真难当呀！比如，一个月搞一两次活动，买纸张要不要钱？做服装要不要钱？拉出去参观，每个女犯吃瓶可乐要多少钱？啃个面包要多少钱？还有，外头有记者来采访，有跑业务的来谈生意，请人家上馆子，一顿要多少钱？她说她腰包里没揣几个私房钱，她寸步难行。
　　理解万岁！我对大队长的难处忽然就完全理解。刚才我还怀疑她想暗地里搞啥手脚呢？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今哪个单位的头头们，不想方设法搞个小金库，才能在种种公关活动中进退自如、左右逢源？
　　从此，我就成了大队长的得力助手，在车间里事事跟她配合得非常默契，既能多产少报，又不给外人看出一点儿蛛丝马迹。
　　可是，慢慢地，我又发觉此事有些蹊跷。就算大队长的家难当，里里外外都得花销应付，可哪里用得着这许多钱？我悄悄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周打埋伏私下截流五十双鞋，一双鞋的批发价只算五十元，每星期的进项就是二千五百元，一月是一万元，一年是十二万，一个大队的开销哪里要用这么多钱？而且，自我帮助大队长做了手脚，女犯们的伙食一点也不见好起来，倒是车间里的活计愈来愈重了。大队长每周给女犯加了几百双鞋的任务，能不把人累死吗？
　　梁佩芬刚入监那会儿，曾经问过我，活儿干得多干得好的女犯，能拿多少奖金？我回答她，牢里的奖金可不多，囚犯们的“剩余价值”大都归了公。现在看来，我们劳动的“剩余价值”
　　很可能大部分都进了大队长的腰包，把这些狱中“硕鼠”养得肥嘟嘟的了。
　　我们三中队有个负责扎鞋眼的姐妹，连着加班加点，实在累坏了，那天开着机器扎着扎着，慢慢地就打起瞌睡来。在迷迷糊糊中，她把中指和鞣皮鞋面一块塞进钻孔机下面，咔嚓一下就轧断了手指，鲜血染红了工作台，人一下子昏死过去。全车间同改都吓坏了，大队长叫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监狱医务所。阿弥陀佛，命算保住了，那个中指就剩下一节短短的肉茬儿。她吃饭的时候，筷子老从手上掉下来，因为她的右手只剩四个手指，巴掌成了树杈儿，拳头也握不紧了，干啥活都不方便。一看见她那只残废的手，我就心里难受，我就觉得其中有我的罪孽。
　　这起工伤事故引起章大队长的重视，下来找了好些个同改打听，问我们出这事故到底是啥原因？安全操作规程不明确？技术不到家？还是最近活计太重，女犯累得喘不过气？其他同改自然说不到点子上，就是累一点，谁敢吭气呢？而我对问题的症结是了如指掌的。章大队长向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差点就要把洪大队长交待的那个“秘密”抖出来，可是，我一想起洪大队长一脸凶相，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是活得不耐烦了怎么的？纵有十颗脑袋也不敢去惹那只母老虎呀！
　　我想洪大队长已经尝到足够的甜头了，开头她每周少报五十双鞋，而后就增到六十双，七十双，八十双，现在，她每周几乎要从车间提走一百双鞋。女犯们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了，看见同改们一个个累得像死猪，一回到号房，一离开大队长的监督，就在号房里大发牢骚，骂骂咧咧。有好几回，吕金妹和关飞鸾都指着我的鼻子斥问：“谢芳，你这统计保管员是怎么当的？
　　我们的活已经做得非常小心了，难道每周能出那么多废品和次品？”我支支吾吾，答不上话。天哪，被同改们骂急的时候，我真想站出来承认自己是谁谁的帮凶，我旧罪未赎，又添新罪，真是十恶不赦！姐妹们呀，你们啐我骂我打我宰了我吧！
　　可是，我又哪有这份胆量和勇气？最近有好几次，洪大队长给我布置任务，我都想跪下来向她求饶，就免了我这个统计兼保管。但只要看见大队长脸一黑，眼一瞪，我就心里发慌，浑身颤抖，啥话也说不出来了。天呀，我不知不觉就坐在火山口上，想下不能下，想逃不能逃。只待火山一旦爆发，我就要粉身碎骨、灰飞烟灭了。
　　就是这个心病呀，时时折磨着我，夜夜折磨着我。我能不做噩梦吗？

　　梁佩芬——
　　谢芳床上嘎吱嘎吱的响声停下了，号房里坠入像坟墓一样的死静。我仍然睡不着，婷婷挂着泪珠儿的小脸老是在我眼前晃动。我可怜的孩子，你这会儿睡着了吗？在睡梦中，还叫着“妈妈回家！妈妈回家”吗？
　　为了工作和事业，为了官场上超负荷的奔波，我至少推迟了十年才让我惟一的孩子来到人间。首先，我的十月怀胎比起年轻的育龄妇女要难受得多。头三个月的妊娠反应就来势汹汹，吃啥吐啥，喝开水也吐个七荤八素，几乎一百来天饮食难进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能吃能喝了，胎儿发育太好，我不堪重负。最后三个月，孩子，你的生命成形了，在妈肚子里特不安分，抡胳膊蹬腿，不止给妈带来许多痛苦，更令妈担心你会不会是个豁嘴塌鼻斜眼睛的怪物，妈整日里疑神疑鬼，忐忑不安，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最后两个月，妈的双腿开始水肿，妈的心跳不断加剧，妈要把双脚垫得高过脑袋，倒悬而卧，一宿才能睡上三五个小时。
　　到了临盆时刻，医生一问妈的年龄，没有多说一句话，立即开膛破肚。婷婷啊，妈几乎是拿自己的老命换来你的小生命！
　　但是，孩子，你的出生，又给妈带来莫大的欢乐，能弥补妈几辈子的痛苦。才六个月呢，你能咯咯大笑；张大没牙的小嘴，笑得天真烂漫，笑得比鲜花还要美丽。才一周岁，你就能奶声奶气叫“妈妈！”只有当过妈妈的人，才知道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每次下班回家，只要听婷婷叫一声“妈妈”，妈满身的疲惫、满腔的烦恼，立即烟消云散。婷婷啊，妈的宝贝，你真是个超人的天才，两岁三个月零三天，你就会背诵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三岁五个月零八天，你就会载歌载舞，表演《北京的金山上》。妈和你爸就是那天发现你的艺术天赋，给你买了电子琴，给你请了家庭音乐教师，才四岁八个月，你就以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钢琴练习曲流畅娴熟的演奏，荣获全省幼儿电子琴表演赛第二名。
　　婷婷，你不止是妈的宝贝，你是上帝赐给妈的小天使。我有时疑疑惑惑地想过，我的贪婪中是否掺杂着某些母爱的成分：我有时也会厌倦官场生活，觉得我的女儿千万不要像我一样碌碌无为虚度人生，我应该把她培养成为世界一流甚至超一流的音乐家。那就需要钱，大把大把的钱可是，这种想法一露头，我立即把它掐灭了，就像掐灭一支冒着毒气的烟头。我不能这样想，因为这是对我天真纯洁的女儿的亵渎。
　　白天见到婷婷悲悲戚戚的一幕，我的神经中枢总是异常活跃而敏锐。我摸摸脸颊，脸颊上似乎还留着女儿吻过的余温；我咂咂嘴唇，嘴里似乎还留着女儿眼泪的苦涩；我的脖子上有女儿的小手搂着，我的耳畔有女儿的声音哭喊但我伸手想抓住什么，四周却空空如也，只有惨白的月光，像凉冰冰的蚕在我脸上蠕动。
　　我已经在我的本子上划上三十五个“正”字，也就是说，我已经在铁窗内度过一百七十五天。十五年刑期，还有五千多个日夜好熬呢，天呀，我熬得到刑满出狱吗？
　　不愿剪去的长发，我剪了；不肯穿上的号服，我穿了；不能下咽的牢饭，我习惯了；干不了的重活，我也咬着牙关干了：还有同改们不堪忍受的污言秽语、欺侮凌辱，我也忍气吞声地忍受了可是，可是，惟有对婷婷牵肠挂肚的思念，像一只挥之不去的小虫，没日没夜无时无刻不声不响地啃噬着我的心尖儿，啊，我快要疯了，快要疯了！
　　但是，在我将疯未疯的时候，我千百遍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尽快冲出这个铁的牢笼！
　　我松开手把婷婷交到杨罗亭怀里的时候，曾压低声音吩咐他：“去看看章彬彬”他轻轻地“嗯”了一声。也不知这家伙有没有听懂我的心里话，更担心这忘恩负义的家伙应付我。
　　哼，说不定我在牢里待得愈久他愈称心哩！这个新时代的陈世美，听说早早就在外头养了个“小蜜”，我的落难，不正好成全他们的苟合吗？一想到这件事，我就愈加忧心如焚，我怕他们虐待婷婷，我怕他们弄脏我的房子，我怕他们侵吞我的存款，我更怕那个我没有见过面的小狐狸精鸠占鹊巢我愁肠百结，夜不能眠，想得漫无边际，像一艘破船在茫茫苦海上独自漂摇，不知所之，行无所终。
　　咳，我在床上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眼看着铁窗外天色蒙蒙地亮了。但我的心还是静不下来，像一根不断拨响的琴弦，它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不住颤动之中。我担心，一旦超过受力的极限，我的心就会像琴弦一样铿然而断。

　　谢芳——
　　梁佩芬的床板不停地嘎吱嘎吱响着，我想她头一次在号子里见到小女儿，这一晚一定折腾得不能合眼了。于是我就强制自己停止翻身，我不忍再给同改心里添烦。但是，我的肢体静止了，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白天在会见室见到高汉文的一幕，又无比清晰地在我眼前现出来。
　　铁栅大门哐当一下打开，我看见门外排成长队站在最前头的，就是高高瘦瘦、戴副近视眼镜的高汉文。他每次都站在第一个，可见他想我真是想疯了！他一手提一篮子罐头和水果，一手拎着一网兜书。铁栅门一开，他几乎是赛跑似地扑到我跟前来。隔着一溜水泥横台，我们相对而坐，开初十多分钟，谁也说不出话，只有默默流泪。他轻轻地抚摸我的手，我轻轻地抚摸他的手，让彼此的问候、安慰，传遍各自全身的神经。每一回，我们都从这种无声的交谈慢慢地过度到有声的交谈。
　　已经三年整了，每月十五日，高汉文，你必定寒暑不分，风雨无阻，从省城坐一宿火车，再搭两小时汽车，然后，风尘仆仆赶到清水潭女监来看我。
　　记得前年冬天，这一带大雪封山，路上车稀人少，都以为你不会来了。可是，到了会见的日子，你竟披着一身白茫茫的雪花出现在我的跟前。
　　记得去年夏天，西部山区闹洪水，女监进城的公路上有一座桥梁冲垮了，这一回不仅是我，连干部和同改们都断定你是来不了了。可是，到了会见日，你又水一身泥一身地走进了会见室。
　　原来你整整绕道三十多华里，硬是翻山越岭到了清水潭。
　　高汉文啊！我知道你爱我疼我，而且对我怀有深深的歉疚之情。
　　我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在一家证券公司担任电脑管理员。同时研究生毕业的你留在大学当讲师。我们都是来自山区的穷孩子，自幼好学上进，胸怀大志。小时候，我们一块儿上台表演“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小演唱；看见大叔大爷拉板车上坡，我们把书包往背上一撂，常常赶上去助人一臂之力。怎么读完了研究生倒让一颗纯洁的心变黑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深思反省的时候，我就直怪那年汹涌澎湃的出国潮。托福和ＧＲＥ的难关，我们一一闯过了，美国三所名牌大学同时给我和你发来录取通知书，而且一年都可享受一万多美元的奖学金。可是，我们毫无积蓄，连买两张机票的钱都没有，何况每人至少得准备一两万元零用钱呢。我们到哪去筹这笔钱？正借贷无门的时候，我从我管理的电脑资料库中，发现有十多家股民的户头已有大半年纹丝不动，一般来说，这样的主儿不是长期出差在外，也是有个什么原因抽不开身来逛股市的。一连好几天，我盯着电脑上这些股民的股金，那些可爱的数字，竟会像芭蕾舞演员柔软的身姿，着了魔似地翩翩起舞；竟会像春天花园里的桃花李花，缤纷怒放。我的眼看花了，头看晕了，经过几天几夜的思想搏斗，我终于像一个小偷孤注一掷去敲开金库的铁门—我在电脑上按了几个只有我才知道的程序，调集了几个股民的二十来万闲置的股金去炒股。在中国证券开市之初，股市操作游戏规则尚未健全，证券公司的老总、副总和部门经理们也常常近水楼台先得月，想着法儿搞点小把戏，许多人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大款爷。可是，大倒血霉的事儿偏偏就轮到我。我刚赚了五万元，牛市转为熊市，“大盘套牢”，“每况愈下”，这时那几个已经蛰伏许久的股民又忽然跃马横刀，杀向股市。我黔驴技穷，暴露无遗，被大盖帽们一铐子就铐进了公安局。
　　我听到女警官们踏踏的脚步声在我身边响过来，又响过去，看到邻座梁佩芬仿佛用诧异而羡慕的目光打量我们。我这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次手握得太久太久。我和高汉文都不好意思笑了笑，把手缩回水泥横台之下，无声的手语终于停止了，这才找回一时失落的语言。
　　“这些日子都好？”
　　“都好！”
　　“胃痛病没有犯？”
　　“没犯。”
　　“又背了多少单词？”
　　“除了巩固原来记下的，新单词还是每天十个，一个月下来，又背了三百个。”
　　“行呀，谢芳！一个女监大学读下来，比研究生还强哩！你看，我又给你带了些什么书？这是《商业英语大全》，这是《科技英语大全》，这是《牛津英语成语词典》。”
　　高汉文呀高汉文，你这家伙一向都把长知识看得比长身体更重要。我蹲了监狱，你更是抓住我的学习不放。对你我而言，这是用惨痛代价换来的教训。自从我栽了筋斗，我们对“金钱”都有一种潜在的恐惧症，下决心一辈子靠知识、靠本事过日子，愿贪婪、贪欲、贪心、贪图等等带“贪”字的欲念狂想一辈子都离我们远远的。
　　我说：“你又给我买这么多书，得花多少钱？”
　　我凝视你清癯苍白的脸，心里黯然欲泪。你一个小讲师，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片钱？一月一次，一年十二次，要把多少人民币扔在铁轨公路上，还要给我买多少吃的用的和这许多书。难怪你瘦得像一根长竹竿。
　　“怕啥？这是知识投资，你不要老是心疼那几片钱！”高汉文大大咧咧说，装得很牛气。
　　“哼，你以为你是李嘉诚呀！”
　　今天我心情忒坏。因为这些日子我老是想着大队长交给我的“特殊任务”。人说纸包不住火，这事总有一天要暴露。自己加刑、坐牢、枪毙也就听天由命了，反正算命的说我是命如纸薄。但我不忍心再拖累高汉文！
　　我说：“你，你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
　　高汉文傻不愣登问：“为什么？”
　　“我不值得你爱。”
　　“为什么？”
　　“你会后悔的。”
　　“不！”高汉文使劲摇头。
　　这个话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最初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死心塌地不肯见高汉文。可高汉文赖着不走。章大队长就来劝我：
　　铁窗和高墙阻挡不了真诚的爱情，历史上铁窗内外长相厮守的恋情还真不少哩。但是，现在有了新情况，我成了大队长的帮凶，我是个罪上加罪的十恶不赦的罪人，怎能再拖累高汉文？
　　我说：“你个大学老师，站在讲坛上讲课的时候，让别人在下面嘀嘀咕咕戳你的脊梁骨。”
　　高汉文说：“你就不会想一想，也许有人在背后夸奖我！”
　　我说：“你都三十出头了，再等我几年，头发都熬白了！”
　　高汉文说：“这有啥关系？再打几年光棍，扎扎实实写两本专著，给我们的婚礼准备一份重重的礼物。”
　　身子单薄的高汉文，内心竟是如此的强大。他一直给我鼓劲儿，说，坐牢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司马迁受了宫刑以后写了伟大的《史记》，台湾的柏杨坐牢十年，写了一大摞杂文和小说。你谢芳蹲了七年牢，说不定能成为大翻译家！
　　我还想说些什么，高汉文就狂躁不安，举止失态，甚至歇斯底里叫起来：“谢芳，你再说，你再说，你再说我只好也进来跟你一块坐牢了！你以为你的失足跟我脱得了干系吗？你干的那个蠢事，动机是什么？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出国梦’呀，我没有及时劝阻你，从道义上说，我也是有罪的！”他激动得几乎哭起来，我只好使劲掐痛他的手。
　　“往后不准你再说这些了！”高汉文眼里泪光闪闪，像起誓一样宽慰我，“你在里头伏罪，我在外头忏悔。我会等你一辈子！
　　一辈子！知道吗？”
　　这个书呆子说得不停不歇，不让我插上一句话。我是多想把大队长交给我的那项“特殊任务”告诉他！我想听听他的意见，这事到底要怎么了结，怎么脱身？可是，我左顾右盼，看见中队长和管教们，总在我背后走来走去，一句“违规”的话我都不敢说，何况这是“绝密”的话更糟糕的是今天梁佩芬的小女儿来探监，母女俩抱着哭成一团，让我也陪着落了许多眼泪，后来竟把这事忘个干干净净。
　　一眨眼，会见半小时在喁喁私语中过去了。高汉文两只纤细的拿惯了粉笔的手伸过来，紧紧地抓住我一双被大牢活计磨得粗糙干瘦的手，然后，轻轻摩挲三个来回，然后，他缓缓地倒退着走向门外，然后，我看见他挥了挥手。然后，我们同时在心里说了声：“拜拜”！
　　这是我们多少回会见而养成的心照不宣的告别仪式，就像拥抱，就像吻别，每次都给我留下久久的温馨和无穷的回味。
　　但是，即使这样一点可怜的幸福，也将一去不复返了。一想起大队长叫我干的那件事，我就心慌，就害怕，像搁上盆火，烤得我浑身灼痛，烧得我灵魂冒烟，我能不常常做噩梦？

　　章彬彬——
　　刚做好晚饭，把饭菜端上饭桌，任思嘉就推门进来了。她在食堂就餐，三下两下填饱肚子，然后洗洗刷刷，就到我家来给章黛辅导功课，这已经成了一个规矩。一边吃饭，我一边问任思嘉：“怎么样？梁佩芬今天见到老公和女儿，情绪正常不正常？”
　　“够呛！”任思嘉说，“她对老公倒是淡淡的，一见到女儿就哭得死去活来。”
　　“是啊，”我说，“她们的情况我都看到了。”
　　任思嘉很是惊讶：“你怎么会看到的？”
　　我说：“我一直站在玻璃窗后看着。”
　　任思嘉说：“你这家伙，想回避矛盾，又放心不下，是吧？”
　　我跟她解释，也不完全为了梁佩芬。我说，往常轮到我们大队的会见日，我都爱在会见现场走来走去。不单单是监视，更主要的目的是观察。囚犯与亲属会见是人世间最叫人伤心断肠的场面：有父母看女儿的，有丈夫看妻子的，有孩子看母亲的，有情人看情人的，把多少悲剧、惨剧浓缩在这短短的半小时内重演一遍。作为管教干部，这时最能看出罪犯的真情流露，是服罪悔恨呢，还是不满抱怨；是平静地面对刑期呢，还是绝望悲观。作为一名好管教，要在这短暂的瞬间把罪犯们不加掩饰而流现出来的细枝末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才能因势利导，帮助她们忏悔和改造。
　　任思嘉一边夸我心细，一边又问道：“那么，你今天从梁佩芬的表现捕捉到什么信息？”
　　这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她竟想考考我。我又把球踢回去。
　　我说：“你一直都在现场，应该观察得更细致，这个问题应该由你自己来回答。”
　　任思嘉笑了，想了想说：“章姐，今天我在现场心里也酸酸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婷婷那孩子太可爱也太可怜了！梁佩芬即使犯了大罪，母爱还是不会泯灭的。我认为就是抢劫犯、杀人犯，母爱在她们身上也往往不会泯灭。我们如果能因势利导，对她们的改造也许有好处。”
　　任思嘉真不愧是心理学硕士，她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我提醒她，对女犯来说，母爱是一把十分锋利的双刃剑，引导得好，许多有子女的女犯会将母爱转化为改造的动力，为了子女的前途而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还有些罪犯因为思念子女心切，受不了心灵的折磨，反而在狱中待不下去，千方百计想逃避改造。我看梁佩芬现在的心理状态很可能是向后一种情况倾斜。
　　任思嘉问我凭什么作出这种判断。
　　我笑笑说：“你等着瞧！”
　　像是印证我的猜测，我们正说到这里，门外响起敲门声。我听出是梁佩芬的丈夫杨罗亭。这一招在我意料之中，我就悄悄对任思嘉说，你带小黛到房里去做功课吧，杨罗亭可是来者不善，我招架不住的时候，就连连咳嗽，你赶紧出来救驾。
　　我打开房门，看见杨罗亭站在门外，还是吃了一惊。梁佩芬在我们五大队，他杨罗亭迟早要来找我，这是早料到的；可万万没想到，他竟抱了小女儿婷婷来，而且手上提了大包小包东西。
　　看来他们今天来探监以后，根本没回去。
　　我从杨罗亭手上接过婷婷，亲着她的小脸蛋问道：“婷婷，还认得阿姨吗？”
　　婷婷就娇声娇气地叫：“彬彬阿姨好，彬彬阿姨好！”
　　多聪明的孩子，我已经快一年没去她们家了。有些人爱走“上层路线”，我却怕跟官员们打交道。自从梁佩芬当上常务副市长，我们的联系就少了。记得前年冬天去过一次，纯粹是受人之托。我的一个表妹在山区小学当教师，夫妻长期分居，家里又上有老，下有小，要我请梁佩芬帮帮忙，让她跟教育局打个招呼。
　　那天佩芬在外头开会，只有杨罗亭接待我。杨罗亭看到我手上提着个礼品盒，就知道我有求于他们，那藏在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睛并不朝我瞅，只顾自说自话，说佩芬这个破市长当得真烦人呀，整天顾不了家不说，三天两日还有七大姑八大姨来找，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大事小事都来烦人。我一下就听出弦外之音，连梁佩芬也不等了，撂下东西就走。再一回，是今年“三八节”的前几天，我去她们家看佩芬，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说是来请她去我们女监慰问女犯的，她是个女市长，关心一下女犯义不容辞。就这么去了两次，婷婷竟能把我记住，准是大人教的，可见杨罗亭用心良苦。但我不去戳穿，一迭连声说：
　　“婷婷真乖，婷婷真聪明！”
　　接下来，杨罗亭就哭丧着脸诉苦，说自从梁佩芬进了监狱，他们那个家已经不像个家，婷婷外公梁老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人一走，茶就凉，很多受过老人恩惠的人，也忘恩负义，对梁佩芬的事一点也不肯帮忙。
　　我听出杨罗亭话中有刺，可我装傻装聋，不去接他的茬。
　　杨罗亭又说，可怜的婷婷现在成了没娘的孩子，天天闹着要妈妈，幼儿园也不肯上，他又当爹又当妈还要干保姆活，这日子也不知怎么过下去。
　　我相信杨罗亭说的大体都是实情，心里就酸酸的想掉眼泪。
　　女警官也是女人，女人有的弱点我们都有，何况梁佩芬是我年轻时的好朋友。
　　杨罗亭把他们家的“苦难”渲染到淋漓尽致时，又万分感慨地说，他现在才知道没有母亲的孩子有多可怜，没有女人的家算不上个家。他非常自然地提起我那位在山区当小学教师的表妹，说他现在才理解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女教师的难处，万分抱歉前年没有及时帮上忙，前些天他已经和教育局长说好了，连调动的申请表也带来了。他说着，就掏出一张用市教育局信封装着的表格，顺手放在茶几上。
　　杨罗亭是佩芬的大学同学，原来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因“妻荣夫贵”而当上市经委主任。他过去给我的印象，是个温文尔雅、敦厚老实的一介书生。现在，他也会来这一套，我立时就把他看扁了。我心里说，你如果有同情心，早该帮这个忙呀，现在可好，想用这张调动申请表跟我做交易。
　　我放下脸来说：“老杨，这张申请表我已经用不上了。”
　　杨罗亭很是惊讶，说：“咦，怎么啦？你、你前年到我们家，还求梁佩芬帮这个忙。”
　　我说：“我表妹一时不想往市里调了。山区缺老师，孩子们离不开她。反正过几年她就退休了，干到退休自然就能回城的，还添这个麻烦干什么。”
　　其实，我表妹可没有如此热爱山区教育事业。我怕杨罗亭有求于我，我不得不让我表妹作出牺牲。果然，杨罗亭终于“图穷匕首现”。他哭丧着脸说：“彬彬，我今天白天在会见室见到梁佩芬，见她脸色蜡黄，才知道她的身体很不好，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她要我向你求个情，允许我带她去市立医院看一次病。
　　当然，当然，如果能帮忙办个保外就医手续，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打断了杨罗亭：“老杨，你也一大把年纪了，该不是法盲，你说，这个忙我能帮得了吗？”
　　杨罗亭说：“梁佩芬过去患过慢性肝炎，她八成是旧病复发；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非死在狱中不可。”
　　我说：“这事监狱有严格的规定：保外就医，只有总部才有权批准，而且必须经医生严格的检查。”
　　“你放心！”杨罗亭悄声说，“监狱的头头们那里，我自然会去疏通的；医院和医生那些个关节，我也有把握攻下来。但是，第一关，也是最最重要的一关，是大队领导要提出个意见。彬彬，这事我只能拜托你了！”
　　从杨罗亭这一番话，我立时想到许多职务犯罪的官员，惯用没病装病保外就医的手法，逃脱法律的惩罚，一时怒火中烧，脸上肯定没有好颜色了。这不是装的，是二十来年的警官生涯养成的职业习惯。我说：“杨罗亭，你知道我是佩芬的好朋友，是梁老的老部下，我对你们全家是非常非常同情的。（我听出我的声音有点喑哑）但是，这个忙我是绝对帮不上的。同时我还要提醒你，老杨！你作为一名市里的中层领导干部，也千万不能有违法的念头。你这样做会害人害己！”
　　我把跟梁佩芬说的那些话，跟杨罗亭重复了一遍，而且比那次说得更义正词严，不给他一点点幻想的余地。
　　我觉得我已经把话说透说死。我不得不拧了一把热毛巾，不断地擦嘴巴。因为我已经说得口干舌燥，说得口吐白沫。可是，我刀枪不入的防身绝招，曾经吓退过多少女犯家属的肃杀冷面，在杨罗亭面前一点也不能奏效。他死皮赖脸、反反复复说着那些话，甚至话中带有隐隐的威胁：如果你章彬彬不肯帮这个忙，不仅是一个梁佩芬没有活路，他和他小女儿都活不下去。老泰山已经先走一步了，老岳母重病卧床，奄奄一息，眼看要家破人亡，作为梁佩芬的好朋友，你章彬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我不断抬头看墙上的挂钟。我说，都快十点了，我去招待所给你们安排个住宿吧。杨罗亭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自己开了车来。我又说，把婷婷饿坏了吧，我来给婷婷弄点吃的？杨罗亭说，她不饿。她就是要妈妈！这孩子太懂事了，想妈妈想得不吃不喝！
　　我其实是一次一次下逐客令，杨罗亭就是赖着不肯走。突然，婷婷大声哭起来，大声叫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我搬出许多柑橘、苹果、饼干，叫婷婷吃。婷婷瞅也不瞅，只一个劲哭叫：“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我有些怀疑，杨罗亭利用孩子玩“苦肉计”，可是，我总不能对一个可爱可怜的孩子发火呀！梁佩芬呀梁佩芬，你真把孩子害苦了！我心里酸酸的，喉头哽咽着，就大声干咳起来—不是预先和任思嘉约好的假咳，而是像患了咽喉炎的真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种咳嗽声很有穿透力，在里间辅导小黛做功课的任思嘉立时就应声走了出来。
　　“哟，是杨主任呀！”任思嘉单刀直入地问道：“找我们大队长有何贵干？”
　　“噢，噢！中队长，你好！章彬彬和我们家是老朋友，我顺便来看看她！”杨罗亭肯定非常意外，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
　　任思嘉板着脸下了逐客令：“杨主任，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回得去？要不要我们去招待所给你安排个房间？”
　　杨罗亭的脸也就黑下来，说：“不，不！我有车，我这就回市里去。”
　　杨罗亭当然明白，有任思嘉在场，他的戏没法唱下去。
　　杨罗亭走后，我如释重负：“小任呀，你真是我的大救星，那家伙死皮赖脸的不肯走，我干着急，没招了。”
　　任思嘉说：“杨罗亭这家伙是有些无赖，不过，梁佩芬这一大家子也真够呛！”

　　洪月娥——
　　我撕开“剑南春”精美的包装纸盒，拎出像小手榴弹一样大小的酒瓶，再揿亮打火机，在瓶盖上烧了一圈，使劲一拧，金黄色的金属瓶盖旋了下来。一仰脖子，咕噜咕噜，一股又香又辣火不像火水不像水的玩艺儿在我嘴里打个转儿，渗入喉管，流入食道，直奔肠胃，五脏六肺便扑扑腾腾地燃烧起来。嗬，喝酒，特别是喝美酒真棒，真痛快！
　　我原来不大会喝酒，都因为朱亦龙又回到我身边，我时时得为他准备一瓶“剑南春”，今天抿一口，明天咂一盅，几个月下来，也成了半个酒鬼。但是，最近买来的“剑南春”都是我独斟独酌。我和那个混蛋朱亦龙吵翻了！
　　那天夜里他跟我干完那事，冷不丁地问我：“你们五大队是不是有个女犯叫梁佩芬？”
　　我说：“你不是在车间见过了。就是那个新来的、长得很漂亮的四十来岁的女人。还是原来西源市的常务副市长哩！你打听她干啥？”
　　“干啥干啥？我还能把她弄来睡觉？”朱亦龙一说到女人就油腔滑调。“她老公叫杨罗亭，是市经委主任。”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经委主任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全市的企业都归他管，我们兴隆鞋业公司也归他管。”
　　我品出他话里的意思了，随即提高警惕。我说：“你归他管，我可不归他管。”
　　朱亦龙嘻皮笑脸：“哎哟，我的洪大队长，不要摆臭架子啦好不好，人家大主任有事求你哩！”
　　“求我，我能帮他什么忙？”
　　“杨罗亭昨晚请我吃饭，好话说了一大箩，反正是要跟我套近乎。最后，才恭喜贺喜我找到你这样一位女朋友，再后来就要我向你求个情，给他老婆梁佩芬弄一张保外就医的疾病证明书。”
　　我吃惊得差点从床上滚下来：“朱亦龙，你老给我揽这种臭活，你是怕我不会犯错误怎么的？”
　　“看看，你说得多邪乎！不就是带梁佩芬去看看病么，医院、医生等等关节，杨主任自己会去疏通的。”
　　“不行，不行！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朱亦龙漫不经心说：“可不要后悔呀，人家答应事成之后，在市里给咱们弄一套三室二厅的单元房。”
　　我不为所动：“给我一幢小别墅也不行。”
　　“那可是市郊最好的花园住宅区，环境安静，风景又美，没二三十万别想买到的。”
　　“别说了，别说了，他就是把整个西源市给了我，我也做不到。”
　　朱亦龙就开导我，说：“你多死心眼呀！文化没文化，学历没学历，大老粗一个，干到一级警督加正科级干部到顶了吧！过两年警服一脱，你还住在这山沟沟里，那日子怎么过？人家给你一套三室二厅单元房，你退休以后搬到市里跟我一块住，咱俩去打张结婚证，正儿八经的举行婚礼，还有几十年舒心日子好过的。”
　　朱亦龙往床头一靠，一边抽烟，一边唠叨，反正把我们的前程说得天花乱坠，我听着听着也不是没有动心。不！想到我后半辈子能做个城里人，能住上高级房子，也许还能抱个孩子，就乐得心里开花！我命苦，一辈子待在清水潭，北京没去过，上海没去过，我如果警服一脱就能做个城里人，那是多美的日子！
　　可是，一想起我看管的许多女犯，不就是因为贪赃枉法，一家伙栽到这铁窗里来吗？自己没尝过那滋味，看也看怕了。我就说：“朱亦龙，你别说了，你嘴巴说出血，我当你吃红糟。这种蠢事我是决不会干的！”
　　朱亦龙不慌不忙穿衣服，穿鞋子，系皮带，还站在床脚前腆着个肚子抖了几下，裤裆里一大坨没羞没臊的玩艺儿也随之蹦了几下。他说：“你是真不干，还是假不干？”
　　“真的，我已经说过几十遍了。”
　　“那好！我们拜拜了！”
　　我还以为这冤家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哩，谁知他还跟老娘动真格的！从此，他在车间和我照面，总是不冷不热的，一副公事公办的臭脸。我悄悄邀了他几次，说“剑南春”给你准备着呢，他不理不睬。好啦，现在我又是孤家寡人了，夜里冷清清的，真难熬呀！我给朱亦龙打电话，家里没人，再打他的手机，电话里传来懒洋洋的声音：喂，谁呀？我说我是你老娘。他说，哟，是洪大队长，有何公干？我说你个兔崽子，有多少天没照面了？他说他忙。我说你忙个屁！你准是在哪里泡妞吧你这个老色鬼！他说，你真会异想天开，靠我这几个工资，想泡妞？嘿，你洪大队长借点钱给我怎么样？我口袋瘪瘪的，想抽包好烟喝瓶好酒，还得盘算老半天。我还想跟他聊点啥，他啪达一下把电话挂了。
　　气得我七窍生烟，再也不理朱亦龙。二十年活寡都熬过来了，我稀罕谁呀！离了你朱亦龙我洪月娥就不能活？笑话！
　　像一头推磨的骡子，我又回到二十年来清汤寡水没滋没味的日子。白天时光还好打发。不是去总部开会，就是下车间检查生产；不是找干部们研究工作，就是找女犯们训话。实在憋闷得慌，找个女犯来吼两声，挥着电警棍耍耍威风，看着电火花啪啦啦在女犯们头上炸响，心头有片刻的痛快，漫长的一天很快就浪荡光了。晚饭后，必定到章彬彬家串串门，跟我的干女儿小黛亲热一阵子。小黛真是让我心疼死了！一见到我，就“干妈！干妈！”叫得我心头淌蜜，骨头酥麻。可是，我又不敢在章彬彬家多待，多待了会影响小黛学习做作业。快活这么一会儿，我就懒懒地回家。可我这个家还算个家吗？我忽然感到才一室一厅的房子特别空阔，特别冷清，夜晚特别的长。看电视吧，荧屏上总是些谈情说爱的事，更让我看了伤心，啪啪地换了三个频道，都是这些玩艺儿，我气得把电视关了；读书看报吧，无论是“两伊战争”，克林顿丑闻，还是叶利钦心脏病发作，和我一个小警察没多大相干；拿起书报沉甸甸的，一点儿也引不起兴趣。不知怎么搞的，这时我的耳朵特灵，能听见野地里野猫叫春的狂嚎声，能听到树丛里公鸟踏母鸟的噼啪响；鼻子也特尖，时不时能闻到朱亦龙留在被褥上的汗臭味和烟草气，嗅到他从来不刷的大黄牙留下的口臭。随即，他在床上表演的种种无耻镜头就在我脑子里过着电影我的妈呀，在心里埋了二十年的野火，一旦被他撩拨起来，就是开来十台灭火机，怕也休想扑灭。
　　我三下两下，扯下了外衣扯内衣，扯下了长裤扯裤衩，就那么赤条条的走进卫生间，一拧水龙头，莲蓬头洒下千丝万缕冰凉刺骨的冷水，我又揉又搓使劲作践自己，直到全身发紫全身通红几乎蜕去一层皮。我连忙钻进被窝里，还是浑身发烫发烧像打摆子。天呀，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摸黑拉开抽屉，掏出一根小布棒槌。这玩艺儿是前几年从一个女犯的枕头下收缴来的。那个死女囚竟敢在号房里私藏淫具，这还了得！我罚她关了三天禁闭，那玩艺儿却留下自己受用。
　　但是，这回这布棒棒一点也不管用。它没有生命，没有热情，没有温度，又是个哑巴，三撩两拨，把我心里的火苗子愈拨愈旺，我就扔下那破玩艺儿，一把抓起床头的电话听筒。
　　“喂，谁呀？”
　　朱亦龙这个没教养的无赖，哪一次拿起听筒都不知道说：
　　“您好！”只会“喂、喂，谁呀？谁呀？”
　　我就对着话筒骂他是狗东西，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我？他就说，月娥呀，你给我仔细听着，我这也是为咱们能过上好日子。你想想，你今年四十三，我今年四十五，到哪一天你一下岗，还待在那山沟沟里，你说我怎么能再去找你？我说，你不能来找我，我会去找你。反正一下岗，我有的是空儿。
　　“哈哈哈！”朱亦龙在那头一阵大笑。“你到那会儿就找不到我了。”
　　我说：“为什么找不到你？你还能躲到爪哇国去？”
　　朱亦龙说：“你想想，杨罗亭是市经委主任，是我们兴隆鞋业公司的顶头上司，他要我办件小事，我不能尽心尽力，我还能在这里待下去吗？”
　　这话一下把我噎住，心想这朱亦龙也有他的道理。如今官大一级压死人，他朱亦龙不替杨罗亭办事，他还能在他管辖的公司里混个小科长？
　　罢罢罢，我是被逼梁山了，对着话筒有气无力地说：“行呀行呀，你给那个姓杨的回话，咱们约个时间见见面，我听听那狗日的有啥要求再说。”
　　电话那头的声音就变得高兴起来：“好啊，好啊！你早说这句话，也省得我操心呀！”
　　我说：“你别高兴太早！你给我马上滚过来，这事难度太大，我们合计合计再说吧！”
　　那无赖就无赖透顶地笑起来：“嘻嘻，遵命，遵命！我就知道你想合计个啥，我会很好跟你合计合计的。”

　　洪月娥——
　　一走进龙宫酒店大堂，我就像孙猴子一样有了分身法，亮锃锃的大理石地面上有许多鲜亮的洪月娥，镀金的大圆柱上有许多拉长了的洪月娥，四周哈哈镜上还有许多胖得不成样子和瘦得不成样子的洪月娥。我真像进了龙王爷的水晶宫，看得眼花缭乱，脑袋晕晕糊满了糨糊。
　　“走呀！傻站着干啥？”朱亦龙扯一扯我的胳膊说。
　　我说：“我的妈呀，这酒店真漂亮！”
　　朱亦龙轻声说：“别傻看了，傻看会被人家笑话，走！”
　　朱亦龙领着我上了电梯，挺熟练地用手指头在墙壁上戳了两下，电梯自动关上，又自动上升，我们就哧溜哧溜上了十八层的旋转餐厅。朱亦龙问一个穿着大红旗袍的小姐，经委杨主任订的包厢是哪一间？小姐说，噢，先生，您好，杨主任订的包厢在伦敦。请跟我来吧！
　　我心里纳闷：看你牛的，西源市一个小山城，哪里有什么“伦敦”？
　　领班小姐前头走着，像风摆杨柳，紧包在旗袍里头的小屁股蛋一扭一扭，一双白晃晃的大腿一会儿亮出，一会儿又掩上。我睇了一眼朱亦龙，见那色鬼的眼神早就直直的。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就看见一路经过一些小房间的门头上，悬挂着什么“东京”、“纽约”、“巴黎”、“柏林”、“莫斯科”，七弯八绕的，最后才到了“伦敦”。
　　小姐说：“请进！就在这里。请先用茶，杨主任一会儿就到的。”
　　我一边啜着香茶，一边打量小包厢里装修得真高级，还有电视、音响等等设备，不由十分惊讶：“我的天，这样的地方，吃一餐饭要花多少钱？”
　　朱亦龙说：“看你怎么吃？光吃饭，一人也就一两百块吧。
　　如果要来一次‘一条龙’服务，那可得大几千。”“什么叫‘一条龙’？”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傻？”
　　“你不信？”我真有些委屈，说：“你想想，我一个长年蹲在山沟沟里的监狱警察，一个月才几百块钱，没人请我，我敢进这种酒店？”
　　“可怜可怜，你们这些看羊狗！”朱亦龙虽然也当过监狱看守，却极端蔑视监狱看守，总骂我们是“看羊狗”。他又仔细跟我解释：有大“一条龙”—这酒店里有住宿部、餐饮部、桑拿部、歌舞厅、保龄球馆，吃、住、玩、乐齐全，这是大“一条龙”。这么逛一次，至少一两千。小“一条龙”呢？是指每个娱乐项目的所有程序，比如歌舞厅，有陪歌陪舞陪酒甚至陪睡的，这是小“一条龙”；再比如洗桑拿，有脚按胸按全身按摩等等，这是按摩“一条龙”。这么玩一次，一个人也得大几百上千块。
　　我像城隍庙里的无常鬼，舌头吐得长长的缩不回去了。
　　朱亦龙说：“你不要大惊小怪，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叫人不认识了。谁叫你只会当个穷警察，可怜巴巴过一辈子。”
　　正说着话，杨主任杨罗亭就到了。朱亦龙马上站起来，把我介绍给他。他连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今天市委张书记专门找我谈工作，一谈就是一下午，迟到一步，让二位久等了！”
　　听他那口气，他无疑是西源市一个有斤有两的角色。这一点我略知一二，在官场上混的人，都爱开口闭口扯上一两个大人物，好抬高自己的身价。
　　寒暄一会儿，杨罗亭递过菜谱请我点菜。我瞟了瞟那菜谱，都是百把两百块一盘，我哪敢点啊。朱亦龙接过去，什么龙虾、鲍鱼、石斑鱼、鳕鱼来了一大堆，还要了一瓶茅台。这家伙真是久经沙场，“宰”起人来一点不手软。
　　杨主任频频给我们敬酒，一再解释把梁佩芬弄出去看看病，实在算不了一回事，要我放一百二十个心。他说，梁佩芬虽然出了点事，省市领导都是想保一保的。当了十多年的县市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么，都是那些新闻记者可恶，捕风捉影捞到一点材料，匆匆忙忙捅出去，领导们只得“挥泪斩马谡”了。现在把她保出来看看病，也是领导的意思，只是这事操作起来，只能由家属出面，不能由组织出面。所以，今天略备薄酒，衷心感谢二位！
　　杨罗亭戴一副金边眼镜，模样儿斯斯文文的，但说起话来却大模大样，还有点装腔作势。可不像我见过的许多罪犯亲属，见着女监警官只顾低三下四，磕头作揖。不，杨罗亭还是官架子十足，一口一个上头，一口一个书记，不像是他求人办事，只是生意场上平起平坐地谈一笔交易。我也不跟他较真，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地听着。心想，就算你是个有来头的人物，可你又不是监狱长，我要听你的？
　　到了酒足饭饱的时候，杨罗亭也不知道是真醉还是假醉，反正是酒话连篇了。他说：“洪大队长，老余这家伙真不够朋友。
　　他跟你闹恋爱已经闹到热火朝天，还跟我保密！咳，我要是早知道你们有这层关系，我还去找章彬彬？算球去吧！我和老余不仅是上下级，还是铁哥们呀！她章彬彬算老几？老二，对吧，是老二；在女监第五大队，你洪大队长才是老大，才是第一把手。有你洪大队长一句话，事情就好办了！对不对？”
　　我虽然已经喝了几杯酒，还是心明如镜。我才不怕你给我灌迷魂汤。我说：“杨主任，你不明白监狱的规矩，大队长说话算个啥？上头还有狱政科，还有监狱长，还有监管局，还有司法厅我不过是最基层一个跑腿的小角色。”
　　杨罗亭说：“现官不如现管，你这大队长才是实权派！噢，哈哈！好，好，咱先不说这事，喝酒，喝酒！”杨罗亭左劝右劝，朱亦龙在一旁帮腔，我又贪茅台上口，不觉就喝了个半醉。散席后，朱亦龙把我扶上了杨罗亭的小轿车。
　　杨罗亭说：“走，我带你们去逛逛大街。”
　　这一餐饭，我们从下午吃到晚上。从大街穿过的时候，我看见西源市四周的山头全黑下来，城里的路灯、广告灯、霓虹灯，一盏一盏亮了，街道上泼满了亮光。
　　一会儿，我们就到了近郊一个新开辟的住宅区。水光闪闪的清源河从这里静静流过，远处横着一座不高的小山。在那山水之间，也不知是啥时候，忽然建起一大片非常漂亮的洋房。爬满青藤的围墙外面，挂着这个“花园”那个“花园”的牌子。车子从那些“花园”跟前走过的时候，杨罗亭指指点点告诉我们，这一溜儿叫“乡长街”，那一溜儿叫“局长街”。那些青砖楼房，都有宽敞的阳台，闪亮的门窗玻璃，五颜六色的马赛克贴面，我就想住在里面有多舒服，多惬意！像望见梅树林直想淌口水，我心里禁不住酸酸的。
　　朱亦龙对准我的耳根悄声说：“一个乡镇长，一个科局长，多大的芝麻官儿？还不跟你们女监大队干部一般大，能有几片工资？哪有钱在城里建楼房？咳，你们哪，守着个油罐罐也不会偷油吃，馋死饿死活该！”
　　这个无赖，不是明目张胆教唆我犯罪吗？我在他的大腿上使劲掐了一把，朱亦龙才赶快闭了嘴。
　　一会儿，车子到了江边，就看见沿江出现一幢幢小别墅，躲在一片玉兰花、梧桐树林中，啥牌牌也没挂。朱亦龙说，老百姓叫它做“常委花园”，凡是上了副市级的干部，就有权享有一幢这样的别墅。
　　我轻声问道：“这么说，梁佩芬的家也在这里？”
　　杨罗亭说：“是的，梁佩芬当副市长的时候，也在这里分到一幢小别墅。她现在虽然去蹲大狱了，但是房产并没有没收，我们一家还住在这里。”
　　我一听心里直冒怨气：梁佩芬，你他妈的心真黑！公家分给你一幢小别墅，一点不亏你欠你的了，你还去贪污受贿几十万？
　　我干了二十多年警察，虽说肩上扛着两杠三星了，可还在山沟沟里住着破房子，你说我冤不冤啊？
　　朱亦龙摇下车窗玻璃问道：“杨主任，呶，那幢窗子里透出灯光的小别墅，就是你家吧？”
　　杨罗亭把车速放慢了，很有几分得意地说：“是的。书记和市长就住在我们家前后座。”
　　朱亦龙又问：“请我们去你家做客？”
　　“不，”杨罗亭说，“我家如今冷冷清清的，怎好接待你们呀！
　　我带你们去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看看。”
　　杨罗亭的车子继续往前开。一会儿，到了城东边一个崭新的住宅区，牌子上写着“蓬莱花园”四个大字。杨罗亭介绍说，这里依山面水，环境优美，像蓬莱仙境，所以叫“蓬莱花园”。能在这里置业安家的，都是西源市的大款爷。杨罗亭说他花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在这里购下一个单元，今天难得有空儿，就请我们来赏赏光。
　　整个小区灯光稀落，可见没几户人家搬进来住。我们下了车，杨罗亭在前头带路，摸黑走过一段麻石小道，又摸黑找到一幢六层小楼，再摸黑上了几层楼梯。杨罗亭掏出钥匙摸黑开了房门，然后，啪啪啪地一连揿亮几个开关，房里大放光明。
　　我一下就傻傻地愣住了。我看朱亦龙也是。尽管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很可能也没见过这么气派这么豪华的好房子。
　　这是一套三室二厅二卫的单元房。客厅足有四十多平方，大得可以开家庭舞会，能摆上五桌酒或五张麻将桌。地板铺着黄橙橙的金刚木，从墙角、墙壁和天花板上射下的彩灯，五颜六色，叫我的眼睛一下子不能适应，要搭起凉棚眯缝着眼，才能看清朱亦龙那喜滋滋的傻×样。
　　杨罗亭问朱亦龙：“怎么样，老余，洪大队长，满意吗？”
　　朱亦龙嘿嘿笑着：“满意又怎样？不满意又怎样？”
　　杨罗亭说：“只要你们满意，这套单元房就归你们了！”
　　朱亦龙就拿傻迷迷的眼神来瞟我：“月娥，你看怎么样？杨主任成心要逗我们哩！”
　　杨罗亭认真说：“怎么是逗你们啊！真的，老余，这是我送给你们俩的结婚礼物。”
　　我看朱亦龙馋得舌头发木，话也不会说了：“这、这你看呢，月娥？”
　　我犹豫着说：“不行，我们哪有福分住这样好的房子？”
　　杨罗亭说：“老余，洪大队长，这房子是我诚心要送给你们的。实在对不起！你俩的好事，我知道得太迟了。要早知道，我早早就该给你们解决房子。我不仅是你老余的上级，咱们还是铁哥们呀！你们不是大龄青年，而是大龄中年，不给你们解决房子办喜事，我这做领导的能安心吗？”
　　我还是一个劲推辞：“不、不、不！杨主任，我们怎好无功受禄。”
　　朱亦龙也假客气地推辞说：“不、不！杨主任，你要我们办…事，吩咐一声就成的，这房子”
　　“你们误会了！”杨罗亭一脸严肃。“我给你们送一份厚礼是一码事，请你们为梁佩芬办个保外就医是另一码事。桥归桥，路归路，你们不要搅和在一起。梁佩芬的事，能早办就早办，不能早办拖些日子也行；如果实在为难，也就算了！要不，还不让你们看扁我杨罗亭！”
　　“嘿嘿，这怎么成？这怎么成？”我知道朱亦龙早就瞄上杨罗亭这套新房子，他的推托完全是在演戏。
　　“呶，这是房子的全套钥匙。”
　　杨罗亭把一大把钥匙往客厅的小吧台上一拍，那动作又潇洒又气派。这套房子大门小门六七个，每个房门都配了五把钥匙，一共有三十多把，套在一个小铁环里，一堆金属，银光闪闪，实在吊人胃口！我看见朱亦龙瞅着那一大串钥匙的眼睛，就像馋猫盯着一串鲜鱼儿，口水快从他的嘴角挂下来。
　　“收下吧，真的，我是真心的！”
　　杨罗亭把搁在小吧台上的钥匙拨拉一下，发出一阵叮铃铃脆响。这金属的声音叫我想起另一种金属的声音，那就是我在监室里常常系在皮带上的手铐。陡地一惊，吓出一身冷汗，我死活没敢去接那一大把房门钥匙。
　　但是，此后好几个夜晚，我在梦中一次又一次梦见了那一大把银光闪闪叮铃作响的玩艺儿。

　　任思嘉——
　　这天上午，我们五大队全体干警上军事训练课。我和王莹、董雪、林红等年轻的姐妹们，一身上下都是橄榄绿，扎上宽皮带，别上小手枪，英姿飒爽，精神抖擞，一个个都有几分巾帼气概。
　　作为一名女警官所必须学会的军事科目，我在警官大学不仅早就学过，而且门门优秀。但是，一到工作岗位，和老警官一比，可是小巫见大巫。别看洪月娥四十好几了，王莹和董雪跟她练格斗，都是二对一，没过几招，就被她放倒，吓得我连连往后躲闪。
　　“你往哪里跑？任思嘉！”
　　洪月娥大喝一声，我怯怯地站住。
　　洪月娥说：“如果你碰上个越狱的逃犯，你也当逃兵？”
　　我说：“洪队，越狱犯哪有你这两下子？”
　　洪月娥说：“我这两下子也是练出来的。来来来，我只用一只手，你跟我摔一次。”
　　洪月娥说着就把右手插进皮带里，用一只左手对我轻蔑地比比画画：“来来来，你不敢来就是孬种！”
　　一股热血直冲脑门。韩信受了胯下之辱能处变不惊面不改色忍辱负重，后来终于封侯拜相。可我没这个海量，一下子就火了，像小老虎一样向洪月娥扑过去。我准备一个扳腰加剪腿，一家伙就把洪月娥撂倒。可是，接近洪月娥的霎那间，我顿时感到她高大的身躯是一个庞大的磁场，忽啦一下就被她吸了过去，她伸出左手一拧，我就像一捆干稻草一样被放倒在地。
　　洪月娥把我扶起来：“嗯，服不服？”
　　我说：“服，服！五体投地！”
　　洪月娥说：“不要整天抱着书本嘛，我说书呆子！咱们是警察，天天面对罪犯，面对豺狼，你不比豺狼更凶狠，你就会被豺狼吃掉。明白吗？”
　　我立正回道：“报告大队长，明白了！”
　　更让我五体投地的，是洪队和章副在实弹射击这个科目的高超武艺。
　　大队长发给每人两排六四手枪子弹，一共十发。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玩，人人平等，都只有十次机会。我和王莹、董雪、林红都是新手，只能按当年学校教官教的科目训练。在十八米开外，竖起三根靶子，我们三人同时站在一根横线上，眯起眼睛瞄呀瞄呀，直瞄到对操场上强烈的阳光慢慢适应，直瞄到把靶子上的圆心目测个八九不离十，我们先后扣响了扳机。爆豆似的一阵脆响之后，我打了个七环，王莹、董雪和林红等是五环和六环。
　　洪队和章副都说：“不赖，不赖！你们新手能打出这个水平，很不错了。”
　　我们退出靶位，都乐得屁颠屁颠的。
　　现在轮到洪队和章副上场了。她们嘀咕几句，就叫王莹、董雪撤了靶子，在同样距离的地方架起一块木板，木板上再搁十粒鸡蛋，远远看去只是一排小黑点儿，那就是她们的射击目标。
　　洪队和章副这种打法，既有示范性，又有表演性，更含而不露地带有竞争性。两位头儿竟像我们常常看到的武打影片中的那些很有风度的大侠那样，彼此拱拱手，又三推四请地客气一番，章彬彬还是先走上靶位。
　　章彬彬的射击没有固定姿势，她一会儿立式，一会儿卧式，一会儿跪式，只听啪啪啪十发子弹出膛，搁在十八米开外的木板上的十粒鸡蛋，有六个欢叫着开花爆炸，黄的白的稀的稠的蛋汁儿四散喷射。
　　靶场上的女警官们禁不住一阵鼓掌欢呼。
　　靶位上又搁上十粒鸡蛋。洪月娥在人们的欢呼声没有完全落下的时候，大步登场。她的射击更让人叫绝。她不把那十粒鸡蛋看成固定的死目标，而是把它们看成正在越狱逃亡的逃犯。她一上场就大声叫喊：“兔崽子，我看你哪里逃！”沿着地上画的一条白线，她一阵风跑过去，又一阵风跑回来，十发子弹在飞快跑动中连连炸响。我看她根本就不用眼睛瞄准，而是用第六感觉瞄准。她跑几步打一枪，打一枪把胳膊飞快地甩一下，动作非常优美。枪响的瞬间，远处的鸡蛋竟有八只应声开花。黏里巴叽的蛋清和蛋黄在空中飞溅，操场上充满了鲜鸡蛋膻腥腥的气息这堂军事课可以说是我永生难忘的一课。之所以难忘，还不仅仅是洪队和章副的枪法精湛绝伦，更在于这次军训几乎是一场争斗的前奏，因为她们两人不久后就演出了枪口相向你死我活的一幕。
　　当然，这是后话。

　　任思嘉——
　　不久，洪月娥和章彬彬之间就出现不大不小的裂缝。
　　事情还得从那天的军事课说起。倒不是那天洪队和章副的实弹射击分出个高下，她们潜在的矛盾一下子加深了。不，章彬彬可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我要重提那天的军事课，是因为从时间上说，这样叙述起来比较方便。
　　那天上了半天军事课，洪队和章副都被总部叫去开会了。群龙无首，我们十多个女警官自动散伙。在操场上摸爬滚打老半天，我们肚子饿了，不是一般的饿，是火烧火燎加上咕咕叫的那种饿。按以往惯例，我们到大院外去买点吃。我们虽然是女警察，但是爱吃零食的坏习惯和一般姑娘没有什么区别。
　　清水潭自从有了清水潭女监，湖畔慢慢热闹起来。沿着大堤搭起一排小平房，有服装店、水果店、食杂店、饮食店和小书摊等等。当然，女犯是不能走出大墙的，但有百多名干警和天天络绎不绝前来探监的罪犯亲属作为消费对象，已经有足够的生意可做。
　　我们走进一家小书摊。王莹翻着翻着，突然大惊小怪叫起来：“看看，我们章副上报刊了！”
　　我从王莹手上接过一本《大墙内外》。这是我们省司法厅主办的一份面向监管系统的刊物。我看见里头登着关飞鸾写的一篇文章，是写副大队长章彬彬的。董雪又从我手上抢过杂志，也大惊小怪叫起来：
　　“啊！我们章副真棒，还上头条！”
　　现在的新闻媒体多了，报刊广播电视，每天也不知有多少新闻人物上了媒体，读者也大多麻木了。可自己身边出了个人物，姐妹们还是挺新鲜的。我和王莹她们一家伙就买了十几本，分发给各大队和各中队的同事们。这事让我们异常兴奋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作者是我们中队的一名女犯，而且是表现欠佳的一名女犯，而被写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副大队长，怎不叫我们大大开心！
　　这些天，女监干警们都在抢着读这篇文章。章彬彬一下子在全女监出了名。
　　我对此事的反映在表面上却比较平静。因为，一，关飞鸾这篇文章最初是一篇周记，我不仅是第一个读者，还帮她作过不少修改和文字润色；比如，文章最后一段话是我加的，题目也是我起的。二，文章是我亲手寄出去的。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早在我意料之中。我匆匆读一遍，看编辑在文字上作过什么改动。
　　文章全文如下：
　　冬天的阳光
　　——记清水潭女监警官章彬彬
　　关飞鸾
　　我是一个吸毒贩毒犯，才十九岁，却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十七岁那年，我高考落榜，心绪很坏，常常去歌舞厅疯泡，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年轻人，很快就沾染上吸毒恶习。我的父母虽然都是大款，每月都给我许多零用钱，但是我一吸上毒，花钱就如流水一般，父母也不肯任我挥霍了。可我毒瘾难戒，只好“以贩养吸，边吸边贩”了。这活没干几次，我们的贩毒团伙被公安一网打尽，两个头头判了死刑，我也锒铛入狱。
　　老话说，“一天吸毒，终生想毒”，我在铁窗里也常常毒瘾发作，难煎难熬，就偷偷地买烟抽，捡烟屁股吸。更要命的是因为吸过一年毒，体内残留许多毒素，一年要生一两次大病。今年秋末，我身上的毒性大发作，全身上下长满水痘和浓疮，脸上、手上、脖子上也是一串一串的，像紫葡萄。同时还连日高烧不退，热起来像在蒸笼里蒸着，冷起来像在冰窖里冻着。监狱医务所的医生看了几次，一点也不见好。这时候我们的大队长章彬彬就来问寒问暖，第二天恰好是星期天，她亲自到很深很深的大山沟里，给我采来许多草药，又自己花钱买了一只水鸭母做药引子，一次又一次煎熬好送来给我服用。章大队长坐在我的床前，一手端着药碗，一手拿汤匙，轻轻地搅动着，还亲口尝尝药汤会不会太烫，然后才送到我的唇边，一勺一勺喂我服下。这时我不由想起我的母亲，在我身体不适时来到我的床前，她要我吃饭喝药也是这样轻声细语，瞅着我的目光也是这样和蔼慈祥。我的泪珠就哗哗流在药碗里，我多想扑进章大队长怀里，叫她一声“妈妈”呀！
　　服过几贴草药后，我的大病痊愈了，身上连一粒疤痕都没落下，体格更壮实了。章大队长又常常找我谈话，坚定我改造的决心，鼓起我生活的勇气。最近我干活、学习都表现良好，屡屡受到干部表扬。干部说，我如果能坚持下去，将有连续减刊的希望，三十来岁就能出狱。新生活的曙光，已经在我前头升起了。有一天我能与父母团聚，能踏上新生活的路程，我将一辈子感激慈母一样的管教章大队长。
　　我上小学的时候，读过一首古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人们历来把伟大的母爱比作春天的阳光。
　　我身陷囹圄之后，失去人身自由，很难获得父母亲人的亲情之爱，心情难免阴冷、灰暗；但是，管教干部给我一个慈祥的目光，几句鼓励的话语，那都是一片暖融融的阳光。不过，这不是春天的阳光，而是冬天的阳光。
　　因为管教干部给我们女犯的爱，是在我们最需要爱又最缺乏爱的时候，温暖了我们冻僵的心，那是一片多么灿烂的冬天的阳光啊！
　　我非常高兴，这篇文章编辑先生竟是一字不改全文照登。我特别满意我亲笔加上的最后一段话。如果没有最后一段话，文章就显得就事论事，充其量，是一篇普普通通的表扬稿。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这篇文章也倾注着我的感情，表达我的审美评价。
　　半年多的管教生涯，让我看到形形色色的女犯，就她们的罪孽对社会造成的恶果来说，是极其可恨的；但是，她们本身又的确有许多不幸。她们更需要爱，就像沙漠上的芨芨草更需要水分，像背阴的岩石下的苔藓更需要阳光。而作为一名女警官，她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爱父母，爱子女，爱亲人，这都是人的本性和应有的题中之义。但是，要让你真心实意地去关爱一个失足者，关爱一个罪犯，你如果没有更高的境界，你能做得到吗？
　　依我看，章彬彬做到了，很好地做到了，所以，我给关飞鸾的文章加上最后那一段话。
　　然而，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样一篇文章竟然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一天，上洗手间的时候，王莹和我隔着一个坑位蹲着，悄悄问我：“喂，小任，关飞鸾那篇文章写得真棒，你看过没有？”
　　王莹像许多爱饶舌的姑娘一样，连解手也不肯闭嘴。她要是谈别的话题，我一般不愿搭腔。但今天她谈这件事，恰恰能刺激我神经中枢的兴奋点。我说：“早看过哩，这是关飞鸾的一篇周记，还是我修改后才寄给《大墙内外》的。”
　　“哇噻！”王莹大惊小怪叫起来。她这人就喜欢夸张，喜欢大惊小怪，喜欢像许多当代小姑娘那样“哇噻哇噻”。她说：“我说呢，她关飞鸾才高中毕业，哪有这么好的文笔！”
　　“那文笔算什么好呀！”我淡淡地说，“其实，章副的事迹能写一篇非常精彩的报告文学，光是那天上山采药，嘿，她吃了多少苦呀”我突然刹车不往下说了，因为再往下说，就有自我标榜的嫌疑。
　　我真没想到，就是这次在“厕所论坛”发表的“厕所评论”，和在“厕所电台”发布的“厕所新闻”，传到大队长洪月娥耳里，引起她的高度重视，竟破天荒第一次慷慨解囊，请我们几个新来的女警官到她家里吃了一餐饺子。

　　洪月娥——
　　朱亦龙一踏进我的房门，就从挎包里掏出一大串钥匙，往空中一抛，又准确接住。在钥匙的叮当声中，他朝我欢呼呐喊：
　　“看看看，这是什么？”
　　我心里一阵欢叫，脸上却冷冰冰的：“好啊，朱亦龙，我还没有想好呢，你怎么把人家房子钥匙拿来？想把我往火坑推怎么的？”
　　那天杨罗亭带我们参观过他那三房二厅的单元房，要掏钥匙给我，我死活不敢要。我害怕，说不定我一脚跨进这套新房，另一只脚也就迈进牢房了。谁知朱亦龙这只贪心的狼，没有我的同意，竟敢把房子钥匙要了来。
　　朱亦龙把拴钥匙的小铁环套在食指上，打了个旋转，发出叮叮铃铃好听的声音。他说：“我也不想要那房子，可是杨罗亭那×样的一再要塞给我，你叫我咋办？”
　　他说着就把一大串钥匙扔在桌子上。几十把钥匙在桌子上堆成一座金山银山，光芒四射，让我看花了眼。
　　我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事你要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自己都听出来，我的拒绝是一种虚情假意，软不邋遢的毫无力量。
　　朱亦龙满脸都是无赖的笑。他说：“有啥屁好想的。我当大队长那会儿，要哪个罪犯死，要哪个罪犯活，全凭我一句话，给梁佩芬办个保外就医，还有啥难的？”
　　“是啊，你当大队长的时候，多威风！所有女犯都成了你的老婆，想×谁就×谁！”我气恨恨地呛他一句。
　　“啊哈，洪月娥！”朱亦龙一点不害臊，嘻皮笑脸争辩道，“可不准你诬蔑革命领导干部呀！我当大队长时，究竟×了谁？
　　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别闹了！别闹了！”我正儿八经说：“你一定要弄清楚，你当大队长那是啥年头？那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天下大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如今是啥年头，如今是法制社会。你说我这大队长有多少发言权？”
　　朱亦龙说：“再没权，给梁佩芬弄张疾病证明条，总不至于弄不到！”
　　我说：“如果露馅呢，我这个大队长立马就成罪犯，你想到吗？”
　　“行行行！我不为难你。不过我劝你还是再想想，你实在不想要，我可要把钥匙送还人家了。”
　　朱亦龙话说得很软，脸上的表情却很硬。他那有棱有角的四方脸，硬得像块花岗岩。我看得出来，他心里那意思是说，要不要由你，可是，过了这个村，再没有这个店了。
　　我心里立时就犯了嘀咕：要说那房子吧，二厅，二卫，三个大房间，我能不想要吗？不，我做梦都想死了！想想自己这大半辈子，在清水潭劳改农场，住的是干打垒茅草房；现在在清水潭女监，住的是一间一厅的“鸽子笼”，我能不想在城里有一个安乐窝？我当了大半辈子监狱警察，整天看到女犯们在我跟前点头哈腰，看到女犯们在我目光下战抖，我还以为自己人五人六的算得上个人物，活得有滋有味！那天夜里，杨罗亭带着我们在城外新区转了一大圈，看了那么多漂亮的房子，什么“乡长街”、“局长街”，还有啥“常委花园”，我却是天狗望月，连边边都沾不上啊！我心里就像糅进一大把酸菜干，几天几夜都是酸不叽叽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咳，我这大半辈子真是白活了。都是爹生娘养的嘛，为啥人家总是吃饱撑死，我要干死累活，你说我这辈子冤不冤？
　　我再次向那一堆金光闪闪的钥匙瞟了一眼，想抓过来把玩把玩。这时候门外有人轻轻敲门，我听出是章彬彬。天呀，这娘们早不来迟不来，偏偏这时候来，可把我吓坏了，我把那串钥匙往抽屉里一扔，又向朱亦龙递个眼神，蹒跚着去开门。

　　章彬彬——
　　关飞鸾在《大墙内外》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是在姐妹们唧唧喳喳议论了一阵子之后才知道的。那天傍晚我走进三中队办公室，王莹兴冲冲对我说：“章副，你上报刊了！”董雪也讨好地补充一句：“瞧，还是头条！”
　　她们把一本《大墙内外》递到我手上。我溜了一眼大标题，文章却没有细看。因为当时快要下班，我对这类事不感兴趣。吃过晚饭，安排小黛去做功课，我才有空儿把关飞鸾的文章细读一遍。这一读，我就叫苦不迭：坏了，坏了！关飞鸾怎么会弄出这么一篇文章？当然，事是有那么回事，关飞鸾也写得很朴素，很实在，没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对我绝对不适合，甚至是帮倒忙。第一，我向来喜欢默默无闻，做了点事情都记在大队长名下，决不愿张扬，更不愿抢风头。所以十多年来，我这个做副手的，和洪月娥总是相安无事。第二，关飞鸾在文章中显然把我的头衔弄错了。在日常生活中，女犯左一个章大队长右一个章大队长地叫，那是无关大局的。因为地方上的习惯也是如此。官员们忌讳“副”字。比如李副县长，人们都称之为“李县长”；张副书记，人们都称之为“张书记”。没有人会一丝不苟又不厌其烦地叫“李副县长”和“张副书记”的。可是，要是上报刊和上文件，那就非得清清楚楚写上全称不可；若是有丁点差池，那就有犯上和僭越的嫌疑。现在，关飞鸾在文章中口口声声叫我“章大队长”，真正的大队长洪月娥会怎么想？
　　糟了，糟了！我愈看关飞鸾的文章愈觉得不对劲儿。我必须当面向洪月娥解释。十多年来，我们都配合得很好，心无芥蒂，我不能因为这点小事，造成我们之间的误会。这么想着，我就带着那本《大墙内外》去找洪月娥。
　　我笃笃笃敲响洪月娥的房门。洪月娥磨蹭一会儿，才把门打开。一步跨进门去，我立时愣住。原来小客厅里坐着兴隆鞋业公司的余科长。这家伙最近经常在洪月娥家过夜，我应该避避嫌的，怎么一时竟没有想到？
　　“对不起！对不起！洪队！”我连声道歉，还做出抽身撤退的样子，“呵，呵，我不知道你家有客，我改天再来吧！”无须尴尬的倒比应该尴尬的更加尴尬。
　　但我感到尴尬完全出自内心。对洪月娥和余科长的来往，太无顾忌，太过张扬，我私下虽然有点不以为然，可我真心希望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洪月娥脸上有些潮红，说：“是兴隆公司的余科长嘛，老熟人了，他来谈谈生产上的事，一起坐坐吧！”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说些感谢余科长对我们大队生产的支持之类的客气话。
　　“没啥，没啥，咱们是合作伙伴嘛！”余科长嘴上叼一支烟，大大咧咧说，一口标准的东北口音。
　　我们五大队生产上的一切事务都归洪月娥管，过去余科长也只跟洪月娥打交道。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跟余科长坐在一起，第一次认真打量了他一眼。忽然，我觉得他很有几分眼熟。他很像我见过的一位熟人。可是，像谁？在哪见过？一时半刻又想不起来。我打量余科长的时候，余科长也好奇地打量我，我就注意到他的眼睛像牛眼一样暴突，又有些色迷迷的，哦，像不像洪月娥的前夫朱亦龙？天呀，我亲眼看见他被一枪崩了，怎么还能活到今天？撞鬼！撞鬼！真是大白天撞着鬼！我一惊非小，手心攥出一把冷汗，好不容易才镇静下来，跟余科长胡吹瞎扯了一会儿，心里又暗暗地想：不像不像，一点儿也不像！朱亦龙是本地人，余科长说一口纯正的东北话；朱亦龙长得五官清爽，余科长脸上有一道伤疤；朱亦龙一身精瘦，黑不溜秋，余科长白白胖胖，肚子腆腆的，已经有点发福
　　我跟余科长能说的话相当有限，东拉西扯一会儿，肚里的客套话也倒光了，就把那本《大墙内外》递给洪月娥。我说：“洪队，你看过关飞鸾这篇文章没有？”
　　洪月娥淡淡地说：“我哪有闲工夫呀，只草草溜了一遍。”
　　我说：“这事我事前可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关飞鸾写了那么一篇周记，任思嘉觉得有点意思，就把它寄出去了，想不到很快发表出来。看看，关飞鸾不懂规矩，把我的职务也搞错了，一连好几个地方都称我做大队长，弄得我很尴尬”
　　洪月娥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说：“这个关飞鸾真是的！我算什么呀！就算做了点好事，也是我的本分，也是在你大队长领导下做的，要宣传就宣传咱们五大队集体，把我写成那样，真不好意思。”
　　洪月娥又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过去了解的洪月娥总是肚量很大，我想也不至于把这种芝麻小事搁心里去。她既然一个劲说没关系，我想也是没关系，这事点到为止，我不便久留。
　　我起身告辞时，余科长也礼节性地站起来。我又飞快瞥了他一眼。嘿，这家伙长得真像朱亦龙！当然，他绝不可能是朱亦龙！

　　洪月娥——
　　章彬彬一走，我关上门，就指着朱亦龙的额头说：“哎哟哟，你这死鬼，也不躲一躲！”
　　“躲？往哪儿躲呀？”
　　“厕所、厨房、里间，都能躲的。可你就那么大模大样在这里坐着。”
　　“我又不是贼，我躲啥？躲！我早想过，我要跟你们女监合作下去，总有一天会面对面跟章彬彬碰面。我不怕，我谅她认不出我。”
　　“我不放心。章彬彬也许有点起疑了，她看你的目光有点怪怪的。”
　　“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好了。她认不出我。你想想，你是我老婆，我跟你打了多久的交道，你能认出我？”
　　我说：“那是，那是。”
　　“唉！”朱亦龙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说：“你看，一晃，二十年过去啦！二十年哪，就是一块好钢，也早锈成一堆铁渣了；那一枪虽然没有把我毙了，可这二十年时光，早把我变老了，变丑了，清水潭有谁能认出我朱亦龙！”
　　我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朱亦龙：这家伙和二十多年前真是换了个人！“嗯，嗯，也是！也是！”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回肚里去。
　　我从抽屉里拿出那串房门钥匙，掂在手里叮当作响，闪闪发光，心里又高兴得一阵狂跳。
　　朱亦龙说：“怎么样？大队长，收下来吧？”
　　我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我心里翻江倒海斗争着，就到厨房里拎出一瓶剑南春，端出一盘花生米：“来来来，我们来喝一杯！”
　　朱亦龙那狗日的，今天却摆起臭架子。他头勾勾地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吸烟，闷声不响。
　　我说：“来呀，灌一杯猫尿再说话。”
　　我摸透了朱亦龙的脾性。烟是他的气，酒是他的血，女人是他的命。他常说，酒色酒色，有酒才有色，有酒才能办事。他总是先喝个半醉不醉的，接着才干那个事。可是，今天他却怪了，我正要给他斟酒，他却懒洋洋站起来要走了。
　　我拦住他：“怎么啦？我说你不喝杯酒就走？”
　　“不啦！”朱亦龙黑着脸说，“我反复思量过了，咱们的缘份只能到此为止了！”
　　我就当胸给他一拳：“你他妈的不喝酒倒说酒话了，你跟老娘开啥玩笑！”
　　“不是开玩笑。我反反复复思量过。咱们都四十出头了，对吧？咱们不算日头下山‘夕阳红’，最多也只能算半下午的太阳了，对吧？你说，咱还有多少光景好活？再这么偷偷摸摸的有啥意思？想正儿八经结婚拢到一块过吧，连套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好，现在人家把三房两厅送到你手上，你偏不肯要，我还有啥指望？长痛不如短痛，咱们拜拜吧！”
　　我就猛扑上去朝那朱亦龙身上、肩上一个劲地捶，也不知捶了多少拳。他不还手，我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我哇地一声坐在地上哭起来。
　　朱亦龙蹲下身来要拉我：“起来！起来！你这是怎么啦？走又不让我走，房子又不想要！”
　　我哭喊道：“你走吧你走吧！你以为我不想要那房子吗？自从到龙宫酒店吃了一餐饭，我就连着几宿没睡好觉。我这辈子真冤哪，那么漂亮的大宾馆我没住过，那么多好吃的我没尝过，那么多好玩的地方我没去过。我一辈子就待在这山沟沟里看犯人，你说我冤不冤？”
　　“好了好了！”朱亦龙把我扶起来，像哄小孩一样哄着我。
　　“你会觉着冤，就是一个大进步，咱把这房子要下来，你退了休就搬到市里去住，那时亏你的欠你的，一古脑儿都会得到补偿，你就不冤了么！”
　　一桩让我头痛了好多天，将要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大事，在打打闹闹一通之后，就这样定夺了。
　　朱亦龙这才坐下喝酒。他给我斟满一盅，又给自己斟满一盅。他说：“来！咱们今晚喝个交杯酒！”他把酒杯端在胸前，胳膊拐成个圆弧。
　　我噗哧一下笑出声：“臭美你的吧！都七老八十了，还想当新郎新娘呀！”
　　朱亦龙一脸严肃：“你别笑！杨罗亭说啦，梁佩芬的事一办成，他给咱办房产证；做鞋那边呢，一月进项是万把块。你看，还能没有咱的好日子？唉，我东游西荡颠簸大半辈子了，也该有个家了，月娥，现在房子也有了，老婆也有了，啥时你再给我生个娃，你看那个日子红火不红火！你别笑，来来来，咱们今晚真的来喝交杯酒！”
　　我看朱亦龙板着脸，很当回事儿，不敢笑了，心里也浪翻潮涌。二十年了，文化大革命“毙”了我一个老公，今天老天爷又还我一个男人，这真是一桩天大喜事！我也举起酒杯，和朱亦龙手上的酒杯碰了一下，两只胳膊套了个双连环。咕噜咕噜，咱俩都喝干了杯中的酒。咱俩都煞有介事，像庆祝胜利，像庆祝新婚，这酒喝得利落痛快，喝得蜜甜喷香。
　　接着，朱亦龙就问我啥时行动。我说得看机会。他问看啥机会？我说，想搞保外就医的事，梁佩芬夫妻都找过章彬彬。章彬彬讲马列，一口回绝了，还把梁佩芬不肯安心伏罪的思想跟我汇报，说什么要咱一起帮助梁佩芬端正态度。看来，只有等章彬彬外出的机会，才能把这事办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朱亦龙顺手拿起章彬彬刚才扔在桌上的那本《大墙内外》，问道：“章彬彬说这上头登了啥文章？
　　把她弄得神经兮兮的。”
　　我说：“你一翻就看到了，头栏头条，什么《冬天的阳光》，是一个犯人给她评功摆好的。”
　　朱亦龙抓了一大把花生米，扔进嘴里，一边咯咯地磨牙，一边看那篇文章。他看完在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说：“不简单，不简单，这个章彬彬！”
　　我说：“怎么啦？怎么啦？”
　　“看看，人家章彬彬是在给自己搞包装，打基础呀！”
　　“我又不是傻瓜，我一眼就把她看得透透的。我们女监马上要年终考评了，还要搞警衔晋级，职务提升。章彬彬弄出这样的文章来，能没有目的吗？”
　　朱亦龙咂了口酒说：“是呀，是呀，这个章彬彬真不可小瞧！
　　我看出来了，现在的监狱和我二十年前管的监狱完全不一样，讲个细心、耐心和爱心，你呀，总是咋咋呼呼的，有这个章彬彬，你这大队长当不长的。”
　　我也抿了口酒说：“我知道哩，章彬彬在背地里捣我的鬼。”
　　“你说她背地里捣鬼，有啥根据？”
　　我得意地笑了一下，说：“已经有人向我报告了，这篇文章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等我把事情查个清楚，看我给她们好瞧！”
　　朱亦龙闯荡江湖二十年，倒是学得老奸巨滑了。他劝我千万不能得罪那些年轻人。他说：“你看看人家章彬彬吧，天天夜里都有年轻干警去她家串门。而你这里呢，总是冷冷清清的，像阎罗殿，鬼也不愿来。你还想提级？还想晋升？谁投你的票？”
　　朱亦龙一点拨，我心里就亮堂。我决定星期天请几个新来的年轻警官吃一餐饺子。

　　任思嘉——
　　来清水潭女监工作大半年了，有幸成为大队长洪月娥的座上宾，这还是头一次。跨进她家的时候，王莹、董雪、林红等已经绾起袖子帮她和面、剁馅、包饺子。她们笑骂我姗姗来迟，有意偷懒，要罚我去拖地板。洪月娥说免了免了，人家北京来的大小姐，哪有给我拖地板的道理？坐在厅里看电视吧！
　　我在家从不干家务，在别人家也不装积极，乐得在客厅跷起二郎腿。山区的电视机，摆设的意义超过收看，因为能接收到的频道很少。半上午的，更没啥好节目好看，我连电视机也懒得打开，就坐在沙发上打量洪队家的摆设。洪队住着与章彬彬一样规格的房子，都是一间一厅。但洪队家土气而凌乱。大门上贴一个倒写的“福”字，怕是多少年前过年的吉祥装饰，积满灰尘，至今没揭下来。客厅的墙壁上，尽是歌星影星的彩照。我觉得有些奇怪的是没有女性，全是张丰毅、高仓健、施瓦辛格之类很酷很帅的硬汉式的男明星，也贴得有些年头了，人物和颜色都有隔世隔代的陈旧感。我忽然想起洪队会黏上同样高大魁梧的余科长，从这些画像上也许能找到她潜在的心理依据。卧房里也一团乱糟糟的，这里挂一件破雨衣，那儿丢一件脏衣服，一个单身女人的懒散、邋遢与灰暗心情随处可见。对洪队这样一个熬到四十出头还没找个主儿的女人，我不免心里有几分同情。
　　儿，饺子包好了，洪月娥又炒了几个菜，熬了一锅汤把小圆桌摆得满满当当的，我们开始就餐。
　　洪月娥举起杯来说：“我这个头儿也不像个头儿，对你们新来的几个单身姐妹，关心不够，帮助不够，你们就多多包涵吧。
　　来，干杯，干杯！”
　　我们干了第一杯酒。王莹说：“洪队，不怪你呀！你自己也是个单身贵族。”
　　董雪说：“我们女监有多少单身姐妹呀，我建议，我们成立一个单身贵族协会。洪队，你来做我们的会长。我们就常常有饺子吃了。”
　　林红也高兴地嚷起来：“对，对，对！让洪队领个头，为我们单身贵族谋福利！”
　　我含蓄地笑笑，表示反对：“不行不行，洪队可没有当会长的资格了。”
　　姐妹们马上听懂我话里的意思，都恍然大悟笑起来。
　　洪月娥一脸通红，顺手给了我一筷子：“哈，我没资格，你有资格？”
　　我连忙躲闪，说：“我当然有资格，我是名副其实的单身汉。
　　可你呢，洪队！你家里最近好像挺热闹的，出现了一些超出单身贵族的可疑迹象，所以就要考虑你有没有当会长的资格。”
　　洪月娥笑道：“哦，只准你们年轻姑娘谈情说爱，我大龄中年妇女交个朋友都不行？”
　　王莹笑道：“洪队，咱们当警察的，说话可得讲究个准确性，你现在交的那一位，难道仅仅是个朋友？”
　　大家就七嘴八舌瞎哄：“洪队，怕是朋友早就变老公了吧！”
　　洪月娥又羞又恼地笑：“咄，什么老公老公的，难听死了！”
　　董雪巴结说：“我们洪队挺传统的，还是叫爱人吧。”
　　洪月娥心里很舒服：“嗯，这还差不多！”
　　洪月娥对自己的“公开的秘密”供认不讳，我们就更肆无忌惮，闹着向她讨喜酒吃。
　　洪月娥避实就虚：“慌啥？喜酒总有你们吃个够。哎，哎，你们看我那个家伙怎么样？”
　　王莹装傻，一脸鬼笑：“洪队，你说的‘那个家伙’是哪个家伙？”
　　洪月娥又是一阵无比兴奋和羞恼，举起筷子要敲王莹。王莹哈哈笑着跳到一边去。我们虽然都是入世不深的姑娘，但也还知道，人家已经好到那个份上，只能做“促进派”，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廉价赞美：嘿，那个余科长呀，挺不错的！要个头有个头，要能力有能力，又会开车，又会经营，还有一官半职，年龄又般配，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这一餐饭就这么胡扯八道，吃得轻松愉快。临了，王莹、董雪、林红等先走一步，洪月娥说有事要和我聊聊，我就留了下来。
　　洪月娥给我沏了一杯香茶，请我重新落座。见她过分的客气，我倒觉得这次谈话还真是不同一般了，心里就有点儿紧张，问道：“洪队，找我有什么事？”
　　洪月娥说：“也没啥大不了的事。我想跟你了解个事儿—
　　关飞鸾登在《大墙内外》那篇文章，你看过没有？”
　　我说：“当然看过。关飞鸾最早是写在周记本子上的，我看写得挺不错，帮她作了点文字上的修改，就寄出去了。”
　　“文章给章副看过没有。”
　　“没有。”
　　洪月娥很是惊讶的样子，说：“怎么会没有呢？写她的文章能不给她看？”
　　“正因为是写章副的文章，才没想让她看。她这人不爱表扬，看了肯定不让寄出去。”
　　“是这样吗？”洪月娥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
　　那一瞬间，我觉得背脊上凉飕飕的。我简直成了个嫌疑犯啦！洪月娥自称有一双豹子眼，常常用这种狐疑而犀利的目光盯着罪犯。
　　“真是这样！”我毫不含乎答道，一个字一个字像铁锤敲钉子。
　　“你有没有把稿子给其他领导看？”
　　“没有。”
　　“往外寄稿子，还是要大队以上领导看过的。你怎么好自作主张？”
　　我一下子心里就来了火。我说：“洪队，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规矩，我怎么是自作主张？女犯的信件，不是由中队审查就行吗？”
　　时时都散发着火药气息的女监工作慢慢锤炼了我。如今，我再不是刚来时那个胆小怕事的研究生。再说，我怕谁？我怀里揣着硕士文凭，许多研究单位的大门对我热情敞开，这里不好呆，我扛起背包走人。因此，在第五大队，对“铁拳头”大队长那一套有看不惯的时候，第一个敢跟她顶撞的就数我任思嘉。
　　我嗓门一高，洪月娥的声音反而变小了：“小任，小任，你别急！你说的是信件，我说的是稿件。”
　　我说：“洪队，就算寄出这篇稿子，在程序上我有什么疏漏，我认错好了。我现在倒要请教，那篇文章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也没说有什么问题啊，看你急的。”洪月娥脸上绷紧的肌肉完全放松下来，笑笑说，“小任，就这样吧！随便聊聊，随便聊聊，你别当回事。”
　　走出洪月娥家门后，我心里老大不痛快。我就是个大白痴，也决不会相信这种谈话方式是“随便聊聊”，也决不可能不当回事。

　　任思嘉——
　　当晚，我给章黛辅导完功课，就跟章彬彬提起洪月娥追问《大墙内外》上那篇文章的事。章彬彬把食指搁在唇边嘘了一声，制止我再往下说。
　　“让小黛在家安心做作业。我们出去走走吧！”
　　章彬彬拉着我出了门。
　　我知道章彬彬心细如发，她怕让章黛听到大人们之间的是是非非，对孩子心理上造成不良的影响。更何况，洪月娥是章黛的干妈，一直很疼章黛。而章黛又到了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年龄，章彬彬不愿在女儿面前议论她的干妈，自然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一走进院子，章彬彬就仰天赞叹：“啊，你看今晚的月色多好！”
　　今天大概是老历的望日，月亮到了最成熟最圆满的时刻，像一个橙红色的大气球在淡淡的云彩中时沉时浮。我和章彬彬虽然都披上军大衣，依然觉得照在身上的月光森凉如水。我们向“女儿国”后面的一片旷野走去，小道上阒无人迹，时令已经入冬，林子里的蝉鸣蛙鼓，早成绝响，只有清水潭畔的水草凼里，那些交颈而眠的丹顶鹤们，偶而发出一两声呢喃私语，在夜雾中荡漾开来，有一种令人心颤的诗意。这幽静的环境很适合谈点悄悄话。
　　我把洪月娥破天荒第一次请几名新干警吃饺子，饭后，洪队把我单独留下来，一再追问关飞鸾那篇文章的来龙去脉，等等，说了一遍。
　　章彬彬听着，走着，脚步仿佛沉重起来。好久好久，她才说道：“坏了，坏了！小任，你真是好心办坏事，把事情搞砸了！”
　　“怪了，怪了！”我说，“章姐，你和洪队怎么都把芝麻当西瓜，这事哪有那么严重？我根本就没错！”
　　“关飞鸾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她写的也真有那么回事，可是，可是我这人做事做了也就做了，向来不愿张扬。”
　　“章姐，你这样想就不对了。关飞鸾向外投稿，不仅是表达对你的感谢，也是表达对政府的感谢；不仅是宣传你章彬彬，同时也是宣传我们大队，宣传我们女子监狱呀！”
　　章彬彬深深叹了口气：“唉，小任，你毕竟年轻，头脑太简单！关键的关键，是文章在这个时候发出来，可是犯了大忌。”
　　我还是疑惑不解：“奇怪，发表一篇小文章，还要选择黄道吉日？”
　　章彬彬耐心跟我解释：“眼下快到年底了不是？一年一度的年终考评就要开始了。小任呀，你刚参加工作，还不知道年终考评有多么重要。我们老干警可是都领教过。本来，到了年末，总结总结，回顾回顾，没有啥不好的，可这些年考评跟奖惩挂了勾，你的警衔能不能晋升，职务能不能提拔，工资能不能提级，都在年终考评见分晓。你说，这时候在大刊物上发表一篇表扬我章彬彬的文章，能不叫人家心里有想法吗？”
　　“哦，哦！”如醍醐灌顶，我终于明白世情的错综复杂，一件非常单纯的小事，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麻烦。我说，“章姐，真没想到，你和洪队之间，看来是相安无事，配合默契的，怎么会为一点小事相互提防呢，过去是不是有过什么过节？”
　　“没有，没有！”章彬彬矢口否认。“我对洪队一向很尊重。
　　因为洪队毕竟比我年长两岁，又比我多穿破几套警服，工作上有经验，有魄力，我很服她。再说，我这人一向只愿当副手，不想当正职，这样肩上的担子会轻一点。”
　　我说：“我倒是感觉到，洪队似乎处处在提防你。”
　　“嗯？”章彬彬有些吃惊，“不会吧？再怎么说，我们也是老同事，老战友。”
　　“这是必然的。”我很有把握地固执己见。“洪队是个经验型的干部，文化很低，不愿学习，心胸狭窄，对比她强的人，她心里不服，不能不防你一手。”
　　章彬彬说：“我的天，我真不愿卷入这些无聊的纠纷，我倒宁愿一辈子做她的副手。”
　　我说：“形势的发展往往是事与愿违的。面对改革开放的局势，优胜劣汰将成为重要的规律。章姐，凭你的能力和水平，大队长、副监狱长甚至监狱长，你都干得了的。洪队正相反，她的观念和作风，都还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监狱看守的水平上。”
　　“哎唷，你也太高看了我，轻看了洪队吧。”章彬彬竟莫名地惊慌起来。“我今天找你聊聊，就是希望你在考评中，对我要求严一点，对洪队要求宽一点，千万别说偏袒我的话，别做偏袒我的事，这样，我和洪队就能团结合作下去了。”
　　“好吧，好吧。”我非常勉强地答应着，心里却异常纳闷：人家搞小动作都为自己招兵买马，她却把我往对方阵营推。这个章彬彬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旷野上待了好久，头发、眉毛都被夜雾打湿，不胜冬夜的凉意，正准备打道回府，却望见前面不远的山坡上，有几团绿莹莹的火球，时隐时现地在月色朦胧的雾气中滚动。我懵懂无知地问道：“章姐，看，那山坡上怎么有火光？那里有村子人家吗？”
　　章彬彬抬头望见前面的火光，扯住我的膀子站下了。她说，“那里没有人家，那是磷火。”
　　我又问啥是磷火。章彬彬说磷火就是老百姓说的鬼火。她说从建国初的清水潭监狱，到现在的清水潭女子监狱，将近半个世纪，这里都是关犯人的。每年要死多少罪犯和管教干部？不管死了谁，都往北山坡上一送，干部垒座坟，囚犯挖个坑，慢慢的，那里就成了一片很大的乱坟岗。
　　“哦！”我心里一惊，毛骨悚然，不由把身上的军大衣裹得更紧了些，浑身还直哆嗦。“鬼火原来是这么回事！”阴冷的山风滚滚袭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氤氲的雾气中颤抖。
　　“别怕！”章彬彬伸出温暖有力的膀子拢住我，仿佛要充当我的保护神。“我们走吧！”
　　但我又禁不住心中的好奇，再抬眼遥望远处，见那些悠悠飘忽的绿光，一分为二，二分为四，霎眼间分裂出更多的绿莹莹的火光，像是有人提着许多灯笼，忽而排列成长队，忽而排列成纵队，忽而变幻成弧形、半圆形、水波形的队列，在那无声的漆黑的山岗上游走，辉映得北山线条起伏的轮廓更加清晰了。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头发丝儿一根根直耸起来。章彬彬到底见多识广，一点儿也不害怕，继续跟我作科普性的解释。她说人一死肌肉最易腐烂，无须多少日子就化为泥水，化为乌有；可是骨头却能在土里存在很久。动物骨骼中含磷量很高，而磷又是一种自燃物质，一到天清月朗的时候，北山坡上就出现一团团磷火，人们就以为那些不安分的灵魂，在地下憋闷得慌了，总要出来散散心。其实，哪有什么鬼呀，哦，看，那些一闪一闪飘忽不定的荧光，就是自动燃烧的磷火我仓皇收回目光，身子哆嗦得更加厉害。“走吧，走吧，哎哟，好冷，好冷！”
　　回“女儿国”的路上，章彬彬又说了一件怪事，更让我心惊胆战。她说：“我前天晚上到洪月娥家串门，看到余科长了，猛一瞅，觉得这人非常像洪队的前夫朱亦龙。真的，太像，太像了！特别是那一双眼睛，眉毛，真是像极了！”
　　“章姐，”我战兢兢地说，“你不要再吓唬我了！你不是说过洪队的前夫犯强奸女犯罪，早给枪毙了吗？”
　　章彬彬说：“当然，我不会相信余科长就是朱亦龙。二十年前，我亲眼看到他被拉去毙了的，就葬在北山坡的乱坟岗上。”
　　毫无疑问，章彬彬说的这个荒诞故事，把压在我心头的恐惧，千百倍放大了，加重了。我自幼受过不少唯物论无神论的教育，但是，当我置身于鬼影憧憧的山野之夜，多年筑起的心理防线竟不堪一击。真的，那会儿，望一眼黑魆魆的北山岗，我竟妄想那里也许还真有个人世之外的恐怖世界。
　　回到宿舍，我随手把房门关严。我的动作快得把自己也吓了一跳，真担心有什么魑魅魍魉乘隙而入。随后，我又去关窗。我抖抖索索，慌慌张张，飞快向北山坡望了一眼。天呀！北山坡上闪闪灼灼的火球愈来愈多了，却仍秩序井然地飘荡着，游走着，其中有一颗最大最亮的，莫不就是洪队前夫的鬼魂？还有，听章彬彬说过的那个在“文革”中自缢而死的陈君怡，是否也化作一团冤屈的鬼火在那里游荡？
　　我砰地一声把窗子关严了，又拉上印着竹叶素花的窗幔。我想，我不止关严了门窗，更重要的，是要将一个恐怖世界拒之门外。
　　这一夜，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我从鬼火想到现实，从活人想到死人。在这僻处一隅的清水潭，管教与罪犯，好人与坏人，构成一个对立世界，其处境绝对是天上地下。然而人们眼睛一闭，可不管你生前的尊卑贵贱，荣辱贫富，都得殊途同归，一律平等，走向北山坡化作一抷黄土，化作一团磷火这个道理，上了年纪的人不能不知道，然而仍有千千万万人，像梁佩芬，像洪月娥为什么还要那样蝇营狗苟、追名逐利、明争暗斗？
　　人啊，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

　　任思嘉——
　　我发现，愈是靠近年终考评的日子，我的周围愈是悄悄地形成一股无形的压力。我说它无形，是说这种压力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但你却时时感觉得到。“考评”这个敏感的词汇，在人们的交谈中不会轻易出现，但人们日之所为，夜之所思，常常会为这项古怪的活动所左右。于是，我就感到被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举手投足都磕磕绊绊，心里说不出有多憋气。
　　有一天，我进洗手间站在瓷盆前洗了手，又对着大镜子理了理鬓发，压了压警帽，整了整警服。我们赵监狱长要求干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警容整肃，仪表端庄，一丝不苟；作为一个姑娘，我当然也非常重视自己的直观形象。也就是说，我在洗手之后，对着大镜子像鸟儿修饰自己的羽毛那样，认真地修饰自己足足有两三分钟。这时，我意外地听到从蹲坑里传来一场非常有趣的对话，或者也可以说，我听到了一场非常有趣的“厕所评论”。
　　我在这里得事先向读者致歉。非常遗憾，你看，我又提到蹲坑或“厕所评论”，这显然非常不雅。但是，我们得老实承认，这是机关文化之一绝，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这类琐事，它与我们的故事又大有关系，我就不能不实录不误。
　　“林红，你说怪不怪，关飞鸾那篇文章早不出，晚不出，恰恰在年终考评的时候出来了。”我听出用尖尖的嗓音说话的是董雪。
　　另一个在邻座蹲坑的林红压低嗓音回答：“是啊，我也有这个想法：这时候在报刊上发一篇文章，让女犯自己现身说话，比起本大队干警说上十句一百句好话还管用呢！”
　　“没想到章副做事这样有心计”董雪的声音低得像苍蝇。
　　“我听说那篇文章是任思嘉布置关飞鸾写的，真的吗？”林红的声音轻得像蚊子。
　　“可不是，任思嘉自己都承认，那篇文章是经过她的修改，又由她亲手寄出去的。听说洪队为这件事还批评过她，说她无组织无纪律。”
　　“没想到这事还这样复杂”
　　“听说洪队很恼火，咱们可得当心点，别卷入头头们之间的矛盾，，
　　我的心怦怦剧跳不止，深感偷听别人的谈话是不道德的。她们还聊了些啥，我不敢往下听。同时，又听到蹲坑那边响起哗哗水声，董雪和林红“办公”已毕。我往大镜子里的自己匆匆一瞥，便大步离开这是非之地。但是，董雪和林红的“厕所评论”
　　留给我的气愤久久不能消除。说什么“想不到章副很有心计”，说什么“听说那篇文章是任思嘉布置关飞鸾写的”这些议论跟洪月娥对我的盘问如出一辙。如果说得明确一点，就是在章彬彬的授意下，我任思嘉去布置关飞鸾写了《冬天的阳光》，好在年终考评中为章彬彬制造舆论。看看，她们在背地里也不知啐了多少唾沫，洒了多少油彩，轻而易举把章彬彬描绘成沽名钓誉的阴谋家，把我勾画成抱头头大腿的小丑？我气得好几晚没睡好觉，真想找她们理论理论。但是，人家不是当面说的，也不是在会上说的，仅仅是一种“厕所评论”，我怎能去找人家的岔子？
　　像鲁迅说的那样，我如入无人之阵，感到彷徨而孤独。
　　我认真细想，趋炎附势的小人在我们大队也是有的，那正是董雪自己。我前面说过，董雪是刚从狱警专科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父母兄弟都在农村务农，上无靠山，下无地盘，出身底层的境遇使这一类女孩子，比起城市姑娘要懂事得多，机敏得多，也更加会察颜观色和保护自己。她每回回老家探亲，总要带一点土特产“孝敬”大队长；在队务上大队长有什么吩咐，第一个积极表态的肯定是她；甚至在节假日，也会主动到洪月娥家帮着洗洗刷刷收拾屋子。这类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是没有的，凡事利己就是最高的原则。有啥办法，董雪是一名没有多少本钱的新兵，她的告假探亲、路费报销、入党提级、警衔晋升一切都掌握在洪月娥手中，怎么能不在年终考评的关键时刻，给大队长抬抬“轿子”呢？
　　这次年终考评是我走上社会后，头一次亲眼目睹人们在名利这块试金石面前不加掩饰的大亮相。临近考评的十来天，我就开始看出人们像卡通片上的人物，有点夸张而变形了。董雪过去是一条懒虫，出早操十次有六七次要迟到，现在她忽然非常振作，大队长的哨音一响，她第一个就在队列中站好；林红过去最怕打开水扫地，现在却成了我们三中队的打开水的“专业户”；洪月娥过去只埋头抓生产，管教这一摊都撂给章彬彬，现在常常在监室里转悠，一会儿找女犯谈话，一会儿找管教员谈话，好像离了她五大队就玩不转。甚至，我想起上个星期天洪月娥慷慨解囊请年轻干警吃了一顿饺子，很可能也是一种“感情投资”。人啊，是一种多有心计的动物！
　　我发现不少干警都人模狗样假模假式地装起正经来。不管在大队还是在中队的办公室里，嘻笑怒骂的声音几乎绝迹了，调侃和玩笑的话也不敢说了，干警们变得谨慎小心，少言寡语。我像一只刚刚出壳的雏雁，渐渐感到肃杀而严寒的冬天正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大步逼近。
　　年终考评动员开始，我就明白它对人们有着何等意义了。它要经过个人述职、民主评议和群众测评这么几个阶段。述职和评议自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谁愿意说点真事。到了测评阶段，可就动真格的了，因为这是背靠背进行的，群众在一张表格的“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这四栏上，可以对领导行使惟一的一次民主权利，根据你自己的意愿打上个“√”，表示你对这个干部的总体评价。如果你对谁都能“√”他个优秀，那也好办，把好人主义贯彻到底好了。问题是“优秀”
　　的比例有限制。比如，我们五大队两位正副大队长之中，只能决出一名“优秀”，而连着三个年度都获得“优秀”的干部，又意味着可以晋升一级。这样，就往往把一个单位的人际矛盾人为地加剧起来。
　　我们五大队的年终考评，在干部述职、民主评议阶段，开头也是互相评功摆好走走过场。可是几天会开下来，洪月娥看见干警们对章彬彬竟是好评如潮，说她对群众关心，对女犯耐心，既有开拓意识又有文明风范，等等，等等，洪月娥黑着一张包公脸，慢慢的有些坐不住了。
　　洪月娥拿出那本《大墙内外》杂志往桌上一拍，说：“你们说章副这个好那个好，我都不反对，可是要是说起怎么管教关飞鸾，我可有不同看法。不就是给关飞鸾采些草药嘛，值得这么大吹大擂的，你们看，还上了大刊物，也不知宣扬了些啥思想？大家都看过关飞鸾的文章吧？”
　　大家声音参差不齐地回答：“看过。”
　　洪月娥说：“好吧，我们就先议一议这篇文章。要不，什么都要乱套了，是非曲直都没个标准，还搞啥考评？”
　　洪月娥这番话声音不高，却很有火药味，我和一些年轻干警都大吃一惊。会场上一片肃静，没有谁敢发言。洪月娥拿眼睛瞅董雪，示意要她带个头。
　　董雪一向是洪月娥的应声虫，要在以往，她会一套一套的长篇大论，附和大队长的意见。可这事叫她太作难了，她再怎么当跟屁虫儿，也不敢去得罪章彬彬呀！她就支支吾吾半天说：“那篇文章我也没有认真看，只觉得这个关飞鸾有些情况没有搞落实，比如，章副的职务是副大队长，口口声声称她大队长，这不好”
　　洪月娥又瞟林红一眼。林红就说：“我看那篇文章不一定是关飞鸾写的，你看那篇文章文字通顺，段落分明，还会引用古诗，关飞鸾能写得出？不，她只有高中文化，平时叫她写一篇墙报稿都写不好，她哪能写出这样的大文章？”
　　林红这家伙真是一箭双雕：既暗示章彬彬可能在暗中搞了名堂；又捎带着敲我一棒。
　　这原在我的意料中。我听过她们的“厕所评论”。林红平时也一直跟我过不去，她是来了三年的警校生，当不上中队长，而我一来就在她之上，她一直不大服气。
　　下面再没有人开口了，洪月娥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她振振有词地列举了《冬天的阳光》的三大罪状：一、它的“出笼”
　　（她真的就用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常用的字眼）就不对头，没有经过她大队长审查，也不知道怎么发表出来的；二、宣扬对罪犯的温情主义，监狱是专政机关，不是慈善团体，对罪犯如此婆婆妈妈，哪天罪犯造起反来，叫你脑袋掉了都不知怎么掉的；三、历来只有把党比作红太阳，现在，把一个干警比作冬天的太阳，到底想宣扬什么思想？
　　我的妈呀，洪月娥一家伙给这篇文章扣了三顶大帽子，使用的语言大都跟“文革”时的常用语差不多，把大家都吓懵了。会场上一片肃静，有人在偷觑章彬彬的反映。大家都知道，洪月娥明的是批评关飞鸾的文章，暗的是要给章彬彬难堪。大队两位领导的矛盾已经表面化、白热化，下面的干警觉得得罪谁都不好，便在沉默中保持中立。
　　静场持续了许久，章彬彬才缓缓站起来发言。她首先声明，这篇文章寄出去发表，她事先不知道。如果知道，她决不会同意。因为对哪个女犯改造取得一点成绩，是大家的功劳，是党和政府政策的威力，她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她不能同意说这篇文章宣扬温情主义。关飞鸾患了重病，管教干部给她找药送药，治病救人，那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
　　洪月娥接着反驳。她说：“章彬彬呀，我不得不提醒你，你搞温情主义是由来已久的，梁佩芬刚入监那会儿，一再让她的家属给她送好吃的东西，派活只给她派轻活。你看看，这是不是温情主义？这样下去，犯人在狱中都能过上幸福生活，还谈什么改造？”
　　洪月娥老这么无限上纲，我实在受不了，忍不住拍案而起。我说：“洪队，关心女犯不能跟温情主义画等号，倒是你老爱打骂犯人，是缺乏人道主义，是狱卒牢头的旧作风。”
　　好了，我这话一下子把洪月娥刺痛了。她气得把眼睛睁得溜圆：“小任，大家都知道你和章彬彬特别要好，可是在革命队伍里，好也不是这么个好法。听说关飞鸾那篇文章有很多就是你代她写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真值得大家想一想！”
　　洪月娥三言两语就把我描绘成章彬彬的小狗腿。我当然一百个不服气，就给以狠狠的反击。
　　这样一来，我们五大队这次民主评议就闹得不可开交，开了两天会也得不出个结论。但是，洪月娥的目的却达到了，戴在章彬彬头上的光环至少是砸碎了，她的威信不能不受到影响。最直接的结果，是接下来的群众测评，洪月娥以微弱的多数—１３票对１２票，险胜章彬彬。
　　也就是说，已经连续两年考评获得“优秀”的洪月娥，今年又再得个“优秀”，自然就晋升一级，成为三杠三星的一级警督，而章彬彬则原地踏步，仍然是三杠两星的二级警督。
　　章彬彬倒还能够泰然处之。但我觉得章彬彬这一分输得太窝囊，太不公平，气得我好些天不愿跟洪月娥、董雪和林红们说话。
　　下了班，黄昏时分，我喜欢到清水潭湖畔走走。转眼到了三九寒冬，南方的山上大多是四季常青的乔木，并不见明显的凋零。惟有香枫是耐不得寒的，经历几阵寒风严霜之后，鹅掌似的绿叶先是变黄，继而变红，慢慢地就打着旋子从高空纷纷飘落。
　　这时节，在高高的树梢头，仍有几片与命运作顽强抗争的红叶儿，像贫寒的村姑发髻簪花似的，装点着日渐枯瘦的容颜。蜂儿蝶儿自然不见踪影了，连天生喜欢热闹的禾雀儿，也早早地钻进草窠里安歇。
　　湖水一片黛绿，洁净得像玻璃一样透明。鱼儿自然不会怕冷，当夕阳染红湖面的时候，它们好像庆祝自己的节日，成群结伙地贴着水面游行，一边吧哒吧哒咋响唼喋之声，像细雨纷纷洒落，平湖上漾开一圈又一圈涟漪。湖畔垂钓老翁二三，人和鱼竿都坐成一弧形，一点声息也没有，像一种点缀，一种摆设，嵌在黄昏的山水画幅之中。
　　这深邃的幽静的打破，是“嘎—”的一声鹤鸣。
　　接着，我看到树林梢头有一片白云飘过，扑猎猎一阵翅膀振响之后，一大群丹顶鹤落在远处的湖汊上，一只，两只，三只至少有十多只。它们在浅水滩上高蹈行走，昂首挺胸，像一支身穿白色礼服的仪仗队。一会儿，鹤们登上一片水草地，或成双成对地泊在水草中，抻着长长的脖子互相帮助梳理羽毛，作亲热状；或在水草地上你追我赶，低吟浅唱，作嬉戏状；或伸出又细又长的尖喙儿，往水里觅食；或迈开高脚圆规一般的跗蹠，在浅滩上漫步，像大英古国的绅士们那么风度翩翩，怡然自得。
　　这冬日黄昏的清水潭，因为有了自由自在的鹤群，一下子变得生气勃勃并且充满了仙气。
　　伫立湖畔，看着这山，这水，这水里的游鱼和湖汊一角自得其乐的丹顶鹤们，我一时忘了人间的烦恼，心里涌起莫名的感动。
　　也不知怎么的，经历一次年终考评，我深感这年头许多人的人心叵测和丑陋。
　　人和人往往不能沟通。我感到孤独。
　　只有大自然的美是真实的，永恒的。
　　于是，我喜欢亲近大自然。我想，我能够跟大自然对话。

　　任思嘉——
　　晚饭后，我到章彬彬家串门。每天，我都得去检查章黛的作业。这已经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章彬彬在饭桌上吃饭，章黛关着房门不出来。往日由母女俩酿造出的温馨氛围不见了，相反的，屋里的气氛有点儿紧张。我问：“章姐，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章彬彬说：“小黛被我剋了一顿，正生我的气呢！”
　　我说：“才多大的孩子，你剋她干啥？是不是你在考评中受了委屈，拿小黛来出气？”
　　章彬彬说：“哪能啊！我本来就没想要那个一级警督。只是整个考评搞得乱七八糟，叫人心里不舒服！”
　　章彬彬虽然说得心平气和，但是，我依然能听出她心里很憋气。我说：“章姐，算了，算了，洪队就是那么个人！”
　　“我真的不是气洪队，是气自己的孩子不争气。”章彬彬声音幽幽地说，“唉，你不知道，小黛最近学坏了。傍晚，我在厨房做饭，小黛和几个小孩子在院子里跳皮筋，她们跳就跳吧，还边跳边唱，净唱一些下流小曲”
　　我吃了一惊。章黛一向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孩子，优秀生的奖状也不知捧回多少了，怎么会唱下流小曲？我问道：“哦，怎么唱的？”
　　章彬彬说：“都是些破腔滥调。”
　　我说：“唱给我听听。”
　　章彬彬就轻声学唱了一遍：
　　星期天早晨雾茫茫，
　　捡破烂的老头排成行。
　　哨子一吹，
　　冲进垃圾堆，
　　破袜子破鞋子满天飞。
　　老头一高兴，放了一个屁。
　　这个屁，飞到意大利，
　　意大利女王挺满意，
　　下令全国来放屁。
　　放得香，当乡长，
　　放得臭，当教授，
　　放得不香又不臭，
　　说明你的知识学问还不够
　　章彬彬说：“还有很长很长，我记不清了。”
　　我不禁哈哈大笑：“有意思，有意思！还挺有创造性么！”
　　“还有啥创造性？”章彬彬虎地放下脸来，啐道：“呸，这都是些啥下流小曲？尽是污七八糟的破词，尽是不满现实的屁话！”
　　我把这些词曲琢磨琢磨，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时不知啥滋味。你说这支小曲不满现实吗，它还真有些和我们的时代主流不合拍；你说它污七八糟吧，它又不是全无道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没有必要像章彬彬那样大动肝火。
　　我说：“章姐，没那么严重吧？你就为这个把小黛剋了一顿？”
　　“还不严重？快把我气晕哩！”章彬彬余怒未息，开口还是火刺刺的：“还敢闹情绪，不吃饭，好，好，就让她饿一顿！”我陪着笑脸说：“章姐，请你息怒，这支小曲当然很不健康！
　　但它可能是一支新童谣，细细分析，也许是当前社会某些现象在儿童意识中的一个反映。你听，‘星期天早晨雾茫茫，捡破烂的老头排成行’，这很可能是小学生所看到的一个社会侧面。现今下岗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挺艰难，要饭的、捡破烂的，不是很多吗？‘放得香，当乡长；放得臭，当教授。’这可能是小学生看到的社会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连小学生都知道乡镇长比教授更吃得开呢！西源市就有一条“乡长街”，一条‘局长街’，尽是乡镇长、科局长盖的小洋房。在一些人眼里，传统的价值观一钱不值了，世俗的金钱祟拜正在逐步取代社会理想和社会道德。
　　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不也是这样！她洪月娥凭什么评上‘优秀’，凭什么加薪晋级？你啊，章姐，就是‘放得不香又不臭，说明你的知识学问还不够’啊！”
　　章彬彬噗哧一下笑起来：“听你这样胡说八道，这些歪词脏曲还有教育意义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不同意把它说得太严重。这支新童谣只是不健康的社会现象的一种反映，对小学生肯定是有害的。
　　但是，作为家长，打骂孩子不能解决问题。”
　　“哈，看你说得一套一套的，”章彬彬笑了一下，“就你能！
　　你去把小黛动员出来吃饭吧！”
　　我进了屋，见章黛躺在床上似睡非睡的。我叫醒了她，又哄又逗，章黛破涕为笑，毕竟是孩子，不怨她妈了，出来吃饭。吃过饭，我就说：“小黛，你妈说你们刚才唱了一支新童谣，能唱给阿姨听吗？”
　　章黛忸怩着：“不！我妈说不好听，我就不唱了！”
　　我说：“那支童谣的确不健康。都像那词里唱的，教授吃不开，知识不重要，我们还学习干啥？再说，镇上也不光是你们看到的捡破烂的老头呀，富起来的农民有多少？买了汽车住进大楼的市民有多少？你想想，那支小曲唱的词儿健康不健康？”
　　章黛低头说：“不健康。”
　　我说：“阿姨来教你唱一支真正的童谣吧！”
　　章黛脸上就有了笑容。
　　我说：“这支童谣我是听当地小孩子唱的，可有意思了。”
　　我唱了一遍：
　　月光光，
　　照四方，
　　四方圆，
　　卖铜钱，
　　铜钱豆，
　　卖乌豆，
　　乌豆乌，
　　卖香菇，
　　香菇辣，
　　卖鞋拔，
　　鞋拔节节断，
　　街头卖鹅蛋，
　　鹅蛋孵出鹅公仔，
　　担起担子送大姐，
　　大姐不收，
　　送给乌溜，
　　乌溜不管，
　　送给卖碗
　　我说：“这才是真正的童谣，用儿童的眼睛来看待他们熟悉的东西，只要把这些东西的特点抓住，用一两句话表达出来，又注意押韵，可以自编自唱，一直唱下去。”
　　这时天上挂着一轮满月，亮光光地照着茫茫旷野和连绵起伏的山峦，正附合童谣起句的情景，章黛唱得很来劲，很快把这支童谣背熟了，才回房里去做作业。
　　我又向章彬彬提起年终考评和晋级的事。
　　章彬彬说：“算了，加一级工资，能有几个钱？”
　　我说：“章姐，也不光光是几个钱的问题，这里有个是非问题，公道问题。都像洪月娥这样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我们管教干部今后谁还敢去关心有病有痛的女犯？”
　　章彬彬想了想说：“咳，洪队就是那么个人，几十年养成的老观念，能叫她一个早晨就改变吗？我们凭自己的良心，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吧！”
　　章彬彬真是个宽宏大度的女人。但是，我暗暗观察，这次年终考评，洪月娥可真伤透了章彬彬的心。我发现，足足有一周多时间，章彬彬和洪月娥除了工作上的事情，很少来往，很少说话，关系明显地疏远了。说实话，我并不为洪章关系存在危机而着急和担忧，相反，我希望她们的裂痕愈来愈大，愈来愈公开化，好引起总部的重视，或是把洪月娥调走，或是把章彬彬和我调走。我几乎不愿和这种小人在一块蓝天下生活！

　　任思嘉——
　　不久，章黛患了一场重病。在护理章黛的时候，洪章的矛盾得到弥合，而且和解如初。
　　章黛患的是一种怪病，叫登格热。我想与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咖啡等等一样，这登格热也是一种洋玩艺儿的音译。
　　这正印证了一位大人物说的话：“改革开放，打开窗子以后，鲜花会引进来，蜜蜂会飞进来，苍蝇蚊子也会飞进来。”在引进许多有益的好东西的同时，能致人于非命的艾滋病和登格热不是也随之长驱直入了吗？我们在门户洞开的时候，实在不能麻痹大意。
　　据说，登格热发源于非洲。一发病就持续高烧，传染性极强，如不及时救治，两三天内即置人于死地。
　　清水潭小学是地处于荒山僻壤中的一所小学，这里的几名小学生包括章黛怎么突然会患上登格热，我至今也弄不明白。
　　那天傍晚，章黛背着书包从小学回家，饭也不吃，衣也不脱，身子一歪，就躺倒在小床上。章彬彬叫她，她痛苦地哼哼：
　　“妈妈，我头痛！”章彬彬把孩子抱在怀里一看，糟了！孩子脸色煞白煞白，再用自己的脸颊贴了贴孩子的额头，哟，火烫火烫的！随即又发现章黛脖子上、胳膊上、小腿上长满了紫红色的麻疹。章黛是个身体不算强壮的孩子，头痛脑热的小病犯过不少，但章彬彬还从来没见过章黛犯这种怪病，突然一个惊吓，魂儿也吓飞了！她立马就开上北京吉普，飞快把章黛送进西源市医院。
　　我前头说过，我们清水潭女监的干警宿舍区，是标准的“女儿国”，男人们除了探亲来小住度假，平时几乎是看不到男人影子的；与此相关，女警官们身边有孩子的也就极少。章彬彬的宝贝女儿章黛，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姐妹们共同疼爱的宠儿。章黛一病，把五大队女警官们的心都牵动了。第二天，我和王莹、董雪、林红等一下了班，都陆续赶到西源市人民医院。
　　医生把登格热的传染性看得非常可怕，给了章黛一间单人病房，除章彬彬在里头护理，医生护士可以自由进出，其他人严禁入内。我们刚刚出现在病房门口，章彬彬就站起来阻拦：“别进来！医生有交待的。”
　　我说：“章姐，我跟你换个班吧，你一夜没睡觉了！我们大人怕啥传染的。”
　　章彬彬犹豫着，章黛却哼哼唧唧叫喊起来：“不！妈妈你不要走！妈妈你不要走！我怕！我怕！”
　　已经八岁的章黛，开始有生命和死亡意识了，她知道自己这回病得不轻，紧紧抱着坐在床沿的妈妈，深怕她一下子飞走。看她脸上没有丁点血色，小脸蛋儿一下子就瘦成三指儿宽，呼吸也像拉风箱一样急促，我心里痛得阵阵发紧。
　　章彬彬哀哀地说：“你们回吧！谁也帮不上忙的。”
　　我们退到病房门口站着。看一眼就走，哪有这个道理？可是，连病房的门也不让进，还能帮上什么忙？真把我们急坏了！
　　就在这个时候，洪月娥风风火火赶来了。她可不管什么医生吩咐，也不管章彬彬阻拦，左手一下，右手一下，把挤在门边的王莹、董雪和我等几个人拨拉到两边，大步就闯进病房去。
　　“哎呀！章彬彬呀章彬彬！”洪月娥虽然尽量压低嗓门，但她一开口，就是队前训话的大嗓音。二十来年她都这样高门大嗓说话，啥时也不会轻声细语。“小黛病成这样，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章彬彬说：“我走得很急，谁也没告诉，开着车就走了。”
　　洪月娥问：“小黛现在怎么样？要紧吗？”
　　章彬彬把章黛的病情说了说，眼里泪汪汪的。
　　洪月娥说：“甭急，没有过不去的沟沟坎坎！你已经一夜没合眼，三餐没吃饭，现在，你快回去歇一歇，把小黛交给我。”
　　洪月娥说着，一家伙把章彬彬拽起来，自己一屁股坐在床沿上，把章黛轻轻抱在怀里，亲了亲她的小脸儿：“小黛，小黛！
　　你看干妈真该死，我来晚了！乖乖，你看你看，你烧得多厉害！哦，孩子，别怕别怕！有干妈来陪你，让你妈歇一歇，让你妈回家喝口水，吃碗饭，好不好？”
　　怪了，刚才除了妈妈谁也不要的章黛，对洪月娥却特别的亲近，躺在洪月娥怀里一点也不动弹，娇声娇气说：“好，好，干妈！我要干妈！”
　　章彬彬走出病房时，我把她拉到一旁悄声说：“章姐，你去歇一歇，我也留下来吧！”
　　章彬彬说：“有洪队呢！”
　　我说：“洪队她一个人”
　　章彬彬从我眼里看出我对洪月娥不大信任的意思，坦然一笑：“哦，没关系的！小黛自小认洪队做干妈，洪队也把小黛当亲闺女疼的。回吧，我们一起回吧！”
　　显然，章彬彬已经完全忘却刚刚过去的考评风波。一个亲妈，一个干妈，为一个垂危的小生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章黛住了十天医院。章彬彬和洪月娥两人倒着班儿在床前照顾。洪月娥根本不把登格热的传染病菌看得有多么可怕。章黛发了高烧，洪月娥用自己冰凉的脸颊贴在她的脸上，给孩子降温；章黛怕冷了，洪月娥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为她取暖。有几次章黛烧得大小便失禁，把床上身上弄得尿粪狼藉，洪月娥打来热水，把章黛全身擦洗得干干净净。
　　这十天时间，压根儿把医院的医生护士弄糊涂了，一个章彬彬，一个洪月娥，到底谁是章黛的亲妈，谁是章黛的干妈呀？
　　章黛出院那天，是我开着吉普车去接的。走进病房，我看见章彬彬正在往行李包里收拾用品，洪月娥坐在床上，给已经穿上整洁衣服的章黛梳头。章黛的头发显然刚刚洗过，发梢上散发着香波的气息，脸蛋儿虽然还有些苍白，但是精神多了。洪月娥一下一下梳着章黛柔细的头发，然后，给她在脑后扎了两根羊犄角冲天小辫儿，又用梳齿尖儿，在前额挑出一片刘海，章黛就像年画里的小人儿一样好看而可爱了。
　　那一瞬间，我觉得“铁拳头”洪月娥还是个充满母性的女人。长期以来，男性激素在她身上恶性上扬，母性激素受到压抑，慢慢地，命运把她塑造成一个女人的一半是男人的那种女人。
　　回到家里，洪月娥对章彬彬说，春节快到了，她已经给章彬彬请好了探亲假，明天女监有一辆车要去省城，章彬彬正好可以搭便车带着章黛去省城休假。孩子大病初愈，让她爸爸给她补一补身子是非常必要的。
　　章彬彬非常高兴地领了这个情。看来，洪月娥在年终考评中给章彬彬留下的不快，随着章黛的大病一场，早烟消云散。
　　可是，真没想到，章彬彬走后由洪月娥独揽五大队一切事务，这期间就出了一桩无法挽回的重大事故。

　　任思嘉——
　　三中队值班员突然来报告，说梁佩芬病了。我陪同洪月娥去９号号房一看，梁佩芬的病情还挺厉害：她病快快躺在床上，出气不大均匀。最可怕的是脸色蜡黄蜡黄，连她那拉过双眼皮的眼珠子也黄不叽叽的。
　　洪月娥问道：“这病啥时候起的？”
　　同号房的女犯谢芳、关飞鸾等说：“昨晚起的吧，她昨晚就不吃饭了，一宿哼哼唧唧，闹得大家都睡不踏实。”
　　洪月娥把我叫到走廊上，交待说：“小任，我看梁佩芬八成是患了急性肝炎，挺可怕的。你在这里照看一下，别让其他女犯跟她接触。我这就去总部汇报。”
　　半小时后，洪月娥返回来，身后还跟着个监狱医务所的女医生，说总部狱政科的意见是赶快把梁佩芬送到西源市人民医院去检查诊断。介绍信打好了，车子也派好了。
　　穿白大褂的王医生把口罩、手套带了来，分发给我和洪月娥戴上，一起把梁佩芬搀下床，扶着她走出“半月楼”，上了汽车，直奔西源市。到了医院，我和女医生在候诊室陪着梁佩芬，洪月娥去挂号，找医生，忙了半天才看上病。一个额头放光的老医生也戴上手套、口罩，像对待一个瘟疫患者，与梁佩芬拉开远远的距离，看了看她的眼珠，看了看她的舌苔，听了听她的胸脯，就皱着眉头说：“肝炎，很可能是肝炎！”
　　我有点不解地问道：“医生，她是一名正在服刑的女犯，与外界没有接触的，怎么可能患肝炎？”
　　老医生说：“她小时候就有肝炎病史，老病复发，来势比新传染的肝病更厉害，更可怕。”
　　“哦，”洪月娥说，“那可怎么好？”
　　老医生开出两张单子，用一副大权威的口吻说道：“抽血检查，五天后来看结果。”
　　从医院回来后，梁佩芬还是病病快快的，洪月娥没让她干活，还派病号饭给她吃，舒舒服服地在号房养着。
　　五天之后，梁佩芬的丈夫，那个戴着金边眼镜、一副斯文相的杨罗亭，开着车子来到女监。他出示西源市人民医院的诊断书，除了证明梁佩芬确系患了急性肝炎，还有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神经衰弱、低血压、低血糖等等一大堆毛病，亟需住院治疗。从大队部、狱政科直至监狱长，一路绿灯，给梁佩芬办了保外就医手续。随后，梁佩芬上了杨罗亭开来的桑塔纳，像她半年前来入监的阵势一样，小车屁股卷起两股青烟，很气派很张扬地走了。
　　再过些天，去省城探亲的章彬彬回来了。她一上班，就下到我们三中队，悄悄问我：“咦，听说梁佩芬保外就医了？”
　　我说：“是的，她患了肝炎、胃溃疡等等一大堆病。”
　　章彬彬沉吟一会儿自言自语：“号房跟外界绝对隔绝，怎么可能患肝炎？”
　　我说：“你提的这个问题，我在医生面前也提过。医生说，梁佩芬小时候有肝炎病史，很可能是老病复发，来势比新染上的肝病更厉害，更可怕。”
　　我怕章彬彬对这件事有什么疑问，把梁佩芬怎么患病，洪队和我怎么送梁佩芬去看病，杨罗亭怎么来办保外就医手续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哦！”章彬彬脸色开朗，疑窦顿消，笑笑说：“小任，我是随便问问的。没事！”
　　我想也是没事的。大队长洪月娥亲自经办的事，能有事吗？
　　她是有名的“铁拳头”，一向自称有一张包公脸，一对豹子眼，对罪犯嫉恶如仇，在她手上是决不会出事的。这事如果让章彬彬来办，人家倒会打上个问号，因为她们毕竟是老朋友。
　　就我来说，梁佩芬能保外就医我倒是打心里暗暗高兴。有这么个“市长”女犯，三天两头惹点事儿，很叫我这个中队长头痛。但是，这件事在女犯中引起的震动非同小可。吕金妹、关飞鸾等女犯，在背后悄悄议论：说什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哩，当官的就是活得跟老百姓不一样，犯了罪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是进了监狱，也能金蝉脱壳，逃避服刑这种情绪跟传染病菌一样蔓延开来，女犯们干活不肯出力了，出操也拖拖拉拉的。
　　我训了她们好几次，可是，梁佩芬的肝炎也的确来得有些可疑，我不敢理直气壮地去澄清这件事。
　　这期间五大队的生产任务又特别繁忙。洪队也不知跟人家鞋业公司的合同是怎么订的，每月交付的成品是愈来愈多了，女犯在正班常常完不成任务，洪月娥就强令她们加午班加晚班，一个个累得像死猪似的，闹腰酸背痛的女犯愈来愈多。在这种情况下，女犯们变得狂躁不安，情绪极坏，连日来事故不断。其中最大的一桩是我们三中队９号号房的“裸舞事件”。
　　时令是春夏之交，Ａ省西部大山里的天气渐渐变暖。几阵春风春雨之后，这山沟里冰冻了一冬的土地猛然苏醒，到处都是闹闹洋洋生机勃勃的景象。从“半月楼”朝南的铁窗望出去，看见清水潭涨满了的湖水，澄碧如蓝，湖岸上一树一树桃花，在烟遮雾罩的水气中洇开一片片胭脂红，那种艳丽而暖昧的色调想来十分刺激女犯的感观；窗前不断飞过采花的蝴蝶和采蜜的蜜蜂，难免引起女犯们遐想翩翩；在田野上走过的猪狗牛羊，在潭水里畅游的鹅鸭水禽，其嘎嘎嗥鸣之声在这个季节都充分显示出性别的特征，甚至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恬不知耻地寻欢作乐。如此等等，是我们事后分析这一事件产生的客观背景。
　　这是一个既易令人兴奋又易令人困倦的季节。这天的午觉我睡得特别沉，我想床头的电话铃声一定响了很久，我才惊醒过来。电话里传来章彬彬急慌慌的声音：“小任，快快到９号房来！
　　快，炸营了！炸营了！”
　　我得承认，我这个新警官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炸营”。是事后我才知道“炸营”就是罪犯集体闹事。“炸营”往往带有很大的传染性，一个号房传一个号房，一个中队传一个中队，甚至有可能突发监狱暴动。难怪章彬彬的声音是那么严厉而急促。我立时明白事态的严重性，穿上警服，飞快赶到９号号房。
　　从这次行动我才充分见识我们五大队女警官作风之过硬。洪队、章副、我和王莹、董雪、林红等等，赶到９号号房的时间差，用世界短跑竞赛的秒表来计算，每个人也就相差那么一两秒吧！霎时间，９号号房门前，齐刷刷的站满了腰间别着手枪、手上拎着手铐的女警官。
　　我们看见９号号房里的桌子小凳都被挪到墙角边，号房显得空阔起来。以吕金妹为首的女犯们几乎全都脱得一丝不挂，嘴里喊着“逢凑、逢凑、逢逢凑”的快节奏，在疯狂地跳摇滚舞。每个女犯都声嘶力竭地打着拍子，嘴里唾沫四溅；胸前两个大奶子，上下甩打，犹如两只狂蹦乱跳的大白兔；她们的脑瓜不住摇晃，磕头有如捣蒜，头发已经完全蓬乱，遮住眼睛遮住了脸。她们以为自己看不见别人，别人也就看不见自己了吧，所以才进入歇斯底里的状态，演出了一出真正的“群魔狂舞”。
　　洪月娥在门口大喊了一声：“站住！站住！你们都疯了吗？”
　　女犯们戛然停止狂舞，愣愣地站住了。经过年终考评后，洪月娥接受大家意见，不再随便使用电警棍了，但她威风依旧，她出现在哪里，哪里的女犯就不敢乱说乱动。
　　章彬彬痛心疾首地喝道：“你们看看，你们看看，都成了什么体统？”
　　女犯们这才猛醒过来，双手挡着下身却又暴露着胸脯，再遮胸脯时又露出了下身，就慌做一团地纷纷蹲了下来。
　　洪月娥大声命令道：“你们这些母狗，你们这些臭×！还不快快穿上衣服！”
　　女犯们手忙脚乱去找衣服。她们脱衣服的时候，肯定已经疯狂到忘乎所以，把衣服乱七八糟扔在一起，找起来很耗了点时间，才穿着整齐，恢复正常的面目。随即，羞耻心回到她们心中，一个个脸上红一阵，紫一阵，脑瓜儿都耷拉到胸脯上，脸上挂满肮脏的水痕，其中有她们的汗水，也有她们的眼泪。
　　这期间，我才注意到，全号房八名女犯，只有两名女犯没有卷入这场恶作剧的疯狂表演。一个是谢芳，她还穿着号衣号裤，一个人蹲在墙角里，就像我刚上任当中队长时吕金妹、关飞鸾殴打梁佩芬那回一样，她抱着脑袋蹲在地下，吓得失魂落魄，簌簌颤抖。另一个则是关飞鸾，她也穿着齐整，站在另一个墙角落里，脸上挂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微笑，看着同改们挨剋。谢芳向来在号子里坚持洁身自好，不和这些下流事儿沾边，不会卷入这场“裸舞”那是意料之中的。关飞鸾能够拒绝这种强刺激的诱惑，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事后我才知道，向值班管教“告密”的就是关飞鸾。当然，此事我们一直为她保密。
　　洪月娥吼道：“谁带的头？谁带的头？”
　　女犯们都不敢吭声，但有一两个女犯抬起低垂的眼睛，朝吕金妹瞟了瞟，大家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洪月娥一步一步逼向吕金妹：“好啊，我就知道又是你这个害人精，活得不耐烦了不是？走，到禁闭室待着去！”
　　吕金妹像个熟练的演员，对下一步该如何动作早心中有数。
　　她自动伸出双手。洪月娥从兜里掏出锃亮的手铐，咔嚓一下把吕金妹铐上。

　　吕金妹——
　　“走！快走！”
　　大队长亲自押送我去禁闭室。
　　为了严防女犯自寻短见，被关禁闭的女犯，一概不准携带小刀、指甲剪，禁止使用陶瓷玻璃餐具。甚至，连发卡也不让卡，我就披头散发，像鬼一样；裤带也没收了，我把宽大的号裤在裤头上打个活结儿，还怕裤子掉下来，走路时一手提着号裤，迈着外“八”字腿，那样子像电影上的卓别林，滑稽透顶。
　　“进去！”
　　到了禁闭室门前，大队长大喝一声，同时在我背后猛击一掌，我一个踉跄，跌进了禁闭室。
　　一关进禁闭室，我觉得天地忽然暗下来。禁闭室极小，小得就像动物园里关猴子的铁笼子。于是，同改们都把关禁闭叫做关“笼子”。“笼子”四周都是水泥墙，墙上有一个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窗洞，透进一点光线，送进一点空气，让你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好地在里头呆着。
　　我在黑暗里听见大队长“砰”地一声关上小门，对着那个小窗洞警告我：“吕金妹，你这个贱货，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好了，才准你回号房。”
　　接着，一阵脚步声响过，我知道管教们已经走远了。禁闭室本身也像被整个世界禁闭着一样，四周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我觉得我还没断气，却被扔进一副大棺材里。
　　要我反省？反省个屁呀！洪月娥！你这个活阎王，你这只母老虎，我操你祖宗十八代！你动不动就挥电棒，关禁闭，把人往死里整。我进号子两年多，被你洪月娥关了多少回禁闭？哼，这个“铁笼子”成了我的高级宾馆，隔三岔五总要来住几天。不就是把我闷一阵，憋一阵，喂几天蚊子，还能把我整死吗？笑话！
　　反省？反省个屁！你们不是叫喊要搞活经济吗？没有我们这些土鸡、洋鸡、大鸡、小鸡、三陪、五陪，怎么能吸引那么多台湾人、香港人？怎么能把桑拿城、娱乐城、歌舞厅、大宾馆、大酒店搞得红红火火？
　　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杀人放火，我反省什么呀？我卖笑卖皮肉卖青春，哪一件不是属于我自己的，要我反省反省什么呀？
　　我心里窝着团火，咳，这小“笼子”里真闷热！我在床板上躺下，一会儿工夫，草席上印出个湿漉漉的“大”字。我像条扔在岸上的鱼，肚子一瘪一挺的难受，又连忙站起来，趴在小窗洞上，大口大口呼吸着窗外清凉的空气，脑壳才轻松了点。
　　这时候，我听见一阵脚步声从远处响过来。一会儿，章大队长和任中队长到了禁闭室。她们从小窗洞给我递进三个馒头和一壶水。我知道，这是我的晚餐。我心里纳闷，以往关禁闭，差个“宽管”犯人给我送饭不让我饿死就算好了，今天，怎么是章大队长和任中队长亲自给送饭？婊子当上正宫娘娘，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中队长说：“吕金妹，三个馒头一壶水，够不够？”
　　我说：“够了够了！大队长，中队长，我、我，怎么敢劳你们大驾亲自送饭”
　　真的，我心里好感动，她们俩不像洪大队长那么凶，那么恶。那次关飞鸾得了重病，她们亲自熬汤送药，全号房女犯看在心里，都说她们是少有的好人。
　　章大队长说：“吕金妹，你这回错误犯大了！影响非常恶劣！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得好好反省反省！”
　　我说：“章大队长，我反正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还有啥好反省？”
　　章大队长说：“吕金妹，你呀，原来也是个农村姑娘，底子并不坏的。是后来受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才变坏了。当然，你自己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你还很年轻，刑期又不长，只要痛改前非，还是有前途的，你怎能这样自暴自弃！你要从根子上把那些坏思想挖掉，做个自立、自重、自爱、自强的新女性！”
　　中队长帮腔说：“吕金妹，瞧，章大队长多关心你，你总不能老是刀枪不入呀！洪大队长也交代了，要你好好反省，什么时候反省好了，什么时候就放你出去。你何必自讨苦吃！”
　　章大队长和任中队长说话都文绉绉的，我听了心里很熨帖；不像洪大队长开口闭口骂我贱货、臭×。可是我天生是只啄木鸟——嘴巴硬。我说：“大队长，中队长，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可我真没啥好反省的，我也不怕关禁闭，最多让我喂喂蚊子吧！我是死猪不怕烫，还怕蚊子咬？”
　　我这样胡说八道，恰恰是害怕关禁闭。我害怕孤单，害怕寂寞。我有意要刺刺干部，让她们和我多说一会儿话，这漫长冷清的时光就比较好打发。
　　可是章大队长没空跟我扯闲篇，她把一瓶清凉油和一把纸扇放在窗台上，说：“给，吕金妹，给你准备的，夜里蚊子多，也好对付对付。”
　　清凉油立时让我脑子清凉下来。纸扇给我送来了春风。在这高墙里的世界，有谁如此关心过我呀！前好几次关禁闭，洪大队长哪会想到给我送水送饭，哪会想到给我纸扇、清凉油？不，那只母老虎恨不得我饿死，恨不得我被蚊子咬死。
　　太阳快落山了，“铁笼子”里完全暗下来，山蚊子老远就嗅到我的肉香味，成群结队从小窗洞飞进来。山蚊子大得像蜻蜓，多得像电影上看到的日本鬼子的机群，嗡嗡叫着，向我发起集团冲锋。别说咬我了，光那轰炸机一样的叫声和气势，就吓得我头皮发麻。“铁笼子”里没有蚊帐，又不通风，过去我一关禁闭，就把一身嫩肉交给山蚊子去饱餐一顿。我不停地甩胳膊蹬腿，不停地弯腰跑动，最后累得像死猪一样躺下，任蚊子叮咬宰割。第二天对着小窗洞照进的阳光，看见我身上、手上、大腿上都是血，手掌上更是血乎乎一大片。
　　这回好了，章大队长给我一瓶“虎彪牌”清凉油和一把折叠纸扇。我把清凉油涂在脸上、脖子上和胳膊腿上，我感到浑身上下凉飕飕的舒服。清凉刺鼻又带药香气在“铁笼子”里飘散开来，我看见山蚊子们开始晕晕糊糊，我再左扇右扇，七扇八扇，就把那些“侵略者”撵出“国门”之外。有几个家伙可能是蚊子中的“敢死队”，硬是不顾死活不肯撤退，冲上来叮我咬我，一接触我的皮肉，竟没有一点攻击力了，被我一一击毙。
　　这一宿，我竟在“铁笼子”里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睡了个好觉。
　　但是，“铁笼子”里没有厕所，只有一只小便桶。早晨我出完恭，粪便的臭味塞满“铁笼子”。我连忙把嘴巴、鼻子搁在小窗洞口，大口呼吸外头的新鲜空气。这时，就听到大操场上传来女犯们出早操的声音，林子里鸟叫的声音。人哪，真是贱货。挨饿的羡慕吃饱的，吃饱的羡慕吃好的，吃好了的还羡慕穿好住好玩好像贵族王爷一样过好日子的。我现在关在“铁笼子”里，对那些能在操场上出操的同改们也非常羡慕！她们虽然也是女犯，可是她们比我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大的空间，她们能在操场上蹦蹦跳跳，能在号房里走来走去，渴了喝水，热了冲澡，想撒尿想屙屎可以自由上厕所，可我现在关在只有三平方米的“铁笼子”
　　里，吃喝拉撒都在这块巴掌大的鬼地方，这是人呆的吗？
　　我不是人，而是关在“铁笼子”里的一只狼。我只能夹着尾巴原地打转转。转累了，我在床板上坐下来。我看见床板上有好几只蚂蚁爬来爬去。好家伙，它们正在搬运我掉在床板上的馒头屑儿。有一只蚂蚁扛一粒的，有两只蚂蚁抬一粒的，兴兴颠颠，很是忙碌。你他妈的山蚂蚁，我落难你们倒得福！别高兴太早了，我让你们尝尝关禁闭的滋味。我拧开水壶盖，把凉水在床板上倒成个圆圈，蚂蚁们立即被浩浩荡荡的“大河”团团围住。它们往左冲，遇到“河”水赶快退却；它们往右突，碰上“河”水又马上掉头。它们冲了好几个来回实在累了，就扔下馒头屑，连战利品也不要了；然后，继续左冲右突。自然，它们还是冲不出去，一个个晕头转向，精疲力竭，就傻不愣登地呆着，用瘦骨伶仃的前脚撩拨头上两根细细的触须，也许在想：我们刚才进“铁笼子”还是顺顺溜溜的么，怎么忽然四面都发起了大水？
　　开初我心里挺乐。但是，看着看着，眼里的泪水就哗哗流下来。人啊，是不能关在“铁笼子”里的，是不能被人群抛弃的。
　　连蚂蚁都不顾死活地争取自己的自由啊！算了吧，小可怜们，我放你们一条生路。随即，我擦干了床板上的水迹，抹平了那一圈“大河”，蚂蚁们立马欢蹦乱跳，互相通知障碍已经拆除，道路已经畅通，都扛起它们的粮食，爬下床板，爬上土墙，出了小窗洞，向着广阔的自由天地奔去。
　　中队长再次出现在小窗口的时候，我告饶地哭叫道：“中队长，我反省好了！我要向你和章大队长报告。”

　　吕金妹——
　　你问我怎么这样不知羞耻？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想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从在“小香港”栽了筋斗开始的。
　　那是四年前的四月十八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这是我走上邪路的开始，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耻辱日。
　　那天我一个人在“小香港”的街头闲逛。天气已经转暖，南方的夏天可是说来就来的。街头有许多姑娘穿Ｔ恤衫和花裙子了，我还穿着牛仔裤和布夹克，不止热得难受，整个儿灰突突的就是个土老冒，买几件换季的衣服，成了我最最起码的基本建设了。我向百货商店走去，听到街头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看到商店门口挤满了人。阳光下有两条红布横幅非常抢眼，一条写着：
　　：“欢迎购买××社会福利彩票！”另一条写着“２元＋运气＝５０万！”我虽然只有初中文化，四则运算还是十分熟练的，眼睛一眨就弄清楚了：如果花两块钱买一张福利彩票，又如果我的运气极好，中了一个大奖，我就可以拿到奖金５０万。这是多么诱惑人刺激人的好事呀！我想，那许多没命往前挤的人，在阳光下排队买彩票的人，都是像我一样一眼就看懂了这个一本万利的发财公式。
　　我的右手伸进裤袋里摸了摸，触摸到一迭呱呱响的票子。我不要看，就知道那是７５０元人民币，是老板刚刚发给我的一个月的工资。我在一家大酒店的餐饮部当服务员，老板一天管两顿饭，还给７５０元工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打工妹。可是我攒不下钱，不是我不节省。我一天只吃两顿饭，都是吃老板的，一般都是放开肚子死撑，把要自己掏钱的一顿省下了；房子是合伙租的小单元，摊到我头上一月也只花一百元。可是我还是攒不下钱，女孩子置办几件好看的衣服呀，买点化妆品呀，都得花钱。
　　也就是说，我省下的一点钱，都用来包装我自己了。
　　章大队长，任中队长，你们知道我家在穷山沟里，我父母又是全村最穷的人，我哥结婚要钱，我妹上学要钱，我妈身体不好看病吃药一年也花不少钱。另外，我还有个男朋友，是从小学到中学的同班同学，家里也很穷。咱们说好的，让我出来挣点钱，帮他家盖起两间瓦房，我就回去跟他结婚。可是，我很少往家里寄钱。不是我小气，是觉得那么点钱寄回去不管用。自从我出来打工第一次拿到工资，我就迷上各种各样的奖券和彩票，我总是幻想母鸡下个孔雀蛋，小钱博大钱，，一家伙就到手几千、几万、几十万，一下子让我爹我妈我哥我妹都过上好日子，让我的男朋友也住上新房子。我吕金妹不是全村都出名了吗？但我购买彩票从来没中过奖，却又常常看见别人中奖，这样，我屡买屡亏，愈亏愈买，一发了工资我就往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等等什么鬼彩票的购买点跑，给我们国家建设作的贡献少说也有几千块了。我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愈输愈赌，愈赌愈输，就差裤子没输光了。
　　要不，满街小妞儿穿得花花绿绿的时候，我也不会还穿着低档的夹克衫牛仔裤了。
　　我不知不觉站在长长的队伍中。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摸着那几张大票子，脑子里一直斗争着：买呢，还是不买？不买吧，还是买？“２元＋运气＝５０万！”那大红布条在阳光下迎风招展，每个字都像一团火，烧得我心跳；那首有名的闽南歌曲通过大喇叭一声声唱得响破了天：“一时失志未免哀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好运歹命总要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会拼才会赢！”扩音器里传出的男中音，跟闽南男子汉敢于在商场上拳打脚踢的劲头一样火爆。我心中快要灭了的火苗子又突突燃烧起来。这时播音员还用女演员一样动听的嗓子嚷嚷着：“半个月前，就在这里，被一个小伙子开走一辆桑塔纳！一个月前，在这里被一个小姑娘抱走一台大彩电。先生们，小姐们，良机莫失，时不再来，大家千万要抓住发财的好机会呀！”
　　我的脚底板像被黏在大街的水泥路上，一步也挪不开。前头的购买者像疯了一样，每人买了一大把红红的彩票。一轮到我，再没有考虑的余地，我把已经捏出了汗水的７５０元掏了出来，也买了一大把红红的彩票。大家都知道这玩艺儿中奖的概率很低，没有买上几百张上千张，不会有希望。所以我是孤注一掷，把全部家当都押上了。我会如此发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项彩票半个月开一次奖，今天是最后一天，再等一小时就可以开奖。也就是说，仅仅过一小时，我就有希望成为大富姐！
　　买好彩票，我退到路边，等候开奖。这种玩艺儿其实是一种群众性赌博，那种发财梦足够叫千万人发疯。前头买了彩票的走开了，后头的还像潮水一浪一浪涌来。这时我才感到一身臭汗，天气实在太热了！我的天，这回如果啥也中不了，我可真的栽了，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得穿！
　　好容易熬到了开奖时间，几名穿着银行服装的男女把电子摇奖机抬了出来亮了亮相，公证员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检查一遍。摇奖机又抬回大楼。一个小姐说，请大家快看大屏幕！大屏幕开头是一片空白，随着喇叭里喊了一声“开奖！”，在屏幕上显出一个透明的大橱柜，那就是摇奖机。一会儿，摇奖机里装满小球，再一会儿，那一大堆小球疯狂地跳动起来，又再过一会儿，一个、两个、三个小球往橱柜底部一个小孔下钻，这就是筛选中奖的号码。我觉得我这时候完全着了魔，街上汽车声人喊声都听不见了，眼睛死盯着那一大堆跳动的小球，心也像那些小球一样不住地狂奔乱跳，通通通地要蹦出胸口也不知过了多久，随着一片惊呼声，几个中奖的数字终于出来了，鬼眨眼一样在大屏幕上一闪一闪。我的天，有的号数离我买到的彩票数字还差十万八千里，有的虽然紧挨着，只差那么一两个数字，却也擦肩而过，反正没有我的份儿。我的五脏六腑一下子就被掏空了，眼巴巴看着那几个幸运儿领奖金，开汽车，抱彩电，高高兴兴走了。我这才掉了魂一样回到住处去。
　　一到宿舍，我就趴在床上哭了。和我同住一单元的方姐就过来安慰我。我说，我可是没活路了，把这月的工资全“输”光了。方姐就意味深长笑了笑，说，路就在你脚下，看你去不去走呀？我知道她给我指的是什么路，她做那种生意已经有好些年头了，也不用去打工，夜里到几家大宾馆走走，找个单身客房给人家打电话，问，先生，要不要特殊服务呀？陪人家聊天，陪人家过夜，就能挣到大把大把钱。就说住在这个单元的姐妹吧，我们是四人挤一间，方姐是一人包一间，她房里电视、冰箱、空调啥都不缺，身上呼机、手机、小坤包齐全，一出门总是招手打的，像个大小姐阔太太。方姐早就劝我跟她去“坐台”—这是她对她们那个行当的叫法，挺雅致的，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坐在吧台上兑酒卖烟哩—可是我始终没敢答应。
　　我前面说过了，我们村有个男孩子一直等着我。他叫陈彪，是我的同学。我们村在很高的大山上，只有小学，没有中学，初中三年，我和陈彪都是一块儿去五里外的小镇上学，天天同去同回，在那条五里长的山路上建立起的感情，是不能轻易忘记的。
　　对啦，也可以说，这就是青梅竹马。可他家也很穷，读完初中就在家里扛锄头。最要命的是连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我们就约定好，我出外打三、五年工，挣些钱帮他盖起两间小瓦房，我就回村去和他结婚过日子。
　　因为我心里装着这个陈彪，方姐过去一跟我提起这事，我都是板起脸来一口回绝的。可是这回我没有吭声，只是躲在床头一直落泪。方姐坐在我床沿细声细气劝我。她说，小吕呀，今天可是一个特好的机会，一个大老板肯出大价钱，一开口就是三万，条件是刚满十八岁，还要百分之百的处女，我哪，没这福分了，只好让你去。你呢，合格不合格，自己掂量掂量吧！想好了，就打我的手机。
　　方姐说完就去“坐台”侍候客人去了。我一个人慢慢哭累了，口又渴肚又饿，才想起该去宾馆上班。不上班就没饭吃，这是非常实在的。可这个班我怎么也没有心思上了，满脑子都是 “三万元！三万元！”。端盘子的时候，我哗啦一下把一大摞青花瓷盘摔地下了，砸破五块小碟四块大盘。领班要我赔偿，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领班只好炒了我的鱿鱼。
　　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出卖我自己！我一个农家女，从来没做过买卖。小时候，我爹在菜园里割点韭菜，挖点芋子，摘点辣椒、茄子、豇豆什么的，要我到墟上去卖，我怎么也叫不出口，一篮子鲜菜怎么背去还怎么背回来。现在可好，我得叫卖我自己了！
　　章大队长，任中队长，你们说我这样讲是为自己开脱。这也对。当时我的确也还有别的路。比方，我向方姐借几十块钱，买了车票回家；还有个办法，换一家宾馆再找一份工做。这些我都想过。可是，我哪有机会一家伙就挣三万元呀，我除非去偷去抢去杀人呀！我这样做当然是对不起陈彪，可是我下定决心就来这一回，挣到三万我就回家和他结婚。这事除了方姐谁也不会知道，我村里人更不会知道，我就做这一回，以后我对陈彪一千个好一万个好，也就扯平了。我就这样反反复复想了一个钟点，最后才去公用电话亭给方姐打电话。事实上，到了这个份上，我心里还是慌里慌张，给方姐打电话拨一次错一次，一直拨到第五次，我才把电话拨通。
　　方姐吃过晚饭才赶回来。我问方姐，是个老头吗？她说什么老头？我看他最多才三四十岁吧！我又问，是个丑八怪？方姐说不丑，有模有样的一个大老板。哎，你操心这么多干啥？方姐又教训我，要做这种事只能看钱不看人。打个比方说，你是个商店老板，人家来买你的货，又肯给你好价钱，你还能挑人家长得好看不好看吗？
　　我最后剩下一个担心：他是不是真能给我那么多钱？方姐说你放心，这是“小香港”当今的行情。我傻不楞登问，你天天都能挣这么多钱？方姐笑了，臭美你吧！这是第一次，叫“开苞”，我人老花黄的能值这价钱？记着，带上你的身份证，人家还要看你是不是十八岁哩。哎呀，时候不早了，你别磨磨蹭蹭的，快打扮打扮吧！
　　方姐非常慷慨地给我一大堆香水、香波、唇膏什么的，又借我一套质地很好的旗袍裙。一个小时后，我就打扮成个小妖精，由方姐领着向一家大宾馆走去。我当时的心情，有点像一头牲口被牵到屠宰场去挨刀。当然，牲口是被迫的，只有害怕；我除了害怕，还有几分自愿：我得承认，我非常非常需要钱！
　　方姐领着我进了一家三星级豪华酒店，乘电梯上了好几层楼，一路上遇见好几个穿工作服的小姐，我吓得头也不敢抬，方姐却笑眯眯地跟人家打招呼，可见她在这些大酒店混得很熟。最后，我们停在一间客房门前，方姐按响电铃。一个胖男人把门打开一条缝，方姐把我往里一推，神秘一笑，又跟人家飞了个吻，转身走了。
　　心一下子跳得十分厉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一个房间里面对一个男人。我抬头偷觑他一眼，什么三四十岁呀，腮帮鼓鼓的，眼泡鼓鼓的，下巴鼓鼓的，肚子鼓鼓的我的妈呀！少说也有五十大几了，做我老爸绰绰有余！
　　后悔是来不及了，逃跑也跑不了，我想算了算了，就做一次牲口挨一刀吧！我头低低的站着。我准备他请我坐，请我喝茶，我想总有一个互通姓名、聊天说地、酝酿感情的过程吧，可是没有，我听见那个胖老头说，哟，小姐，好漂亮啦！
　　他像饿了一冬的狼，一下子就扑过来搂搂抱抱。
　　他说的是一种粤语普通话，什么句子后面都有一个长长的拖腔。他问，带着身份证了吗？
　　我把身份证给了他。他看了看说，嗯，不错，一九七七年生的，是十八岁啦。我和方小姐事先讲过的呀，还有一个条件是一定要见红。怎么样？你是不是头一次啦？
　　我很窘，使劲咬住嘴唇才没有哭出来。
　　咦，问你啦！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这才明白这是商场上讨价还价，我不吱声，生意就无法进行。我忍住泪，点了点头。
　　胖老头又说，小姐啦，我们先讲好，见红是见红的钱，不见红是不见红的钱。不是我小气哟！我今年很倒霉啦，做生意老赔，买股票老亏，搓麻将也场场输啦。我就请方小姐给我找一个全真的原装的小妞来冲一冲晦气！你很合我的条件，一定能帮我时来运转啦！他说着就把我抱上了床。
　　我眼睛一闭，自己不把自己当人。我心里不停不歇叫喊：我是一头母狗，一头母猪，一只母狼，一只雌狐狸，我操你祖宗十八代哟，我就让你捅一刀吧！这样想着，我还是一肚子委屈，一直流泪，一直流泪！
　　几分钟后，那胖老头拧亮了灯，看见白白的床单上果然洇了一大摊鲜红的血。他脸上有了笑容，说话的声音也变得高兴响亮。他说，真的真的，你没有骗我啦！我今年一定会交好运啦！
　　我今年一定会发大财啦！
　　他打开密码箱，拿出一大沓簇新的票子。他说小姐，这是一万五千块。
　　我吃了一惊。我说，怎么，怎么只有
　　那胖老头说，方小姐事先跟我讲好的呀，一共是三万块，你们一人一半。她那份已经拿走了。
　　当时我恨透了方姐又十分感谢她。她这个皮条钱收得真狠，一家伙就是一万五千块！可是，我这一份也有一万五千块呀，要叫我洗碗端盘子，得整整干两三年哪！
　　有了这一万五千块，我本当回家去好好过日子了。可是，第二天、第三天，方姐又说有别的客人邀我去“坐台”。当然，价钱再没有那么高，可那种事干一回，也真够我们山里人在田里累死累活干大半年哪。我像放出去的马，要想勒住缰绳也难了。方姐又说这种事干十回八回跟干一回也没啥不一样。我想也对。从此我就破罐破摔，不干别的活，只干这个活。当然，我再卖不起那么高的价，可也比打工强多了。
　　干我们这一行的，说得雅一点叫卖笑，叫吃“青春饭”；说得土一点，就叫卖身卖皮肉。干那活的时候，我的办法是一劈两瓣儿把自己分成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灵魂，一个是我的肉体。灵魂就藏着掖着躲在一个暗角里悄悄流泪悄悄哭泣；肉体就强作欢笑脸低声下气装得像小猫小狗小鸟依人尽情地逗人乐逗人开心。
　　是丑的是俊的，是老头是后生，反正都是那么回事。我在卖给人家的短短的时间里，我把自己当成一块抹桌布，人家爱怎么作践怎么糟蹋由它去，只要钱不少给，就让人家“夜夜当新郎”去吧。
　　从此我就有了钱，不断往家里寄。我哥拿我的钱娶了老婆，我妹拿我的钱上了中学，我男朋友陈彪拿我的钱盖了两间瓦房准备和我结婚。可是，我再也不敢回家。我怕乡亲们戳我的脊梁骨。
　　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过了一年多，我认识了一个江西妹子，才十八岁，和我一年前的年龄一样，也生得光鲜水灵。事情也真凑巧呀，这时我又遇到一个说自己运气不好的小老头，也想找个能见红的小妞冲一冲晦气，介绍费也是一万五。我完全被这桩好生意迷住，扮演起一年前方姐那个角色，甜言蜜语去拉那个江西妹子下水。但是，我没有方姐那样走运，那个江西妹子第一次“坐台”，就被公安局逮个正着。江西妹子吓坏了，一下子交代了我。江西妹子是卖淫，在妇教所呆了一个月就没事，我算教唆加介绍，一家伙判了十二年。
　　进了号子，我没钱往家寄了，也不敢给家里写信。我希望他们当我死了算了，千万别知道我进了号子！可时间一久，我又想念他们，可他们从来没到监狱看过我一回。我家离这不远，就在隔壁县，坐大半天车就到了，可是就是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一到我们中队探监的日子，看见人家的亲人老远来看望，捎点吃的用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当着亲人说说心里话，能当着亲人痛哭一场，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惦着疼着，心里也舒坦一些，踏实一些啊！可我，一个亲人也没有，成了荒野上的孤魂野鬼！今年年头，我鼓起勇气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也一直不见回音，莫非我家里人死绝了？我特别气我的男朋友陈彪，我们俩自小好上，也曾山盟海誓，这没心没肺的家伙，也把我忘个一干二净哪！我想，就算他们记得我，也不愿来沾我的边了。可见，他们把我看成下三烂，看成麻风病人，躲还怕躲不及哩，谁敢来看我？我真是一百二十个不甘心哪！我自己的父母兄妹和男朋友都这样对待我，我能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会原谅我，有人会疼我爱我要我吗？想死的念头都有了好多回哪，我还会怕洪大队长关我的禁闭？
　　是的，我一直在绝望中过日子，我一直表现不好。这我知道！我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三天两头就要出点什么事。我实在对不起你们管教干部哪！
　　哦，中队长，你问我昨天那桩不知羞耻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这就告诉你。我看你年纪轻轻的，还是个姑娘吧。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尝一尝梨子。你没尝过梨子，当然不知道梨子的滋味。其实，这个世界上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也离不开男人，这和太阳月亮分不开是一回事。关在号子里的女犯，一年到头都和女人在一起，看不到男人的影子，听不到男人的声音，想男人都会想疯哪！我这样的女人更不用说了。我做卖笑女做了一年多，连连接客也会厌烦，可一闲下来，又忍不住想男人。自从进了号子，连男人的气味儿都嗅不到，天天夜里，我总像个小学生复习功课那样，一遍又一遍回忆过去那些卖笑的日子，才能熬到天亮！对呀，你别急，我这就要说到昨天中午的事。
　　昨天又是我们中队的探监日。看见那些能见到亲人的同改，从早上开始，就洗头冲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待在号房里等着，我心里就忒有气。一上午我都心绪不宁，活就干不好，手头很慢，还出了两三次废品，挨了洪大队长狠狠一顿剋，心情更是糟透了。
　　昨天天气又特别热，可能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吃过午饭，我们脱下号服号裤，正要上床歇一会儿，先站在床前朝窗外张望。这已经成为我入监后渐渐养成的一个习惯。号房里实在太小太闷，我喜欢看看窗外的树林，看看窗外的湖水，看看窗外的天空。当然，我更爱看窗外走过的人，特别是男人，年轻的男人，因为这样能让我联想起我的男朋友。这算是心中的一个秘密。可就在我朝远远的湖面瞭望的时候，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我的天呀！我看见湖面上有一张竹排慢悠悠地漂着，湖面上没有风，竹排上有个打鱼的小伙子，把上衣下裤都脱光了，只穿着条短裤衩，油亮油亮的身体在太阳下闪光。当然，距离是远了些，我看不清他的面孔，但已经足够我想入非非。我想这小伙子一定壮得像小牛犊，像我的男朋友！真的，那宽宽的胸膛，那高高的身个，那一身黑得闪光的犍子肉，太像我的陈彪！呼地一下，我全身着了火，五脏六腑都热得快冒烟！我说天呀，姐妹们，你们快来看！同改们都拥到窗前来，许多目光被牢牢地牵在那湖面上。很久很久，那张竹排划得远了，看不见了，我觉得胸口有一口气憋得非常难受，转过身，就拿起一只脸盘敲起了鼓点。我说，同改们，我们来跳舞吧！大家就和我一起发疯一样跳起来，愈跳愈疯，愈疯愈跳，跳着跳着，一个个汗水淋淋，就把身上的背心、裤衩全扒光了。你问我们那时候有没有想到难堪丢脸？没有，一点也没有！只是一门心思想，不这样跳一跳，乐一乐，我们说不定马上就要死过去。我们就不顾一切疯跳疯乐了！谁会想到赤身裸体没羞没臊呀，都是女人么，就像在澡堂子里洗澡，我们不都光身子吗？有什么稀奇的？洪大队长要定我们个流氓罪，我一百个不服气！
　　对，事情就是这样。很简单。

　　任思嘉——
　　听完吕金妹的思想汇报，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在我的粉红色塑胶封面的日记本上，记下我的感慨：
　　“就我短短半年多了解的情况，清水潭女监如果不能说是社会的缩影，它起码也是当前社会的一个侧面。这里什么人物没有呀？从市长、县长到平民百姓，从研究生、大学生到文盲村妇，真是各色人等、三教九流，无不齐全。而且，每个罪犯都有一个悲剧性的故事。梁佩芬并不是生来就贪婪成性，关飞鸾并不是天生就嗜毒如命，吕金妹并非自幼就寡廉鲜耻。她们犯了罪，受到法律的惩处都是罪有应得。但是，有志于把我们的社会推向理想境界的各界人士，是否应从这些故事中看到各自门前的污泥浊水，而深感肩上责任的沉重呢？像吕金妹这样冥顽不化的女犯，单纯的惩罚也许是不易奏效的。章彬彬说过，一个女犯就是一把锁，要打开吕金妹这把锈锁的钥匙在哪里？”
　　但是，大队长洪月娥对于我们放了吕金妹大为恼火，瞪圆了豹子眼喝问道：“咦，你们怎么放了吕金妹？我还没治她的流氓罪呢！”
　　章彬彬说：“洪队，不是你自己宣布的，叫吕金妹好好反省，反省好了就放她出来。”
　　洪月娥问：“她反省好了？”
　　“反省好了。”章彬彬要把吕金妹的情况向大队长汇报。洪月娥对如此冗长的故事，向来缺乏耐性，只听了个开头，连连摇头说：“你看这个吕金妹，多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她自己卖淫卖×，好像都是被别人拉下水的，鬼信？”
　　“从档案上看，”章彬彬说，“她原来的确是个农村姑娘，她的堕落，当然要她自己负责，可也有客观原因。”
　　洪月娥说：“好吧，捡要紧的说，别啰里啰嗦！”
　　章彬彬尽量把事情说得简单一点。汇报完毕，洪月娥黑着脸说：“算啦，再饶她这一回，禁闭不关了，罚她下大田干一周重活。”
　　我们没有再为吕金妹求情，立即执行大队长的命令。这时节农活正紧，就差吕金妹和几名重刑犯下大田薅草。
　　我发现吕金妹对这个惩罚一点儿也不抵触，天天都乐颠颠下大田去干活。两三天后，谢芳、关飞鸾向我汇报，说吕金妹每天从大田回来神情都有些不大正常。她一向像小喜鹊一样唧唧喳喳的，忽然沉默寡言，脸上的表情木木的，又常常盯着人傻笑。那笑又含义不明，弄得人家莫名其妙。同改们怕惹出什么事来，不大理睬她，她就一个人躲在床角落傻笑，或是抱着一面小镜子左照右照，照着照着，又是嘿嘿一阵傻笑。
　　听了这些反映，开头我并不在意，只说了句：“别理她，神经病！”我还以为吕金妹像过去一样活腻了，又花样翻新地搞些恶作剧式的表演呢。
　　有一天，中队值班员匆匆走进办公室向我报告，说吕金妹又捣乱了，要我快去看看。我走向９号号房，远远的看见房门口走廊上已经围着一大圈人。吕金妹十个尖尖的指甲涂成紫黑色，双唇涂成一片血红（她从大田里采了许多指甲花和草莓回来，成了一种天然的化妆品）；宽大的号服下摆束紧了，在肚脐眼儿那里打了个蝴蝶结，原来松松垮垮的号服，紧紧裹在身上，倒成了像拉美土著女装那样的最新时装。吕金妹的身材忽然变得苗条婀娜起来，高高的胸脯和浑圆的臀部也就显山露水，曲线分明，在一大群灰扑扑的女犯中真是鹤立鸡群。我向她走去的时候，吕金妹正学着时装模特儿踩着猫步，扭达扭达走过来，又扭达扭达走过去，引起围观女犯们的大声喝彩和哄笑。
　　我又气恼又惊诧，大吼一声：“吕金妹！你又疯了！”
　　吕金妹马上清醒，抱着脑瓜儿直奔卫生间，一会儿就把嘴唇和十指的红汁儿洗得干干净净，再站在我的跟前，已经痛哭流涕地臭骂自己做检讨了：“报告中队长，我真该死！我这个人就是改不了爱美的习惯。我在大田干活，看到那么多花花草草，觉得不采些回来打扮打扮，真真可惜！”
　　这些话我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因为吕金妹一向有些神经质，乐起来疯疯癫癫，恼起来哭哭啼啼，她的怪脾气总像山里的晨雾，很难捉摸。
　　为了把吕金妹的一举一动摸得更清楚更踏实些，这天，我亲自带着十多名女犯下了大田。
　　一出“半月楼”，再穿过柑橘林、奈果林、桃李林连绵无边的果园，就到了清水潭湖畔一大片水田。清水潭女监圈了数千亩山地，有果园，有鱼塘，有水田，有林地，我又想起老司法厅长梁建成创建女监时用心是何其良苦。他一心想的，是这一千多女犯在这里服刑，不仅有工可做，还有农可务，要让她们学会养鱼、养蜂、种果树、种蔬菜、种水稻五谷。这样，那些刑满释放人员才不会成为社会的包袱，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山里的水田地力肥沃，才插下一个多月的秧苗，已蹿上一尺多高。禾苗度过自己的襁褓时代，从娇嫩的鹅黄绿而变成油黑的翡翠绿，像一片片绿色壁挂，从高到低层层披挂下来，绿满了整条山垅，煞是壮观。但仔细一看，禾苗间的稗谷杂草也长得相当猖獗。这和人类社会良莠并生、鱼龙混杂的现象是何其相似。现在女犯们的任务，就是把田间的杂草稗谷薅除干净。
　　十几名女犯很快绾起裤管，纷纷跳下水田。有的用草耙耙草，有的干脆用手薅草。我看见女犯们几乎是带着欢快的心情去干这份重活。她们下田的动作非常利索，溅起的水珠儿洒落在禾叶上，在太阳下熠熠闪光。女犯们弯下腰背，匍匐着身子，像一群土猪崽在禾丛中一拱一拱前进。
　　现在，要我做的活儿，就是监视这些女犯干活，像牧羊人守望放牧在草原上的羊群。我找了一片树荫坐下来乘凉，看一本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古典小说。当然，我如果高兴，也可以下田薅一会儿草。但是，我怕蚂蝗。这山田里的蚂蝗刁钻而厉害。我头一次下田，一条白白的小腿一下子被蚂蝗叮成了黑腿，因为蚂蝗把我的小腿都叮满了；再后来，又变成一条鲜红的红腿，因为蚂蝗被章彬彬大把大把撸下来之后，鲜血把我整条小腿都染红了。
　　从那以后，章彬彬就不让我再下水田。谁让我下，我也没这个胆。我设想女犯们的小腿绝不是铜浇铁铸的，能不怕蚂蝗？然而，怕也不行，令行禁止，干部叫她下田，她就得下田。
　　干部和罪犯，自由人和囚徒，其严格区别就在这里。我完全无须为这种不平等而有所歉疚，这是神圣的法律赋予我的权力。山里的阳光耀眼而柔和，小风儿吹在身上有痒丝丝的感觉。
　　小说一页也读不进去，我还是尽情地读这里的山水吧！清源大山实在太深邃太古老，山野里那种蛮荒的景色，美得令人惊诧而心醉。傍着层层梯田的田坝子上，许多小灌木都开花了，要一一叫出它们的名字，非来一个植物学家不可。我只知道那开白花的是曼陀罗，开红花的是穿心莲，开着金黄色花骨朵儿的是艾纳香。
　　对我这样一个来自北京的姑娘说来，这些野花真是太美太浪漫了，章彬彬一一教我辨认，我就记下来。但是，我还没有把握说我已经认得准确无误。再远一点，是松、杉、楮、栲等高大乔木的混交林。有许多粗壮的青藤从树根盘缠而上，直达树冠，民间情歌中所唱的“藤绕树，树缠藤”的诗情画意随处可见。在浅一点的林子里，树木疏朗，草盛花繁，常常看见毛色鲜丽的锦鸡，和穿着雪白上衣并拖着曳地长裙的白鹇，在杂草纷披的小径上漫步，一边唱着爱情的歌，一边成双成对地钻进柴草窝中去幽会。
　　我觉得在这样幽静的山野里，有佛老思想的老先生，自然会想到修炼成仙，想到隐逸遁世，写出陶潜、王维那样的诗，画出石涛、八大山人那样的画。但是，有血性的现代年轻人不能不处处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活力，而涌起色彩缤纷的浪漫思绪。说真的，我忽地觉得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速加快了，此时如果有位白马王子从天而降，给我献上一束鲜花，与我并排坐在这草地上说说话儿，我想我也许不会拒绝。
　　这种内心世界的自我发现，让我吓了一跳。随即也就明白，吕金妹为什么会出事，甚至注定要出更大的事。
　　我飞快向山垅田望去。茁壮的禾苗已遮去女犯们半个身子，正面的脸部是看不到的，但我能看到她们的脊背，特别是高高撅起的臀部。那些女性的浑圆的臀部，像一个个灰扑扑的圆球，在绿波荡漾的田禾中移动。我这个牧羊人监视羊群的活动，只要清点那些臀部的存在就万无一失。一、二、三十二、十三，我隔半个来小时就要这么清点一下臀部，不，是清点一下人数。前两个小时都是一个不落的，到了快收工的时候，我最后一次清点那些活动的臀部，数来数去怎么数都少了一个。
　　我急忙向山垅田走去。首先担心的就是吕金妹，吕金妹偏偏就不在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我的心唿啦一下提到嗓子眼了，话堵在喉咙头，好久好久才喊出来：“咦，吕金妹呢？吕金妹呢？
　　吕金妹！吕金妹！喂，你们大家快找找吕金妹！”
　　女犯们很快从稻禾中伸直了腰，大眼瞪小眼的，也都吓坏了。有一个女犯说：“报告中队长，我刚刚还看见她在这丘田里薅草么，是不是到哪个僻静的地方大小便去了？”
　　“嗯，有这个可能！”我好容易才镇定下来。
　　在大田干活自然不能带着个厕所，无论女警官还是女犯人，情况紧急，都找个避静所在解决问题。我叫大家不要惊慌，这山垅里四面都拉起铁丝网，我谅她吕金妹长着老鹰的翅膀也飞不出去。可能真的去大小便了吧，你们不要跑远了，就在田垅里、水圳边找一找，喊一喊！
　　女犯们像喊魂一样的呐喊，从山垅田坝上响起来：
　　“吕金妹！吕金妹！”
　　“吕金妹！吕金妹！”
　　女犯们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吕金妹。我们正慌做一团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武警战士横握着一杆卡宾枪，像押解俘虏一样，把吕金妹押了回来。
　　我问那个武警战士到底是怎么回事？
　　武警战士啪地一个立正：“报告中队长，你问她自己吧！”
　　我把脸转向吕金妹：“吕金妹，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想越狱逃跑不成？”
　　“嘻嘻！”吕金妹傻笑着，“逃，我才不逃哩！”
　　我又喝问：“你不在田里干活，这老半天哪去啦？”
　　“报告中队长，我去大便。”吕金妹不笑了，一板正经说，“大便总不违反‘５８条’吧，大便总不违反宪法监规吧！可是这个同志哥真不像话，愣是把枪对准我，不准我大便！”
　　女犯们哄然大笑。我是咬紧了牙关，才没让自己笑出来。闹了老半天，我还是如坠五里云雾。我叫那个武警战士把情况再说说清楚。
　　武警战士还是支支吾吾，指着吕金妹说：“让她自己说吧，我、我、我不好说。”
　　吕金妹只顾一个劲儿傻笑。而且，那种笑，愈来愈孟浪，愈来愈淫荡。她一边笑，一边就拿眼睛偷觑那个小战士，看得那个小战士满脸通红低下头。我就凶他说：“咦，到底怎么啦，一个堂堂武警战士，叫你说个情况都说不清？”
　　小战士依然低着头，憋呀憋呀憋了老半天，憋出满头大汗，憋得青筋毕露，最后才说了一句：“她，她不要脸！她脱下裤子，对准我的岗哨拉屎”
　　说完，他一溜烟儿跑回瞭望哨上去了。一阵更加响亮放肆的笑声，几乎是追着他飞快逃逸的身影在田垅里炸响。
　　但我笑不出来。事情虽然未及完全弄清，我已经明白吕金妹这回可是闯下了大祸。这个女犯怎么这样寡廉鲜耻？这样屡教不改？现在，洪大队长那里我怎么交待？这个季度，我们三中队本来是大有希望拿到流动红旗的，现在看来也泡汤了！我气得浑身发抖，责令吕金妹立即写个检查，又吩咐其他女犯，不得把这桩事儿向任何人传播扩散。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位武警战士实在可爱极了。他大概只有十八九岁，身材挺拔得像一株小柏杨，光鲜的脸上连胡茬儿也未及冒尖。圆圆的脸，一笑，左腮帮上就显出一个小酒靥。那木讷憨厚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农村兵。对着一大群女犯，他结结巴巴说出上面那两句话，可能已经耗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但是，两天后，一个关于吕金妹勾引武警战士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在女监中传播开。我设想，那位小战士一回到武警中队那帮青皮后生之间，他的语言表现力忽然成十倍成百倍地丰富起来了；要不，就是人们对于这类桃色事件惯于喜欢加油加醋。否则，这个故事决不可能如此生动精彩：
　　那天上午，那个武警战士在北山瞭望台值勤。这个瞭望台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居高临下，在北山果园、茶园和农田里干活的女犯，全都在哨兵百倍警惕的监视之中。那个战士刚换岗不久，就看见吕金妹扭达扭达向岗哨走来。瞭望台下有一条清清的水圳，干活的女犯来圳边擦把脸，洗洗脚，那是常有的事。可这个吕金妹却怪，她这个脚洗得太久太细致了。她把裤管绾得高高的，让一双洁白如玉的大腿在太阳下闪着白光，把小战士的眼睛都刺痛了，他就生气地背过脸去。过了会儿，小战士转过脸来，那吕金妹非但还没有走，而且把上衣也高高地撸起来，用一条小毛巾擦洗她的前腹和后背。小战士的脸涨红了，他看见吕金妹的两只大奶子，在她撸起的号服下很不安分地上下跳动。这还不算，更要命的，是吕金妹一味冲着小战士傻笑，而且对小战士挤眉弄眼，不住招手，说小弟弟，下来呀，下来呀，大姐姐给你吃奶子！小战士就吓得差点晕过去，又连忙背过脸。这回他的眼睛久久地眺望天边的白云，他下了决心再也不转回身。但是，他听到身后的水圳边，传来吕金妹断断续续的歌声，唱的好像是那支当下唱得很红火的《走西口》，什么“哥呀，妹呀”的唱得小战士心里别别跳。没有办法，他再次慢慢转过身来，我的天哪，吕金妹那个骚货，已经褪下裤子，蹲在水圳边解大便，一边幽幽地哼着歌子。她那浑圆的雪白的屁股蛋儿，高高撅起，像个硕大的白面寿桃，敬献在一片青青芦草编织成的祭坛上。
　　小战士忍无可忍，就下了瞭望哨，横着一杆枪，像押解俘虏一样，把吕金妹押解到五大队三中队任中队长跟前。
　　听到这些传闻，我才知道那天那个武警战士支支吾吾的背后，原来隐藏着如此严重的情节。我想，我一定气得浑身颤抖脸色发青，章彬彬才使劲抓住我的手说：“小任，你千万别激动，这事有点蹊跷，我们一块来分析分析吧！”
　　我说：“不！没啥好分析了，这个吕金妹真是糊不上墙头的烂泥巴，这回非狠狠整一整不可！”
　　章彬彬亮一亮雪白的牙齿，紧咬着下嘴唇，自言自语道：
　　“这个吕金妹，怎么老是不顾廉耻？”
　　我说：“嗐，她老婊子一个，还要啥廉耻！”
　　章彬彬默神一会儿说：“这半年多来，吕金妹怎么老是怪怪的，是不是神经出了毛病？”
　　“她神经出毛病？”我一惊非小。因为我一向没往这方面想过。我说，“从她谈话的情况来看，似乎又不太像呀！你看，她前些天给我们汇报两个多小时，记忆力多么好，思路多么清晰。”
　　“是啊，我们继续观察一下再说吧！”
　　在惩罚罪犯的时候，章彬彬一向持非常慎重的态度。
　　我终于冷静下来，说：“也好。”

　　任思嘉——
　　这些日子我不断在心中祈祷，但愿我们大队长洪月娥有个好心情。她有了好心情，脾气不会那么暴戾，对女犯比较宽容，这样，吕金妹那桩事故，她就不至于大惊小怪。但是，吕金妹偏偏运气不好：从昨天开始，洪月娥脸上总是阴云密布。也不知怎么搞的，女犯们最近总是疲疲沓沓，制鞋车间老完不成生产任务，鞋业公司余科长催得又紧，洪月娥已经把全大队女犯集合起来，狠狠训了好几回。就在这个时候，洪月娥听到了吕金妹在瞭望台下撅起屁股解大便，真是火上浇油，气得一跳三丈，七窍冒烟。
　　“这还了得！这还了得！吕金妹真是愈来愈猖狂了，胆敢大耍流氓，勾引武警战士，不好好治一治，真要翻天了！”
　　她把车间生产暂时撂在一边，亲自主持大队干部会议，讨论对吕金妹的处罚。
　　这会开得太急，有些干部一时未及到场。洪月娥就在大队部会议室走过来踱过去，一张包公脸更加黜黑，一对豹子眼更加凶光逼人。她那双大皮鞋在木地板上踩出瓜哒瓜哒的声响，使会议室里严肃的气氛达到足够燃烧的浓度。这时，姐妹们陆续到齐，她才停下脚，亮亮嗓子开了口：
　　“我早说过，吕金妹这个臭×烂货是不可救药的，她一贯的耍流氓、卖风骚，弄出了多少事：偷东西吃的是她，殴打梁佩芬的是她，带头闹事跳脱衣舞的还是她，真是头上长疮脚下流脓坏透了！可是，我们有的干部”
　　洪月娥说到这里来了个小停顿，睇了章彬彬和我一眼。我心里一颤，预感即将有飞箭流弹向我们射来。
　　果然，洪月娥继续说道：“嘿，嘿，我们有的干部就是要当观世音菩萨，就是一味的心慈手软，什么动之以情呀，什么晓之以理呀，看看，吕金妹被你们感化过来了？没有！一点也没有！
　　吕金妹还是吕金妹！她愈来愈大胆，愈来愈猖狂，前天下大田薅草的时候，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脱光了裤子勾引我们的武警战士，妄图毁我长城，是可忍孰不可忍！同志们看看吧，这回该怎样修理修理她？”
　　洪月娥借用伟大领袖的话，一下子把吕金妹的错误上纲到可怕的政治高度，顿时激起干警们极大的义愤。就是有些没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的，看见我和章彬彬的心慈手软已经挨了当头一棒，谁还敢不争先恐后发言表态呢？
　　董雪第一个抢着发言，大声说道：“这个吕金妹太不像话！
　　把我们五大队的脸都丢尽了，关她的禁闭！”
　　洪月娥用启发式的口气问道：“这么大的流氓罪，关关禁闭就够了？”
　　董雪马上改口：“那就给她加刑，对，再给她加判两三年徒刑！”
　　好些干警也义愤填膺地跟着嚷嚷：“对，再加她两三年徒刑，看她还敢不敢耍流氓！”
　　绝大多数姐妹都一一表态了，只剩下章彬彬和我还没说话，许多诧异的、好奇的、等着看好戏的目光集中到我俩身上。会场上一片战斗即将打响前的紧张和谧静。
　　如果在吕金妹出事的当天就讨论对她的处罚，我一定也会把吕金妹的行为看成十恶不赦，流氓透顶，而且会毫不犹疑地支持对她的严惩不贷。但是，前天出了事情之后，章彬彬一再要我持慎重态度，我发热的脑子才冷静下来。这两天我查阅了好些心理学经典著作，又把吕金妹近来的反常表现一一过了过筛，我就不敢贸然苟同洪月娥和董雪们的意见了。然而我又想，这回我如果再次判断错误，那就不仅仅是“心慈手软”的问题了，能不能保住身上的警服和头上的警徽，那都是很悬乎的。
　　路，有许多分岔口；河流，也有许多分岔口。一个行路人走到分岔路口时，到底要选择哪条路，他还有充裕的时间从容考虑；而一个漂流者驾着小舟到了水流过急的河流岔路口，留给他选择的时间则只有一瞬之间。那些急流飞湍的河道有席卷一切的力量，各种政治运动中芸芸众生的“随大流”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当大队长洪月娥严峻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时，我感觉到我就是激浪飞舟的一个弄潮儿，正到了河流的分岔口上。但是，凭我正直的良知，我未及多想就站起来说：
　　“洪队，最近吕金妹的确屡犯错误，屡教不改，表现很坏。
　　但据我观察，她最近怕是犯了什么病了。”
　　“啊！”—我看见洪月娥的嘴巴张大成一个○形，老半天才接着说，“笑话，笑话！吕金妹头不痛，脑不热，能吃能睡能干活，再正常不过了，她哪来的病？”
　　我说：“她最近看人的眼神总是呆呆的，时不时对人傻笑，又特爱打扮卖俏，这些都是一种异常表现。再说，前天她在武警战士面前的恶作剧，的确非常恶劣，叫人恶心，叫人气愤；可是，她如果真的有什么病呢，那就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即使给她再重的处罚，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扯淡，扯淡！”洪月娥把眼睛鼻子都气歪了，“吕金妹勾引武警战士，倒成了一种病！”
　　“洪队，洪队，你听我说完。”我尽最大的耐心把话说得清楚些。“年轻女子如果犯了性心理疾病，一般都是间隙性发作的，没事时和正常人一样，一遇到啥刺激，她就疯疯癫癫。我看吕金妹最近一系列异常表现，很可能都是因为性心理长期受到压抑，同时又受到外界刺激才发生的。”
　　我的高论肯定是人家闻所未闻，甚至离经叛道的，女警官们一脸的惊异不解，有些人还交头接耳表示自己的疑惑。
　　“新鲜，新鲜！”董雪轻声说，“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病？”
　　我当时就可怜董雪的说谎比无知更可耻，不得不把她捎带上一句：“我说董雪，你在警校难道没上过心理学的课？”
　　接着，我又平静地面对大伙儿解释：“同志们，对吕金妹的错误我也是非常气愤的。但是，光气愤，光惩罚，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这两天我查过许多资料，一些医学和心理学的书上，比如弗洛伊德的书上，都有这种疾病的记载”
　　真的，我不是虚张声势。昨晚我查过《医学百科大辞典》，在“躁狂抑郁精神病”条目中记载：“情感高涨或低落，思想奔逸或迟钝，运动兴奋或抑制，这种以情感障碍为主的精神病，即情感性精神病。它具有周期性躁狂或抑郁状态发作的特点。病者在间隙期保持精神活动良好。此病有精神亢奋、衣着特殊、追逐异性等特征严重者发展为恋物癖、窥阴癖、露阴癖等性心理疾病。”
　　我当时把这些论述与吕金妹的病症一对照，八成相似，就抄下这个条目，这会儿在会上念了一遍。我说，“请同志们分析分析，对照对照吕金妹近来的异常表现，大家看，她像不像患了这种躁狂抑郁精神病？”
　　“哎，研究生！你不要吊书袋了好不好？”洪月娥一脸不悦，用讥诮的口吻打断了我。“我是土包子，连初中门槛也没进过，没读过那些洋先生的书，也没听说过我们中国女人会得啥性性，性什么心理疾病。”
　　一直在一旁静静听着的章彬彬这才插上嘴：“洪队，中国女人也会得这种病的，轻的叫相思病，重的叫花痴、花癫、桃花癫。你忘记了，清水潭女监刚创建那一年，我们五大队就有个女犯得了桃花癫，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是跳到河汉里淹死的。”
　　章彬彬这一说，好些老干警都记起那桩多少年前的旧事，纷纷附和说：“对，对，是有那么个女犯，像吕金妹一样，很年轻，长得也挺漂亮。她平时好端端的，一犯起傻来，看人眼睛都直直的。她跳水死的时候，号服里头特意穿上红衣服、红裤子呢！从她的衣兜里，还搜出一张她爱人的照片。可能她担心落水以后，照片被大水冲走了，那张照片是用针线缝在衣兜里，就紧贴着她的胸口”
　　许多科班出身的年轻女警官，像听一个《聊斋》故事，眼里有些惊恐。但她们对这种事例显然深信不疑，就纷纷发言支持我和章彬彬的意见。因为都是女人，只要读过一点心理学，是不可能对女性性心理疾病一无所知的。大家认为根据吕金妹的特殊经历和最近的表现，八成是犯了桃花癫。
　　洪月娥脸上有些尴尬，也说记起了那个跳水自溺的女犯人，便敲起退堂鼓：“好啊，好啊，就算我们中国也有这种病，可是，吕金妹到底是真的有病，还是装疯卖傻，现在也不能下结论。”
　　这样，吕金妹就住进监狱医务所。两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吕金妹的确患了性心理疾病，用民间话语来说，就是得了桃花癫。她带头跳“裸体舞”，在武警战士跟前撅起屁股解大便，用常人眼光来看待她，无疑是一种流氓罪；如果用医学和心理学的眼光来分析，很可能是一种露阴癖和自恋癖。这就是一种性心理疾病。医生还颇有把握地揣测：吕金妹患的可能不是泛异性相思症，她的相思可能有特定的对象，这个对象很可能是个农村小伙子。请大家想一想，这十多天来，她的桃花癫有两次大发作，一次是站在窗口，看见清水潭上打鱼的小伙子引起的；一次是在水圳边洗脚，看到站岗的武警战士引起的。这两个男性都是农村青年。
　　医生的话让我的脑子大大开窍。我说：“医生，你分析得太对了，吕金妹说过她心里一直放不下她小时候的一个男朋友，她那个男朋友就是个农村青年。”
　　洪月娥诧异地问道：“你这话有啥根据？”我随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说：“请大家看看，这是昨天吕金妹交上来的周记本子，我原来叫她写检查的，她啥也不写，在本子里写的尽是陈彪、陈彪、陈彪起码写了上百个陈彪。这个陈彪就是吕金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
　　“哦，这真怪了！”洪月娥想了一会儿说，“既然吕金妹病症确凿，看来只能让她保外就医了，让她找她的情人陈彪去吧！”
　　我说：“洪队，这样做可不大妥当。陈彪知道吕金妹是做‘鸡’犯下的罪，从来没来探监看过她。吕金妹的父母也是如此。
　　她老家的人都看不起她，把她送回老家去，也没人管呀！”
　　章彬彬立时提出一个好建议：我们很有必要去吕金妹老家作一次家庭访问。动员她的亲人一起来帮教，效果也许会更好些。
　　洪月娥觉得这个主意甚好，当场就拍板定下来。
　　散会后，洪月娥把我留下，讪讪地笑着说：“嘿，小任，你真不简单！大学、研究生你真没有白念。吕金妹那个怪病，不是你说，谁也没看出来呢。哎，你在会上说的那个洋专家，叫啥名字？”她不好意思地抓耳挠腮，少有的和颜悦色。
　　“哦，”我说，“叫弗洛伊德，是奥地利心理医生，也是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大师。”
　　“你有他的书？”
　　“有的。”
　　“晚上，请你把他的书，送到我家来，我也想看看。”
　　这真是天下奇闻了，我们的“铁拳头”大队长竟想看弗洛伊德的书。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桩大好事。晚上，我就带了一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去洪月娥家。
　　洪月娥把那本厚厚的书捧在手上掂了掂，惊惊诧诧说：“我的妈呀，这书砖头一样厚，我怎么看得懂？”
　　我说：“洪队你如果有兴趣，我就把大意跟你聊聊。”洪月娥说：“行，你就说说那个那个性心理疾病吧，哎，就是桃花癫，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洪队，你是想弄明白，女人为什么会犯性心理疾病，对不对？”
　　“对、对！”洪月娥脸红红地笑着，“你随便聊聊，随便聊聊。”
　　我从弗洛伊德老先生的泛性论说起，然后说到长期见不到男人的女人，常常犯性压抑、性渴望和性幻想的毛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又不能自我调整达到心理平衡，少数最为严重的，就慢慢地发展成桃花癫。
　　在我的印象中，洪月娥是常常以“大老粗”自居和自傲的，一向对学习没有兴趣。今天却怪了，她对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不仅听得津津有味，而且不断提问。提问时又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我忽然想起早些日子章彬彬曾经说过洪月娥可能有些变态。我心里豁然一亮，可不是吗，一个守寡守了二十年的老寡妇，又长期生活在“女儿国”中，能指望她的心理状况像平常人一样健康吗？我又想起洪队整天随身带一根有攻击性的电警棍，动辄打犯人，开口骂犯人，那满口骂人的词汇又都是些与性有关的脏话；还想起她房里到处张贴着高仓健、施瓦辛格等等很酷的男明星照片，想起她与余科长那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天呀，我们的“铁拳头”大队长洪月娥难道也是个有轻度性心理疾病的女人？
　　当然，我不敢把我的想法对洪月娥和盘托出，只问道：“洪队，你怎么对这套洋理论也有兴趣？”
　　洪月娥一脸尴尬地笑着：“随便听听，随便听听。我们是管女犯的嘛，往后再碰到吕金妹这种情况，我也不会在判断上有偏差了。”
　　我们的头儿一下子变得如此谦和，真叫我大惑不解。

　　任思嘉——
　　握着方向盘，我像握着柔韧的马缰绳，驾驶着一辆北京吉普，在山间公路上逶迤开进，心头涌起在草原上纵马驰骋的快感。
　　章彬彬说山路不好开，等到了平原上，才把方向盘让给我。
　　可我早已手痒难耐，车子开出几公里，我就抢坐在驾驶位上了。
　　我在警官大学受过驾驶训练，到了女监，一有机会就跟驾驶员抢车子开，如今玩车子已经玩得很老练。
　　章彬彬坐在车头的副手位上，静静的半天不说话。我就问：
　　“章姐，怎么闷闷的，放心不下章黛吧？”
　　章彬彬轻轻摇头：“有她干妈照顾，我有啥放心不下。”
　　章彬彬说的干妈，是指洪月娥。她们两家的关系，有许多奥秘很叫我捉摸不透。这一年来，她们在工作上磕磕碰碰真不算少，可是一到居家过日子的时候，她们又常常变得亲密无间了。
　　洪月娥把章黛疼得像亲闺女似的，一得空儿，就要过来和她说说话；家里有了好吃的、好玩的，总忘不了要给她送过来。那回章黛患了登格热，洪月娥和章彬彬轮换着守在床前，证明她那个干妈疼起干女儿来，与章彬彬几乎不分高下。
　　“章姐，这个洪队真是有些儿古怪，宁偷汉子又不结婚，宁疼干女儿又不自己养孩子，是不是有点儿变态呢？”
　　“你说她正常也好，说她变态也好。洪队疼我的小黛那真是没说的。你想想，她结婚才一年，老公就被拉去毙了，守寡守了二十多年，我们这‘女儿国’里又没几个姐妹身边有小孩，她当然就把我的小黛当亲闺女来疼啦！”
　　“有没有一点儿虚情假意？”
　　“你错了！洪队对小黛的感情百分之百是真诚的。因为我老公远在省城，洪队家里又没有孩子，小黛几乎成了我们共同的孩子。有好几回小黛发了高烧，我们把孩子送到医院，就在孩子的病床跟前，我们俩一块儿比赛掉泪呢！”
　　我想起昨天晚上，章彬彬正在家里给章黛打点些吃、穿、用的东西，洪月娥风风火火走进来，手上拎着梨、苹果、蛋糕、饼干什么的，冲着章彬彬说：“你还捣鼓些啥呀！还怕你的宝贝女儿挨饿受冻吗？”她把章黛搂在怀里，亲亲昵昵叫着，“干女儿，湿女儿，让你妈放心出差去吧，这些天你就是干妈的亲女儿了！”
　　人啊，可复杂了。想起这些，我又觉得洪队有些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出了西源市，公路变得宽敞平坦了，我双手轻松自如地握着方向盘，东拉西扯跟章彬彬穷聊。
　　我说：“章姐，我这个中队长天天和吕金妹在一起，还没看出她患有啥心理疾病，你一瞄，就把她看了个准，到底有啥诀窍？”
　　章彬彬沉吟了一会儿说：“也谈不上啥诀窍，只是凭经验吧。”
　　“啥经验？”
　　“像吕金妹这样的风尘女子，性心理都不可能很健康，何况长期囚禁在与世隔绝的大墙里。”
　　“性心理是不是女犯管教工作中，值得普遍重视的问题？”
　　“我想肯定是一个值得普遍重视的问题。”章彬彬想了想说，“女犯在狱中被剥夺一切自由，包括性生活的自由。因此一般说来，普遍都有性渴望和性压抑。我们是女警官，对于女犯这种女性的心理特点和生理特点，应当给与女人的理解。年轻女犯人了监，造成夫妻离散，情人分手的，高达百分之七八十呢！身陷囹圄又受了这类精神打击的女犯，不少人精神崩溃，有的老想自杀，有的老想越狱，有的就患了性心理疾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家访，请罪犯家属亲人来做帮教工作，就非常重要了。”
　　我茅塞顿开，觉得对吕金妹的家访工作已经进行太迟了，心里就有些歉疚不安。
　　章彬彬说：“这哪能怪你呀，你是刚来的中队长；要说失职，这是我的失职。”
　　这么七拉八扯，就扯到了梁佩芬。我说：“章姐，梁佩芬也不知道病得怎么样了？你有没有去看看她？”
　　“我很想去看看她，可是我又一直不敢去。”
　　“怕她怪你，骂你？”
　　“唉，是啊！”章彬彬叹了口气说，“你是知道的，梁佩芬痛哭流涕求过我，杨罗亭也死皮赖脸求我，要办保外就医，可我一口回绝了。现在，你看，她还真患了慢性肝炎等等一大堆病，作为一个老朋友，好姐妹，我是不是太绝情，太过分呀！”
　　“章姐，这也不能怪你的，她梁佩芬就算真的有病，可在你当班的时候，她的肝炎也没有发作呀！”
　　章彬彬默了一会儿神，说：“不管怎样，下回我再回省城探亲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梁佩芬家一趟，一是看看佩芬，二是看看佩芬她妈。我曾跟你说过，我在生产建设兵团的时候，佩芬的妈妈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看待呢！”
　　章彬彬说起梁佩芬的时候，心情很抑郁。可以看出，因为梁佩芬真有一大堆病，她没有为自己儿时的朋友提供方便，她一想起来就惴惴不安，像是欠了人家的情。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吕金妹的家乡东源县的黄檗乡。一打听，吕金妹的老家在吕家坳，离乡政府所在地还有五华里，不通汽车，我们只得在乡招待所住下来，准备次日一早登山。

　　任思嘉——
　　今天我们要去吕家坳。一早起来，章彬彬要我脱下警服换上便装。我有些不解，说：“穿警服有一种职业上的庄严和威严，更便于工作，为什么要换便装呢？”
　　章彬彬说：“这就要看是去干什么。如果是去抓逃犯，穿警服比较威严。我们今天是去家访，跟罪犯的家属打交道，穿便服会更随和。”
　　“行啊，章姐，你真够细心的。”
　　章彬彬笑笑：“啥细心呀，不过警服比你多穿破几十套吧！”
　　其实，我又何尝不爱穿便装？自从穿上这身多了几分庄严而少了许多柔美的警服，女性的特质在我身上消失了不少。我换上一条公主牌牛仔裤，一件苹果牌大红Ｔ恤衫，觉得又找回了学生时代的顽皮和潇洒。章彬彬穿一件花格子短袖衬衫，蓝的确良西装裤，脚上一双白球鞋。她在穿衣镜前打量自己，问道，“怎么样？小任！像个乡村大嫂吧？”
　　我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说：“很好看，像个乡村女教师。
　　但是端庄有余，时髦不足。太老派一点，你为什么不穿Ｔ恤牛仔呢？当然，你如果穿裙子肯定会更好看。”
　　章彬彬说：“老啦！我老公给我买过好几件Ｔ恤，花短裙，一直压在箱底，我不敢穿。”
　　“章姐，其实你只要稍稍打扮，你还是很漂亮的。”
　　“如今可不敢说漂亮了，想当年在兵团文宣队当演员的时候”
　　“那一定非常漂亮的，全兵团有名的‘小铁梅’呀！”
　　“可是现在老了，老了老了！”章彬彬唱了一句京戏：“十八年就老了个王宝钏！”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我问章彬彬：“你在清水潭女监当了二十多年警官，把青春都献给了这些女犯，你难道一点也不后悔吗？”
　　章彬彬说：“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也会后悔的。我当年的兵团战友，许多人后来都上了大学，我相信只要给我继续上学的机会，我很有可能成为一名好教师，成为一个好演员，或者，成为一名好记者。但我过早地穿上这身警服，从此就走不出清水潭。不顺心的时候，也会有点委屈。但是，一到过年过节，我会接到许多贺卡和慰问信，都是刑满出狱的女犯和女犯的亲属寄来的，说她们怎样开始新的生活，怎样想着我念着我，有的女犯还当上女经理、女老板，成了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我就感到心里挺踏实的！”
　　我说：“章姐，我看出来了，能像你这样热爱这份工作的，现今实在太少太少！”
　　“也谈不上热爱。”章彬彬说：“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医生给病人看病，能延长人们肉体的生命，当然很有意义；我们做一名监狱管教员，工作虽然非常平凡，可是拯救了多少人的灵魂！
　　这不仅提升了人们的生命价值，同时也保障社会的安宁。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我静静地听着，觉得这些朴素的话由一个朴素的人说出来，像金子一样闪光。
　　正说着，给我们当向导的乡妇女会主任严大姐来了，我们吃过早饭，就结伴上路。
　　从黄檗乡到吕家坳只五里路，并不算远，在平原上甩甩手就到的。可是这里的路不好走，出了小镇，就开始一直不停地爬山。羊肠小道大都用石头砌成，逼仄而陡峭，有些地段遇上一爿山梁就是一整块巨大的岩石，先人们在悬崖绝壁上凿开一条天梯一般的石蹬小径，我攀缘而上时，有一种悬在半空的感觉。我蓦地想起好些年前，吕金妹和她的小同学陈彪从吕家坳下山来上初中，这一段山路每天要走一个来回，一年是三百多个来回，三年就是一千多个来回，他们的爱情，也许在风雨兼程中指天盟誓，也许在艰难跋涉中相互扶持，也许在亦步亦趋中洒下多少欢笑，怎么说吹就吹了呢？
　　一路上，章彬彬和严大姐聊起吕金妹家的情况。她问吕金妹入狱后，她的父母亲人有什么反映？她的男朋友现在有没有娶亲？他们怎么不去看望吕金妹？严大姐一一作了回答。这个吕家坳可是个又穷又落后的小村子，就在前些年，连寡妇改嫁也会受人非议的，吕金妹犯了做“鸡”的罪，整个村子都觉得被这个坏姑娘丢尽了脸，把她父母骂得抬不起头，想去探监也不敢去了。
　　那个陈彪呢，听说倒是一直等着吕金妹的，他们自小有感情，高山大岭的，娶个老婆也非常不易。可是他哥极力反对，这里有观念问题，更有说不出口的私心。陈彪不是用吕金妹挣来的钱建起几间小瓦房吗？陈彪他哥大概想图这房子用来自己成家立业，就一个劲泼陈彪的冷水，不让陈彪继续这门亲事。
　　章彬彬一路上走得很慢。我知她的腿有痛风症，怕太累了腿脚出毛病。同时，她又寻根刨底地跟严大姐闲扯穷聊，村子到了，该知道的情况，她已经大体知道。由此足见一个老警官的干练和精明。我想，章彬彬要找些什么人，进行怎样的谈话，早已成竹在胸了。
　　我们上到半山腰，看到一片苦槠树林，转进一个倒Ｕ字形的小山坳，十几户平房茅屋高高低低地趴在山窝里，严大姐说那就是吕家坳。
　　我们迳直找到村民小组长的家。小组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农民哥，听说我们是清水潭女子监狱来的，有点儿紧张，一面过分热情地留我们喝茶，一面很可能就差个什么人去吕金妹家通风报信了。
　　我们喝过一杯茶，由村民小组长领着到吕金妹家。她的父亲、哥哥、嫂嫂和妹妹都在厅堂里严阵以待；但是，惟独不见吕金妹的母亲。
　　我们几个落了座，章彬彬刚说到来访的目的是要向他们通报一下吕金妹的情况，吕金妹的父亲，一个五十多岁的矮个子小老头，就抢着嚷嚷：“这个杀千刀的野妹子呀，这个千人骑万人踏的臭婊子呀，她十几岁就老惹我生气，是被我赶出家门的，她外出打工就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我们早就恩断义绝，不认她这个女儿，，
　　不难判断，吕老汉对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顾虑重重：他们担心牵连到自己身上有一份责任，特别是担心会追查吕金妹往家里寄钱，甚至会受到经济上的损失。所以，他一开头就一个劲穷嚷嚷，以示早与女儿划清界限。
　　接着，吕金妹她哥、她嫂和妹妹也都同仇敌忾，表示对吕金妹的不满和声讨。从这里我不难看到，我们国家数十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人们心头投下的阴影至今没有消除。许多人一失足成罪人，其家属和亲友，头一个反应，就是划清界限自保平安，至于拯救和帮助失足者，倒成为下一步的事了。
　　章彬彬静静地听完他们的话，冷冷地问道：“你们说的是不是真话？”
　　吕老汉声音响亮地回答：“真话，一百个真话！”
　　章彬彬把目光转向当哥哥的。他哥哥的调子稍稍低了些：
　　“真话！警察同志，我们还敢骗你！”
　　章彬彬又把目光转向姑嫂俩。这两个年轻女子就目光躲闪，回答得更加含糊了。
　　章彬彬这才以少有的严肃口气说：“好！你们都说得很清楚，很硬气，这个吕金妹跟你们是没有一点关系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吕金妹犯的罪并不重，上头已经给她改判，很快就能出狱，而且要帮她安排工作，这需要有家属出面担保，你们当爸当哥的都说跟她早就断了关系，这事我们只好回去如实汇报了。”
　　我真没想到章彬彬会来这一手，她说得非常认真，非常严肃，把吕金妹的亲人们都蒙住了。吕老汉愣了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说：“这、这、这个手续，如果一定要我、我们去办，我们就去办吧！”
　　章彬彬说：“不行！你们都说吕金妹跟你们脱离关系了，这个手续怎么办？”
　　吕金妹她哥也抢着说：“可村里人都能证明，吕金妹原来是我们家的人。”
　　吕金妹她爸说：“瓜儿离不开秧，崽儿离不开娘。再怎么说，金妹也是我吕家人嘛！”
　　章彬彬问道：“吕金妹是你们吕家人，可怎么没见你们谁去探过一次监？”
　　吕老汉等人又犯了傻，大眼瞪小眼地愣住。
　　章彬彬提高声音问道：“吕金妹的妈妈呢？我们也想知道她老人家的态度。”
　　吕老汉等不敢吱声。静场好一会儿，只听卧房里一阵响动，一个蓬头垢面的大娘摸摸索索走出来，悲悲切切哭嚷道：“同志呀，同志，我早想去看我女儿呀！昼思夜想的，也不知流了多少泪，你们看，我眼睛都快哭瞎了！可是，这几个没心没肺的，就是拦住不让我去！走，走，走，我这就跟你们去看我女儿！”
　　章彬彬扶着大娘在自己身边坐下来，给了她一番安慰，然后对大家说：“非常抱歉，你们不肯对我说实话，我也只好诓你们一回。实话对你们说吧，吕金妹那个罪呀，说重不算重，说轻也不算轻的，判了十二年。如果她在狱中好好改造，就能不断减刑，六、七个年头也就出来了。她今年才二十二岁，出来时还不上三十，还有很长的路好走呢！你们可好，当爹的，做哥的，连个信也不给她回，你们心里说得过去吗？吕金妹的事早结案了，不会追究家属任何责任。但是，她走上犯罪道路，有没有你们一分责任？她一次又一次寄钱回家，你们看，新房子也建起来了，当哥哥的娶了嫂子，做妹妹的也上完了中学，你们收到吕金妹大笔大笔钱款的时候，不会想到她来钱的路子不对？你们写信劝过她没有？批评教育她没有？好，出了事，你们一推六二五，跟她断绝关系，你们还算人吗？我告诉你们吧，不要说像吕金妹这样的只判十来年的女犯，就是判死缓的，判无期的，只要法律没有宣判他们死刑，我们监狱都有责任关心她，教育她，改造她，她们将来回归社会才能重新做人。你们倒好，亲爹亲妈亲兄妹，还想抛弃她，你们说，她还有啥盼头好活着？还怎么能改造好？你们过去已经把她往火坑里推了，现在还要往她身上再踩上一只脚？你们的良心都到哪去了呢？”
　　真没想到，文质彬彬的章彬彬说出这一番话，是如此掷地有声，入情人理，把吕金妹全家人，不，应该说是把吕家坳全村人（因为这个村子不大，一听说女监来了两名警察，全村老老少少都拥来看热闹）都震慑住了。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舆论强制人们只认一个死理—人一犯了罪，特别是进了监狱，那就是人民的敌人，亲人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惟恐避之不及。现在由一个罪犯的克星—人民警察，亲口说出这番话，罪犯的家属不能不打心眼里信服。
　　这个门里门外、厅上厅下都挤满了男女老少的场面，静默了好一会儿，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从人群中挤出来，怯生生地说：“请问同志，除了吕金妹的亲属，别人能不能去看望她？”
　　小伙子留着小平头，穿一件短袖衫，在许多灰头土脑的山民中，算是长得相当英俊的一个，我就猜想他很可能是吕金妹的男朋友陈彪。果然，章彬彬反问他是什么人的时候，他回说他是吕金妹的老同学。
　　章彬彬就非常风趣而友善地笑了：“你叫陈彪，对吧？我知道你不止是吕金妹的老同学，还是她的男朋友。你们曾经有个约定，吕金妹外出打三年工，挣了钱给你盖起几间瓦房，她就回来跟你结婚。有没有这回事？”
　　陈彪不置可否，满脸通红。
　　章彬彬又说：“我们知道，吕金妹可是寄了不少钱给你的，瓦房盖好没有？”
　　陈彪不敢笑了，神色张皇地低下头。
　　满厅堂的男女老少们却轰地一声笑了，还用山里的土话叽叽喳喳议论。我听不懂他们的方言，但我相信他们是说这位女警察是何等厉害。
　　章彬彬再追问一遍，陈彪还是手足无措，头低低的站着，对章彬彬的问话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但是，人们惊讶的表情和善意的哄笑，已经证明章彬彬所说的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这时，又有一个比陈彪稍稍年长一点的年轻人从人群中挤出来，结结巴巴地对章彬彬说：“警察同志，你们可不能乱说呀！
　　我们家的瓦房是自己挣钱盖的，可没有花她吕金妹一分钱。”章彬彬问道：“你是陈彪家什么人呀？看把你急的！”
　　那人说：“我是陈彪哥哥陈虎。”
　　章彬彬说：“正好，我们正想找你谈谈呢。看你这人的名字就吓人，虎呀豹的，好厉害！真想虎口一张，就把人家吕金妹寄来的钱一口吞下去？是不是？”
　　“同志，同志，你、你、你怎么这样说话？”陈虎吓得有点结巴。
　　章彬彬口气和缓了些，说：“吕金妹有没有给陈彪寄钱，不是你陈虎一句话就能一笔勾销的，吕金妹心中有数，陈彪也心中有数，乡邮电所还有存根，何年何月何日寄了钱，一次寄多少，都一笔一笔有案可查么！”
　　陈虎结巴得更厉害了：“你们你们警、警察，也、也管得太宽了吧，除了管、管、管犯人，还还、还管、管、管得了人家盖房子？”
　　章彬彬的脸色陡地严肃起来，说：“陈虎同志，我们有责任跟你们宣传一点法律知识。犯人虽然判了刑，虽然蹲了监狱，但是，只要不是判极刑的，只要不是犯贪污、受贿、走私、贩毒罪的，像吕金妹这样的犯人，她的私人财产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还有，犯人的婚姻和爱情，也受到法律保护。局外人如果加以干涉和破坏，造成不良后果的，可要负民事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章彬彬居然在这里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让这些几乎生活在世外桃园中的山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而那个觊觎弟弟房产的陈虎，却不知何时，悄没声儿从人群中溜走了。
　　人们散去后，我们特意把村民小组长留下来，跟乡妇联主任严大姐一起开了个小会。章彬彬请他们一起调解陈彪兄弟的关系，还要做好村民的工作，不要歧视、唾弃服刑犯，给吕金妹更多关心和温暖，这样才有利于她的改造，将来可以重新做人。大半天忙下来，不觉日已偏西。我们赶在日落之前下山，是来不及了。更何况，吕金妹父母兄妹全家出动挽留，那哭瞎了眼的母亲和妹妹，还有陈彪，又说第二天要跟我们的车去女监探望吕金妹，盛情难却，我们也只好住下。
　　吕金妹哥哥是个枪法非凡的猎手。他提着鸟铳到后山转了一圈，只听几声枪响，一会儿，就拎着两只斑鸠和一只野兔回来。
　　于是这天晚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全真的山珍野味。
　　夜里，严大姐跟村民小组长女儿搭铺去了，吕金妹的嫂子把新娘房让给了我们。她显然把城里干部的洁癖估计得过于严重，和小姑一起撸走了床上所有的卧具，换上一套从未用过的新被新褥新枕巾，弄得我在全新的棉布的清香中，久久不能入睡。躺在另一头的章彬彬也不停地翻身响动。
　　“章姐，你是不是痛风病又犯了？”
　　“是啊，我这腿真不争气，稍稍劳累一点，就跟我过不去。”
　　“我帮你揉一揉，怎么样？”
　　“不，腿上的毛病倒不碍事，在热被窝里焐一会儿就会好的。”章彬彬轻声说，“我是想我的小黛唉，小黛这会儿也不知道睡下没有？她睡觉不老实，老是把胳膊撂在外头”
　　“放心吧，章姐！小黛的干妈会给她盖好被子的。”
　　“是吗？”章彬彬的话音愈来愈微弱了。一会儿，我听到她轻轻的鼻息声。

　　吕金妹——
　　怪了，这些天同改们都用怪怪的目光瞅我，干部们也用怪怪的目光瞅我。她们背着我嘀嘀咕咕，我一走过去，她们啥都不说了。干部还说我是不是犯了什么病，要我去看医生，开来一大堆药片。又不是巧克力，我才不吃哩！我什么病也没有。一百多斤的粪桶我挑起就跑，一大缸子牢饭我哗啦哗啦吃个精光。我有病？有啥病呀！如果硬要说我有病，那就是心里有点病。最近我老是睡不好，头一挨枕头就做梦，老梦见我妈，我妹，更多时候梦见陈彪那个小冤家这样，我白天没精打采，恍恍惚惚，迷迷糊糊，嘿，大家就说我有病。我有啥病？你们才有病哩！
　　因为精神不好，我最近干活手头就慢了下来。我的劳动积分一下子拉下好多，心里就有点害怕。我怕“宽管”没份，减刑更没份，莫非真“要把牢底来坐穿”啦！今天我下了车间，一开始就暗暗使劲儿。我的活计是制鞋流水线的最后一道工序，把已经胶贴好的鞋面与胶合好的鞋底再胶压在一起，完成这道工序，这双球鞋、运动鞋就算制成了。但是，我的活计要比单纯胶贴鞋面和胶贴鞋底难得多。那两项活，是平面的黏胶，比较简单；我的胶贴又有曲线又有弧线，又有平面又有立体，技术比较复杂。过去，我干这活老是心不在焉，常出次品，也不知被大队长剋了多少次，更不知被她扣了多少分。自从那天关了禁闭，不，应该说是自从那天章副大队长给我一瓶清凉油，又苦口婆心跟我谈了一次话，我心里比较舒坦，活儿就干得比较顺手了。我把鞋面的下沿和鞋底的外侧，糊上一层强力黏胶剂，放进鞋模子里一压，然后用小鎯头笃笃笃敲敲结实，这双鞋子就在我手里做好了。
　　这一年来，我也不知做成了多少鞋？在这小板凳上一坐下来，除了起身解手—我情绪不好的时候解手就特多—我自己也像被强力黏胶剂黏在小凳子上。我一会儿糊胶水，一会儿抡小鎯头，双手的动作也和机器一样有节奏。不止是我，所有女犯一进车间，必定都要成为一台活机器。也不知怎么搞的，活是愈来愈多了，容不得我有一点点分心，更容不得我双手停下来，我像只陀螺不停地转动，让自己的脑子麻木，让自己的脑子也成为一瓶糊里糊涂的胶水，什么也不会想，什么也不能想，这漫长的时光反而易过一些。一天一天熬着，一月一月熬着，我来到这个倒霉的地方，快七百九十天了吧！
　　我把一双已经完工的运动鞋放进一只大纸箱，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又拿起另一双鞋面和鞋底，正准备开动我这部会说话的制鞋机的时候，王管教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吕金妹，你出来一下！”
　　我跟王管教走出车间。王管教说：“吕金妹，你妈妈你妹妹来看你了，在会见室，你快去！”
　　我妈？我妹？这是在我梦中想过几百几千遍的啊！可是有人跟我说，这会儿我妈我妹来了，我又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报告管教，你说什么？我、我没有听清楚。”
　　王管教把话重复一遍，我才结结巴巴说：“这、这、这怎么可能？王管教，你有没有搞错？”
　　王管教说：“一点没错。就是叫你！章副大队长和任中队长，昨天专门开车，去把你妈妈和妹妹接来啦！”
　　这下我听清了，相信了，我拔腿就往走廊的大铁门跑去，王管教叫住了我：“吕金妹，你去换换衣服洗个脸吧！”
　　我匆匆跑回号房，换了身干净的号服，洗了把脸，梳了梳头。前两天我还从田野上采些草莓、指甲花什么的，又涂口红又染指甲哩，被中队长和管教们狠狠剋了一顿，我无心打扮了，脸也不洗，头也不梳，这会儿我妈来了，我妹来了，我总不能蓬头乱发去见她们哪！左照照镜子，右照照镜子，觉得还算头面清爽了，我才脚步踉跄往外跑。
　　我跟着王管教走进会见室的时候，看见章大队长、小任中队长陪着我妈我妹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她们都一身尘土灰扑扑的，还真是刚下的汽车哪。隔着一溜水泥横台，我从酸酸的喉咙头挤出一声“妈！”就说不出话。我妈叫着：“金妹！金妹！”她举起双手，毫无目标地在空中摸索。
　　我妹就说：“姐，你站过来呀！妈想你，把眼睛也哭瞎了！
　　她想摸摸你，你站过来！”
　　我的天呀，我看见我妈的眼睛果真蒙着一层白翳，目光空空洞洞的，脸上那种麻木的表情也正是许多盲人的表情，顿时，我就万箭穿心，抱住我妈一个劲哭。我妈伸出一双老树根一般的手，抖抖索索地在我身上抚摸。她抚摸我的头发，抚摸我的额头，抚摸我的眼角，抚摸我的腮帮最后，就不停地捏拿我的胳膊我的手。我妈我妹说不出话，我也说不出话。我妈一双手，既代替眼睛又代替嘴巴，我“听”懂了，她的抚摸是一种询问和哭诉：金妹哪，你怎么会犯下恁大的罪？都是家里逼着要你寄钱寄钱，你才落得这个下场呀！你瘦了吗？老了吗？哎呀呀，看看你这双手，疙瘩垒疙瘩的，也像妈的手！
　　我抱着我妈说：“妈，你别哭！都是女儿不好，害你眼睛都哭瞎哩！你千万别再哭了！你老放心，干部们待我很好。小妹，你们一定要把妈的眼睛治好呀！”
　　我妈说：“金妹哪，你爸你哥都不是东西，不让我知道你的死活哪，今天看见（她哪里能看见呀！）你还壮壮实实活着，我就放心了！这里的警察同志，都是天大的大好人呀，她们自己开着车，又翻山越岭到我们吕家坳，叫我和你妹来看你，看看，政府这样好！干部这样好！金妹，你再不好好改造，你真的不是人哪！”
　　我妈我妹一定还有许多话要对我说，可是任中队长看了看表，说：“大妈，时间到了！一般犯人会见亲属只有半点钟，你们都快说了一点钟了。”
　　章大队长也眼睛红红地说：“吕金妹，就谈到这里吧！你妈坐了一天车，也该歇一歇。”
　　会见就要结束时，我妹吞吞吐吐对我说：“姐，外头还有个人”
　　“外头还有个人？谁？”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我妈我妹都支支吾吾的，想说又不敢说。我急了，就催她们，到底是谁？来了又不见我，想把我急死了怎么的！
　　我妹说：“姐，陈彪也跟来了。他怕你生气，不敢进来，在外头候着，他就听你一句话：见，还是不见？”
　　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几乎栽倒在地。天呀，他来干什么？
　　我蹲号子快两年了，他连片纸只字都没来过，今天来干啥？再说，再说，我哪有脸见他呀！
　　我坚决摇头：“算了算了！不见！不见！”
　　章大队长和任中队长就劝我说：“吕金妹，还是见一见吧，人家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大老远赶了来。”
　　我心里动了一下，暗想：他对我也许还是旧情未断呢？就说，“好吧，大队长，我听你的。”
　　任中队长对着大厅的门外喊了一嗓子：“陈彪，陈彪，你进来吧！”
　　那个小冤家头低低地走进来。他的脸膛还是像紫檀木一样黑黜黜的，胸脯还是那么鼓鼓的，身板还是那么挺挺的，一切都和我常常做梦见到的那个人没有两样！眼泪哗啦一下就蒙住了我的眼。我就看不见他的眼睛，看不见他的表情，他到底是怨我？恨我？还是原谅了我？哦，他怀里抱着一大堆啥东西？哦，有鸡蛋、鸭蛋、藤梨、米糕什么的，全是我们吕家坳山里出的土特产。他咚咚的脚步声愈来愈近了，就在他刚刚抬起眼睛朝我看过来的一霎那，我“哇”地大哭一声，向号房逃去。
　　王管教和任中队长想拦我，终究没有拦住。

　　任思嘉——
　　吕金妹的母亲、妹妹和男朋友来探监，对吕金妹心灵上的震撼可想而知。我发现就是从那一刻起，吕金妹的神情忽然有了转变。她看人的目光不再那么木呆呆的了，也不再在人前人后傻笑。但是，我看见她眼里常常挂着泪水。显然，她妈、她妹和陈彪，对她患的桃花癫还真是一剂良药。我们担心她受不了如此强烈的精神刺激，闹出啥毛病来，甚至走绝路，特意派了９号号房的几名女犯值夜班，又交待林红、王莹、董雪夜里多查几遍房。
　　幸好，这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上午上班，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吕金妹就在门前喊“报告”，得到我的同意后，她走了进来。我看见她两只丹凤眼红肿得像桃子似的，就想她昨晚肯定是一宿没睡。
　　“吕金妹，你有事？”
　　“报告中队长，我妈她们回去了吗？”
　　“她们昨晚在女监招待所住下，现在还没走吧。怎么，你还想见见她们？”
　　吕金妹慌乱地说：“不，不！我知道监狱的规矩，表现好的‘宽管’犯人才准许一月探一次监，一次会见不能超过半点钟。
　　我是个‘严管’犯，干部照顾我，让我妈我妹跟我一见面就谈了一个多钟头，我不敢有什么要求了。”
　　我说：“你跟你男朋友还没说上一句话呢，人家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你要是愿见，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吕金妹犹豫一会儿说：“不见了，不见了！我已经写好一封信，请中队长帮我转给他，好吗？”
　　我点了点头。吕金妹拖着沉重的脚步回车间干活去了。
　　信没有封口，我从信封里掏出一张信笺。信笺横向折成三叠，纵向折成五叠，上部折成一个三角形，下部又分两叠折成个矩形。把信笺搁在桌上，像个下跪磕头的纸人，一副谦卑可掬之状。这种折叠信笺的格式，是由谁发明的已不得而知。但我检查过许多女犯发出的信件，信笺大都是这个折法。我有时会把那些折成跪拜状的信笺搁在桌上默默地看，静静地想，一般来说，女性罪犯的心理素质大都比较脆弱，一进了号子，罪犯意识就渐渐根深蒂固，给人写信的时候也总觉得是低人一等抬不起头。
　　吕金妹的钢笔字写得相当清秀。她写道：
　　陈彪：
　　我一千个对不起你，一万个对不起你。我做了那样的丑事，真是没脸见你了！我不希望得到你的原谅，也不敢屠（奢）望得到你的原谅。
　　小时候，我们俩一起小学毕了业，又一起去乡里上初中。每天一个来回，要走十里山路。饿了，你给我采野果子吃；冷了，你把衣服给了我；下雨了，你把雨笠让给我。有一次我不小心崴了脚脖子，是你背着我。你好大的力气呀，像一头小牛犊，把我一口气驮回家。
　　小时候，那日子是多么美丽（好）啊，但是永远过去了，就当它是南可（柯）一梦吧！
　　听说你们家已经盖起几间小瓦房，你趁早寻个可心的人儿结婚过日子吧！你千万不要等我，我坐牢还要坐好多年。
　　请你忘记我。我决不冤（怨）你。
　　祝你幸福！
　　罪人
　　吕金妹
　　除几个错别字，信写得很通顺，感情也表达得恰到好处。当今社会的某种诱惑，除了毁灭了一个可爱的姑娘，也同时毁灭了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我不能不为之惋惜！我默默坐了好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才去招待所找陈彪。
　　我说：“陈彪，很遗憾，吕金妹不愿来见你，但是，她给你写了一封信。”
　　陈彪默默地接过了那封信，反反复复瞅，好久好久不说话。
　　吕金妹的瞎眼妈妈瞪着空洞的眼睛，不安地问：“金妹信上说些啥？嗐，这孩子！”
　　吕金妹的小妹要求陈彪念一遍，陈彪不念，把信递给她。吕的小妹就轻声给母亲念了一遍。一边念，一边抽抽嗒嗒哭起来。
　　的母亲倒是强抑住自己的感情，静静地面对陈彪，说：“孩子，金妹就等你一句话了，你就给她一句话吧！我那妹子是对不起你的，主意你自己拿！”
　　陈彪依然沉默着。看来他心里一定翻江倒海，一时拿不定主意。
　　我就把吕金妹的周记本拿给陈彪看。
　　我说：“陈彪，吕金妹做出那样的丑事脏事，自然是很对不起你的。她在狱中已经后悔莫及了。你看她这个周记本上，一页一页都写满了‘陈彪’、‘陈彪’，可见她心里一直想念你。再说，她这封信，虽然叫你不要等她了，可这不是她的真心话，她这信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的。你看，信笺上还有她的泪痕呢。从我们监狱的角度来说，社会上能够给罪犯伸出援助之手，我们都非常高兴。何况你们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当然，你想怎么处理这件事，完全是你个人的自由。你就表个态吧，我给你捎话。”
　　陈彪又沉默好久，终于开了口：“中队长，实话对你说，我的心里也是乱糟糟的。本来，我想来看看吕金妹，当面说说清楚，我们就各走各的路。来这里一看，她那么痛苦，一再说自己错了，还有，你们管教对她那么好，真像老师对学生一样，我、我、我哪能狠心扔下她不管呢！咳，我昨晚也想了一宿呀！我是想通了，中队长，请你转告吕金妹，只要她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我陈彪等她一辈子！就是这话。”
　　吕金妹母亲一下子抓住陈彪的手，一个劲地抖抖索索的。吕金妹的小妹泪痕未干的脸也绽出了笑容。我掂量出，陈彪这短短几句话，对吕金妹真是一张救命符。
　　晚上，我把陈彪这几句话捎给吕金妹，吕金妹的激动和感动自不用说。她几乎是咬紧了牙关向我保证：“中队长，你看着好了，从今往后，我吕金妹如果再犯错误，再表现不好，我、我就不是人！”
　　打那以后，陈彪常常给吕金妹来信，也像谢芳的男朋友一样，每月来探一次监，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真是“心病还要心药医”，吕金妹的桃花癫很快不治而愈。她不再偷偷抽烟，不再骂人打人寻衅闹事。当然，我不能说吕金妹一下子就改造好了，她能把情绪稳定下来，愿意改造上进，就是个很大的成绩。
　　女犯在狱中表现如何，小自一间号房，大到一个中队、一个大队，某几个关键人物往往起着领头作用。关键人物如果一味消沉、绝望，甚至违规抗改，消极因素就会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这个中队、大队就别想管理好；反之，那几个关键人物如果能端正态度，自觉改造，积极因素也会像春雨后林子里的蘑菇，悄然疯长，蔚然成风。因为最挠头的关飞鸾、吕金妹有了显著转变，其他女犯的情绪也很快稳定下来，学习和生产都走上了正轨。于是，第三季度之初，先进中队的流动红旗就悬挂在我们三中队的队部门口。

　　章彬彬——
　　天麻麻亮的时候，我家对面建筑工地上电锤打桩震天撼地的一声巨响，把我从酣睡中惊醒了。接着，街上的汽车声、叫卖声、吵嚷声像潮水涌来，我再也无法合眼。省城和清水潭就是不一样。山区那种无边的宁静，清新的空气，大城市有钱也难买。
　　如果我这会儿还在“女儿国”的小房间里，也许睡得正香呢。但这时我是在省城的家，把头枕在崔一峰粗壮的胳膊上，像一叶小舟泊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里，幸福感在我心中微波荡漾。哦，作为一名女警官，在漫长的岁月中，夫妻团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这回，省司法厅有个小型的罪犯管教经验交流会，赵监狱长照顾我，让我公私兼顾，就来了一趟省城。
　　一会儿，崔一峰也醒来了，对着我的耳鬓轻轻说：“你再躺一会儿吧，我起来弄饭给你吃！”
　　我说：“我也得起来。我今天还得去看看梁佩芬。”
　　“你还敢去看梁佩芬？人家生病的时候，求你办个保外就医，你都不肯出力，人家不把你骂个狗血淋头！”
　　“嗐，她要骂，就让她骂一回吧！”我有些无奈地说，“我们毕竟是兵团的老战友，姐妹一场，她已经保外就医好几个月，我不去看看她，心里总像欠她一笔账。还有，自从梁伯去世后，梁伯母一直瘫在床上，也不知怎么样了，我也得去看看呀！”
　　吃过早饭，我上街买了些水果和滋阴的补品，就“打的”去省干休所。梁建成老厅长是“三八”式老干部，离休后安置在干休所。梁佩芬在西源市犯了罪，在当地不好意思待，办好保外就医手续，也早就来省城老母身边休养。站在梁宅门前，我举起手来要摁门铃的刹那间，心里还充满矛盾和不安。我设想患了肝炎和胃炎、胃溃疡等等病症的梁佩芬肯定是面黄肌瘦、病病快快，当初她提出保外就医的要求时，我竟一口回绝，现在该如何解释和表示歉意呢？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当我叫开房门，迎面站着的梁佩芬，我几乎不认识了。她养胖了，尖下巴变成双下巴，黄瘦的脸变成红扑扑的脸，透过她身上丝绸面料的睡衣，我看见她的背部和腰间一圈厚厚的赘肉，十分显眼而难看地鼓突出来。这哪儿像个重病缠身的人？
　　我和梁佩芬，一个站在门外，一个站在门里，像陌生人那样对视了好一会儿，梁佩芬才万分慵懒地开了口：
　　“哦，是大队长！你找我有事？”
　　她没有叫我“彬彬姐”，而是叫“大队长”，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都像刚从冰窖里掏出来的冰块。我心中打了个寒颤，马上意识到她对我的误解和记恨有多深刻，这次登门探望是不是自作多情多此一举？
　　我说：“佩芬，我来看看你！”
　　“哦？怎么敢当！怎么敢当！”梁佩芬摆了摆手，脸上依然毫无表情。“请进吧！”
　　国家分配给梁老这一级老干部的住房，相当宽敞，但是，室内装修远远不及当下一些官员们的住宅那么精美豪华。我们在客厅落了座，小保姆给我沏了茶。我慢慢地品了几口，心里斟酌该说些什么话。我一辈子都在女监跟女犯们打交道，不擅于交际场合的辞令，想了半天，说出来的话还是直通通的。
　　“佩芬，看你的气色，比前些日子好多了！这一段养病还是很有成绩的。”
　　“好？好什么好呀？”梁佩芬蛾眉微蹙，一副东施效颦无比愁苦模样。“不过是家里营养好一点，环境静一点，又不要干活，自然就养胖了些，这全身的病呀，一年半载怕是好不了的。”
　　我说：“非常抱歉！你最初提出保外就医的时候，都怪我关心不够，没看出你身上有什么病，竟没帮你的忙。”
　　梁佩芬脸色立即难看起来：“没看出我有什么病？有的人的眼睛就是特别，有什么办法？在你看来，我这会儿吃得胖胖的，也是没有什么病呢！”
　　我心里被剜了一刀，立时如坐针毡：“佩芬，你不该这样说话，你知道我头上戴着大盖帽儿，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可是，我后来能跳出高墙铁窗，也总得有一两个戴大盖帽儿的人给我帮忙吧。”
　　我下意识问了一句：“谁？”
　　“哦？”梁佩芬满心狐疑地翻我一眼，“你想盘根刨底，再把我逮进去？告诉你，你办不到，我的保外就医，可是有大医院的诊断检查，又有欧阳书记批示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由于我没有帮上梁佩芬的忙，她对我已经满怀忿恨。我诚心诚意前来看望她，她也神经过敏，以为是对她进行侦查了。我委屈得眼泪快要掉下来，说：“佩芬，看来我今天不应该来的。你自己保重，我这就告辞了！”
　　我正举步向门外走的时候，梁佩芬叫住了我：“慢！你带来的东西，请你带回去，我是一个罪犯，哪敢消受大队长的礼品！”
　　眼泪从我眼眶里一下子就退回去了，我瞅也不瞅梁佩芬一眼，回身拎起我带来的礼品。我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就是扔在街头喂狗，也不愿留给你梁佩芬。但是，当我正要跨出房门的时候，有一个老人病弱的声音传来：
　　“是不是彬彬来啦？怎么不来看我？”
　　随即，梁家的小保姆也追了上来，把我领到梁佩芬老母的卧室。我今天来梁家，除了看梁佩芬，原也想看看梁伯母的，被梁佩芬讥诮了一场，竟把这桩要紧事儿忘了。
　　二十多年前，我和梁佩芬一块在兵团当文宣队员的时候，梁伯母才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节假日我们回到梁师长家，如果他们家的鸡窝里还掏得出两个鸡蛋，准是佩芬和我一人一个；如果伯母亲手做了两双布鞋，肯定又是佩芬和我一人一双。梁伯母的慈祥和能干，我是毕生难忘的。现在，我走进伯母的卧房，看见伯母病快快地躺在床上，我心里紧缩一下，在她身上几乎找不到她年轻时的一点影子了。她老了，脸上皱纹纵横，头上白发如雪，握住我的一双手，黄不叽叽、抖抖索索的，像一双皱巴巴的橡皮假手。
　　我说：“伯母，这些日子身子骨可好些了？”
　　伯母说：“哪能好呢？推一天算一天吧！”
　　我不由黯然欲泪：“咳，我还在那山沟沟里工作，不能常来看看伯母您。”
　　伯母眼里也噙满了泪水：“彬彬哪，你有这份心，伯母就高兴了！你梁伯活着的时候，咱们俩老常说，彬彬那闺女才是个难得的好干部。咳，瞧瞧咱们那个吧”
　　我怕老人伤心，连忙摆手止住：“伯母，别说这个了！佩芬能够出来，慢慢把病养好了，您老就少操心了！”
　　歇了会儿，伯母轻声问道：“你们刚才吵嘴了？”
　　我摇了摇头：“也不算吵嘴，只是我们之间有些误会，说话大点儿声。”
　　伯母说：“别瞒我了，你们刚才吵嘴，我都听到了。实话跟你说了吧，按说，佩芬也没啥大病的，你按原则办事，一点儿错也没有，佩芬在我跟前埋怨你，被我骂过好多回。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你看，我落到这个地步，起不了床；婷婷还不到上学年龄，能放心让佩芬老关在那里面吗？我早也想，晚也盼，把心都操碎了呀！好在杨罗亭在外头人面熟，托了门路，好不容易才把佩芬弄出来。”
　　我不让伯母往下说：“别说了，伯母！就当我不知道有这回事。”
　　“不！这事让你知道了有好处。”梁伯母很固执，坚持着说下去。“佩芬人虽然出来了，却一直心神不定。她怕假期满了，或者事情露馅了，还得提溜进去再关十几年。就今天吵，明天吵，吵着求我给欧阳书记写了封信，她亲自去见了欧阳书记。欧阳书记可看重战友情谊了，亲自在上头批了几句话。你看，我这里还有他的批示的复印件。”
　　伯母说着，从床头柜抽屉里掏出一封复印的信。看得出来，信是杨罗亭代笔的，落款却是梁伯母。内容是说梁佩芬自幼患过肝炎，身体不好之类，要求长期保外就医。在信笺第一页的抬头空白处，欧阳书记用漂亮的行楷批了两句话：
　　“如果梁佩芬确实有病，请司法部门按有关条款，准许她长期保外就医。”
　　聪明人一眼就看得明白，这两句话批得非常艺术而灵活。第一句是欧阳书记为自己设置了安全保险，第二句话才是关键所在。下级部门一般没有人不愿做顺水人情而积极效力的。
　　我把信折叠好，放回伯母的床头柜，同时含含糊糊地应付着：“伯母，有了欧阳书记的批示，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彬彬，你也看到了，咱这个家呀，老的老，小的小，我又活不了多少日子了，真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佩芬的事，我就拜托你了！”
　　伯母半倚在床上，白发苍苍的脑壳无力地枕在床头，饱含泪水被细密皱纹包裹着的一对老眼，定定地盯着我。哦，七十多岁的老人了，那微弱黯淡的目光，几乎是白昼与黑夜交接时的最后一缕捉摸不定的夕照，说灭倏然就会灭的，瞅着也叫人心酸，我哪能忍心说出有违老人心愿的话呢？
　　“伯母，您放心！”我自己都听见我的声音有些酸涩。“就当我没有来过这一趟，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后来，我一直后悔，作为一个晚辈，我这样安慰老人当然是人之常情；但作为一名警官，我的许诺有违我的职业道德。我将在心里自我谴责一辈子。
　　伯母枯瘦的双手抓住我，久久不放我走。我发现伯母仿佛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又不好启齿。当我一再看表，要起身告辞时，伯母终于还是把她最为忧心的一桩事告诉了我。她说，杨罗亭把佩芬送到娘家来养病之后，自己老待在西源市，很少很少来看佩芬，就是来了，也没有好言好语，说不上三句话就翻脸吵架。有一回，杨罗亭那小子还动手打了佩芬。伯母为女儿的委屈不知哭了多少回。伯母问佩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开初佩芬一直不肯说，伯母就愣哭愣哭，佩芬无奈，这才不得已透露：那个大流氓杨罗亭早在西源市养了个二十来岁的“小蜜”
　　伯母一边抹泪一边咬牙切齿骂道：“这个杨罗亭，心肝真喂了狗呀！他是个啥东西？十多年前还是个中学教师，连个教研组长都当不上，要不是沾咱老头的光，沾咱佩芬的光，他一个教书匠，能当上市经委主任？现在翅膀长硬了，就过河拆桥，就恩将仇报，他还算个人哪！”
　　我一边听着伯母气呼呼地数落，一边心里想：杨罗亭原来是这么只“中山狼”。但是，在梁佩芬蹲监狱的时候，他一次一次来探监，那么急切地想把妻子弄出去，显得恩恩爱爱的样子，和伯母说的完全是两个人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伯母还说了许多气话。她说，她恨自己实在老了，瘫在床上，不能去西源市找杨罗亭算账；手又颤颤抖抖的，想写封信骂他也动不了笔；挂长途电话吧，杨罗亭那狗日的接也不愿接。
　　对伯母这些话我深信不疑。年轻时伯母是梁老那个独立师卫生队的指导员，后来，跟着梁老下地方，在公安部门当一名不大不小的官儿。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把她锤炼成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如果她没有离休，如果她不是瘫在床上，她真有可能把杨罗亭撕成碎片。
　　但是，疾病把这个心高气傲的老太太完全挫败了。最后，她的双手握住我的手，把满腔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她说：“彬彬哪，你在西源市工作，能常常见到杨罗亭，你去找他说说，问问他杨家哪一窟祖坟冒过烟？要不是咱梁家一手提携，他凭啥能当上个七品芝麻官？是人么，总得讲点良心吧！”
　　伯母发现自己太激动，强忍怒火，万分无奈地把话说得委婉些：“当然，彬彬哪，你还是以劝说为主，不要像我这样大动肝火。哎，有啥法子哟，家里的桶儿散了还是家里箍呀，哪怕是一只臭烘烘的粪桶，咱也希望它不要散，何况咱佩芬是这样个情况，咱外孙女婷婷还小！”
　　我明明知道自己才几斤几两，是绝对不堪重任的。但是，为了给老人一点慰藉，我还是不住点头：“好的，好的，伯母！我一定会找杨罗亭谈一谈。”
　　当天，我回家之后，崔一峰笑哈哈问道：“怎么样？给梁佩芬狠狠数落一场吧？”我应付道：“还好，还好！”梁佩芬和梁伯母给我说的那些话，我只字未提。
　　到梁府走了这一趟，我心里有好长好长时间不得安宁。有时，我想起梁佩芬那一张红扑扑的臭脸和那一番像刀子一样伤人的话，想起我头顶闪光的国徽赋予我的天职，我真想立即给有关部门写一封检举信。可是，在女监中，第一个给梁佩芬大开方便之门的是谁？任思嘉？王莹？董雪？林红？她们就是有这个胆量也没这个权力。洪月娥？她可是有名的“铁拳头”，我与她共事二十多年，还从未发现她有徇私舞弊的。我能举报谁呢？慢慢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又想到从省委欧阳副书记，到现任司法厅长、监管局长、女监监狱长，一直到洪月娥和我，都是梁建成老厅长的老部下，梁老的人生结局是那样凄惨，谁不愿为减轻对他女儿的惩罚而略尽绵薄之力？监狱虽然是筑起高墙拉起铁网坚如磐石的专政机器，但是，金钱和人情这两种有如水银泻地一样可怕的怪物，绝对能够无孔不入地软化、腐蚀这个国家机器的某些环节和部件。我区区一个二级警督无名之辈，难道有回天之力吗？再说，为了不有负于病病怏怏、垂暮之年的梁伯母的嘱托，我也得信守诺言，守口如瓶啊。
　　我经常带着愧疚的心情告诫自己：保持缄默，就让这个绝对的“秘密”带到棺材中去吧！
　　当然，从省城回清水潭女监后，我也没有去找杨罗亭。我从各种渠道，听说杨罗亭那家伙果然养了一个“川妹子”红歌星，经常去“坐”她的“台”，明目张胆地挽着她雪白如玉的膀子出入于酒楼歌厅。我明白，梁佩芬和杨罗亭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我去找他还有什么意义？
　　更何况，我讨厌而且痛恨这种衣冠禽兽！

　　任思嘉——
　　在章彬彬去省城开会这些天，大队长洪月娥生产、管教工作两手抓。她常常在出早操和晚点名时作队前训话，一会儿剋这个，一会儿批那个。她表扬我三中队时也没啥好话，她说：“三中队注意啦，现如今流动红旗挂在你们大门口，这是我给你们脸，监狱长给你们脸，你们不要给脸不要脸！”她警告个别不守监规的女犯，就说：“你们可不要乱说乱动，你们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们要屙什么屎。你是孙猴子，我是如来佛，孙猴子一个筋斗一万八千里，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她总是满脸杀气，咄咄逼人，一开口就是阶级斗争年代那些老得没牙的词儿。
　　更令人诧异的，是我们洪队居然重视起对外宣传工作。一天，她叫她的“老情人”余科长（不仅是她生产上的伙伴，而且是她生活上的伙伴，这已成为全女监公开的秘密）开车拉来个记者，在五大队号房、生产车间转了一圈，然后是个别采访，然后是开会采访，把关飞鸾、吕金妹、谢芳等都找了去，再然后由余科长陪同上馆子。我和王莹在私下里悄悄说，看来洪队这回要把我们三中队好好宣传宣传了。
　　过了两天，《西源晚报》上刊出一篇题为《“铁拳头”重显神威》的报道。我们中队几个干部都顾不上说话，只管闷头看这篇莫名其妙的报道。可笑可笑，实在可笑！报道把我们大队、中队的成绩都归功于洪月娥了，说洪月娥是十多年的老模范，如何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把罪犯管得伏伏帖帖，把生产管得井井有条。有了她这个“铁拳头”，多流气多顽固的女犯，如关飞鸾、吕金妹等，都不敢乱说乱动，五大队就成为先进大队。云云。
　　看完这篇报道，我把报纸往桌上一扔，说：“好呵，我们洪队也知道包装自己了。”
　　王莹用酸酸的口气说：“这是时代的进步。人说，三分货七分装。吃的要包装，穿的要包装，连卫生巾也要包装，有的假药包装得比真药更讲究！”
　　王莹和我一样，这一年多在女监待下来，对洪队许多作风是愈来愈看不惯了。她是个直性子的姑娘，有时发起牢骚来比我还厉害。
　　董雪却一声不吭。明哲保身、安分守己就是她的信条。她对大队长不敢说个“不”字。
　　我故意问董雪：“喂，小董，你看呢？这篇报道怎么样？”
　　董雪支支吾吾的：“你说的是写洪队那篇报道吗，我还没认真看呢，不过，写写洪队也没啥不可以，她是我们大队长，又是老模范！”
　　王莹说：“吹一吹也没啥关系，但是也吹得太离谱了，许多事根本不是她做的么！像关飞鸾和吕金妹的转变，章副和小任付出多少心血呀，跟洪队一点不沾边。”
　　我说：“也不止是写谁宣传谁的事，更重要的是，宣传洪队那套过时的东西，跟现在的监狱管理改革格格不入，背道而驰。”
　　王莹说：“对对对！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再按洪队那一套来做，我们女监只能倒退，甭想进步。”
　　我们说话的时候，董雪不时抬头朝办公室门外张望。我知道，她深怕这时洪月娥闯进来，或是别的干部走进来。小小的年纪，复杂的社会已经教会她怎样保护自己，就像大自然许多弱小的生物借用保护色来保护自己一样。董雪看在这里待着有些尴尬，索性下车间去了。
　　办公室只有我和王莹，又坐在前后桌，谈话就更方便而且无所顾忌了。
　　王莹说：“怪了，洪队是个粗人，她竟变得很有心计，懂得怎样包装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看这都是那个余科长策划的。你没看到那个余科长陪着记者忙来忙去的？”
　　话题接着就转到那个余科长。王莹耸一耸鼻子说：“洪队在工作上是那么马列，那么死板，嘻，可在私生活上，却是挺开放的，你看她跟那个余科长，朋友不像朋友，情人不像情人，让人看着腻透了！”
　　我说：“这在北京、上海倒是很流行的，两个男女住在一起，旁人都视而不见。用现代话语来说，叫自愿同居，叫性伙伴，想合就合，想散就散，挺方便的。”
　　王莹压低嗓门说：“哎，小任，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梁佩芬突然患了肝病，而且能顺利办妥保外就医手续，你说这事是不是有点蹊跷？”
　　我说：“这事我也一直很纳闷。可梁佩芬去医院检查，是我和洪队陪着去的，看样子梁佩芬还真是有病，医生说得很可怕，从我经手的全过程，看不出到底是谁做了手脚。”
　　王莹说：“我看这事，很可能和洪队有牵连。”
　　我吃了一惊，憋着嗓门问：“哦，你有什么根据？”
　　王莹神秘兮兮说：“你没有注意到吧，最近洪队可是变了个人：她那块戴了十几年的上海表淘汰了，换上一块浪琴金表，少说要上千块钱；她从来不穿金戴银的，咳，最近左手的无名指上，突然又多了一颗大钻戒，没有大几千绝对下不来；再说穿着吧，过去的洪队，除了警服还是警服，从来没有自己买过时装的，嘿，现在你看吧，节假日，她和余科长挽着胳膊逛大街，穿戴的那个摩登呀，都快赶上大歌星了！还有，昨天我又看见有人往她家抬进一台大彩电，至少也得两三千小任，你算算看，光大家看得见的这几笔大用项，就得上万块呀！洪队如果没有第二渠道、第三渠道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她能这么阔绰，砍了我的脑袋也不信！”
　　听王莹这么一分析，我心里也亮堂多了。可我还是叮嘱王莹不要信口开河，说不定这些都是她的老情人余科长进贡的定情礼物呢。
　　接着，我又把话题扯到那篇报道上去。我说：“那篇报道不仅仅是虚假，更重要的是思路太旧，观念老化。都什么年代了，还是‘铁拳头’、‘铁拳头’的，这就关系到监狱管理工作的方针，到底是立足于教育、改造、挽救呢，还是单纯的惩罚、打击和专政？我说王莹，你琢磨琢磨，我这话对不对？”
　　王莹是个思想敏锐的姑娘，我的很多想法总是跟她一拍即合。她说：“小任，你说的太对了，章副的心思，是重在教育，重在挽救；洪队的心思，只是停留在把犯人管死治服。”
　　这么你一言，我一语的，我们的思路已经在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了。王莹说：“我们的洪队呀，老是‘铁拳头’、‘铁拳头’的，真是炼出一副铁石心肠，对女犯们心灵和肉体的痛苦，没有一点儿感觉了。”
　　“对了！你这话让我想起契诃夫在《第六病室》中说的一段话。他说：‘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关系的人，例如法官、巡警、医生等，时间一长，由于司空见惯，就会变得十分麻木不仁，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所接触的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并没有什么不同。”，
　　王莹就笑起来：“哈哈，你说得太有意思了！我们洪队，就是一个在后院屠宰场里待久了却看不见血的农民。”
　　我又说：“是的，严格地说，我们洪队只配当一名牧羊犬，她的任务只是看牲口。而章副却是一名好管教，她总是一心一意想着把那些罪孽深重的女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我们正聊到这里，看见章彬彬走了进来，连忙把话打住。
　　我和王莹都高兴地叫起来：“章副回来啦！逛了一趟省城，有啥好听的，快给我们说说。”
　　章彬彬说：“在省城七天，开了六天会，哪儿也没去，能给你们胡诌些啥呀！小零食倒是捎了些来，让你们解解馋吧！”
　　章彬彬从手提袋里掏出一包包加应子、蜜饯、烤扁橄榄，让我们吃得满口生津，满嘴留香。
　　章彬彬说：“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正议论些啥呀，两个人都神秘兮兮的。”
　　我把那张《西源晚报》推到章彬彬跟前，说：“章副，就是谈论这篇奇文，你看看吧！”
　　章彬彬把那篇《“铁拳头”重显神威》过了过目，笑而不语。
　　我问她有何高见。章彬彬笑笑说：“有啥意见？表扬我们大队呗，总是好事。”
　　王莹说：“章副，你真有涵养，这哪是表扬我们大队，是给洪队一人脸上贴金，你还说好事！”
　　我也禁不住要表达我的义愤。我说：“章副呀，你难道看不出这文章的观点有问题？”
　　章彬彬想了想说：“事情总是那么些事情，就在你怎么看。
　　可能是记者站的角度不同，就弄出这样的报道。”
　　我说：“章副，你修养高，总能委曲求全；我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找洪队理论理论。”
　　“别，别，别！”章彬彬急了，深怕闹出什么乱子。“这怎么行？上回关飞鸾写了那篇文章，洪队把我狠狠批了一通；现在，记者写了这篇报道，你们又去把洪队批一通，人家不要说我打击报复吗？再说，这么搞来搞去，我们还要不要工作？”
　　嗐，我不想继续争辩了。章彬彬这人对工作总是兢兢业业的，对同事间的矛盾却总是一再忍让，息事宁人。这也许是中国许多“好干部”的一种风格。你去学雷锋吧，不计名利吧，自有人敢争敢闹，寸土必争，寸利必得的，而且他们屡屡得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谦谦君子们自己种下的苦果。
　　但是，辩证法又恰恰证明，矛盾暂时的妥协往往是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一种酝酿。过了些时候，章彬彬和洪月娥终于发生一次互不相让的冲突，甚至一步一步走向动刀动枪的生死相搏。

　　任思嘉——
　　洪章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是从讨论女监改革方案开始的。
　　前些日子，赵监狱长进京参加全国监狱管理工作会议，回来后召开干警大会传达。这次监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号召全国监管干部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把全国监狱建设成现代文明的监狱。
　　赵监狱长那个报告作得很有鼓动性，她说，监狱的高墙铁窗是囚禁罪犯的，可是，这狭小的天地也的确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很少跟外界联系，很少跟外界接触，我们脑子里肯定有许多条条框框。我们女监的管教工作，从硬件到软件都有许多不能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地方，大家应当解放思想，提出种种方案，通过试点，凡是实践证明是科学而有效的经验，都要逐步加以推广。
　　女监总部要求各个大队都要拿出一个改革方案。大队长洪月娥因为文化太低，既不爱动脑，又不能动笔头。她对章彬彬说：
　　“章副，这事还是你去捣鼓吧，你看车间生产太忙，我是腾不出手的。”
　　洪月娥是那种很有权力欲的女人。她抓住五大队的大权不放，但一有挠头事儿，又总说“车间生产太忙”。“生产”成了她最好的盾牌。
　　章彬彬也乐得洪月娥不来搅和，就说：“我一个人哪有那能耐？这样吧，叫任思嘉帮我参谋参谋，她是警官大学的研究生，见多识广，我们一起弄个初稿，然后交给你拍板，你说行吗？”
　　洪月娥点了头。
　　章彬彬和我动手起草五大队的改革方案。章姐接受这个任务时情绪甚是兴奋。她说：“小任，我在监狱工作了二十多年了，像骡子推磨似的，只知道沿着现成的老磨道打转转。你知道，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工具，是既神圣又神秘的地方，干警的一举一动，都得按老规矩办；谁敢越雷池一步，都会被指责为立场问题，都会被说成离经叛道。现在好了，中央发话了，要我们大胆改革。我想趁此机会，把我们的管教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你呢，在警官大学学了七年，观念新，见识广，咱们来个优化组合，一定能把这个方案搞好的。”
　　我们关起门来扯了一整天，把方案的主要条款拉出来。至于文字起草，章姐全权交给了我。我上中学时就在少年报上发表过散文，上大学时发表过小说，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更是宏篇大论，长达十来万字。也就是说，写作对于我不算难事儿。但是，起草这份大队管理改革方案，我感到肩上的责任特别沉重。关严了房门，我沉思默想了许久，直至夜深人静，我才沐浴更衣，怀着敬神礼佛一样的虔诚，开始起草这份神圣的文字。
　　我提笔凝思，进入一种思接千载，神游万里的极佳状态。我是否想起我国远古时代“画地为牢”的典故？是否想起历代诏狱的种种酷刑？是否想起我当过“右派”的父亲在出狱多少年后，还常常梦见狱中的生活而大叫大喊从噩梦中惊醒？是否想起洪月娥常常挥舞电警棍炸裂开的电火花？是否想起女犯亲属前来探监时投向管教们的祈求的眼神？这些，我也许都想过，也许什么也没想。但是我清楚记得，我想起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给研究生授课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监狱，不仅仅是专政的机关，还是文明的窗口，人权的窗口。为什么有那么多外国记者、学者对我国的监狱感兴趣？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想通过这个窗口看到我国文明和人权的总体状况达到了什么水平。我们监狱警察的工作如果仅仅停留在看管和惩罚罪犯，只要一般的武警战士就能胜任，因为我们手中有铁窗、高墙、电网、手铐、电警棍和手枪等等和极其完备的强制机制，纵然囚禁着一群豺狼虎豹，也是不易逃脱的。然而，如果要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那就得挑选一些既懂法律又懂教育而且道德高尚的人材，他们应当是‘特殊的园丁’，能够让许多受过污染的心灵得到拯救，日后回归社会能够成为有用之材。如果给监狱赋予更高的职责，还应当让人们从我们的监狱看到，而且心悦诚服地承认，我们的民族，不仅在对付外敌侵略和打击罪犯时是一个勇敢、强悍、大无畏的民族，而且在对待俘虏和改造罪犯的时候，是一个表现出仁慈、宽容、博爱和生命关怀的伟大民族。这些方面都做到了，才是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莫大的光荣！”
　　我是何等幸运呀，跨出校门不久，我就有机会参与推动清水潭女监文明建设的步伐。
　　我怀着创作的激情写下这份方案的三千余言。就像诗人写诗，画家作画，作曲家倾泻喷泉一样的华彩音符谱写一部交响乐，这份表面上看来非常枯燥的改革方案的背后，也有一条流淌着我的生命激情的河流。
　　熬了个通宵，方案草拟好了，章彬彬看了非常满意。可洪月娥一看就拉长了脸。她想了半天说：“嗯，这个方案的确有不少新东西，看来你们真是动了一番脑筋！”我听了心里窃喜，想我们的头儿也终于变开明了。但洪队话锋一转，又提出个问题：
　　“可是，可是，如果都按这个方案去改，会不会乱了套？”
　　章彬彬诚恳请教：“洪队，请说得具体一点，有哪些不妥的地方，我们再斟酌斟酌。”
　　洪月娥就一、二、三、四提出一大堆意见。
　　章彬彬这回可不肯轻易让步了，也拉下脸来说：“洪队，这个方案是我和小任花了好几天才搞出来的，总不能由你一句话就给毙了吧！行，还是不行，总得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建议开个大会来议一议。整个不行，就推倒重来；基础还行，我们就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
　　章彬彬说得不温不火，不急不躁，洪月娥自然不好反对。
　　这天上午，五大队二十多名干警开会讨论这个方案。我和章彬彬作了充分准备，把稿子打印了二十多份，人手一册，分发给大家认真阅读。依我看，这个方案在于部中引起的震动，如果比不上七级地震，至少也是刮了一次十级台风。比如，严禁干部打骂囚犯、严禁干部接受罪犯家属请吃送礼、罪犯有了错误应耐心教育、反对单纯体罚，等等，这些关于干警的素质要求，过去许多文件中都有明确规定，不算新鲜，有些人虽然很难做到，却也不至于公然反对。关于罪犯管理部分，却大大地扩大了罪犯在狱中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比如，建议在每个大队设一部亲情电话，只要罪犯在当月没有犯重大错误，允许罪犯在管教干部监视下给直系亲属通话十五分钟（话费由亲属支付）；又比如，建议对于轻刑犯和刑期已经过半的重刑犯，凡有未成年子女和配偶者，在其表现良好又确实不会继续危害社会的情况下，由罪犯本人或家属提出申请，经大队和监狱总部审批，一个季度内，可酌情安排在监狱招待所内团聚一昼夜（住宿费由罪犯家属支付）；再比如，罪犯一律实行每周四十八小时劳动、学习制，严禁为单纯追求生产指标而增加罪犯的劳动强度；星期天和节假日，保证罪犯休息，严禁给罪犯追加生产任务；再比如，建议应鼓励年轻女犯在工余时间学文化、学科学，能考上大专以上函授学校的，在学习时间上给以照顾；对学有专长的女犯，鼓励她们在女监曙光学校兼课，鼓励她们在狱中开设知识讲座，对于她们在监狱中传播知识所作出的贡献，可以折算为改造积分而予以表彰和减刑的参考；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清水潭女子监狱有史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大大超越人们的想象力，不能不引起许多人的惊讶、疑虑、不安和反对。
　　洪月娥手上拿着那份改革方案打印稿，轻轻地敲着桌子说：
　　“章副和任思嘉花了好多精力，把我们大队的改革方案搞出来了。
　　嗯，这个这个优点还是很多的，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有些新招儿也太离谱了么，我从来没听说过哩，是不是从外星人那儿学来的新经验？看，罪犯也实行每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制，跟劳动人民一个样了，我们订的生产合同怎么完成？还有，女犯还能在招待所跟老公睡觉，这哪是监狱？是宾馆，是招待所么！要真是这么搞，这女监会不会乱了套？大家议论议论吧！”
　　这一年多，洪月娥真是学得老练多了。她反对一件事，不再像以前那样锋芒毕露，但是，她转弯抹角地说了一大堆，基本上否定这个方案那是明白无误的。我担心这个方案被掐死在襁褓之中，按捺不住想发言反驳。章彬彬一直拿眼神制止我，我只好沉住气听大家的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又是董雪。我前头说过了，董雪是个胆小怕事的女孩子。惟上和跟风几乎成为她的思维定势。洪月娥说什么她就说什么，她自己是没有思想的木偶。董雪说：“我看这个方案对犯人也宽大无边了，又能对外打电话，又能跟亲人团聚，还规定一周干活不能超过四十八小时，这犯人也太舒服了，干部怎么管得了！”
　　接着又有几个人发言，内容跟董雪说的差不多，无非是说对犯人太宽，会引起混乱。到了这个火候，我不能不拍案而起了。
　　我清了清嗓子就说：“各位千万不要大惊小怪，你们看这些改革条款很新鲜，事实上，不仅许多外国监狱是这样做的，我们国内的许多监狱也已经这样做了”
　　我和章彬彬草拟这个方案的时候，我是调动起全身兴奋的细胞投入这项工作的。我在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读了七年狱政管理和罪犯心理学专业，可现实生活和我学的书本知识相去甚远。听过监狱长的报告我兴奋不已，就找了美、英、法、日等许多外国监狱管理的著作和资料，作了一番认真的研究。其中，特别是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对西方古代司法野蛮酷刑的揭露，对西方现代监狱制造习惯犯罪种种弊端的犀利剖析，给我深刻的启迪，我才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写下这份改革方案。方案中提出“亲情电话”和准许女犯与子女、配偶团聚的那些设想，开初，连章彬彬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就跟她详细解释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一般常识，又联系实际举出前些日子发生的９号号房“集体裸舞”事件，联系到吕金妹是怎么犯了桃花癫，后来与男朋友重归于好，重病不治而愈。我说，你看看，女犯也是女人，而且是处于特殊的生存环境中的女人，其性心理所受的压抑比普通女人要严重千万倍，如果我们能够予以适当的引导、疏通，对稳定罪犯情绪，帮助罪犯改造，肯定是大有好处的。章彬彬终于被我说服了，方案中才写上了这些条文。现在，我把我的想法，把我曾对章彬彬说过的那些话，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在会上说了一遍，许多管教员，如王莹等等，很快也就想通了，纷纷表示支持。洪月娥则气得吹胡子（我假设她有胡子）瞪眼，抨击得更加厉害了。
　　洪月娥说：“好啊！你们把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垃圾也搬进来，这不是搞复辟、搞倒退吗？改革改革，还要不要社会主义？
　　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双方争吵得非常激烈，各不相让，互不服输，会上形成旗鼓相当的对峙局面。洪月娥继续向章彬彬施压，说：“章副，你自己也听见了，群众意见一大堆，这个方案怎能拿出来？”
　　章彬彬针锋相对：“洪队，是不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听到支持这个方案的意见，好像还占多数！”
　　最后，只好矛盾上交—把这份改革方案上报女监总部，请总部拍板。
　　任思嘉—
　　我们五大队的管理改革方案在总部压了一周。听说头头们都一一过目了，但是许多人仍举棋不定，不好表态。赵监狱长决定召开总部扩大会议来讨论。监狱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狱政科长等都到场，我们大队去了洪队、章副和我。这个会本来扩大不到中队长这一级，章彬彬坚持推荐我。说方案中许多新东西是我这个研究生的创意，经赵监狱长特批，要我列席参加，并且作重点发言。
　　这次会议是我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严肃的一次会议。我跟着章彬彬走进会场的时候，看见围着一张长长的椭圆形会议桌，已经坐满了女警官，眼前尽是一片橄榄绿。有几位肩上扛着四条杠一颗星，大多数肩上扛着三条杠三颗星或两颗星，也就是说，坐在这里的是些将校级的老警官，是从总部到大队一级的头头脑脑。她们都已从警二三十年，管教罪犯经验之丰富，洞察世事目光之敏锐，那都是没说的。我看见许多人手上拿着我们草拟的那个方案打印稿，上面用红笔蓝笔做了许多记号，我想她们已经在脑子里贮存足够的疑惑的子弹，时机一到，就会朝章彬彬和我万炮齐发。
　　果然，赵监狱长说完开场白，洪月娥就抢先开炮，把在大队讨论时说过的老话再说一遍，言词更加激烈了，让监狱“复辟”
　　就是让“坏人当道”，就是放弃人民民主专政等等大帽子都扣过来了。接着，其他几位大队长跟着发言，对方案提出种种质疑。
　　章彬彬脸上已经有些挂不住，不断拿眼睛瞟我。但我不急于申辩，我想后发制人。我知道，章彬彬是个很棒的管教员，理论却稍稍逊色。我在大学学了多年的专业知识，这里正是用武之地。
　　赵监狱长频频用目光示意我作解释答辩，我都说不急不急，让大家把话说完。当然，也有许多同志对这个方案表示赞赏和肯定，但那肯定都是在很有限度之内的肯定，或者说，是虚的肯定实的否定。我知道，退路是没有的，妥协也办不到。我原以为参加拟定改革方案，就跟我在读研究生时参加一个科研课题讨论一样，绝无风险可言。谁知在实际工作中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只要稍稍不慎，就容易陷入恼人的人事纠纷和政治漩涡之中。我像一名被不由自主地推上擂台的斗士，陡地精神亢奋起来。我准备作一次总答辩，立论必须鲜明坚实，观点要毫不含糊又有说服力。
　　老警官们像扣击连发机枪朝我开火的时候，我一边听着，一边已经在脑子里整理回击的思路。当大家说到无话可说的时候，我从容不迫站了起来。我并不急于从方案的文字条款作具体解释，而是从人道精神、科学方法和社会责任三个方面来说明监狱管理工作有待改进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我说：“毫无疑问，监狱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我国的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我们制订改革方案当然不能背离这个基本原则。我想先简单考察一下监狱的来源。各位前辈肯定比我更加熟悉。我国古代最早的监狱叫‘丛棘’，也就是用灌木扎起来的猪圈、马厩和牛栏、羊栏吧，那是用来关牲口的。古人所创造的许多与罪犯有关的字，如‘犯’字、‘牢’字、‘狱’字，都带有反犬的偏旁，可见也是把犯人当牲口看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了数千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监狱与旧社会的监狱当然有了本质的不同，但是，我们的监管人员是不是已经完全摆脱这种旧观念的影响了呢？我们的许多老前辈是非常优秀的，我从她们身上学到许多好东西。但是，也有不少老干警老是改不了打骂罪犯的习惯。这种作风，从表面上看，是对罪犯嫉恶如仇，是爱憎分明，是立场坚定，但是我以为，我们如果仔细想想，在骨子里有没有把罪犯看成牲口呢？有没有封建思想的残余呢？因此，我觉得监管工作改革的出发点，是必须肯定罪犯是人，不是牲口。
　　“毫无疑问，判了徒刑的罪犯，是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和行动自由的。因此他（她）们又是有限的人。但是只要我们承认罪犯是人，那么，她们就应该享有人的某些基本权利，比如，人格受到尊重，亲情和爱受到尊重，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特点获得关怀，等等。我这里想说说我掌握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女犯监管工作的情况。美国目前有十一万三千多正在服刑的女犯，其中有四分之三拥有１８岁以下的子女。有些女子监狱就考虑到，如果完全割断这些女犯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联系，除了她们自己心灵上将经受长期的熬煎，以后还将成为孩子们眼中的陌生人，既不利于本人的改过自新，又不利于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这些女监就千方百计探讨罪犯亲情渠道的疏通。比如，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女子监狱明文规定：准许女犯与不足一岁的婴儿同住一间特殊的号房，准许女犯每月有五个夜晚与一岁以上的孩子一起度过；准许女犯每周与家庭通一次电话，准许女犯每月同与案情无关、又不至于有不安全因素的丈夫团聚一次，等等。目前美国的女囚至少还有一半不能经常与子女见面，内布拉斯加州女子监狱是做得最好的。
　　“我不是说我们要照搬美国女子监狱的这些做法。这里除了国情不同，更重要的是监舍的条件受到限制。但是，外国一切有益的事物，我们拿来作为参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我们建设文明监狱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见老警官们听得很专注，会场上没有人随便走动，爱喝茶的放下手中的杯子，女人常有的爱交头接耳的小动作都停止了。我从她们一眨不眨的目光中看出对我发言的兴趣。当然，从一些老同志下意识皱起的眉头，我也猜到有些人不会轻易地接受这些新事物。这无关大局，我相信我继续的论述大体能化解她们心中的疑团。
　　我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有些老同志可能会担心，按照这个改革方案去做，我们的监管工作太心慈手软，难免要出大乱子。我以为这种忧虑是多余的。作为一名人民的管教员，我们是不是心慈手软，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我觉得不是看我们对罪犯凶狠不凶狠。而是要看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其检验的标准不仅仅是罪犯当前的俯首听命，遵守监规，更重要的，是长远的社会效果如何。我们创造各种条件疏通女犯们与她们的父母、丈夫、子女的联系，让她们打打电话，让她们有一定的见面团聚的时间，它的好处起码有以下几点：一、女犯一般意志脆弱，入监后想轻生自杀的占２６％左右，这大都是断绝亲情联系后陷于绝望境地而造成的，如果看到亲人不会唾弃她们而且经常保持联系，肯定能够稳定她们的情绪；二、罪犯的亲人参加对罪犯的帮助教育，是扩大社会帮教力量的重要途径，许多罪犯的思想死结我们怎么也解不开，她们的亲人一来就解开了；三，社会调查表明，许多女犯的子女成为有亲情缺陷的子女后，比正常家庭的子女犯罪率要高出６０％，从杜绝社会犯罪根源的观点来看，从有利于我们下一代儿童的健康成长的角度来看，这样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四、女犯们濒临破碎的边缘的家庭，很可能由于我们的改革措施的得当，可以得到挽救和维持，女犯刑满出狱，不会无家可归，不会无亲可靠，她们重新犯罪的危险性也将大大减少。
　　看看，这项改革方案的付诸实行，能有如此巨大的社会效果，难道不是验证我们才是真正的站在人民的立场吗？”
　　我再次端起杯子喝水。论辩的热情燃烧得我口干舌燥。我看见许多老警官频频点头，看到有些人脸上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我相信多数人已经认同我的观点。有凯旋之星的照耀，我智慧的火花璨然迸射。许多当代外国女监的资料涌到我脑子里列队，机智的语言有如不竭之泉源源喷涌。说到一些具体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我接着说：“改革方案提到把女犯的劳动时间限制在每周四十八小时，这不仅仅是对罪犯的仁慈和人道，更重要的也是对社会负责。当今时代是知识时代、信息时代，女犯们刑满出狱后，如果没有一技之长，难以生存，她们将成为社会的包袱，有的难免还会犯罪。从我们清水潭女监来看，大多数大队女犯的生产劳动，往往是加班加点超负荷的。这不仅不利于女犯的身心健康，还挤掉她们的学习时间。说到女犯的学习，有人会说，我们哪儿去找老师呀？其实女犯中人材济济，如今罪犯也有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光我们大队的经济犯中，就有市长、处长、工程师、会计师，各种专业人才都有，把她们组织起来当老师，低文化的女犯能学到知识，高文化的女犯不至于业务荒疏，真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我跟大家汇报一个法国弗雷里?梅奇女子监狱的例子吧：
　　那里有一个年已七十的杀人犯叫伊丽莎白老太婆，她很有学问，监狱请她作了许多场学术专题报告，她讲过《１９２９年的经济危机》，讲过《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还讲过《五世纪雅典的民主》，让管教员和罪犯们都大长见识。这些工作不花一分钱，我们也是不难做到的。总之，现代的、人道的、文明的监狱，应当办成一所改造和教育罪犯的特殊学校。”
　　我当然还有许多话说。从事一年多的监管工作让我有太多切身的体会。但是，我的发言戛然而止，就像我的导师讲课总是推向高潮时突然谢幕。大家显然兴犹未尽，会场上至少静穆了两三分钟。
　　赵监狱长作了简短的总结。她说：“小任的发言很精彩，她四年大学、三年研究生可没有白念。其实，她们这份改革方案我和政委、副监狱长看了就很满意了。今天开会讨论，是想听听更多意见，同时也好统一思想。现在，这个改革方案就算正式通过了，交第五大队先试行半年，然后总结经验，全面铺开。”
　　这事可把章彬彬乐坏了，事后她咬着我的耳朵说：“小任，你这张嘴呀，真厉害！”
　　我说：“章姐，其实，思路大都是你的，你不过借用了我这张嘴。”
　　章彬彬又说：“还记得吗？你刚来的时候，第一次站在女犯队前讲话，女犯们叽叽喳喳交头接耳，你还说什么：‘喂，同志们，请注意啦！”，
　　我就哈哈大笑。我说：“我今天这个发言也是被逼出来的。
　　看看洪队她们几个，气势汹汹的，大帽子一顶比一顶可怕！”
　　“小任，你在上面说，我在下面听，心里比你更紧张呀！可你，一张小嘴有多溜，愈说愈来劲，像作报告似的。”
　　“章姐，我今天也是豁出去了，你知道我在发言之前想了些啥？”
　　“想些啥？”
　　“我想，前有追兵，后无退路，我只有背水一战！有啥了不起的？苏格拉底、伽利略、布鲁诺，为了真理上断头台都不眨一眨眼，我怕啥？最多是打起铺盖卷儿走人我怕啥！”
　　“小任，你真行！”章彬彬异常亲热地拥抱我。
　　洪月娥——
　　总部干部扩大会结束的时候，有许多人走过去跟章彬彬、任思嘉握手，陪笑，说话。她们到底说了些啥，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可是，看得出来，通过这场大辩论，干警们可是一下子就高看了章彬彬和任思嘉。
　　这一仗输得这样惨，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呀！我洪月娥是何等人物？是“铁拳头”，是模范警察。十多年来，在第五大队我洪月娥说话，啥时候不是一呼百应，一锤定音。可是，自从来了个任思嘉，跟章彬彬串通一气，事事跟我过不去，我要向西，她们向东；我要向北，她们向南。第五大队从此就乱了套。
　　出了会场，章彬彬招呼我跟她们一块儿回“女儿国”宿舍。
　　我装作没听见，头一撇，扯开大步抢前走了。身后传来任思嘉和章彬彬咯咯的笑声。多得意多张狂啊，瞧她们那德性！
　　开门进了屋，看见朱亦龙已经挺尸一样挺在我床上。他有我的房门钥匙，我家早就成了他家。
　　“怎么这样晚才回来？洪大队长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饭也顾不上吃啦！”朱亦龙懒洋洋地坐起来。
　　我说：“开会。”
　　“开啥会？”
　　“开改革的会。”
　　“新鲜，改革？大牢有啥好改革？”
　　“你这人烦不烦？我开老半天会，饭没吃，水没喝，不怕我累死不成？”
　　朱亦龙这才变戏法一样从礼品盒里变出烧鸡、烤鸭、卤菜、啤酒什么的，七荤八素摆满了小饭桌。
　　“来来来，”朱亦龙说，“咱们今天得好好庆祝一下。”
　　我说：“又有啥屁事好庆祝的？”
　　朱亦龙从公文包里掏出两个红本本，说：“这是房产证，这是土地证。杨罗亭送的那套单元房，一切手续都办妥了，归你洪月娥所有。这还不值得好好庆祝一番！”
　　我接过那两本红本本看了看，那上面的产权所有者，果然一清二楚写着“洪月娥”。我这才舒心地笑了一下：“杨罗亭这家伙倒还讲信用，可是住这样的房子，我心里不踏实。”
　　朱亦龙说：“梁佩芬、杨罗亭过几天就要出国了，你还不踏实个啥？”
　　“出国？出啥国？”
　　“去瑙鲁。”
　　“瑙鲁在哪里？”
　　“那是个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还没有西源市大哩，全国才一万多人口。近几年来，中国人去了很多，花几千美元就能买一张护照。”
　　我的心马上就提了起来，问道：“你知道得这么清楚，听谁说的？”
　　“杨罗亭亲口对我说的。自从咱帮他把梁佩芬弄出去，他就忒感谢我，跟我忒铁。”
　　“坏了，坏了！梁佩芬和杨罗亭一走，万一追查起来，我的责任就大了！”
　　朱亦龙却嘿嘿地笑。“你真是个二百五，他们这一走，死无对证，谁还会找你负责呀？”
　　我这才回过神来，也轻轻地笑了：“梁佩芬的案子不是判了很重的罚款吗？他们还有钱出国？”
　　“如今的大官们贪污受贿，心狠着哪，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几千万。他们国内有存款，国外兴许还有存款。抄家呀，罚款呀，根本动不了他们身上几根毫毛，只要一出了号子，他们就溜到外国去过神仙日子。要不，人家会那么大方，一出手就送你一套三室二厅的房子。”
　　朱亦龙知道的事情就是比我多。他不仅是我的老公、情人，更是我的生活教员。我有过不去的沟坎，他会使劲拉扯一把；我工作上碰到麻烦，他三言两语也能解开我心头的疙瘩。吃过饭后，他龇牙咧嘴地剔着牙齿的时候，我把下午会上的争论一五一十地跟他学说了一遍。我想听听他有啥高招。
　　朱亦龙听着听着，突然把牙签掐成两截，使劲捺在烟灰缸里，说：“嚯，还有这等新鲜事？你把她们搞的那个鸟方案给我看看。”
　　朱亦龙看完五大队管教改革方案，叫苦不迭。他说：“坏了，坏了！照这么搞法，咱们的财路不是给断了？”“你是说限制了女犯劳动时间，咱就不能叫女犯加班加点了，是吗？”
　　“是呀！还有，你看，一天的活计只限干八个小时，星期天和节假日，还要保证女犯的休息，这样七除八扣，还能从女犯身上榨出多少油水？”
　　“这事我自然也想到的，所以一开头，我就拼命反对这个狗屁改革方案。”
　　“咋样？这个方案还是通过了？”
　　“总部的头头们都很欣赏呢，能不通过吗？”我马上又安慰说，“不过，咱们也别太贪心了，把你们公司给的生产指标往下压一压，把次品率往上抬一抬，我们该挣的钱，也不会少多少的。”
　　朱亦龙皱着眉头说：“我更担心你这大队长当不久了。你这个破官儿一撸，车间不归你管，咱们攒屁钱！”
　　“你别唬我吧！我不信！”
　　“你不信！”朱亦龙开导我。“现在是讲文明管教，什么耐心说服呀，以情感人呀，你呀，跟不上趟了，老是一副‘铁拳头’、‘铁拳头’，这个大队长还有你的份？”
　　这一点我可不能信服朱亦龙，当然，更不会信服章彬彬和任思嘉。如果没有“铁拳头”，还能治住那些“畜牲”？这个世界上还需要监狱？哼，笑话！

　　任思嘉——
　　我看得出，五大队改革方案获得女监总部的批准，对大队长洪月娥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前不久，她还让余科长请来个记者给她写《“铁拳头”重显神威》的报道，她那一套任意摧残女犯的粗暴作风，要改一时也很难，更休想让她赞同方案中许多文明管理的措施了。
　　总部会议第二天，洪月娥就撂挑子。她对章彬彬说：“章副，方案已经由总部批准了，你一向是分管管教的，这一摊子还是你负责吧，我是死脑筋跟不上趟啦，能把生产管好就不错。”
　　章彬彬还是一心一意尊重洪月娥。她说：“洪队，这样好吗？
　　你是一队之长，一向都是全面抓的。管教的事我多操点心，有事就请示你。”
　　洪月娥酸不叽叽说：“什么请示不请示的？监狱长既然给你令箭，你就大胆干吧！”
　　洪月娥撂下这句话就走了。
　　我和章彬彬都把她肚里的想法看透了：她无非是想看我们的笑话，出了乱子才来找我们算账。
　　“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我气愤不过，给章彬彬鼓劲说：“章副，我才不信她那个邪，洪队让你干，你就干！”
　　章彬彬也信心十足，说：“行，我们偏偏干出个样子给她看。”
　　这天我们召开全大队女犯大会，宣布了新方案将在五大队首先试行。女犯们高兴得简直要蹦跳起来山呼万岁了，但是，她们没有如此表达感情的权利，依然沉静地坐在矮凳上，只是一向阴沉的脸色忽地开朗，像雨过天晴，监舍里一下子亮堂起来。
　　女犯们首先欢呼的是劳动负荷的减轻。这半年多来，洪月娥也不知怎么搞的，揽来的制鞋任务愈来愈重，周六和星期天得不到休息不说了，许多手头慢点的女犯，午休和晚上也得加班加点。有些女犯写家信、洗澡、洗衣服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一上床浑身骨头散架，累得像死猪一样。我国刚颁布的《监狱法》明文写着“罪犯每周休息一天”的条文，也不知洪月娥怎么搞的，就是不执行。现在好了，经过女监总部批准的新方案，再次重申：
　　绝对保证女犯每周休息一天！这几乎是女犯们的福音。此外，还规定不得加班加点，下班铃声响过后，女犯们还有好些空闲时间，可以写家信，可以读函授，可以做功课，技多不压身呀，将来刑满出狱总能找到一口饭吃。
　　女犯们更感兴趣的，是“亲情热线”和“寒宫鹊桥”这两项措施。“亲情热线”是指我们大队安装一部专用电话，供女犯们跟亲人们打长途，这个名儿一般人也会想得到的。起个“寒宫鹊桥”的名目，可就让我动了好一会脑子。开头董雪建议叫“夫妻房”，我觉得太土；后来王莹建议叫“鸳鸯楼”，我又觉得不贴切。我左思右想，就建议叫“寒宫鹊桥”。大家听不明白，都大眼瞪小眼地问：“什么？你说的是个什么玩艺儿？”
　　我慢慢地解释说：“这女监呀，总有一种冷冷清清的气氛，像月亮上的广寒宫，我们就称它做‘寒宫’；在押女犯跟丈夫团聚，那是很久很久才能轮到一次的美事，就像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这两个意思加在一起，就是‘寒宫鹊桥’。”
　　林红、王莹、董雪等都鼓掌表示赞同。
　　章彬彬笑笑说：“不愧是研究生，不愧是大知识分子，还是小任说的这个叫法，挺艺术，有诗意！”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总部批准。后勤科在女监招待所划出三个标准客房供“寒宫鹊桥”专用。客房里有卫生间，有沙发、电话和电视。三个房间合用一间小厨房和小饭厅，家属来了，可以自己做饭自己吃，过上一两天小日子。在清水潭女监，那种温馨与浪漫是前所未有的，或许，牛郎织女也是可望而不可即吧！
　　我们搞硬件建设的时候，碰到经费的困难。布置三间房子，里头原来设备齐全，倒不用花大钱的，但装一部电话，一家伙要三千多元初装费。总部拨款一半，另一半只好向大队长伸手。
　　洪月娥板着脸说：“对不起，没钱！现在被你们那个方案一搅和，生产任务大大压缩了，大队收入不多，可这两百多号女犯，改善生活要花钱，订阅报刊要花钱，出墙报要花钱，有特殊困难的，还要想着补贴一点钱，你们看看，我哪有钱给你们呀？”
　　我看洪月娥那难看的脸色，也不再向她磕头作揖了。我和王莹、董雪等几个干部一商量，想凑些钱先垫上。这事让女犯们知道了，都说这是女犯们自己的事，怎么好让干部们掏腰包？这个五元，那个十元，一家伙就筹集了两千多。“亲情热线”顺利地装起来了。
　　硬件办好了，现在就看“亲情热线”和“寒宫鹊桥”怎么开张。哪个女犯能有幸第一个享受跟远隔千里的父母亲人打长途呢？从小组、中队到大队，由女犯们根据条文层层评议，再由干部们层层筛选，最后确定关飞鸾等七个女犯获准第一批给家里打长途。
　　关飞鸾这一年多的表现的确很出色，她不仅月月超额完成制鞋的生产任务，还当好了“曙光学校”扫盲班的老师，自己又考上了函授中文大专班。再说，她老家远在成都，父母已经快一年没来探监了，关飞鸾作为首选对象，上上下下都没有人说个“不”字。
　　第一次给亲人打电话，是女犯们从未经历过的一桩新鲜事，可让她们激动高兴死了。
　　我把七个女犯集合起来，交待说：“你们想说些啥，该说些啥，预先要想好，在纸上写个要点，都只能捡重要的说，不能废话一大通，免得乱花钱，就算半价，一分钟也得六角呀！”
　　几个叽叽喳喳的女犯就安静下来，躲到一边去想心事。有的人还拿出纸笔，把想说的话记下来。
　　关飞鸾第一个向搁在办公桌上的电话机走去。我看见她拨电话的手指有些颤抖，号码也拨得不准确，拨了好几遍也没拨通。
　　这时办公室门口已经站满了女犯。要在平常日子，这样的围观是不能允许的。但今天我们没有把她们轰走。她们目前还不能获准与家人通话，看看同改与亲人通话，也能分享一点可怜的幸福。
　　关飞鸾想是已经拨通电话了，紧张地静候回应。她脸都白了，目光有些散乱，额上沁出细细的汗珠。房内房外一片谧静，干部和女犯们仿佛也在等候从遥远的星球传来什么重大的消息。
　　一会儿，关飞鸾突然用难以抑制的尖嗓子叫起来：
　　“妈，妈哎！是我，是我，我是飞鸾，对，是你的女儿—
　　关飞鸾！对，对，我在号子里给你打电话。你说啥子？你说啥子嘛？啊，你不相信？”
　　这部新安装的电话有免提功能。话筒里传出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鸾鸾！鸾鸾！你这会儿在哪里？啊！你别蒙妈了，你在号子里怎么可能给妈打电话？你莫不是逃出来了？你、你，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呀！鸾鸾！”
　　在场的干部，不，还有站满办公室内外的女犯，全都惊诧莫名！谁也没想到第一个接亲情电话的亲属，是这样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反应。
　　关飞鸾已经泪流满面，说不下去也说不清楚，就无助地看着章彬彬：“报告大队长，我、我妈说我是逃出来的，哎呀，我、我跟她说不清。请你跟我妈说说吧！”
　　章彬彬从关飞鸾手上接过了电话听筒，耐心地向关飞鸾的母亲解释：“大嫂，您好！我是女子监狱五大队的副大队长章彬彬，对，我姓章，你去年来这里探监，还是我接待你的嘛！哦，你记起来了！大嫂，你刚才误会了。你的女儿关飞鸾的确是在女监里给你打电话。从今天起，我们大队装了一部‘亲情热线’电话，是让表现好的女犯给亲人打长途的。对啦，关飞鸾最近表现不错，我们就批准她往家里打电话。大嫂，你不要哭，不要太激动，你跟你女儿直接通话吧！”
　　免提电话传来关飞鸾母亲沙哑的哭泣声：“章大队长，这、这太好了！我真感谢你们啦！”
　　章彬彬连忙把听筒递给关飞鸾。关飞鸾捧着话筒也说不了话，一个劲哭。从遥远线路传到话筒来的，除了关飞鸾母亲的哭声，也没有别的声音。
　　我提醒关飞鸾：“说话呀，关飞鸾！哭，哭个啥？让你打长途，不是让你白花钱的。快，给你妈汇报汇报！看，只剩下三分钟了！”
　　关飞鸾使劲止住哭，抽抽咽咽断断续续说了些自己的情况，特别提到章大队长给她采药治病的事。眨眼时间就到了。而她母亲对这次短短的通话，显然十分高兴又非常遗憾，从话筒里传来她声嘶力竭的哭喊：
　　“鸾鸾！你一定要好好听话！争取每月和妈通一次电话！你再表现不好，你对不起政府，你对不起章大队长，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了！”
　　这位不幸母亲的哭喊声震荡着偌大的办公室。室内的墙壁、铁窗把声波反弹回来，形成巨大的回响，像晴空炸裂的雷声一样震撼着室内外每个女犯的心坎。
　　后面几个女犯也给家里挂通了电话，情形与关飞鸾大同小异。家长们都大喜过望，都以为她们是潜逃在外，都不敢相信她们是在监狱中打长途。自古以来，在号子里的罪犯哪能给家里打电话？探一次监也有重重关卡呵！章彬彬几乎每一次都要接过话筒作一番解释，对方信了，女犯接着对话，又大哭一场，许多该说的话都想不起说。
　　那些站在门外围观的女犯，看着，听着，陪着打电话的女犯一块儿泪流满面。有些实在支撑不了，掩面跑回号房去嚎啕大哭。但办公室门口始终空不下来，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走廊上始终站满了人。“亲情热线”开通第一晚，能有幸享用的只有七名女犯，但是，它牵动了女监全体女犯的心。
　　今晚的天气特别好，高朗的星空，碧蓝而晶莹，像洗涤过一般。但是在“半月楼”里，今晚可是泪雨连绵！打长途的女犯在哭，围观的女犯也在哭，捧着话筒在哭，放下话筒还在哭。我觉得室内的空气都是湿润润的，今夜的“半月楼”真是泪流成河！
　　我忽然想起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中有一段关于女人特爱流泪的描写，真是太精彩了：
　　“眼泪是女人最大的辩护词，像狂风暴雨般骤然，一阵痉挛便倾泻而下，似台风，似四月的阵雨，使女人成为忧郁的泉水，暴风雨的天空”
　　我想，只要把头一句的“辩护词”改为“忏悔词”，那么，用这一段话来形容那一晚五大队女犯们的情景，可是再恰切不过了。
　　在冰凉如水的月光下，我和章彬彬从“半月楼”走回“女儿国”的时候，都陷在苦涩的沉思中，耳畔仿佛还响着女犯们的哭泣声，一时都不想说话。
　　良久，我才叹了一口气说：“唉，章姐，这么好的事儿，你们早先怎么没有想到呢？”
　　章彬彬问：“啥事呀？”
　　“就是设立‘亲情热线’呗！”
　　章彬彬沉默了一会儿说：“这里有一支山歌是这样唱的：‘爬上哪山坡，才唱哪山歌’。没有改革开放，谁会想到这个点子呀！
　　就是能想到，也不敢说，更不敢做。”
　　“那倒是！”我说，“‘亲情热线’真是太好了！章姐，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干部找女犯谈话的时候，她们大多是冷漠听着，或者应付式点头，可是，她们一跟父母亲人谈话，就忍不住流泪哭泣，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呀！”
　　章彬彬说：“让她们哭一哭也好，既能宣泄心里的郁闷，又能洗涤心灵的污垢。”
　　夜很深了，月亮照到林子里，反射着绿莹莹的微光。我们一路走，仍然兴犹未尽地谈论关于女犯心理特征这个话题。是呵，女犯也是女人，是心灵破碎又特别敏感的女人。我们应该根据女犯的特点，摸索出一套能够感化她们的特殊的管教方法。

　　任思嘉——
　　确定第一个享受“寒宫鹊桥”的对象可不容易。挑选那些非常想见到丈夫的女犯，却因为听说对方最近似乎有些变心的迹象，这种事如果生拉硬扯，就怕弄巧成拙，适得其反。选择那些情绪比较稳定的男方，而女犯这一头，或是刑期没有过半的重刑犯，或是表现还不能服众的轻刑犯，压根儿就不够条件。最后挑来选去，就看上侵占犯谢芳。谢芳案发时，正在筹办婚事，可是“未入洞房，先进牢房”，判了七年徒刑。她现在刑期已经过半，入狱后又一贯表现很好。男朋友高汉文没有变心，每个月都从省城来探一次监，那种真诚叫干警们看了都很感动。
　　可是没有料到，这事却遭到洪大队长的强烈反对。
　　洪月娥说：“谢芳最近的表现可不怎么的！她当个保管兼统计，那点任务，有她那么高的文化，还不是喝粥配豆腐，稀松的一码事么！我们五大队，超额完成生产指标的女犯，多着呢！再怎么排，也轮不到她谢芳。”
　　章彬彬说：“看一个罪犯的表现，也不能光看生产。谢芳不但年年都评上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在遵守监规法纪方面又事事带头，帮助女犯们学习文化，也是个好老师，洪队，你看，这么个方方面面都表现很好的女犯，我们不挑她，还能挑谁？”
　　洪月娥一时语塞，也说不出个比谢芳表现更好的女犯，默神了半天，又找到一条理由。“不行，谢芳连婚都没结，怎么能跟她男朋友同居？”
　　听了这话我心里嘀咕：你洪大队长跟余科长什么时候打的结婚证，怎么常常在一块儿同居？王莹也忍不住掩嘴一笑。我猜这家伙肯定和我想到一块儿，在心里嘲笑洪月娥。
　　章彬彬可能没往这上头想，还是一本正经为谢芳辩护：“洪队，你这话可不对了，人家谢芳跟高汉文可是打好结婚证的，只是来不及办喜事，就差个仪式么。”
　　我和王莹附和说：“对，对！我们不如给他们补办一次婚礼，那更是一大美事！”
　　洪月娥一听更火，说：“就你们花花点子多，一会儿要搞什么‘寒宫鹊桥’，一会儿要给犯人举办婚礼，你们把女监弄成个慈善机关还不够，还想办成个妇女俱乐部，是吧？”
　　洪月娥真叫人捉摸不透。这半年多来，谢芳不仅仅得到公众好评，而且几乎成为洪队管理生产的得力助手，怎么到了该给谢芳一点人间温暖的时候，她倒一味地反对了？
　　章彬彬又耐心劝说：“洪队，放心吧！也就是给谢芳办个婚礼，她结过婚，还回号房服刑，罪犯的日子怎么过，她也怎么过，哪能把女监办成慈善机关和俱乐部？”
　　可是，认死理的洪月娥怎么也不依，谢芳和高汉文的监狱姻缘差点泡汤的时候，赵监狱长恰好下来检查工作，我们向她作了汇报。赵监狱长一听就干脆明朗地表了态。她说：“行呵，谢芳，轻刑犯，刑期过半，又一贯表现好，案情又是一碗清水看到底，没留下什么枝枝蔓蔓、疙疙瘩瘩的，她自己和男方又都是大知识分子，没什么危险性，再适合不过么。至于说谢芳和高汉文还没结婚，小任、小工建议为他们补办一次婚礼，这个主意也很好呀！八十年代有一部电影，是朱时茂和丛珊演的，哦，叫什么来着？”
　　我连忙接嘴说：“叫《牧马人》。”
　　赵监狱长说：“对，就叫《牧马人》。那部电影演一个右派劳改犯和一个农场姑娘结婚过日子，对不对？那还是极‘左’年代哩，今天是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了，给表现好的女犯办个婚事，也怕这怕那的，怎么行！”
　　赵监狱长一锤定音，洪月娥不好再说啥了。可我看她一脸黑黑的，肯定是窝着一肚子火。
　　谢芳和高汉文大喜的日子定在一个星期天。９号号房的吕金妹、关飞鸾等女犯，一早就分头忙活开。谢芳在号房里一向与人为善，跟谁都投缘，同改们自然都想把谢芳迟到的婚礼办得周到、体面，要不，她们也太没水准了。
　　的布置由关飞鸾带着几个同改去张罗。招待所长给了一套全新的枕巾被褥，关飞鸾们就把一张双人大床铺出花儿朵儿；稍旧的窗帘也取下来了，所长给了一副苹果绿的乔其纱，张挂上去，新房里顿时关进一片春天的气息。天花板下，拉起几条五色纸剪的彩带，写字台、床头柜和茶几上，点上几支灯花摇曳的红烛，房门上贴个大红“囍”字，简陋的新房顿时充满温馨而浪漫的喜气。
　　新娘的梳妆打扮，由吕金妹负责。毕竟是风月场中的过来人，她对这活儿绝顶拿手。衣服还是好办的，既然批准谢芳当了新娘，总不能叫人家穿灰不溜秋的号服，经大队长和监狱长点头，高汉文从省城给谢芳带来一套暖色调的西服套裙，配上谢芳那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显示出十足的知识分子风韵。最难办的是头发，那不长不短的“马桶盖儿”，一看就是个女囚，真是大煞风景。吕金妹说，如果谢芳还蓄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嘿，我要是不能把你打扮成个美人儿我就不姓吕！吕金妹为此伤透了脑筋，才想到一个好主意。她到女监小卖部买了一块粉红色的纱巾，又在上头扎了两只蝴蝶结，往谢芳头上一戴，以瑜掩瑕，以美遮丑，这才把谢芳打扮成一个光彩照人的新娘。
　　相比之下，新郎高汉文却显得有点儿土里巴叽。这位过于老实的大学讲师，可能有意不让自己比新娘穿戴更漂亮，却落得比新娘更寒伧。长发蓬乱而没有光泽，他可能从没用发膏发蜡滋润过；西装虽然是新置的，却绝非名牌，坐过一天火车，前胸后摆都打皱了；皮鞋上满是尘土，他也不上点油。我想，这一切在高汉文看来都是外在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是他望眼欲穿的大喜的日子。他实在太高兴了！见人就撒糖，就敬烟，嘴上不停地啰嗦：
　　“同志，太感谢！太高兴！请吃糖！请吃糖！”
　　他和我刚到女监工作时一样，对干部称同志，对女犯也称同志，今天是个大喜日子，人家不便指出新郎官的错误，女犯们便挤做一堆咯咯地尖笑。
　　婚礼在招待所小会议室举行。准八点开始。我们中队全体干部和女犯都来了，总部和各大队的头头们也来了，有大几十人，很是热闹。但是，左等右等，洪月娥却始终不露面，她肯定还为这事生我的气。
　　我是谢芳的中队长，自然是婚礼的主持人。赵监狱长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自从赵监狱长批准了我们大队的改革方案，我就觉得她那已经有好些鱼尾纹和抬头纹的扁圆脸，忽然变得年轻多了。我从她开心的笑脸上看到深层的内容，不仅仅是对一场特殊婚礼的赞赏，更是对当下改革的支持，于是也就跟着十二万分地开心。
　　接着，是新郎的答谢。高汉文说着说着，就叭嗒叭嗒直掉泪，把会场的气氛弄得有些沉。好在节目表演开始，又恢复婚礼应有的欢乐和热烈。
　　我们三中队有文化的女犯多，平常就是全女监文艺活动的骨干力量，国庆节、三八节和春节的晚会，乃至到附近工厂、农村慰问联欢，都有三中队的份儿。今晚头一轮节目是几个女犯的独唱和小合唱。女监唱歌也有许多禁忌，太缠绵的情歌不宜唱，因为这类歌曲容易引起女犯思乡念旧之情；太凄凉的苦歌也不宜唱，女犯们心情本来就很压抑，这类歌一唱，真的是“四面楚歌”，叫女犯们怎么活下去？女监提倡唱赞歌和颂歌，和一些言不及义言不及情轻松愉快的通俗歌曲。今晚几名女犯唱的是《北京的金山上》、《雪白的哈达》、《东方之珠》等等，那嗓子那韵味那做派都很到家，我真惋惜她们自己误了自己害了自己，要不，她们到地、县一级剧团去当一名三、四流演员，那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轮节目是小品《妈妈，我对不起您》，这个节目是吕金妹和关飞鸾两人自编、自导、自演的。故事就取材于女监日常的生活。吕金妹扮演妈妈，头上戴上一顶三角灰头巾，脸上画了几道皱纹，宽大的号裤扎到长布袜里，佝偻着腰，又拄一根拐棍，酷似个山东老大娘；关飞鸾扮演女儿，“她”是个盗窃犯，正在服刑。关飞鸾无须化妆打扮，就平常一副穿戴，便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了。小品一开始，是老大娘来探监，在会见室母女相会。吕金妹和关飞鸾也真是聪明绝顶，学说胶东话居然说得八九不离十，这自然增添了喜剧色彩，引起阵阵笑声。但是，观众笑着笑着忽然严肃起来，因为在母女诉说离别之情后，老大娘就说到她非常对不起女儿，她本来带了一大篮胶东红枣、莱阳雪梨来看望女儿的，可是，她在火车上打盹儿的时候，所带的东西，还有来回的路费，全给扒手扒走了。到了西源市，她连坐汽车的钱都没有了，硬是徒步走了大几十里来女监看望女儿的。这时演女犯的关飞鸾哇地一声哭起来。原来“她”在进号子之前，也是个扒手偷儿，也曾经扒过大爷大娘的钱包和东西。“她”就将心比心，联想到那些被窃的老人，也将被“她”害得像“她”的老母亲一样，身无分文，沿途行乞，于是一再的忏悔自责，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而后，“母女”俩抱头痛哭。
　　我想，这个小品要是请宋丹丹和蔡明来演，让她们使出浑身解数，也决不可能演到这个火候。因为她们毕竟没有铁窗生活。
　　吕金妹和关飞鸾那个哭呀，是出自真情实感的哭，是发自肺腑的哭，是止也止不住的哭。
　　但是，她们这时哭得如此伤心，把一个喜气洋洋的婚礼，一下子给哭砸了，人们脸上都蒙上一层悲凉的色调。
　　我想冲淡这种不和谐的气氛，建议请新郎新娘来一个节目。
　　谢芳是个胆小如鼠的姑娘，这时却还落落大方，挽着高汉文向前走了一步，说：“感谢干部对我们的关心，感谢同改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唱一支歌。”
　　第一个音符从他们嘴里飞出来，我就听出这支歌叫《我想有个家》。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
　　我会想到它。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惊的时候，
　　我不会害怕。
　　谢芳怯怯的，声音不敢放开；高汉文五音不全，老是走调。
　　就歌唱的水平而论，真不敢恭维。但是，他们唱得很真挚，很动情，唱出了多年的渴望和期盼，同改们忍不住轻声帮唱起来。几个节拍之后，看出干部们没有反对的意思，声音渐渐放大，形成了一个小合唱：
　　谁不会想要个家，
　　可是就有人没有它。
　　脸上流着泪只能轻轻地擦。
　　接着，赵监狱长、章彬彬、王莹、董雪等女警官们也加入这个小合唱。
　　只要心中充满爱，
　　就会被关怀，
　　无法埋怨只能靠自己。
　　相同的年纪，
　　不同的心灵，
　　让我们拥有一个家！
　　这个小合唱成为这个婚礼的小高潮，人们的千言万语和万千祝福，都在这支歌中了。
　　我见好就收，宣布婚礼结束。毕竟是号子里的婚礼，忧伤的阴影难免笼罩在新郎新娘的心头，心酸的表情也时时在客人们的脸上流露。悲剧就是悲剧，勉强演成正剧和喜剧总是不伦不类的。
　　女犯们用手势用目光向谢芳表达最后的祝福，排列成单列纵队，回号房去了。
　　清水潭女子监狱史无前例的“号房婚礼”，或称“寒宫鹊桥”
　　的开张，给全监狱一千多名女犯心灵上带来怎样的震撼，那是难以想象的。持续好些日子，女犯闲聊的话题是这件事，周记中记的是这件事，许多家信中写的也是这件事。
　　是在大海上漂流许久许久的孤舟，忽然望见一片有灯光的陆地吗？是困厄于枯井的青蛙，忽然听到雨前的雷声吗？是在暗夜中走得心力疲惫的路人，忽然看见天边出现一缕曙色吗？
　　“寒宫鹊桥”在清水潭女子监狱发展史上的深远意义，也许是无可估量的。
　　洪月娥——
　　推开窗子，我看见女监招待所的三层楼会议室，灯光明亮，一排敞开的玻璃窗，有红黄橙绿的彩绸在风中飘舞。看样子谢芳的婚礼还办得蛮像样的。这世道真他妈的大变样了！倒退二十来年，我和朱亦龙那婚礼算个啥？两人都穿上一身土叽叽的新衣服，他是中山装，我是列宁装，标准的革命派那个熊样，一人拿着一本语录本，高声朗读：“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再给大伙散几包烟，分一斤糖，就算完成终身大事。嘿，现在你看吧，一个囚犯，干警们帮她把个婚礼办得热火朝天！你说，我们那一辈人活得冤不冤？任思嘉来请我去参加婚礼，我说我肚子痛，不能去。眼不见，心不烦，我才不去凑你们那个热闹！
　　可是，我在宿舍里又心神不宁。随着小南风阵阵吹来，我听到招待所那边鞭炮声噼啪炸响，听到那里歌声笑语吵得像禾雀子闹林一样热闹，我就急得在屋子里团团转。我守寡守了二十年，要结婚也是我和朱亦龙去结呀，怎么倒轮到谢芳你一个臭犯人？
　　自从拿到杨罗亭那套大房子的钥匙，不，说准确点，是自从拿到那套大房子的全套证件—房产证、土地证等等，我这流浪了几十年的游魂终于安定下来，就跟朱亦龙说：“现在窝也有了，钱也不缺，我们去打张结婚证，把事儿办了吧！”
　　朱亦龙说：“还结啥婚呀！二十年前咱们不是结过了？”
　　我说：“二十年前，我是和朱亦龙结婚，如今是和余科长余明光结婚。你还敢把朱亦龙的名字亮出来，你不怕挨枪子？”
　　朱亦龙就说好呵好呵，可是老把事儿拖着，一晃又过去一个多月。今天看到谢芳办喜事，我不能不触景生情，窝着一肚子火。
　　招待所那边又传来阵阵歌声。这会儿声音更响更大了，好像是个小合唱，我模模糊糊听得那歌子这样唱：
　　谁不会想要个家，
　　可是就有人没有它。
　　脸上流着泪只能轻轻地擦。
　　我听出来了，是那支女犯们经常唱的《我想有个家》。往日我听这支歌心里就像猫爪子挠着一样难受，今晚听着心里就更加悲凉，我忍不住拨通了朱亦龙的电话。
　　“喂，朱亦龙，你这会儿在干啥？”
　　“上床啦，正要睡觉哩！”朱亦龙声音软塌塌地说，“你吵吵啥呀？”
　　“你说过的事忘了？”
　　“啥事？”
　　“结婚！”
　　朱亦龙就嘿嘿笑起来：“你神经出毛病了吧，这个时候会急这档子事？”
　　我说：“是的，你不知道，今晚咱们女监就有人结婚。”
　　“嘿，新鲜！”朱亦龙又是嘿嘿地笑，“你们女监是‘女儿国’，谁和谁结婚？”
　　“新娘还是个女犯哩，我们是两条老光棍，能不急？”
　　“女犯结婚，谁？”
　　“谢芳呀！”
　　朱亦龙就大声叫起来：“你说清楚点，谢芳，谢芳和谁结婚？”
　　我说：“和她的男朋友，一个大学讲师，在号子外面等她三年多了！”
　　我的话还没说完，朱亦龙就气咻咻地骂开了：“你真是二百五，猪脑壳，满脑子装着猪脑髓！你也不想一想，谢芳是车间的统计兼保管，掌握着咱们的机密，绝对不能让她跟外头的人接触。好呵，你竟然同意她去结婚，跟那个大学讲师睡上一晚，在枕头边啥事不能说呀！”
　　被朱亦龙一骂，我脑子忽然清醒了，吓出一身冷汗。我说：“我原来也怕谢芳结婚会带来啥麻烦，可是章彬彬她们一齐起哄，监狱长又点了头，我有啥办法？”
　　朱亦龙说：“没办法，没办法！咱们就等着蹲大牢挨枪子吧！”
　　我握着话筒直哆嗦，说不出一句话。我原来不同意谢芳去结婚，主要是满肚子嫉妒，要是能想到那么多，我拼死也要捏造几条罪名阻拦她呀！
　　朱亦龙气汹汹说：“咦，你哑啦？”
　　我说：“你如今骂我揍我都没有用了，快快想办法吧！”
　　“谢芳那臭娘们的婚礼，你有没有去参加？”
　　“我心里有气，没有去，这才给你打电话嘛！”
　　“蠢猪呀蠢猪！你满脑壳装着猪脑髓！”朱亦龙又一个劲地骂，“你既然反对不了，就要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呀！你倒好，连婚礼也不去参加，人家谢芳能不记恨你？该死，该死！你这蠢猪，死一百遍我也不心疼！”
　　我可怜巴巴说：“你愣骂愣骂，能解决问题吗？快快想主意吧！”
　　“现在还有啥主意？”朱亦龙想了一会儿说，“你赶快带上一件贵重礼物，去向谢芳表示祝贺。”
　　我一下子就开了窍，说：“嗯，知道了，知道了！”
　　谢芳——
　　管教和同改们都走了，“新房”忽然静下来，静得像深深的海底，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高汉文搂着我微笑说：“谢芳，你今晚真漂亮！”“不！”我一下挣脱了，开门往外头看了又看，这一层楼房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这才放下心来。我关上房门，万分疲倦地倚在房门上。红烛和彩灯光给“新房”抹上一层朦胧的灯光，连房里的空气都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这是哪里呀？我忽然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我问高汉文：“我、我是不是在做梦？”
　　“你不是做梦！”高汉文一定从我苍白的脸上看到太多的困惑和迷惘，像对一个梦游者那样指着“新房”里的一切开导说：
　　“谢芳，你看，这是大红‘囍，字，这是彩球，这是彩带，这是红烛，这是彩灯，这是五大队管教干部们送给我们的新床单新被子，还有，这是我—你的高汉文哈哈！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和你今晚举行婚礼，在铁窗中举行婚礼，一个非常特别的婚礼，一个整整推迟了三年九个月的婚礼。你难道不相信吗？哎呀，谢芳，你怎么这样垂头丧气，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我在床沿坐下，有气无力地说：“是的，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切都好像在梦中。我对人民犯下大罪，判了七年徒刑，我一直以为是罪有应得的。我准备坐满七年牢，甚至，在号子里待一辈子，可是，可是，才三年多呀，我们就能在狱中举办婚礼？这是真的！这不是一个梦？”
　　高汉文说：“谢芳呀，你不要太过分自责了。你从内心到行动上的忏悔，已经足够感动上帝，感动天地，感动政府，所以，你才百里挑一地得到这种特殊的宽待”
　　但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仍幽幽地说：“不，不！我是问心有愧的，按我的罪行，不是判七年八年的问题，把我拉去毙了也活该呀！”
　　高汉文一点都听不出我话中还有话，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谢芳，你所付出的代价，也够惨重了！侵吞股民的股金十二万，该退赔的，我们都退赔了，一个子儿也不少；服刑三年九个月，那是１３６０多个日日夜夜呀！何况，你在狱中一直表现极好，年年都评为改造积极分子。就是放在法律的天秤上称一称，你也没沾任何便宜，你不该沉陷于罪恶感中永远不能自拔。”
　　“不！你难道看不出来，从批准我们结婚那天起，我都高兴不起来。”我想给高汉文某种启发和暗示，慢慢地扯到我想说又难以启齿的话题上来。我说，“我甚至想拒绝这样的宽待，我想要求给我加刑。因为我罪大恶极，再加十年八年，也不算过分。”
　　“啊呀！”高汉文瞪大了眼睛，“谢芳，你疯了！你疯了！”
　　我看见高汉文可是吓坏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心又软了，一肚子想说的话终于打住。
　　我说：“时候不早，汉文，你快去洗一洗吧。”
　　“不，女士优先！我已经给你调好热水器，你先洗。”
　　“你先洗，我需要歇一歇。我太累了！”
　　高汉文总是很听话的，开始脱衣服。这个在大学与我谈过两年恋爱又在爱情圣殿守候了我三年多的男人，可真瘦呀！他的双脚像鹭鸶那么细骨伶仃，胸脯像搓衣板那么干瘪得一棱一棱。我出事那一年，他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都为我还了退赔款，还负债累累。这些年，他的一点工资，既要赡养高堂老母，又要花在我的身上，还要不断偿还债务，怕是连起码的营养都不能保证，就饿成这样一只瘦猴儿。我如果再给他一个新的打击，他可能把命儿也搭上了，我能忍心吗？泪花在我眼里打着转转，可我硬是憋着不让它流下来。
　　高汉文只穿一条短裤衩，站在那里愣神一会儿，没想去卫生间，却嘻皮笑脸向我赖过来，也在床沿坐下，一把把我搂过去，像饿坏了的孩子寻找母亲的奶头，用湿津津的嘴唇寻找我的嘴唇。
　　我轻轻推开他：“没看见我嘴里的口红吗？猴急个啥！快去洗一洗！”
　　高汉文虽然不大情愿，却还算听话地站了起来，拖拖拉拉进了卫生间。
　　这小小的陌生的空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可得好好想一想。那个埋在我心中好几个月的问题，那卡在我喉咙的一根刺，那钻进我的心头啃着我的心尖的一条虫，我是怎样时时刻刻都想找个亲人诉说呀！可是，我该如何开口？高汉文受得了吗？
　　这步险棋万一走得不对，不仅仅意味着我们爱情的终结，也许意味着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天呀，我这辈子是何其命蹇时乖，多灾多难呀！眼泪呼啦一下涌出来。三年多前，我栽了那个惨痛的筋斗，那是我见钱眼开咎由自取的；这一回犯罪，我硬是被人诓着逼着牵着鼻子拖下水的呀！
　　忽然，我听见有人轻声敲门。我陡地一惊，怪了，这会儿还会有谁来找我？
　　门外有人轻声说：“谢芳！谢芳！我是大队长，你开开门！”
　　我心里一下就凉透了，我想这个婚礼果然是一场梦。梦总是短暂的，一睁开眼来，梦就无影无踪。我和高汉文的好梦该结束了！
　　我开了门，看见大队长满脸笑容，脚步轻轻地闪了进来。
　　大队长说：“咦，新郎官呢？”
　　我战兢兢说：“在洗手间洗澡。我这就叫他”
　　“不，不！”大队长摆了摆手，“我只跟你说几句话，待三分钟，就走的。”
　　大队长虽然一直微笑着，可我觉得那笑眼里暗藏杀机。我心里怦怦地跳，随时准备她从兜里掏出手铐来。像她对待吕金妹那样，我随时准备把手伸出去，让她咔嚓一声铐走。可是，非常奇怪，大队长从兜里掏出的却是一个鲜红的绒布首饰盒，打开盒子，里头是一条又粗又亮的金项链。
　　大队长依然满脸笑容。但那笑让我心里发毛。
　　“谢芳，你还不知道吧，让你头一个来欢度‘寒宫鹊桥’，可是我提的名！我本当要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可我临时有事脱不了身，就没赶上。这么晚了，我还惦着你呢，呶，带了这点薄礼，表示我的一点心意！”
　　我一下子就傻了，如坠五里云雾，一点也弄不清大队长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谢芳，收下！收下！”大队长把那个红绸小盒子往我怀里推。
　　我哪敢要这么贵重的礼物？不是小鬼向阎王老子要赏钱嘛。
　　我步步后退，被大队长抵到墙角里。
　　“你嫌我送的礼轻，是不是？”
　　“不是，不是！”
　　大队长到底是大队长，她不容推辞，更不容抗拒，硬是把那只鲜红的绒布小盒子塞进我的枕头下。
　　我千恩万谢，语无伦次。
　　大队长脸色一下子又黑下来。她说，“当然，我来这一趟，除了来看看你们，也还有几句话要交待。你听着，谢芳！”
　　我条件反射地一个立正站得笔直。
　　大队长说：“谢芳，这么些年，大队长对你好不好？”
　　我战兢兢地回道：“报告大队长，好，好！大队长一直关心我！”
　　大队长说：“我让你做统计兼保管员时说的那些话，你忘了没有？”
　　我诚惶诚恐回道：“没、没有，没有！”
　　大队长说：“没有忘了就好！牢里总有牢里的规矩，就是对自己的老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字也不能漏。记住了？”
　　我机械地回道：“记住了！记住了！”
　　大队长忽然又皮笑肉不笑地笑了一下：“晚安！祝你们幸福！”
　　这个可怕的魔鬼，来得非常突然，走得也非常突然，像地穴钻出的一阵阴风，霎时从我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谢芳——
　　我轻轻地敲开卫生间的门。
　　高汉文探出半个头：“大队长走了？”
　　“走了。”
　　高汉文抖抖索索走出来：“天哪！可把我吓死了，大队长又来找你的岔子？”
　　“没有。”
　　“她来干啥？”
　　我看他吓得脸孔煞白煞白的样子，真不忍心把大队长来的真正目的和盘托出。我吃力地笑了一下说：“她啊，来祝贺我们的婚礼呢，还送了很贵重的礼物。”
　　高汉文看见那条又粗又亮的金项链，感动得眼泪快要掉下来。“这个大队长，这个大队长，真是个大好人哪，你、你、你怎么敢收她的礼物？”
　　“她硬要我收，我推也推不了。”
　　高汉文又高兴又激动地嗫嚅着：“那就收下吧，那就收下吧！
　　哇，这是多么贵重的礼物呀！等你出了狱，我们一定要好好报答人家洪大队长！”
　　高汉文愈是喜滋滋的，我心里愈是乱成一团麻。小傻瓜呀，你还以为幸福之门从此为我们打开了，殊不知一个更深的陷阱正在前头等着。
　　“嗬，洗个热水澡，真舒服！真舒服！”高汉文用干毛巾擦着身上的水迹，不住欢叫：“谢芳，你也快去冲一冲，我把热水器调好的。”他钻进被窝里还在喊：“快去洗呀！愣着干啥？”
　　我想那件在我心里沤了许久的事，可是到了不能不说的时候了，就声音怯怯地开了口：“汉文，我，我想先跟你说个事。”
　　“别急别急，我们等会儿待在被窝里说，嘿，那多好！”他伸出舌尖舔着嘴唇很响地咂了一下，像馋猫一样的憨态可掬。“现在你的首要任务是快快去冲个热水澡，哎唷，快点吧，快点吧，我实在困了呢！”
　　多蠢的人啊，高汉文一直处在兴奋的期待中，既听不出我声音的苦涩，又看不出我脸上的愁苦。我想，等会儿说也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把那件事想想透。
　　我进了卫生间，与其说我是去冲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不如说是进行一次残酷的自虐。我根本不想调出适当的温度，一会儿，让冰冷彻骨的冷水淋得簌簌战栗，我想我在极度冷静的情况下该能作出抉择了吧；一会儿，我又让过烫的热水烫得我皮肤灼痛，我想在热雾腾腾中，我该能痛下决心了吧。可是，这一切都徒劳无功，直至高汉文连连敲门，把我催出卫生间，我的主意仍然没有拿定。
　　被窝里很暖和，高汉文瘦骨嶙峋的双臂紧紧搂着我。一股男子汉的气息包围我的全身，我不能不以女性的温柔作出相对的回应。高汉文全身像火一样燃烧起来，一只纤细的手像鱼一样在我身上缓缓游走，甚至企图抵达我那水草丰茂的沼泽地。我可怜的好人哪，你真是急不可待了吗？我欠你的太多太久了，让你的心像酷暑的龟裂的土地，在无边的焦渴中期盼了无数干旱的日子。
　　可是，我再次用理智扑灭心头的欲火。因为我知道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退无可退的临界点，作为忠诚的妻子，我必须把该说的都无所保留地说在关键时刻之前。
　　“不！不！”我像打摆子一样战栗起来，气喘吁吁说，“汉文，汉文，我得跟你说件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等会儿说不行吗？”
　　“不行！绝对不行！”
　　高汉文突然坐了起来，捻亮床头灯，一对惊讶的眼睛比灯光更亮地罩在我脸上：“到底什么事？还非常非常重要？”
　　“我的好人儿，我说出来，你可不要吓着。”
　　“哪能？哪能？你、你，你这三年多关在号子里，都待在女人堆里，你、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不算敏感的高汉文在这样的语境下，却自然想到男女情事上，盯着我的目光已经醋意四溅了。
　　我说：“你千万别用这样的目光瞧我，我这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跟你说。”我把大队长洪月娥要我当统计保管员，教我多产少报，瞒产不报，刚才又像黄鼠狼来给鸡拜年，对我软硬兼施这半年多来，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夜夜噩梦，等等，等等，跟高汉文说了一遍。
　　高汉文听着听着，在我怀里觳觫起来。他果然吓坏了，上下牙齿磕得笃笃响：“我的天！这、这、这事不得了！这、这事不得了！你、你怎么不、不早早告诉我？”
　　“我怎么告诉你？你一个月来探一次监，我们谈话旁边有管教监听，给你写信吧，每一封信都得经过管教检查才能寄出的。
　　唉，叫我怎么告诉你？”
　　高汉文拥抱着我说：“这事怎么办好？这事怎么办好？谢芳，你老老实实改造三年多，都亏了干部和政府的宽待，眼看就能减刑出狱了，现在倒好，旧罪未了，又添新罪，你说的那个事儿，明摆着是一件贪污案，你还给他们当统计当保管，你、你、你这是为虎作伥呀！你脑瓜子怎么这样笨？”
　　高汉文说着说着就哭起来。
　　我说：“我不听大队长的话，我能得到‘宽管’吗？能一月跟你见一次面吗？能减刑提前出狱吗？我、我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我也禁不住伤心啜泣，苦泪像决堤的河水滚滚滔滔。
　　高汉文在我怀里不住瑟缩着，像寒冬腊月一只特别怕冷的猫。我用枕巾给他擦着眼里的泪水说：“唉，我的好人儿，我可把你害苦了！你骂我吧，打我吧！”
　　高汉文哪舍得打我，却愈加亲昵而疯狂地拥抱我亲吻我。
　　两人抱头痛哭了好一会儿，高汉文舔干我脸上的泪水说：
　　“谢芳，别哭了，快来想想办法吧！
　　我稍稍振作起来，说：“办法我是早想过的，就听你一句话！”
　　“你快说出来我听听！”
　　“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惟一的办法是让我一死了之，让你早日解脱。”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高汉文使劲地摇撼着我的身子，“你疯了吗？”
　　决心既下，我倒变得异常镇静了。我说：“我什么都想过了，除了这条路，哪还有路走？”
　　高汉文想了一会儿说：“你快快去检举揭发，就能变被动为主动，说不定还能立一功。”
　　“你想得多美！如果女监上上下下不是抱成团儿，她大队长一个人敢这样贪？别说检举揭发了，我只要露出一点点风声，我也没命呀！她们整死一个女犯，就像踩死一只蚂蚁！”
　　除了叹息，高汉文再没有话说了。我们紧紧搂抱着，用指尖在对方胸口轻轻抚摸，都希望以此减轻对方的痛苦。这时就听到大墙外村子里传来公鸡第一声啼叫，鸟儿刚刚醒来的啁啾，只有那么一声两声，疏疏朗朗，像梦幻一般。高汉文看看手表，已经是凌晨四点整，就坐了起来说：“谢芳，快天亮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来，快想想办法！”
　　我绝望地叹道：“咳，你让我去死吧，没法子可想的。”
　　高汉文说：“我明天就去找监狱长。”
　　“别！千万别！你以为官大就是好人呀，梁佩芬还是市长哩，也成了罪犯进了监狱。监狱长如果和大队长是一伙的，我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高汉文想了一会儿又说：“我给省纪委、中纪委写信。”
　　“山高皇帝远。中央、省委哪有工夫管这山沟沟里的事。如果我们写的揭发材料，上面层层往下转，万一转到监狱长、大队长手上，我还是一个死！”
　　“咳，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我们泪眼相对，无话可说，无计可施。那一会儿，我觉得我脑子里只有一片空白。
　　大墙外传来第二遍公鸡报晓的啼鸣，林子的鸟声也更加喧闹了。高汉文再次挣扎坐起来。“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他说，“谢芳，你再想想，你们大队的管教干部当中，就没有一个值得你信赖的好人吗？”
　　我把五大队所有干警在脑子里排了个队，说，“我看章大队长可能是个好人。”真的，当我想起这个好人的时候，像一个信徒想起基督那样，心里有一种圣洁的依赖。
　　“嗯！”高汉文一下子兴奋起来，“我也看章彬彬是个好人。
　　每一回我来探监，她的态度特别和蔼可亲，我想她一定正直、善良，和洪月娥不是一路的。对，我明天就去找她。”
　　我把五大队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高汉文，又仔细商量一番他们在哪里见面，怎么谈话，天就大亮了。高汉文毕竟是个男子汉，到了这关键时刻，不再婆婆妈妈了，他叫我要作好最坏的准备，他说我们不是赌咒发誓过的，这一辈子可要“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的吗，如果能在女监里挖出一个贪污集团或是贪污犯，即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也是无怨无悔的。
　　高汉文说得如此悲壮，我便有了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我拼命地吻着我的好人儿，心中热血汹涌澎湃起来。我不甘枉做一次女人，更不甘担这已婚女人的虚名，我的心牵引我的手指，从我的好人儿的脸颊游走到脖颈、胸脯直达那毫不设防的防线。
　　但是，我的好人儿一心只想着怎样去保护我，和怎样去捍卫他做人的准则，一时竟垂头丧气而无所作为。
　　无所作为就无所作为吧，从生物人提升为文明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变得更纯洁更崇高了，就那么如胶似漆地拥抱着，亲吻着。
　　一片灰白色的亮光，透过玻璃窗和薄薄的窗幔，照进屋子里来，房里的红烛和彩灯等等物件现出了灰蒙蒙的影子。窗外林子里的禾雀、黄鹂和斑鸠们的聒噪声，更稠密更嘈杂了，高汉文看了看手表，毅然从我怀里挣脱出来。
　　“谢芳，对不起，只剩下一个多小时你就得上班了，快抓紧时间写一份检举信吧！口说无凭，我把这信交给章大队长。”洪月娥——
　　我躺下还不到半点钟，正迷迷糊糊合上眼，朱亦龙像贼一样溜了进来。
　　我吃了一惊：“你这家伙，愈来愈胆大包天了，深更半夜来找我干啥？让人看见，叫我脸往哪搁？”
　　“死活都顾不上了，你还顾得上要脸？”朱亦龙气狠狠说，“有些事电话上不好讲，我不能不亲自来一趟。你快快说吧，你去找谢芳那臭娘们怎么样？”
　　“我带了一条金项链去送她。她好像很高兴，很感动。我又叮嘱她千万保密，她都答应了。我想，该不会出啥事吧！”
　　“蠢猪蠢猪！你真是满脑壳装满猪脑髓！”朱亦龙骂骂咧咧说，“我翻来覆去地想，像谢芳这样文化高的女犯，不悔过便罢，要是真悔过了，她就把事情想透了，会脱胎换骨换了个人。咱们当初挑她就有欠考虑，如今更成了捧在手上的一颗定时炸弹，啥时一爆炸，咱们都得粉身碎骨。”
　　我哆哆嗦嗦披衣坐起来：“真有这么严重？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啊！”
　　朱亦龙反剪着手，在我床前走来走去，像一个指挥员筹划一次大战斗那样，想了片刻，斩钉截铁说：“我现在也没工夫跟你多磨牙了，你马上给我做几件事：一、你明天一上班就找谢芳谈一次话，摸摸她的口气，看她有没有出卖咱们；二、谢芳这个女人不能用了，你赶快另外物色一个保管员、统计员；三、你的房产证、土地证和值钱的金银细软，马上给我，放在你这里不安全。”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把该给的东西都给了朱亦龙。他多一分钟也不肯停留，又像贼一样悄悄溜走了。
　　这一宿我自然不能合眼，老想着朱亦龙说谢芳是我们捧在手上的“定时炸弹”，怕真要栽在这个女人手上，就吓出一身冷汗。
　　第二天一上班，我早早下了车间。女犯们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台子上干活了，却不见谢芳的影子。我就一连声的叫：“谢芳？
　　谢芳呢？”
　　有些女犯相互扮着鬼脸，有些女犯轻轻地笑。有的女犯就说：“人家正跟新郎官抱在一起睡觉吧！人家昨晚干活也很辛苦，上不了班啦！”许多女犯都轻声傻笑起来。
　　这时，谢芳匆匆走进车间来。全车间顿时一片死静。女犯们都拿奇怪的眼神瞧谢芳，那目光很复杂，很暖昧，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好奇的，有祝福的，反正都想从她身上看出一点变化，看出一点隐私，弄得谢芳万分尴尬，想躲没处躲，想藏没处藏，脚步也不知道怎么迈好。
　　我对谢芳招招手，叫她过来。谢芳得救一样从众目睽睽中逃脱，跟我走进车间一角的仓库。仓库里堆满了皮革、布料和已经制成的运动鞋、登山鞋和休闲鞋，有点儿闷，充满橡胶气味；但是没人敢进来，谈话挺方便。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谢芳，新婚幸福吧？”
　　谢芳点点头。
　　我又问：“在铁窗中过一个花烛之夜，感觉怎样？没出点啥事？”
　　谢芳脸一下就红了，还以为我爱打听她那种无聊的事呢，支支吾吾的不知说什么好。
　　“谢芳，别不好意思了！”我只好单刀直入了，“我是想问你，昨夜你在枕头边上，有没有把女监内部的事儿，跟你老公瞎唠唠？”
　　谢芳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惊颤颤回答道：“报告大队长，没有，没有！”
　　可是我从她慌乱的眼神，立马就判断她肯定是把那件重要事情说出去了。我“铁拳头”的威风就发作起来，咬着牙根儿说：
　　“没有？你敢说没有？我在那个客房里装有窃听器，要不要把录音放给你听听？”
　　谢芳扑通一下就跪下了：“报告大队长，没有，我真的啥也没说呀！你不能冤枉我！我”
　　“你嚷嚷个啥？”我喝住她，一把抓住她的手，反转到背后，像拎一只小鸡把她拎起来：“你，看着我的眼睛。咦，看呀！你不敢看，你心里有鬼？你看呀！”
　　谢芳就不得不转过脸，看了我一眼。这个臭婊子到底嫩了点，她的眼睛与我对视一会儿，脸上就大汗如注，手心冰凉，脸孔煞白，身子筛糠一样颤抖。
　　我哈哈一笑，说：“谢芳，你敢说没有？我看你肯定把我们女监的秘密透出去了，你赶快写封信去封你老公的嘴，啥责任也不要你负的。快，这儿有纸有笔，你就在这儿写吧！”
　　可谢芳这个臭婊子还是一口咬定啥也没有说，审了她一点钟，她的两只细胳膊儿差点被我拧脱臼，她就是不改口。
　　最后，我看从她嘴里抠不出个屁儿来，就说：“谢芳，你今天也不要干活了，你就在这儿写交代。交代写不好，你就别想当这个保管统计员，也别想减刑提前出狱。”
　　我用食指在她脑门上一戮，她的后脑就往墙壁上“咚”地一敲。我说：“何去何从，你好好想想吧！”
　　我把仓库下了锁，同时也给自己心里下了锁。我的脑子像是结了冰块儿，啥事也不会想了。我的天，这事要是真的捅出去，我洪月娥当不了这女监的大队长且不说，我还准是这“半月楼”
　　的一名女犯呀！
　　我在车间里乱转了一会儿，脑子慢慢冷静下来，当务之急，我得赶快跟朱亦龙取得联系，让他快来商量对策。可我刚走到大队部办公室门口，听到章彬彬正在跟谁打电话。我没敢进去，就站在走廊上听着，章彬彬捏着嗓门儿神秘兮兮地说：
　　“你到我们这儿来谈不行吗？什么？哦，好吧，中午，十二点，山珍酒楼二楼知道了！你放心！！你放心！好，不见不散。”
　　我的妈呀，事态比预想的严重多了！凭我当警察多年的经验，我把章彬彬那些七零八碎的话，拼凑在一起想了想，一个完整的意思就出来了：那桩瞒产私分的事儿，谢芳肯定是捅出去了，那个臭婊子可不是当个儿戏随便小广播，她是正里八经和她老公商量过，她老公更是捡个芝麻当西瓜，当作天大的事情要向章彬彬报告。我一看手表已经十点半，天呀，中午十二点，他们就要在山珍酒楼碰头，我得赶快给朱亦龙打个电话。

　　章彬彬——
　　接过高汉文的电话，我在办公桌前坐了十多分钟，才从可怕的惊骇中清醒过来。太不可思议了，高汉文说我们女监有一个贪污团伙。这可能吗？那会是谁？洪月娥？高汉文特地交待这事绝对不能让洪队知道，难道跟她有牵连？一个二十多年的老警官，全省有名的“铁拳头”模范警察，竟会在铁窗之内干这种勾当？我自己提出许多疑问，又立即一一推翻。我拿起桌上的电话，想马上报告赵监狱长，可转念一想，又把电话放下。我总觉得这事太突然，太蹊跷，还是弄出个眉目来再报告吧。
　　回到家里，我给小黛留了个字条，说我外出有事，叫她中午到干妈家去吃午饭。
　　随后，我就急匆匆往城里赶。我们大队有一辆北京吉普，可这会儿车钥匙在洪月娥手里，我不便向她去要车。好在女监门前公交车十多分钟就来一趟，我跳上车，一个来小时就到了西源市。１２点整，我准时到达山珍酒楼二楼。正是食客纷至沓来的时候，几十张小餐桌几乎都坐满了人。我的目光从许多陌生人的脸上扫过，竟没有发现高汉文。嘿，这家伙真不守时间。我正想找一张空桌子坐下，最里边一个小包间里走出一个瘦高个，一个劲朝我招手。嘿，还真是高汉文！他换了一身脏兮兮的牛仔服，鼻梁上架一副墨镜，像国民党特务似的，我当然没能及时认出他。
　　我们在小包间落了座。服务员小姐问过我们要点的菜，又沏了两杯茶，转身走了。
　　我低声问道：“高先生，有什么事？请快说吧！”
　　高汉文说：“章大队长，请你先喝茶，不急。”
　　我抿了口茶，说：“请你快快说吧，下午我得准时赶回去上班。”
　　高汉文取下墨镜，换上平常用的近视眼镜，从镜片后面用一种很怪异的目光瞅着我：“章大队长，如果你们大队有人贪污偷盗，你敢不敢管？”
　　“那还用问吗？我们警察就是专门跟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这样回答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莫非洪月娥真的出了事？
　　高汉文又问：“如果这个犯罪的人，是你的老同事，你的好朋友呢？”
　　“我当然照样会管的。”我心想八成是洪月娥了。
　　高汉文那窝囊劲真叫人受不了，他从近视眼镜片里射出的目光依然那么犹疑不决：“你、你、你能用什么担保呢？”
　　“用我警帽上的国徽！庄严的国徽！”
　　高汉文说：“可是，这个犯罪的人也是个警察”
　　“高先生！”我气得霍地一下站起来，“你如果是约我来穷开心的，对不起！恕不奉陪，我先走了！”
　　真的，我哪有闲工夫，一边跟高汉文谈话，我一边还惦着小黛是不是吃午饭哩。高汉文一味磨磨蹭蹭，真让人受不了！
　　高汉文一把拉住我：“章大队长，别生气！别生气！这年头，警察里头也有坏人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写得密密麻麻的信。
　　“这是检举信，请你过目吧！”
　　我飞快看了一遍。检举信果然是谢芳写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洪月娥与兴隆鞋业公司的余科长互相勾结，每周每月都贪污盗窃大批女犯们制成的运动鞋、登山鞋，哪月哪日隐瞒多少，哪月哪日从仓库提走多少，一次一次，写得一清二楚。可见谢芳是被迫而为，一直就等着这一天了。我立即想起这半年来，洪月娥把车间生产一直紧紧抓在手里，任务又不断增加，女犯们叫苦不迭，原来他们背地里干这见不得人的勾当！毫无疑问，谢芳的举报是绝对可信的。洪月娥呀洪月娥，你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高汉文诚惶诚恐地说：“章大队长，我把这举报信交给您，也是把谢芳的小命儿交给您了！您”
　　“高先生，请您一百二十个放心！”我想，我凝重的脸色和郑重的声音，肯定能够让检举者放心的。“我们一定会尽快把这事查个清楚，同时也能绝对保证谢芳的安全。再见！我先走一步，但是你至少在一刻钟以后才能下楼。”
　　我出了山珍楼，快步往公交车站走去。一辆桑塔纳轿车突然在我身边停住，车上走下一个大汉，我还来不及看清是个什么人呢，他把我一家伙就拽进车里去了。他一边猛踩油门，一边吼道：“坐好，坐好！章大队长！”
　　现在我才看清了，这家伙就是洪月娥的姘头，那个跟我们大队合作的兴隆鞋业公司的余科长。我大声叫道：“你想干什么？
　　啊！”我本能地伸手去开车门，可是车门早被锁死了。
　　“老实坐着，别嚷嚷！”余科长低声喝叱。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我继续大声呐喊。
　　余科长把裤筒往上一拉，就从长统袜里拔出一把雪亮的匕首，威胁说：“叫你别嚷，你还嚷？再嚷就给你放血！”
　　我用眼角的余光斜睇余科长。这家伙一米八几，虎虎彪彪，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握着匕首。我掂量要在车上跟他较量，肯定是以卵击石。惟一的办法，只有跟他磨时间，然后见机行事。
　　我说：“余科长，有事你说吧，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商量。”
　　余科长稳稳地开着车子说：“这还要问我吗？你刚才去山珍酒楼找谢芳的老公干啥？”
　　我愣了三秒钟才回答道：“我们五大队昨晚给谢芳和高汉文办了婚礼，这家伙还不满足，想来打我的关节，再给谢芳批三天婚假，，
　　“哈哈哈！”余科长大声狂笑起来，“行呀，章彬彬，你真不愧为一个老警察，眉头一皱，就能编出一大套谎话。”
　　我说：“真是这么回事，信不信由你！”
　　余科长不笑了，说：“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姓高的，向你举报了洪月娥，对不对？”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没有必要跟他演戏了。我说：“余科长，算你厉害，但你只想到他向我举报洪月娥，怎么偏偏漏了你自己？完整点说，是举报了你余科长和洪月娥互相勾结，用不报、少报的手段，贪污盗窃了女监的大量公产。”
　　余科长不说话，一踩油门，车速忽然加快了。
　　一眨眼工夫，车子就到了郊外。余科长胆子更大了，气汹汹问道：“你打算怎么处置我和洪月娥？”
　　我说：“你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快快去坦白自首。”
　　“臭娘们，这事还要你教！”余科长看看路上来往的车子少了，就把车子开到路边停下来，从裤袋里掏出一根尼龙绳，喝道：“把双手背过去，快！”
　　我磨蹭着，不肯动弹。
　　余科长又吼道：“快！快！要不老子就给你放血！”
　　这家伙脸上一条长长的伤疤闪闪发亮，凶神恶煞似的可怕。
　　我相信狗急跳墙的时候，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我就无可奈何地把双手反背在背后。余科长捆绳子的时候，我留着个心眼儿，我把双腕使劲撑开，在余科长的感觉上绳子已经扎得很紧很紧了，还打了死结，可我知道，我还留着松动的余地。
　　我拼命叫嚷：“好了，好了，痛死我了！把我捆死了！”
　　现在余科长更放心开车了。刚才他脸上还有些紧张，现在已经泰然自若，有时还故作轻松地吹口哨，哼小曲。这家伙真是个十足的流氓！
　　我看出这条路正是往清水潭方向开去的，问道：“余科长，你到底想干什么？”
　　余科长说：“臭娘们，放心！也不会太为难你。我们现在一起去接你的宝贝女儿。然后把你和你女儿安顿在一个地方住三五天，等我们离开西源市，你们就可以恢复自由”
　　我暗吃一惊：“你想拿我和我女儿做人质吗？你们可要罪加一等！”
　　余科长说：“加一等加两等、三等，对我都无关紧要。喂，你要不要听听你女儿的声音？”
　　余科长掏出手机，拨通电话，粗门大嗓地喊：“喂，洪月娥，你叫章副大队长的女儿听电话。”
　　一会儿，余科长把手机贴到我耳边。果然，小黛叫着“妈妈，妈妈！”一听到小黛脆脆的甜甜的声音，我的心都碎了。许久许久，我没有开口，我能跟小黛说些啥？我不把她吓坏吗？
　　小黛在电话那头又急急地叫着：“妈妈，妈妈！”我忍不住了，说：“小黛，妈妈在外头开会，一时回不去，你中午在哪吃饭？”
　　小黛在电话中说：“我在洪阿姨家吃饭，在干妈家吃饭。干妈中午给我下了一碗面条”
　　小黛还一口一个“干妈”地叫。自从我有了小黛，洪月娥待小黛一直不错，我每次外出，她都忘不了照顾小黛，管她的吃，管她的睡；小黛有个头疼脑热的，她更是尽了“干妈”的责任，操碎了心。可是，小黛哪里知道“干妈”和亲妈已经成了死敌，我把孩子交到她手上，可不是把孩子往狼窝里送？我整个儿心提了起来，叫嚷着：“小黛，快叫你干妈听电话”
　　“想得倒美呀，你？”余科长一下把手机抢了收回去。“你想要到你的孩子，得乖乖听我的话！”
　　“你真卑鄙！”我忍住眼里的泪水，气狠狠骂道，“你拿个孩子做人质！”
　　“嘿，卑鄙？”余科长乜斜着眼睇我。“只要老子高兴，我还想跟你睡觉哩！”
　　忽然，我从余科长眼里看到特别下流特别邪淫的目光。一霎那，这目光把我冰封了二十来年的记忆一下子照亮了，这个家伙不就是洪月娥的老公朱亦龙么？不就是那个已经拉去毙了的“猪公”么？我把他左看右看看了好一会儿，从他的体形、脸部种种特征证实我的判断八九不离十，我突然大叫一声：
　　“朱亦龙！”
　　余科长果然大吃一惊，下意识地一踩刹车阀，马上又放开了，车子在公路上打了个Ｓ形才继续开进。
　　我狠狠地盯着朱亦龙：“你这家伙果然是‘猪公’！那一年枪毙没把你打死？”
　　朱亦龙狞笑一声：“嘿嘿，老子是刀枪不入的，枪子都不怕，你敢跟我作对？”
　　朱亦龙把车开到半路，忽然又不想往清水潭方向开了，他把车子掉了个头，又往市区方向开。而且速度加快了，把车子开得要飞起来似的。
　　“朱亦龙，怎么啦？不想去清水潭啦？”
　　“你给我闭嘴，老子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那家伙不再嘻皮笑脸了，嘴边挂着一丝狞笑，像激怒了的狼一样可怕。我心想事情可是愈变愈糟了。我刚才戳穿他的真面目，这著棋实在愚蠢。这家伙很可能要狗急跳墙。我的手腕在背后悄悄转动着，打着死结的尼龙绳慢慢被我松开了。手指和手腕都麻木了，但是我的双手不敢掏出来，我只能悄悄活动活动，到了紧要的关头，我才能突然伸出双手作拼死的一搏。
　　桑塔纳突然在深山峡谷的一处大桥头停下来。朱亦龙掏出一支烟点了火吸着，一边向公路两头张望。他好几回把右裤腿往上拉了拉，我看见那把扎在长统袜上的匕首。我琢磨这家伙很可能要在这地方动手了。这里真像《水浒传》里的“野猪林”，四周烟笼雾锁，一片猛恶林子，是个杀人越货的好去处。朱亦龙只要拔出匕首给我一下子，往林子里一扔，或是往大桥下一抛，很快就完事了。我不由浑身发凉，到这节骨眼上，死也不知道怕了，就是放心不下我的小黛，她才上小学三年级哪！
　　我不能就这样轻易死了，试探着说服眼前这匹疯了的狼：
　　“朱亦龙，你老待在这里干啥？我警告你，你千万别起歹心，杀了我你也别想活”
　　“闭嘴！闭嘴！”朱亦龙狂怒地叫着，眼睛里闪着狼一样的凶光，“老子想抽支烟。”
　　我知道他说抽烟是假话，想在这里下手才是他的鬼算盘。可是，路上来往的车辆还是比较频繁的，平均两三分钟就有一辆汽车打这里经过，有时老远传来拖拉机的声音，朱亦龙大概盘算过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宰个大活人也还没有太大的把握，当那支烟烧到灼痛他的手指的时候，他往车外一扔，踩下油门，车子又上路了。
　　桑塔纳疯狂地在山间公路上奔驰着。我曾试想猛地抽出手来，扑过去卡住朱亦龙的脖子。但我立即打消这个念头。那家伙像熊一样壮实，我岂是他的对手？我又想过突然把双手从绳套中抽出来，打开车门往下跳。但又想这太危险，车门能不能打开我不知道，就是能打开，我一跳车，也很可能摔个头破血流。我只能忍着，不到最后时刻，最后一搏的意图绝对不能贸然暴露。
　　桑塔纳疯狂地在公路上奔驰着。一会儿进了城，一会儿又开进兴隆鞋业公司。我不由松了一口气，心想他可能要带我到他办公室去谈条件了。可是车子继续七弯八拐，上了一片树林茂密的小土坡。西源市是一座山城，许多单位依山而建，高高低低的土坡处处可见，我也就没有特别的惊讶。但是，当朱亦龙把车子停在一个大车库跟前，我的心立即又悬了起来。这里非常僻静，除了停着几辆破车，一个人影也看不到。
　　朱亦龙狠狠盯了我一眼：“你给我老实待着！”
　　他打开车门下了车，然后大摇大摆去开车库的大铁门。一瞬间，我就识破了他的企图，好家伙，他想把我弄到车库里去，再关上大铁门，慢慢地整治我吧？小报上电视上报道这类奇案太多了：把一个仇人或有钱人弄进车库里，再关上铁门，就一刀宰了。在他看来，我还是个被他捆绑结实了的女子，拖进车库之后，他就是把我强暴之后，再细切慢剐剁成十万八千块，时间也是足够的呀！我猛吃一惊，双手从绳套迅速抽出，第一个动作是使劲关上车门，第二个动作是使劲踩油门发动车子，第三个动作是飞快地倒车掉头。这一连串动作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完成在倏忽之间。已经把钥匙捅进车库大铁锁的朱亦龙，听到声音回头一看，我已经开着车子飞快冲下那片林木夹道的小土坡。我虽然脑后没长眼睛，但我能想象到，那家伙一定紧随车尾卷起的两股青烟，气急败坏地追了一大段路，然后，才万分沮丧地抱着脑袋蹲下了。
　　洪月娥——
　　章彬彬进城去了，我把小黛领到家里来吃午饭。我给小黛下了一碗面条，卧上两个荷包蛋。小黛吃饱了，我给她擦了把脸，帮她脱了衣服让她睡午觉。这是章彬彬让她女儿养成的好习惯，该上学上学，该做作业做作业，到了午休时候，章彬彬一定要小黛睡一会儿午觉。
　　小黛是个乖孩子，连睡姿也安分老实，就那么平平地躺着，两只小手举过耳根，小脸蛋儿像白瓷观音那么安详，两撇黑睫毛像两只黑蝴蝶停在荷花瓣上。我真嫉妒章彬彬生出这天仙一样的孩子！我在床沿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要把小黛看个够。因为这次看她，很可能就是生离死别！
　　早上我审过谢芳，又在走廊上听到章彬彬跟一个什么家伙通电话，约定在山珍酒楼见面，我八成猜到我们的秘密是露馅了，一上午心里都七上八下。到了中午，小黛又说她妈不在家，要我管饭，我更料定章彬彬是去见高汉文了。我的妈呀，我的小辫儿抓在章彬彬手里，我还有命吗？
　　这一年多来，我和章彬彬在年终考核中有过磨擦，在监管改革中闹过别扭，两人像两股道上跑的车，怎么也拧不到一块儿。
　　好在这中间有个小黛，总能把我们撮合在一起。我有了空儿，就过去看看干女儿。我给她带些好吃的，她给我个天真的笑脸，我这一天就心舒气爽开心快活。要是这天见不着小黛，我像掉了魂儿似的，怎么也提不起劲。我和章彬彬闹别扭，别的没啥好怕，怕的是一旦真的闹翻了，没有小黛这个心肝肉、开心果，我这空落落的日子可怎么过？
　　今天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我盯着小黛的目光，像黏在她的圆脸上，挪也挪不开了。我觉得我已经站在大牢的铁门边，只要有人轻轻一推，我就进了号子成为一个失去自由的女囚，到那时候，我还能看到小黛吗？我还有脸见到小黛吗？
　　一阵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陡地一惊，啥事也不会想了。
　　电话是朱亦龙打来的。他在电话里急得上气不接下气，结结巴巴说：“高、高汉文那狗日的果、果然向章彬彬告密了，我本来已经扣下章彬彬，可是，又被她跑了！现在，章彬彬正开着车子赶回清水潭。咱俩的小命儿，就、就在这个把小时了！”
　　这些话朱亦龙说得清清楚楚，但是被吓晕了的我，却一句也没听进去。我说：“朱亦龙，你慢慢说，你这样急急慌慌的，我怎么听得清。”
　　朱亦龙在电话里又把那些话说一遍，还疯了一样狂叫：“洪月娥，你听清了吗？现在咱们只有两条路：你想死，立即去投案自首；你想活，立马开车来找我。咱们一起远走高飞。”
　　这回我完全听清了，吓得僵在电话机旁，一动也不会动。我说：“我当然想活，可到了这个份上，哪还有咱们的活路？”
　　“你快快来找我。带上证件、现款，哦，还有手枪，别的啥也不要带了，愈快愈好！必须在４５分钟内赶到北源市郊的五里桥。我在那里等你。”
　　我心里乱糟糟的，钱款、证件放在哪里，一时竟记不起来。
　　因为我的脑子已经像木头一样不会活动。
　　一会儿，朱亦龙又来了电话，说：“洪月娥，你把章彬彬的女儿也带上，对，就是那个漂亮的小妞儿，一定要带上！”
　　我莫名其妙：“带上她干啥？”
　　“亏你还是个警察！有个人质在手里，我们逃命的把握就更大呀！”
　　朱亦龙这话像晴空一声炸雷，把我吓坏了！这狗日的出啥馊主意？我哪能亲手绑架我的干女儿？人说虎毒不食子，小黛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可也是我的干女儿，我能对她下毒手？
　　我好容易把几千元现金、工作证、身份证和手枪都找齐了，揣进一只手提包里。可是最后要叫醒小黛的时候，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这个傻闺女这会儿睡得正香。因为已经焐了一会儿热被窝，脸蛋儿染上两片胭脂红，眼睛微眯着，两撇又密又长的黑睫毛，像黑蝴蝶的小翅膀轻轻扇了一下，我还以为她就要醒了呢，可她微微一笑，又睡熟了。她在梦中也想着啥快活事儿吧！咳，小黛这副可爱的模样我看了多少年了，就是看不够！
　　电话铃又像催命鬼一样叫起来。
　　我拿起话筒说：“你老催老催催命呀！我都收拾好了，马上就走！”
　　朱亦龙说：“记着，把那个小妞儿也带上！”
　　我支支吾吾说：“小黛这会正在睡觉，就别吓着她了吧。”
　　“蠢猪！蠢猪！满脑壳装满猪脑髓！你死到临头还不开窍！
　　把章彬彬的女儿抓在手里，万一到了紧急关头，也有个讨价还价的法宝呀！”
　　朱亦龙见我半天不吱声，又换一种软话来打动我的心。他说：“咳，反正也不会动那小妞一根汗毛的，你怕啥？你不是很疼那个小妞么，咱们这一走，你就永远见不着她了；你如果带上她，等于白捡个女儿哩，你想想，你能不要吗？”
　　我心里一动，脑壳一下发了昏：是的，我离不开我的干女儿，就是死，我也得带上小黛！
　　我结结巴巴说：“我、我、我就是有些不忍心”
　　朱亦龙威胁说：“好吧，那咱们只好大难临头各自飞吧，你不听我的，我也不管你了！”
　　电话那头突然就没了声音，摆出要收线的架势。我吓得连忙叫起来：“哎呀，朱亦龙，我的祖宗，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罢了，罢了，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也顾不上前思后想了。
　　“小黛，小黛！”我轻轻地摇着小黛，把小黛叫醒了。
　　“小黛，你今天下午不是不上学吗？”我满脸堆笑，我想我这会儿肯定很像那个童话故事中的狼外婆。
　　“对，今天是星期六，”小黛说，“老师叫我们在家做功课。”
　　我继续假笑着：“今天省城有个马戏团到西源市演出，有猴子爬电杆，有狗熊骑自行车，有小狗踢足球，可好看了，你去不去？”
　　小黛一下子就来了精神，跳着叫着说：“去去去，干妈，你快带我去！”
　　临走，我给小黛梳了梳头，又在小脸蛋上扑了点粉，在眉心间点了一粒观音痣。我牵着她的小手走出女监大院时，同事们都用羡慕的目光打量我，以为我是带着干女儿进城逛公园，没谁能想到这是一次可怕的劫持和逃窜。通过两道门卫的时候，哨兵给我敬礼，我不慌不忙，还的是标准的军礼，一丝不苟。所有这一切，我都做得从容不迫，只有带着小黛跳上北京吉普之后，我的动作才变得异常麻利。一踩油门，小车就在山区公路上飞了起来。

　　任思嘉——
　　下午一点十五分，我床头的电话铃声急促响起。我一抓起话筒，就听见赵监狱长的声音比铃声更加急促：“任思嘉吗？我命令你，立即召集你们三中队全体干警，带上武器到总部门口集合！”
　　我从警一年八个月了，接到这样的紧急命令是头一次。我脑子里飞快闪过许多设想：这是军事演习？是追捕越狱逃犯？要粉碎一次罪犯暴动？这些问号像闪电一样在我脑中闪过，激发我进入亢奋的状态，以最快的速度把王莹、董雪、林红等从午睡中叫醒。三分钟后，我们已经穿上警服，佩上手枪，跑步到总部门口集合。
　　这时，总部门口停着一辆十一座丰田警车，章彬彬和赵监狱长早站在车前等候。她们也是一身戎装，章彬彬腰间别着一把六四手枪，赵监狱长腰间的武装带上插着两把快慢机。半年前，我们新警官打靶的时候，曾听说过赵监狱长是有名的“双枪老太婆”，今天见她双枪在身，一脸肃杀，真有警中巾帼的威风。
　　章彬彬喊了口令，把一个班的女警官整好队，给赵监狱长敬了个军礼，报告说：“报告监狱长，九名警官集合完毕，请你指示。”
　　赵监狱长一挥手：“上车！出发！”
　　我们飞快上了车，驾驶员一踩油门，车子就以一百多迈的速度疯跑起来。坐在车头的赵监狱长这才回过头来，对大家说：
　　“同志们，我给大家摆摆情况：今天中午十二时，有人向章彬彬举报，这半年多来，第五大队长洪月娥利用职务之便，与兴隆鞋业公司生产科余科长互相勾结，玩弄多产少报的花招，每月都贪污偷盗运动鞋二三百双。章彬彬正要向总部报告，洪月娥发现自己的阴谋败露，居然劫持了章彬彬的女儿章黛驾车潜逃。据门卫报告，洪月娥是驾着一辆北京吉普，往北源方向逃跑的，我已经通知北源沿线的木材检查站和乡镇派出所，请他们协助堵截缉拿。我们的任务，第一是解救章黛，第二才是擒拿洪月娥。要千方百计保护孩子的安全，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从听到洪月娥的名字起，我和女警官们都像五雷轰顶，全惊呆了。继而又听说洪月娥劫持了章黛，又都抽了口凉气。姐妹们都呆呆地瞅着章彬彬，我转过身去把她紧紧抱住，忍泪叫道：
　　“章姐，章姐，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也都齐声惊呼：“章副，章副，洪月娥怎么会劫持自己的干女儿？”
　　章彬彬脸上毫无表情，大声下令道：“别嚷嚷了，详细情况以后再说，都打起精神来，准备执行任务！”
　　姐妹们不敢嘀咕了，沉默地坐着。王莹下意识按了按别在腰间的手枪，好些姐妹也跟着按了按别在腰间的手枪。我听见大家心里都响着一个声音：“章副，你放心！就是叫我们豁出命去，也要把你的女儿救回来！”是的，我从大家脸上的表情看出，姐妹们都有这个决心。我们不仅仅是去解救一般的人质，小章黛是“女儿国”里宠儿，是所有女警官心中的小天使呀！
　　但我看见章彬彬脸上毫无表情。我知道，毫无表情就是最痛苦的表情。章黛，一个多聪明可爱的孩子，现在被一只发了疯的狼叼走了，做母亲的焦急和痛苦，可想而知！我悄悄伸手握住章姐的手，我的天，她的手冰凉冰凉，汗水涔涔。但是，她微微蹙起的眉毛下，直视前方的目光却沉静坚定。我觉得那目光像刚熄灭的钢水，虽然乌黑，却暗藏着能烧毁一切的火焰。显然，她在沉静中酝酿着一次殊死的拼杀。
　　我们的警车超过一个又一个乡镇，穿过一个又一个木材检查站，都没有发现洪月娥那辆北京吉普。一直追到离北源市才三公里的一个检查站，才看到大路中央，拦截车辆的横杠平放下来，路面上打横停着一辆拖拉机，而横杠的右侧，一辆北京吉普斜着身子停在路边。它的一个后轮已经陷在水田里，失去平衡，像瘸着条腿的狼狗勉强地趴在那里。显然，洪月娥受到堵截，她想掉头夺路而逃又乱中出错，就把车子瘫在那里了。
　　我们的警车离目标两百来米的时候，看见洪月娥从吉普车钻出来。她一手端着一支六四手枪，一手挟持着章黛。她挥舞着手枪朝检查站哨亭狂叫：“快，快！快给我把横杠升起！把路让开！
　　我要开枪了！快！快！”
　　我们的警车在离检查站五十米的地方戛然停下。赵监狱长命令：“下车！快！”
　　我们—包括赵监狱长一共十名女警官—下了车。我们的跑步声把洪月娥惊觉了，她猛一转身，先把手枪对准我们，紧接着又把枪口对着章黛的小脑袋，一连声狂叫：“别过来，谁敢过来，我就毙了她！”
　　我们站住了，像被钉子钉在地上。
　　洪月娥又大声狂叫：“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快！再不放下，我就开枪了！”
　　我看见几乎被洪月娥提离地面的章黛，小脸蛋儿被挤压得变了形，但还能轻声叫着：“妈妈！妈妈！”
　　孩子的呼喊是比任何命令更加有力的命令。赵监狱长紧接着章黛的呼喊下达命令：“章彬彬，把枪放下，大家都把枪放下！”
　　赵监狱长第一个放下两把快慢机。
　　接着，章彬彬和我也放下了手枪。
　　十名女警官的十一把手枪，放在被正午的烈日烧烤得发烫的路面上，闪烁着蓝幽幽的光芒。
　　洪月娥嚷着：“闪开！都给我闪开！快！啊？不闪开？不闪开，我就毙了她！”
　　赵监狱长无奈地朝女警官们丢了个眼色。女警官们无奈地朝公路两边退去。
　　“闪开！闪开！”洪月娥狂叫着，开始慢慢向前走。我看见她的眼睛血红，真像一匹发疯的母狼。她挥舞着手枪，一个劲叫嚷：“闪开！闪开！”同时一步一步朝前挪动。
　　我们很快看出她的意图，她想夺走那辆警车，然后逃之夭夭。但是，没有赵监狱长的命令，谁也不敢上去阻拦她。
　　正午的酷日照在山区公路上，山谷的小盘地里几乎闷热得要燃烧爆炸了。我们，十名女警官谨慎地往路两旁退去，洪月娥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一步，两步一米，两米在她离那辆警车还有二三十米之遥，章彬彬倏地奔了过去，迎面挡住洪月娥。
　　“来吧！你朝我开枪！”章彬彬拍着胸脯大声叫道。
　　“闪开！闪开！你以为我不敢开枪！”我觉得洪月娥的枪口像死亡的鬼眼直盯着章彬彬的脑门。
　　我的脑子一下子嗡嗡作响。我想起去年冬天一次军事训练，洪月娥在十八米开外，一边跑动一边点射，一家伙击中八颗鸡蛋。现在，只在一米多距离，击中章彬彬的脑袋还不是轻而易举？
　　章彬彬平静地说：“你开枪吧，洪月娥！我宁愿去死，但是，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章黛是我的女儿，也是你的女儿，她叫我亲妈，叫你干妈！你应该还记得，小黛刚会说话的时候，叫我妈，叫你也叫妈！后来长大了，才慢慢改口叫你做干妈，你能忍心朝她开枪？”
　　那只握枪的手慢慢垂下了。我觉得母狼一样的洪月娥在心灵的某一角落，也许还有一丝人性尚未泯灭，否则，她不会惧怕章彬彬那人情味十足的喊话。她几乎带着哭腔狂叫：“闭嘴！闭嘴！
　　你给我闭嘴！”
　　章彬彬继续说：“你害怕了，是不是？洪月娥呀，你只要有点人味儿，你就不该忘记，我小黛从小就把你当亲妈呀！她自小在你怀里打滚，在你跟前跳舞，在你耳边唱歌，一声一声叫你干妈叫得满女监的姐妹都嫉妒你你能忍心朝小黛开枪？”
　　洪月娥慢慢低下头来：“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章彬彬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不！我要说！我要说！洪月娥！我跟你共事二十多年了，我哪件事情对不起你洪月娥？你打单身守寡，有个头疼脑热的，是谁给你送饭送水？是谁给你洗衣服折被褥？过年过节，你打光棍儿有多寂寞，年年我的小黛都到你家里，把你死拖硬拽地请到我们家来吃团圆饭呀！直到去年年终考核，大队有多少干警反对你，我还悄悄投了你一票，把本来应当属于我的晋级的机会给了你洪月娥呀洪月娥，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你有种，你朝我开枪！”
　　我看见洪月娥听着听着，额上开始冒汗，目光渐渐散乱，枪口抖抖索索地慢慢低垂，但她仍像个机器人那么僵直地站着。章彬彬悄悄往前挪动一步，洪月娥马上惊醒过来，手腕那么优雅一抖，重新抬起枪口，红红的眼睛一大一小地眯起来，作更加精确瞄准的姿势。
　　章彬彬冷静地说：“洪月娥，有种的，你开枪吧！”
　　“哈哈！”洪月娥像夜猫子一样狞笑，“你以为我不敢！闪开！
　　闪开！我真开枪了！”
　　这时的洪月娥完全是个毫无理智的疯子，她只要把扳机那么轻轻一扣，章彬彬必死无疑。可章彬彬仍像钉子钉在那里，用肉眼盯着手枪钢铁的鬼眼，轻蔑地说：“好啊，你开枪！你开枪！”
　　洪月娥手中的手枪又轻轻一抖：“好啊！你真想死，我就跟你一块儿死！听着，我叫一、二、三，再给你三秒钟。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赵监狱长一个箭步冲向公路中间，挺身把章彬彬挡住。说：“洪月娥，你朝我开枪！”
　　接着，我、王莹、董雪、林红等都走到路中间，站成一排人墙，挡住赵监狱长和章彬彬，齐声说：“大队长，你朝我开枪！”
　　洪月娥惊慌了，胆怯了，她仓皇四顾一下之后，把枪口移向自己的太阳穴。章彬彬眼快手疾，猛扑上去，“叭！”—惊天动地一声脆响，章黛应声昏倒在地，洪月娥却有如一具僵尸，兀自挺立着。
　　洪月娥本想自毙，但那一颗子弹飞向了高空。因为章彬彬一个箭步冲上去，擎起洪月娥那只握枪的手，飞快下了她的枪，又从腰间掏出手铐，咔嚓一下，把洪月娥铐成个“童子拜观音”。任思嘉——
　　如果说，洪月娥劫持儿童拒捕事件震惊了整个西源市；那么，第二天紧接着发生的杨罗亭杀妻外逃案，就震动了整个Ａ省。此事在女警官们之间叽叽喳喳传开的时候，我还是将信将疑的。这怎么可能？杨罗亭待妻子那份殷勤体贴，我是亲眼目睹的。法院宣判后，杨罗亭借用老厅长的威名，搬来监管局好几个头头脑脑，亲自开车把梁佩芬送进女子监狱；后来，十天半月，杨罗亭总要来探一次监，给梁佩芬送来多少好吃的东西；再后来，又缠着章彬彬，死皮赖脸的要给梁佩芬办保外就医种种迹象都说明杨罗亭与梁佩芬是恩恩爱爱、相依为命的，他哪会亲手杀了梁佩芬？这里头肯定有一个难解之谜。
　　然而，再过些天，事情就真相大白。
　　西源市警方已把犯罪嫌疑人杨罗亭押解回西源市。原来杨罗亭谋杀梁佩芬后，即携带巨款外逃，省城警方接到举报后，一个电话打到西源市，这时杨罗亭家中果然人去楼空。于是西源市公安局立即派出十多个侦查组撒向全国。五天后，他们在广州白云机场的候机室，逮住了正要登机的杨罗亭和他的川妹子“小蜜”。
　　杨被逮住后，还抱有最后的幻想，百般抵赖，死不承认犯罪事实。西源市公安局想到梁佩芬在我们女监蹲过监狱，我们与杨罗亭也有所接触，对他的心理弱点也许有所了解，就要求我们派人去参与对杨的审讯。这事本当由章彬彬亲自出马的，但因章黛在被洪月娥劫持时受了惊吓，精神错乱，住进了医院，她要照顾女儿，时刻不能离开病榻左右，这个任务便摊到我的头上。审讯杨案之前，西源市公安局林局长主持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林局长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部队转业干部，显得相当精明干练。他说，梁佩芬是于９月２９日晚上１０时服下微量氰化钾而中毒身亡的。从种种迹象分析，杨罗亭是此案最大的犯罪嫌疑人：１．据了解，杨罗亭早与梁佩芬感情淡漠，在西源市养了个川妹子“小蜜”，梁佩芬保外就医回省城娘家养病后，杨极少回去探望，而且每次回去，都和梁佩芬吵得不可开交。２．杨在广州白云机场被捕时，从他身上搜出五张共计１５０万元港币和两张共计３３万美元的存款单，储蓄银行都在香港，储户署名都是梁佩芬。３．据杨罗亭那个川妹子“小蜜”交代，早在半年前，杨就在她面前吹嘘，说他在香港有一大笔存款，待时机成熟，他就将带上她去国外过神仙日子。４．据梁佩芬的母亲和她们家的小保姆提供，杨每次去丈母娘家看望梁佩芬，都少不了要关起门来吵吵闹闹。她们还隐隐约约听到，两口子争吵时常常离不开一个“钱”字。５．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法医经过尸检，发现梁佩芬死后体内有残留的氰化钾。根据以上五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杨罗亭为了得到那笔巨款，而对早已嫌弃的妻子下了毒手。
　　但是，十分遗憾，现场没有留下案犯的任何痕迹，而９月２９日这一天，杨罗亭也的确在西源市参加市委扩大会议，说明他没有于当天亲自投毒的可能性。案犯到底是如何下手作案的，这就是我们久攻不下的审讯难点。
　　听了林局长的分析，我心中的团团迷雾开始被轻风吹开：
　　哦，杨罗亭那么急着要通过保外就医把梁佩芬弄出监狱去，原来是为了得到那笔巨款。但是，一个远在清源市的人，怎能杀死在省城的梁佩芬？
　　接着，一个年轻的审讯员提审案犯。作为一个配角，我没有出现在审讯室现场。但是，我坐在离审讯室不远的小会议室的皮沙发上，面对一台２９时大彩电，通过监视系统的转播，对审讯室里的一切了如指掌。
　　审讯室只有五六个平方。室内除了一张审讯台和一张供罪犯落座的椅子，再没有其它摆设。审讯台和椅子都是用钢筋水泥浇铸的，和水泥地面入地生根地联在一起。这样的桌椅当然是出于对罪犯的一种防范。审讯室天花板的四角，有四盏二百瓦的白炽灯，对于那些特别冥顽不化的凶犯，在必要的时候，打开这些炽热强光的白炽灯，有时候能够摧毁他们坚如顽石的精神防线。
　　儿，两名刑警把杨罗亭押了进来，让他在混凝土椅子上坐下。当他抬头面对审讯员的一瞬间，我看清了他的全貌。他仍然是西装革履，戴副金边眼镜，斯斯文文的。但是，我发现他明显地瘦了，老了，气色萎靡憔悴，头发几乎完全花白。如果他原来的满头黑发不是染的，那么，他就像伍员过昭关一样，一夜之间忽然白了头发。
　　审讯员问道：“姓名？”
　　“杨罗亭。”
　　“籍贯？”
　　“江西于都。”
　　“年龄？”
　　“４４”
　　岁。
　　中国的审讯毫无例外都是这样开始的。我想，这也许是一种必要的验明证身的程序。
　　进入实质性审问时，杨罗亭开始顶牛。他申辩说：“你们知道，我是市经委主任，工作非常忙，梁佩芬保外就医住在娘家，我一个月也难得回去看她一次。她突然死亡那天，我还在西源市参加市委扩大会议。那天晚上，我在会上作重点发言，这是数百名与会者有目共睹的，我怎么可能投毒把梁佩芬害死？难道我有孙悟空的分身法不成？你们不要冤枉好人了，中年丧妻已经是我人生的一大不幸，你们还想制造一起冤案加害于我！”
　　杨罗亭说得滴水不漏。他深思熟虑所筑起的防线严密而牢固。审讯员抓住他的薄弱环节发起攻势。
　　“杨罗亭，你没有作案，你为什么要卷款外逃？”
　　“这不能叫卷款外逃。我这是去香港取款。我是梁佩芬的丈夫，是她的财产的合法继承人。”
　　“你知道梁佩芬这笔巨款是怎么来的吗？”
　　“这、这是我们多年的积蓄”
　　“这是你们多年的积蓄？你们两人每月有多少工资？生活费要多少？孩子要花多少？靠你们那点工资，能攒下１５０万港币和３３万美元？”
　　杨罗亭傻了眼：“这、这”
　　“告诉你吧，这都是你们贪污、受贿得来的不义之财！”
　　“这，这，我甘愿交公，我甘愿交公，可这都是梁佩芬贪污受贿的赃款，跟我没一点关系”
　　杨罗亭死守他的防线，决不承认有杀妻之罪。审讯只好暂时搁浅。
　　恰在这时候，两位刑侦警察走进了会议室，兴冲冲地向林局长报告：“局长，氰化钾的源头找到了，果然是杨罗亭下的毒手！”
　　原来刑警们见审讯杨罗亭久攻不克，早就兵分数路，下到医院、科研所、兽医站和有关工厂进行“地毯式”的排查，终于在一家化工厂，发现在十多天前，杨罗亭下来检查生产的时候，向他们要了一小瓶氰化钾。他说他家老鼠忒多，需要一些剧毒剂羼在食物中消灭鼠害。厂长当时不敢给，杨罗亭就大为恼火，说他是个堂堂市经委主任，还能拿氰化钾去犯罪？你这不是太不信任我了？那个糊涂厂长害怕了，就给了他一小瓶氰化钾。现在，两位刑警已经把那位糊涂厂长传进局子，就在外头等候。
　　林局长大喜，吩咐立即把糊涂厂长带到审讯室与杨罗亭对质。
　　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审讯继续进行。
　　当糊涂厂长站在杨罗亭面前的时候，杨罗亭脸色刷地一下煞白如纸，脑袋耷拉下来，像个抽了筋断了骨的人一样完全垮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为自己辩护。他说，是的，十天前，他的确向这家化工厂要过一小瓶氰化钾，那完全是因为家里老鼠为害，他是拿来对付老鼠的，跟梁佩芬的死一点儿也扯不上关系。
　　审讯员质问：“街上到处都能买到灭鼠药，你怎么偏偏去向人家要氰化钾？”
　　杨罗亭狡辩：“老鼠药我用过多少回了，现在的老鼠鬼精鬼灵，那些通常惯用的老鼠药，它们碰也不去碰。”
　　审讯员斥责他一派胡言，但杨罗亭不是一语不发，就是滔滔诡辩。
　　审讯又搁浅了。
　　我们坐在会议室的皮沙发上，从电视屏幕上看见，杨罗亭的脸色非常难看，话也说得前言不搭后语，眼看要全线崩溃了。但是要完全拿下这个案子，还欠那么一点火候。杨罗亭一味抵赖，没有他的口供，解不开他如何作案杀人之谜，这个案子就不能算是完全搞掂。林局长为此很气恼也很着急，一连抽了好几支烟，也没想出个好办法，就问大家有何妙计。
　　我想了想说：“据我的印象，杨罗亭还是非常爱他的小女儿的，能不能把她的小女儿带来跟他见上一面，让他有所触动，说不定能够痛快地低头认罪。”
　　林局长点点头：“好！不妨试试看吧。”
　　一会儿，婷婷由杨罗亭家的一位小保姆抱了来。我已经快一年没见婷婷了，这孩子长高了不少，但是，也许是破碎的家庭给她留下不愉快的阴影，活泼天真的天性在她身上消失殆尽，她清亮的大眼睛里有一抹忧伤，怯生生地低着头，不爱说话，没有笑容。看到屋里许多穿警服的陌生人，她吓得把头埋在阿姨的肩膀上。
　　我走上前去说：“婷婷，还认得阿姨吗？”
　　婷婷看我一眼，严肃地点点头。杨罗亭带她探监，我在会见室多次抱过她，这孩子对我至今仍有印象。
　　我又说：“婷婷，阿姨带你去见你爸爸好吗？”
　　婷婷又毫无笑容地点点头。
　　我从小保姆手上抱过婷婷，大步向审讯室走去。到了门口，婷婷一下子就认出了杨罗亭，大声哭叫起来：“爸爸！爸爸！”
　　杨罗亭一回头，看见婷婷，猛地想站起来，可是，他不能动弹。他的四肢被脚镣手铐铐在混凝土坐椅上。
　　婷婷在我怀里大声哭喊着：“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杨罗亭泪如雨下，叫着：“婷婷！婷婷！”
　　我说：“杨罗亭，你认罪吧，这样拖着，可是害苦了孩子！”
　　杨罗亭大声嚎啕：“天呀！你们放了我，让我抱抱我的女儿，让我亲亲我的女儿！”
　　审讯员说：“只要你能老实交代，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杨罗亭哭泣道：“我交代，我交代，只要给我三分钟，让我抱抱我的女儿，我什么都交代，行吗？”
　　审讯员示意两名武警战士给杨罗亭打开脚镣手铐。
　　杨罗亭一下子从我怀里接过女儿，拍着，亲着，鼻涕眼泪弄脏了婷婷的脸。也许，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亲吻自己的孩子，迸发出的父爱，带有生离死别的性质，卷起一阵贪婪而疯狂的风暴。我和在座的刑警们都黯然无语，审讯室里的空气仿佛在杨罗亭父女的抽泣和嚎啕中猝然凝固。
　　审讯员几乎忘记看表，时间过去五分钟，甚至十分钟，待杨罗亭和婷婷都哭得天昏地暗，几乎晕厥过去，才提醒说：“杨罗亭，行啦，给你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
　　杨罗亭这才依依不舍地把婷婷交还我的怀抱。
　　审讯员说：“杨罗亭，你现在开始交代吧！”
　　杨罗亭噗通一声跪在地下：“我，我还有个最后的要求！”
　　审讯员说：“你说吧！”
　　杨罗亭说：“梁佩芬存在香港银行的那一笔巨款，不用说，绝大部分是她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但是，也有极少数可能是她的合法收人的积蓄。我要求政府留下二十万元作为我的女儿婷婷的抚养费和教育费。这个要求如蒙批准，我立即交代我的全部罪行。”
　　审讯员说：“你等一等，让我向领导请示。”
　　审讯员走了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对杨罗亭说：“局长说了，你这个要求，原则上是能够同意的。你开始交代吧！”
　　杨罗亭说：“好，我交代，我彻底交代。”
　　杨罗亭——
　　警官同志们，听我说吧！我反正是个快死的人了，也不怕丑，也不要脸，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你们就把我解剖解剖，我死了，也许还能当个反面教员。
　　我和梁佩芬是在上大学时开始谈恋爱的。毕业那年结了婚。
　　但我很快发现，我们的婚姻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我们出身不同，社会这个大舞台为我们提供的条件并不平等。梁佩芬因为有个好爸爸，一毕业就进了党政机关，我是平民家庭出身，只能在一所普通中学当教员。我们俩就像在同一条跑道上，兔子与蜗牛赛跑，差距愈来愈大。她很快当上科长、局长、副县长、县长、副市长，我呢，干了十年还是原地踏步—一个中学教员。那时候，人家介绍我的时候，我是没有职务的，人家也不知是可怜我呢，还是尊重我，说过我的姓名之后，总要加上一句：“他是我们梁县长的先生。”“他是我们梁市长的先生。”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这顶附加的桂冠。我感到我不是一个独立的大男人，而是她梁佩芬的附属品。梁佩芬在家里也是颐指气使的，好像我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仆人，要我办个事儿，都是“喂，你过来一下！”“喂，你去干个啥！”就像指使她的小秘书。我又是个天生不肯惧内的人，在家里总和梁佩芬磕磕碰碰，早就不堪忍受这种寒酸、压抑和孤独的处境。
　　梁佩芬显然也发现我们关系中的尴尬。到了她握有常务副市长大权的时候，她给市委组织部长递了个眼色，不久，我就成为市经委的副主任，再过两年，我又当上主任。按说，地位相对地平衡了，我们的关系要日趋和谐才对。可是，没有！而且也绝对不可能有。因为这时我也有职有权了，巴结我求助我的人蜂拥而来。我的身边开始不缺女人。我身为市经委主任，管辖着一市八县的工交企业，下属的工厂、公司有上百家，你看有多少女人，和多少男人通过女人，来向我频送秋波大献殷勤。老实跟你们说吧，这些年我经手过的漂亮姑娘，没有一个排，也有两个班！但是，叫我真正动情的，是一个才二十岁的四川妹子。她毕业于重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挺有文化品位，又能歌善舞，不甘心只拿歌舞团那几个死工资，就跑到Ａ省来当歌星。我第一回听她的歌，就完全着迷了，牛气十足地献上个大花篮，红包是一万元！
　　很快，她成为我金屋藏娇的“小蜜”。咳，她那份清纯，温柔，美丽和浪漫，完全征服了我，就像西施征服了吴王夫差，貂蝉征服了大将吕布，海伦征服了伊利昂城王子一样，我深陷泥淖，不能自拔。
　　按说，为了我和那个川妹子的缘分，梁佩芬的锒铛入狱，正是一个天赐良机。梁佩芬在大牢里关上十五年，我和川妹子几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合法夫妻。但是，我又念着梁佩芬手头还有一大笔海外存款。她的受贿案发了之后，虽然也抄过家，而且抄走不少现款和金银首饰，但是，这仅仅是她的不义之财的一小部分。梁佩芬是个欲壑难填，敛财手段极其高明的女人。在她主持之下，她与港澳台商谈过十多个开发项目，光是经她的手廉价贱卖出的土地就多达６００多亩。那些从国库中得到巨大好处的商场老手，自然不会吝惜拨拉一勺残羹剩菜给别人分享。开头，梁佩芬这类活动对我也绝对保密。直到有一回，一位港商单独来我们家作客，临走时在他坐过的沙发上，悄悄留下一大沓用红纸包好的港币，我才发现其中的奥秘。从此，梁佩芬不再回避我了，有时深更半夜参加外事活动回来，也不顾劳累，一个人倚在床头上，有滋有味地点着挺括作响的美元和港币，疲惫的脸上尽是忍不住的笑容，比小孩子过大年还要高兴。然而，这些收人完全归她个人掌握。她说这是她的私房钱，绝对不许我问津。也许从那时起，她肯定听到了关于我的一些风言风语，女人对男人在情场上的风流韵事是特别敏感而警惕的，她对我就不能不防着一手。
　　再后来，我发现梁佩芬又在不断地转移这笔不义之财。她每次出国或赴港澳办理公务，都把积攒下来的美元、港币悄悄带出去，存入香港银行或国外银行。而这些国外和境外的存单和存折，她存放在一个绝对秘密又绝对保险的地方，连我也不能知道。她没有入监时，我一无所知；她入监之后，我在屋里翻箱倒柜，也没能找到。因此，我断定最大的可能，是她转移到她娘家去了。她一出狱，就闹着要回省城养病，更加让我坚信这个猜测。
　　就是为着这一大笔存款，在梁佩芬入狱之后，我在表面上对她关怀备至，每月探监两次，像运输大队长那样源源不绝地给送去各种好吃的糕点食品。同时，还千方百计为她办成了保外就医。她出监的第一个夜晚，我就跟她摊牌。我说，如果不是我的努力，如果不是我在外头大把大把使钱，甚至搭上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你梁佩芬至今还得在狱中受苦。仅仅为了这一点，你是不该独吞那一大笔海外存款的，对半分，四六分，都天经地义。
　　梁佩芬连连冷笑：“怎么样？想用我的钱去养你的川妹子‘小蜜’？做梦去吧，你！”我一再申辩根本就没那回事，可是梁佩芬一百个不相信。也难怪她不相信，梁佩芬入狱后，我是有点张狂得晕了头，常常带着那个川妹子出入于娱乐场所，她不能不早有风闻。最后，我退到三七分，二八分，她固守阵地，寸土不让。
　　这样，我每次回到省城，表面上是去看看老岳母，看看梁佩芬，真正的目的，都是为了那笔钱。
　　我早就注意到，梁佩芬的裤腰带上拴着一串钥匙，像贾宝玉脖子上吊着一块通灵宝玉，那是她的命根子，连晚上睡觉也不肯解下来。我判断，那笔巨款和这串钥匙肯定有关系，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她把存款单藏在卧房的哪个抽屉或哪个柜子里。她防我像防贼一样，绝对不准我碰一碰她那串钥匙。在饭厅吃饭的时候，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我们都是相安无事，有说有笑的，但是，一关起门来，我们就为了那笔存款吵得不可开交。说真的，看着梁佩芬像阿巴公一样视钱如命，看着她冷若冰霜一脸讥诮，我亲手掐死她的念头，也不知在脑子里闪过了多少回了！但是，我不敢这样做，一、我们毕竟是多年的夫妻；二、我们的婷婷不能没有妈妈；三、也是最主要的，我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
　　到了９月１８日这天，清水潭女监发生洪月娥劫持儿童拒捕事件，震惊全市。而我，更是万分恐慌。因为洪月娥一落入法网，她接受贿赂弄虚作假给梁佩芬办保外就医手续，迟早必将败露无疑。这事一露馅，梁佩芬就要再进监狱，我当然也脱不了干系，甚至也要进局子。就算我不会判刑问罪，梁佩芬再进女监，我也别想拿到她那一大笔海外存款了。而这个时候，我和那个川妹子正打得火热。当今社会，养个“小蜜”要花多少钱，你们是很难想象的。我要给她买高级服装，买高级化妆品，还要租房子，上馆子，上歌舞厅，那个妞儿还特别爱玩，喜欢到处旅游。
　　那该死的女人把我看成一棵摇钱树，以为她想要什么我就能给她什么。在一次疯狂做爱之后，她还要求我带她去香港、澳门和新、马、泰走一圈，我也痛快地答应了。我自己不多的积蓄像流水一样，早就哗哗地流光了，我就不能不特别看重梁佩芬手头那一大笔钱。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关在房子里喝了一瓶酒，抽了两包烟，一直熬到天亮的时候，我下了狠心：除非杀了梁佩芬，我别无选择！
　　当然，与此同时，一个完整的万无一失的计划也在我心头形成。我毕竟是个活了四十多岁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没有绝对把握，我可不会轻易杀人。我早注意到，梁佩芬出狱后，一直心神不定，睡眠不好，每晚睡前都得服用一粒安神补脑胶囊。
　　我只要在这安眠药中做点手脚，就能让她一命归阴。
　　第二天，也就是９月１９日，像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我到市郊化工厂检查工作，借口要消灭家中的鼠害而向他们要了一小瓶氰化钾。然后，我到药店买了一盒安神补脑胶囊。这种胶囊嵌在一种硬壳塑胶片中，我把其中的第十粒取下来，将胶囊中原有的药粉全部掏空，注入少量氰化钾，然后又再将这粒胶囊嵌入塑胶片中。因为我曾是一名化学老师，自然能把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我为什么要选择第十粒，而不是第五、第六、第七粒来做手脚呢？因为这种胶囊每片二十粒，第十粒不前不后，恰在中间的位置，梁佩芬每晚服一粒，不管是从这头抠过来，还是从那头抠过去，都得过了十天左右才能服用这颗含有氰化钾的胶囊。而这时候，我离开省城已有十来天，没有和她见过面，她在省城，我在西源，从推理上说，梁佩芬的死活跟我搭不上一点关系。
　　做好了这一切准备，我当天下午就开车赶往省城。
　　我这次与梁佩芬见面，表现出少有的温情和热情。我带去许多只有西部山区才有的土特产，如石鳞鱼、穿山甲、竹荪、板栗等等，老岳母很高兴，梁佩芬也很高兴，连那个乡下小保姆都说姑爷这天特别顾家，高兴得连连夸我。吃了晚饭，我们夫妻俩关起房门的时候，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吵吵嚷嚷，因为这一回我绝口不提一个钱字，只一味地关心梁佩芬的身体，一味地介绍婷婷在幼儿园里表现有多出色，有多聪明。这样，梁佩芬心情少有的愉快，早早地洗刷完毕，穿着一条宽大的短裤头，把一大堆雪白的人肉摊放在席梦思上。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不敢有拂她的雅兴，更怕露出什么破绽，老老实实按照她的旨意去做她想要我做的事。但是，我好久提不起兴致。当下有一则新民谚这样说：
　　“摸着小妞的手，好像回到十八九；摸着情人的手，什么烦恼也没有；摸着老婆的手，好像右手摸左手。”不，我当时的感觉比这还要糟！我那个川妹子“小蜜”浑身的皮肤是多么鲜嫩而光滑呀，我吻着她，就像香油在丝绸上流过；我抱着她，就像抱着一团烈火。而这会儿躺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那一身臃赘的松不拉叽的肌肉，已经像一件穿旧了的皮大氅一样没一点生命的气息和热量了。更要命的，是我一想到十天之后她将被我亲手毒死，我就觉得身下躺着的已经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具僵尸，也就是说，我不是在做爱，而是在奸尸，自然提不起劲来。然而，梁佩芬却伸出十个在号子里弄得粗糙不堪的手指，在我身上哼哼唧唧地爱抚着，挑逗着，像锉刀一样锉着我的双肩和后背。我心里烦透了，真想躲到沙发上去睡。但我不能让她看出丝毫破绽而起了疑心，就尽量想着我身下躺着的是那个我爱得死去活来的川妹子，努力努力再努力，终于把事情做成了。死到临头的梁佩芬非常满足。因为自从她进了监狱再到保外就医，我们已有一年多没有做过爱了。
　　事情完毕，梁佩芬带着又惬意又疲倦的笑容睡着了。我蹑手蹑脚下了床，把早准备好的一盒安神补脑胶囊放在床头柜上。我知道，这不是一盒一般的安眠药，而是能够使梁佩芬永远安眠的特效安眠药。我做这件事真把自己折腾个够。我把那盒药掏出来，搁在床头柜上时，想到它是致人非命的毒药，我躺在床上就禁不住浑身哆嗦，心脏怦怦的快蹦出胸口，赶紧又把那盒安眠药收回衣兜里去。但是，继而又想起她藏在哪个角落里的那一大笔存款，我心里又像一盆炭火一样熊熊燃烧，便再次把药掏出来搁在床头柜上。如此翻来覆去折腾了五六次，我终于横下一条心，把那盒毒药—也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安放好了。
　　十天后，也就是９月２９日，刚好是我们市召开市委扩大会议。我庆幸参加这个会，而且频频在公众场合露面，那天晚上还争取到一个重点发言的机会。这一切，都能证明我那天不在省城，梁佩芬的死与我无关。但是，我埋下的“定时炸弹”能不能按时爆炸，我还没有完全把握，一整天心里都忐忑不安，一通宵也没合过眼。到了次日八时左右，我老岳母家的小保姆来了紧急电话，我的一颗心又惊恐又欢快地剧跳起来。我知道那颗“定时炸弹”按着我预设的时间爆炸了。果然，小保姆就急急巴巴告诉我那个对她来说十分意外，对我来说早在预料之中的消息。我故作惊讶大叫大喊：“天呀，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立即向市长告了假，飞车赶到省城。
　　我的老岳母早就是个半死不活的瘫子，受到女儿猝死的致命一击，当天就送往医院抢救。家里只有一个小保姆，带我进了房间，看见梁佩芬蜷曲着身子侧身躺在床铺上，鼻孔和嘴角渗出污黑的血迹。我没有惊吓，但心里禁不住有些酸酸的。我叫小保姆端来一盆热水，给梁佩芬擦净了脸，又给她找来一套崭新的衣服，好让她穿得漂亮一点去上路。这时我才发现梁佩芬临死前肯定非常痛苦，作过垂死的挣扎，已经把身体蜷缩成一个硬壳的虾公。我必须把她僵硬而弯曲的四肢扳直，复原，才有可能穿上衣服和裤子。这桩脏活重活开初我叫小保姆来做。可是小保姆一是害怕，二是力气太小，抖抖索索扳着梁佩芬的尸体，让她从侧身躺着变成正面躺着，然后，抓起她的一只左手，使劲拽了几下，一点也不能把她弄直。这时，我听见梁佩芬系拴在裤腰上的一串钥匙，叮铃响了一下。那声音很动听，很悦耳，就像一支协奏曲短暂的休止符之间，轻轻敲响的银铃，让我全身的神经都兴奋活跃起来。
　　我朝小保姆挥了挥手，骂道：“笨蛋，你这样会把她弄痛的，滚开，滚开！让我自己来！”
　　小保姆有点委屈地走了。
　　我关上房门，头一要紧的当然是摘下梁佩芬那一串比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还金贵的钥匙，去寻找那一大笔海外存款。我翻箱倒柜，花了半个多小时，把卧室找了个遍，最后从衣橱的一个小抽屉的夹板里发现那七张港币与美元存款单。我把存款数点了一下，共计有１５０万港币和３３万美元。这个天文般的数字真让我吓了一跳！梁佩芬贪财成性和敛财不绝，我自然是早就看在眼里的，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在案发后，退赔了３３万６千元赃款，她居然还暗藏着这一大笔巨款。
　　这个巨大收获令我兴奋不已，手脚哆嗦。我连忙点了支烟，默默地吸着，让自己慢慢镇定下来。对梁佩芬仅有的一点点怜悯和犯罪的恐惧感，一扫而光；因为转眼成为百万富翁的兴奋感，百分之百地攫住了我。现在，我觉得僵挺在床上的梁佩芬，已经不是我的妻子，而是一个物件，像木匠斧下的一块木头，像铁匠砧上的一块废铁，像屠夫刀下的一头死猪或死狗。生者与死者的感情联系已消失殆尽。我的任务只是像一个工匠那样，把我手下的活计做得精致、漂亮，让人看得顺眼、满意。我开始无所顾忌地给梁佩芬穿衣服。但我必须首先把她弯曲的胳膊腿儿扳直。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抓起梁佩芬一只僵硬的胳膊，像拗麻秆儿似的，咔啦咔啦几下子，就把它弄直了；接着，就摆弄她弯曲了的双腿。腿骨比胳膊肘儿要粗壮结实多了，我弄得满身大汗，像拉一张铁弓，连吃奶的力气也使尽了，梁佩芬那两条该死的小腿还像钢筋铁骨那样弯曲着。我气喘吁吁地想，叫小保姆来帮忙吧，或者，到大街上叫个钟点工，最多花上几十百来块钱，那简直不算个事儿。但是，我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梁佩芬这种龇牙咧嘴的死法，知道的人愈少我就愈安全。罢，罢，罢，我只能自力更生！我把梁佩芬的屈腿摆了摆正，然后用我的两只膝盖骨，使尽全身力气往下一蹾，再一蹾，只听一阵断木裂帛似的脆响，梁佩芬的双腿就先后蹬直了。可是，因为梁佩芬被我折腾得太厉害，淤在五脏六腑里的污血又从鼻孔和嘴里喷出来，像画家调色板上脏兮兮的红颜料，我禁不住一阵恶心，差点儿呕吐。
　　但我还不得不再次给她认认真真地洗了洗脸，梳了梳头（我的天呀，做了十多年夫妻，我还从来没有给她梳过头洗过脸呢，而在她归西之后，我才尽心尽意地补上这一课）。然后，找出一套真丝内衣和质地极好的藏青色西装套裙，让她穿上，就像她每天要去市政府上班之前，把她打扮得清清爽爽，漂漂亮亮。
　　做完这些活，我全身湿透，精疲力竭，又吸了支烟，这才进了卫生间，洗了一把脸，摆出一副本姑爷此时此地应有的精神面貌。然后，打开房门，把小保姆叫了进来，命她把被我弄得乱七八糟的房间整理好。
　　一切善后工作都办妥了，我一边吸着烟，一边认真地盯了梁佩芬一眼：她安详沉静地躺在床上，脸上身上都没有留下死于非命的任何痕迹，只是脸色灰灰的，那正是一个心脏病人猝然死亡的样子。我慌落落的心这才安定下来，不慌不忙走到客厅，一一往外打电话，把噩耗通知梁佩芬在省城的几位亲朋好友。
　　我满脸泪痕，泣不成声，不断哭诉：
　　“我十天前还来看过佩芬，她还好端端的么！那知我昨天正在西源市开会，却突然接到电话，说她走了！天呀，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估摸佩芬的老爸老妈都犯心脏病—你们看，她妈这会儿就躺在医院里—这可能是一种遗传，佩芬也得了这种要命的病，真没想到呀，你看她说走就走，这样突然，这样可怕！我从西源市开车赶来，她已经咽了气。”
　　亲友们陪着我黯然掉泪，感慨唏嘘。当然，因为我把一切可疑的痕迹都处理干净了，谁也不会发现有什么蹊跷。就连那个才十八九岁的小保姆，也被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痛哭，糊得一愣一愣的，决不可能生出半点疑心。
　　梁佩芬还是个罪犯的身份，追悼会当然是不宜开的，待几个亲朋好友来告过别，当天下午，我就把她送到火葬场。第二天，我亲眼看着一具蒙着白布的尸体推进了火化炉，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想，现在可是万事大吉了！梁佩芬已经化成袅袅青烟，化成一撮灰烬，尸也毁了，迹也灭了，谁还能说我是杀人凶手呢？嘿嘿，１５０万港币和３３万美元的存款单，万无一失地装进我的内衣口袋里，你梁佩芬还能从骨灰盒里蹦起来，分我的抢我的？你这个该死的葛朗台、阿巴公，谁叫你当初连四六分、三七分甚至二八分的条件都不肯答应呢！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这些刑警也真是太神了，说是在梁佩芬的遗体里检出了氰化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在梁佩芬的一小撮骨灰里，还能检出这种剧毒品的化学成分来？我真是百思不解，死不瞑目呀！
　　咳，你们这些刑警，真是些比神探亨特还要厉害的神探！如果不是栽在你们手上，我和我的川妹子“小蜜”，这会儿也许正躺在瑙鲁的海滩上，惬意地欣赏太平洋上的岛国风光呢！

　　任思嘉——
　　听杨罗亭讲述他的犯罪故事，我一阵阵毛骨悚然。太可怕了，一个党员，一个干部，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家伙，居然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妻子。你看，他面对妻子的遗体，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百般作践，脸不变色心不跳，他到底中了什么邪？
　　都是为了金钱！为了可爱而又可恶的金钱！
　　从电视屏幕上，我看着杨罗亭那张被罪恶扭曲了的丑恶的嘴脸，不由想起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诅咒金钱的那一段名言：金钱“能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其实，莎翁说得并不全面，纵观世界发展史，当金钱在正常劳动和法制轨道上运转的时候，它往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杠杆，是催人奋进的动力，是调整种种人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润滑剂。但是，人们的行为一旦与正义、道德和法律相悖，金钱就能够使善良变成邪恶，使纯洁变成贪婪，使君子变成盗贼，使天使变成魔鬼，使一心念佛的宗教徒变成凶残无比的杀人犯。
　　关飞鸾、吕金妹、谢芳、洪月娥、朱亦龙、梁佩芬、杨罗亭，等等，等等，当今社会有多少人被金钱腐蚀、扭曲、异化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畜牲虫豸呀！我们的监狱管教工作，除了对罪犯的惩罚，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畜牲虫豸”重新转化为人。
　　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两名武警战士把杨罗亭架了起来，他艰难地拖着铿锵作响的镣铐，慢慢地走回号房去了。但是，他死不瞑目的那个疑问，却让我十分纳闷而且极感兴趣。是呀，杨罗亭投毒杀妻可谓费尽心机，他们分居两地，而且亲眼看着梁佩芬送进了火化炉，警方怎么还能从被害者遗体上检出氰化钾，接着寻踪觅迹而逮住这个杀人犯？
　　公安局林局长笑笑说：“你想知道我们是怎样破获这桩奇案的吗？说起来，真得感谢梁佩芬的老母亲啊。她是一位少有的奇人！多亏了这位奇人，我们才能顺利地破了这桩神奇的案子。”
　　９月３０日早上，梁佩芬家的小保姆做好了早饭，把梁佩芬的母亲扶上轮椅，推到饭厅准备用早餐。但是，梁佩芬却迟迟没有从房里出来。这种事过去也常常有的，梁佩芬神经衰弱，夜里失眠，早晨爱睡懒觉。老太太在饭厅等了一会儿，有点不耐烦了，要小保姆去叫梁佩芬。可是，小保姆叫了半天门，房里没有一点动静，便轻轻推门进去。一看，可吓坏了！只见梁佩芬穿着睡衣一动不动地蜷曲在床上，鼻孔和嘴角淌着污黑的血。叫她不应，推她不动。显然，她已经死了！小保姆丢魂失魄地奔到饭厅，还不敢对老太太说梁佩芬死了，只说，阿姨可能是生了大病，你快去看看！就推着轮椅把老太太送进梁佩芬的卧室。老太太看见女儿痛苦得扭歪了嘴，而且鼻孔流血，一下子就晕了过去。后来，是干休所的几个管理干部赶了来，及时把老太太送往医院。
　　抢救小半天，老太太慢慢苏醒过来了。她恢复知觉脑子能够运转之后，想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女儿那张变形的流血的脸。
　　她眨巴眨巴眼睛愣想愣想，怎么也想不起女儿患过什么致命绝症，怎么突然就一命呜呼？是自杀吧？不可能，女儿虽然是个保外就医的罪犯，可是，她这些日子情绪还是相当稳定的。那么，剩下惟一的可能，就是他人谋杀了。那么，凶手是谁？那个小保姆？不可能！小保姆是个农村姑娘，心地非常善良，在老太太家待了两三年了，简直像老太太的小孙女一样。再说，她如果杀了人，也不敢再待在这个家里呀！
　　老太太虽然是个瘫痪病人，脑子还是蛮管用的。不仅如此，老太太离休前还是省公安厅的一名老处长。干了一辈子公安所养成的精明、机智、镇定，这时可派上用场了。
　　老太太躺在病榻上继续愣想愣想，最后就想到了女婿杨罗亭。一年多来，杨罗亭每次来看梁佩芬，两人总是为了一笔什么钱的事发生口角，常常吵得不欢而散。莫非是那个家伙图财害命？
　　一想到这里，老太太的血压又骤然升高，脸上一片灰白，气也喘不上来，神智又迷迷糊糊的。医生、护士又一阵忙乱，给她打针输氧。慢慢地，老太太又活了过来。与其说是药物作用，毋宁说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是为女儿报仇雪恨的愿望的召唤。据老太太后来说，她觉得死亡已经真切地向她招手，她觉得魂魄越飘越高，像断线的风筝，差点儿就飘得不见影了；她觉得脉息越跳越慢，像耗尽了电池的收音机，几乎听不到什么信号。她想，完了，完了，这回准是死定了！但是，她眼前老是晃动着女儿七窍流血的脸，她模模糊糊意识到女儿死得很不正常，死得很冤。如果自己也这么轻易地撒手人寰，女儿的冤情就要石沉大海。一股爱恨交加的火焰，在老太太胸中熊熊燃烧起来，使她体内忽然生出一股精气神儿，把她从阴阳界上拉了回来，看看洒满阳光的病房，她又神奇地恢复了知觉。她使劲地眨巴眨巴眼睛，非常迟缓地把快要僵死的脑子启动起来，总算能够想点事了。她曾经想到快快报警，但是，她自己又把它否定了。这事也没有绝对把握。万一此事和杨罗亭无关呢，闹得沸沸扬扬，此后和杨罗亭怎么相处？就算并不稀罕这个不肖的女婿吧，小外孙女婷婷她可是老太太疼得像心肝宝贝的命根子呀！怎么办？怎么办？听小保姆说，杨罗亭已经把佩芬的遗体送往火葬场，明天就要火化了！没尸没骸，死无对证，这一桩冤案怎能弄个水落石出？
　　就在老太太忧心如焚万分作难的时候，她的一位老战友、老姐妹来医院看望她。支开医生、护士之后，老太太老泪纵横地跟老姐妹嘀咕了好一阵子，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她请老姐妹的儿子的一位朋友，转弯抹角的又找到火葬场的一位殡仪馆馆长，悄悄地用一具无人认领的女尸，换下了梁佩芬的遗体，冒名顶替地送进了火化炉。第二天，又悄悄请一名法医给梁佩芬做了解剖化验，一下子就验出了氰化钾的残留物。
　　看，这位半死不活的老太太，是不是个奇人高人！而自作聪明的杨罗亭呢，却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章彬彬——
　　那天洪月娥朝天放了一枪，小黛晕倒在地，脸白如纸，眼睛紧闭，我连连叫她，竟不会吱声了。我就吓得哭起来。刚才，洪月娥把枪口对准我的脑门，我不害怕，更不会哭。可是，一看我的小黛不省人事，我立时魂飞魄散，六神无主，只顾抱着孩子一直叫，一直哭，脑子里一片糨糊。
　　赵监狱长说：“莫慌！莫慌！我们马上去医院！”
　　赵监狱长命令任思嘉、王莹等把洪月娥押回清水潭女监，她自己陪我上了警车，直奔西源市人民医院。医生给小黛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折腾了许久，小黛才慢慢睁开眼，不住哼哼唧唧，却说不清一句话。更要命的，是她的黑眼仁儿集中不到眼珠子中间来。那一粒人见人爱的黑葡萄儿，一会滑向眼珠左边，一会又滑向眼珠右边，一会藏在上面，一会又躲到下面，眼里总是大片眼白，看人看东西都是傻乎乎的。我心里一阵阵刀剜针扎似的痛，叫又不敢叫，哭又不敢哭，只顾眼泪哗哗流。
　　接着，医生给章黛做了ＣＴ和核磁共振检查，诊断出章黛右脑腔隙轻度梗阻，是受到猝不及防的巨大惊吓造成的。天呀，我哪有勇气面对这严酷的现实：小黛小小年纪，要是落下个脑病，连话也不会说，将来怎么上学，怎么生活？
　　医生就宽慰我，说现代医学发达，这种病症并非无药可治。
　　但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慢慢地打针服药，把梗阻在脑腔隙的小血块化解，打通，一般来说，还是可以康复如初的。
　　隔天，小黛她爸崔一峰从省城赶来了，看到孩子成了个哑巴，恨得牙根咯巴咯巴响：“狗日的洪月娥，我恨不得亲手宰了她！”
　　任思嘉等姐妹也来看望小黛，见小黛只会翻白眼，自然又想起洪月娥持枪拒捕的穷凶极恶，也忍不住骂声连天：“这个洪月娥，真该千刀万剐！”
　　我自己天天守在小黛床前，看见小黛脸色苍白，看见小黛目光呆滞，看见小黛时不时抱着小脑袋哼哼唧唧，看见小黛想说话却说不出一句话，就一边落泪，一边把洪月娥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女人哪还有一点人味啊！她贪污盗窃，败坏人民警察的荣誉；她劫持自己的干女儿，是个狼心狗肺的畜牲！我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发誓：洪月娥，与公与私，我都跟你不共戴天！
　　在医院里，我和崔一峰除了看护小黛，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洪月娥。我们都是老政法干部，对刑法了如指掌。我们一桩桩罗列洪月娥的罪行：她与朱亦龙内外勾结，贪污盗窃；她接受梁佩芬的贿赂，徇私枉法；她劫持儿童，持枪拒捕根据《刑法》第２３８条，第２３９条和第３８３条第２款，她洪月娥已经足够处以极刑而必死无疑。
　　就在这时候，我接到西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传我出庭作证的通知书。我和崔一峰都意识到，我们报仇雪恨的日子到了！我把小黛交给她爸看护的时候，崔一峰说：上了法庭，你该知道说些啥吧？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放心，我知道！
　　我步入法庭的时候，感到法律至高无上的威严带着一股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审判台上，正中坐着身穿白色制服的审判长，左边坐着穿同样制服的书记员，右边坐着穿墨绿制服的公诉人。
　　审判席右侧的座位上，坐着被告的辩护律师。正对审判台的被告席上，站着我的仇人洪月娥。她身上的警服被扒下了，穿着一身灰不溜秋的便服，像只其丑无比的大灰狼。证人席在被告席旁边约三四步远。这样的距离使我想起追捕洪月娥的时候，她就在咫尺之间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但是，今天我们俩互换了位置，我的证词将像出膛的子弹，有足够的杀伤力把她置于死地！
　　我从容走上证人席的时候，听到听众席上掀起一阵细微的喧哗，随即有许多同情的目光向我集射过来。我知道，洪月娥被捕之后半个多月，一个小小的西源市，早把洪月娥的对立面—我的不幸的故事，传播得家喻户晓。正义的舆论站在我的一边那是肯定无疑的。我向右侧身，望了眼庄严的国徽；我向左侧身，正面对听众。听众席上座无虚席，坐满了新闻媒体的记者和各界代表；其中有一大片橄榄绿，因为洪月娥案发生在清水潭女监，女监理所当然来了许多代表。我看到了任思嘉、王莹、林红、董雪等等熟悉的面孔。越过黑压压的人群，我向她们投去匆匆一瞥，任思嘉等人把灼亮的目光迎了上来，传递着姐妹们冲天的义愤。
　　我在心里暗想：洪月娥的案子大概已经审得差不多了，也许我今天的证词就是要她小命儿的一颗子弹。于是顿时有一种临战前的亢奋，腰板挺得直溜溜地站在证人席上。
　　一会儿，审判长宣布开庭。他扼要地作了案情介绍。他说，通过半个多月的审理，被告对贪污盗窃罪、接受贿赂罪，已经供认不讳，并由谢芳、杨罗亭等作证坐实。现在，需要章彬彬出庭作证的，是被告的劫持儿童和持枪拒捕罪。审判长说，章彬彬是清水潭女监第五大队副大队长，既是擒获案犯的主要干警，又是被劫持儿童的母亲，她的证词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
　　刹那间，听众席上鸦雀无声。我觉得整个法庭，不，是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法官、检察官和所有听众都在凝神倾听我的叙述和证词。我从谢芳的丈夫高汉文如何向我报告，朱亦龙如何绑架我，我又如何逃脱他的魔爪，一直说到洪月娥劫持章黛仓皇出逃，说到她在半途被我们截住，说到她胁迫赵监狱长和女警官们放下武器，说到她一再叫嚷要向我们开枪事件的全过程和细枝末节，我都说得清清楚楚，人们就像听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按照我这些日子的情绪，我完全会用一种控诉的语调来叙述这一切，但是，当我面对庄严的国徽，面对代表法律权威的法官与检察官的时候，我已经渐渐忘记自己是被劫持儿童的母亲，也忘了自己就是那个被洪月娥用枪口指着脑门的警官，正义的良知提醒我，应当把事件叙述得百分之百真实，连语气也变得非常冷静、客观、平和。
　　审判长质问洪月娥：“被告，证人所说的证词，都是事实吗？”
　　洪月娥回答：“是事实，全部都是事实。”
　　听众席上掠过一阵轻微的私语。毫无疑问，人们觉得根据这些罪行，原告已经足够被法律钉在死刑柱上。
　　但是，被告的辩护律师这时站了起来。这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女子，穿一身紫罗兰色西装套裙，白皙光鲜的前额显出一个知识女性的高贵，而职业的严谨使她的圆脸冷若冰霜。获准审判长的同意后，她对我进行一连串追问：
　　“请问证人：被告劫持儿童仓皇出逃的时候，她携带什么武器？”
　　“六四式手枪一支。”
　　“她的子弹盒里有多少发子弹？”
　　“两排，共２０发子弹。”
　　“被告胁迫追捕的女警官们放下武器之后，她真的想向女警官们开枪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我看她当时的确有向我们开枪的念头。”
　　“可是，她最后有没有开枪？”
　　“开了一枪。”
　　“好，现在我要问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原告这一枪，是朝赵监狱长开的，还是朝证人你开的？是朝天开的，还是朝自己开的？请证人不要轻易回答，先想三分钟，想好了，才给法庭一个真实的回答！”
　　我立时看出这位律师是个富有经验的高手。她深知洪月娥罪孽深重，法网难逃，不可能完全为她开脱；她惟一能做的，仅仅是为被告作从宽辩护，争取她免于一死。
　　辩护人虽然是向我发问，但这个问题肯定在许多人心里引起震动，整个法庭一下陷入肃穆的沉默之中。我立时意识到，辩护人与其说是空出时间让我思考，还不如说，是让我事先进行一番灵魂的自我叩问。在这关键时刻，我是站在法律的公正的立场，还是偏执于一己私仇；是理智地面对事实，还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情绪，而对某个重要细节稍稍修正。我心灵的指针只要有那么一点偏差，也许就足以把一个大活人的生命一笔勾销。
　　刹那间，我想起洪月娥曾经给过小黛的许多母爱，想起她在工作上也有过许多成绩，想起她被我们截住之后，她挟持一个九岁儿童，胁迫监狱长、我和八名女警官都放下了手枪，而她的手枪里分明有２０颗子弹，要击中监狱长，击中我和我的女儿，击中其他所有的女警官，对于一个射击高手来说，那都是轻而易举的。她完全能够打死我们当中一个人或几个人而后与我们同归于尽。但是，洪月娥没有这样做。在最后时刻，她终于良心发现，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这一事实，恰恰是在这些日子里，处于仇恨和痛苦熬煎之中的我所忽略的。此刻，面对庄严的法庭，在决定一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的关键时刻，我哪能把一个愿意悬崖勒马的人再从悬崖上推搡下去？
　　这一股思想风暴从我胸中掠过，也许是两分钟，不，或者还不到一分钟，我就完全改变了原先的复仇主意，郑重而坦然回答：“审判长，这个问题我根本无须思考就能回答。我记得很清楚，被告胁迫我们放下武器之后，原来一直把枪口对准我的脑门，但是，她在决定开枪的刹那间，忽然改变了主意，她飞快把枪口指向自己的脑袋，是我猛扑上去，擎住她握枪的手，她才把子弹射向天空。”
　　哗—像一阵大潮涌起，听众席上又掠过一阵喧哗。
　　“谢谢证人高贵的良知！”辩护律师不易觉察地轻笑一下，“我还想追问最后一个问题：被洪月娥劫持的儿童，也就是受害者和你的女儿章黛，经历这场惊吓之后，造成了怎样的严重后果？”
　　“后果极其严重！”怒火呼地一下又从我心头蹿起。“受到这场意外打击，我的女儿当即晕倒，患了脑腔隙梗阻，至今不会说话，不会叫妈妈，她、她、她也许会成为一个哑巴，一个白痴，一个废人！”
　　说这些话时我又失去了冷静，每个字都是一粒子弹，我的控诉就成了机枪的连发。
　　我看见洪月娥脸色煞白，摇摇晃晃地站也站不住了。听我说完最后一句话，她终于“哇”地大哭一声，身子一歪，摔倒在被告席上。
　　法庭上响起一片惊愕的喧哗，审判看来难以继续，审判长当即宣布休庭。
　　我走出法庭，任思嘉、林红、王莹、董雪等姐妹都围了上来，纷纷埋怨我：“章副，你怎么提供这样的证词？咳，你真是！”
　　我冷静回答：“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知道，我最后证实的两件事，对洪月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洪月娥的案子一时还不能判决，她的小命儿仍在法律的天平上晃晃悠悠地荡着秋千。

　　章彬彬——
　　真没想到，我在法庭上作证时提到小黛的病情，竟引起社会公众广泛的同情。一时间，有许多人给我打电话、写信表示关怀，还捐赠了不少钱物和药品。这件事让医生们大受感动，对小黛的治疗护理更加尽心尽力。他们不仅给小黛打针服药，还给小黛挂了两个疗程吊瓶，又让她每天进高压氧仓供氧一小时，改善微血管循环。半个多月下来，小黛的病情奇迹般好转。
　　这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病房，小黛从沉睡中醒来了，我发现，黑葡萄似的眼仁儿又回到她的眸子里，她的大眼睛一下子有了神彩。她眨巴眨巴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崔一峰，小嘴儿翕张好一会儿，终于叫了声：“妈妈！”又叫了声：“爸爸！”
　　我和崔一峰顿时心花怒放，泪如雨下。
　　小黛康复出院那天，女监的姐妹们像是庆祝节日一样高兴异常。任思嘉、王莹、董雪、林红等拎着许多水果，捧着一束鲜花来看小黛。小任把小黛揽在怀里，激动地问：“小黛，毛病都好了？”小黛说：“好了！”小任问：“看看，来看你的这些阿姨都是谁？”小黛一个一个指着她们亲昵地叫：“小任阿姨，小王阿姨，小董阿姨，小林阿姨，你们好！”
　　小任仍不放心，继续考小黛：“唱一支童谣给阿姨听，好不好？”
　　小黛眨巴眨巴黑眼睛，想了一会儿，唱起那支《月光光》：月光光，
　　照四方，
　　四方圆，
　　卖铜钱，
　　铜钱豆，
　　卖乌豆
　　小任她们高兴得拍手叫好，都说：“章姐，章黛还是那么聪明，没有一点后遗症，你完全可以放心了！”
　　我说：“真是苍天有眼呀！洪月娥让我虚惊一场，但是，老天爷又还我个好端端的孩子！”
　　小黛大概把遭到洪月娥劫持的经历都回忆起来了，十分困惑地问道：“妈妈，我干妈干么要抓我？干么要开枪打你呀？”
　　我说：“洪月娥不是你干妈了，她是坏人，她犯了罪。”
　　小黛依然困惑不解，追问道：“我干妈怎么会是坏人？她是管罪犯的大队长嘛，自己怎么会犯罪？”
　　我无言以对，在座的女警官们只能陪着一阵干笑，像一个劣等生回答不了老师刁钻的考题，屋里的气氛甚是尴尬。一个九岁小女孩提出的问题，虽然有几分天真，但其尖锐性和深刻性，却是足够让我们这些活了一大把年纪的成年人冷静思考的。可我不愿刚刚出院的孩子接触如此严肃的问题，说：“傻孩子，你年纪太小，跟你说了，你现在也弄不明白。你今天刚出院，不能太累，快去睡觉吧！”
　　我安排小黛进房间睡下。再回到客厅，小任她们已经围绕着小黛刚才提出的问题，进行一场非常有趣的谈话。
　　“真没有想到呀，这个洪月娥！”董雪说，“我在她手下工作了两三年，她给我们的印象，总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总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谁想到她会成为一个大贪污犯！过去，我、我，我一直崇拜她，我真幼稚，唉，章副”
　　董雪过去啥事儿都跟着洪月娥，现在她一想起来就很不好意思。
　　“快别这样说，小董！”我不让董雪往下说。“这次大追捕中，大家都表现很好嘛！再说，洪月娥也不是什么事都做错的，她到底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现在也不是弄得很明白。”
　　王莹感慨地说：“哎，不要说洪月娥我们看不透，很多大官我们也看不透。有些当官的，光从表面上看，他们正经八百，道貌岸然，好像真理的化身，正义的旗帜，可是，谁又知道他们背地里干起坏事来，贼胆比谁都大，心肝比谁都黑，像陈希同、王宝森、梁佩芬、杨罗亭、洪月娥”
　　我觉得这样的探讨很有意思，姐妹们谈到的有些看法和事例，我也深有感触。但是，要我回答小黛提出的疑问，我一时还理不出清晰的头绪。
　　“章黛提的问题很有意思。”今晚显得特别深沉的任思嘉，这时才缓缓地开了口。“‘铁拳头’洪月娥为什么会成为大罪犯？这事看起来很奇怪，很偶然，其实，细细想来，还有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在最完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他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之后，他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梁佩芬、杨罗亭、洪月娥原先并非坏人。
　　但是，当她们‘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之后’，她们就成为‘动物中最坏的东西’，成为一名罪犯。我以为世上一切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会犯错误和犯罪的；多数人之所以还没有犯罪，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具备犯罪的条件。还有些人已经罪行累累，却还身居高位，那是因为他们的罪行尚未暴露，实际上他们已经是罪人，只是法律尚未判定他们为罪人。总之，我以为，世上可没有天生的圣人，只要是人，身上普遍都有潜在的犯罪因素，这一点，我的看法与基督教的原罪说，是很有些相通的。”
　　“什么？什么？中队长，你还信基督教？”董雪虽然是个大专生，但知识面窄得可怜，就常常大惊小怪。
　　“我不信教，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把基督教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任思嘉说，“我以为，基督教的原罪说不是全无道理的。
　　基督教认为人都会犯罪，除了耶稣（其实他已经是神不是人），世上根本不存在不会犯罪的圣人。中国官员的犯罪率为何居高不下，而且有愈来愈高的趋势呢？这里又用得上英国的历史学家艾克顿曾经作过的分析：‘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孟德斯鸠也曾下过结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监督机制不够完善，难免有许多空子可钻，那些掌握大权和实权的官员一旦滥用权力，从衙门到狱门仅仅是一步之遥。像梁佩芬、杨罗亭、洪月娥、朱亦龙这样一些贪官污吏，就像天气转暖之后粪缸里的粪蛆，那是多得难以计数而且特别活跃的。”
　　任思嘉毕竟是研究生，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大家都有茅塞顿开之感，期待着她有更深刻的阐述。但这时赵监狱长走了进来，笑嘻嘻打趣道：“你们开讨论会吗？小任讲得真好，再往下说呀，咦，怎么不说了？”
　　任思嘉不好意思地笑笑说：“班门弄斧了，班门弄斧了，有监狱长在这里，我哪敢乱说呀！”
　　“监狱长，您请坐！”我从木头沙发上站起来，给赵监狱长让了座。“这么晚了，您还下来转悠，又有啥任务了吧！”
　　“精灵鬼，真被你猜到了。”赵监狱长笑笑说，“听说你们大队和中队干部都在这里，我正好下来跟你们打个招呼—洪月娥的案子判下来了，就要分配来女监服刑。”
　　姐妹们都瞪大眼睛问道：“多少年？”
　　赵监狱长说：“十八年。”
　　任思嘉等七嘴八舌说：“大家都估计会判她个死刑呢！怎么才判十八年？”
　　赵监狱长说：“洪月娥能保住一条命，有好些个原因：一是她被捕之后，主动坦白交代了受贿罪，对及时破获杨罗亭案立了功；二是章彬彬在法庭上作的证词救了她的命；三是小黛的完全康复，将她的犯罪后果减轻了。这样，她就捡回一条小命儿。”
　　姐妹们纷纷慨叹：“真便宜了她！真便宜了她！”
　　赵监狱长把询问的目光投向我：“章彬彬，你看呢？”
　　我说：“这个判决结果，虽然在我意料之外，却在我盼望之中。毛主席说过，我们应该尽量少用极刑，洪月娥在最后刹那间，没有向别人开枪，突然把枪口对准自己，说明她身上人性没有丧尽，给她留一条活路，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判决，我当然能够理解并且衷心拥护。”
　　“你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赵监狱长拍拍我的肩膀说，“总部决定把洪月娥放在你们五大队，你这当头儿的有这般襟怀，也就省得我多做思想工作了。”
　　大家又问起洪月娥的老公“余科长”，也就是朱亦龙，怎么判？总该拉去再毙一次吧？
　　赵监狱长说：“倒真是便宜了那个大流氓，也是判十八年。”
　　我们都大惑不解，愤慨问道：他本来是个判了死刑的人，潜逃在外二十多年，现在又犯贪污盗窃罪，行凶拒捕罪，枪毙两次也够了，反倒只判十八年？
　　赵监狱长解释说，朱亦龙要求重新审理二十年前的旧案，当年那些受害者，有的已不在人世，活着的又有儿有女的，不肯承认受过她的奸污，证据不足，反而把原案推翻了。结果是贪污和拒捕罪总加起来，判了十八年。
　　我们又连连感叹：“太便宜了那个大流氓！太便宜了那个大流氓！”
　　“法律可不管人们的好恶评价，最看重的是事实和证据。”赵监狱长最后说：“时候不早了，你们还是商量一下怎么安置洪月娥吧！我可是有言在先呵，你们可不能带着情绪管教洪月娥，不能老是念她的旧恶，要把她和其他女犯一样看待。同时，还要做好女犯们的思想工作，对洪月娥不准另眼看待，不准打击报复。
　　政府既然把洪月娥交给我们管教，我们就有责任把她管教好，改造好。我国司法的正义，表现在量刑准确，不该判处极刑的，尽可能不消灭他们的肉体；而我们监狱的人道，是在监禁罪犯的同时，彻底改造他们的灵魂，让他们在刑满之后，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你们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姐妹们嘴上都这样回答，但是，是否人人心里都真的明白，那就难说了。我自己心里就有些疙瘩。我担心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咳，这个洪月娥呵，几乎成了我的影子，和我结下不解之缘，她即使成了囚犯，我也得天天跟她见面，你说烦不烦！
　　谢芳——
　　我从小镜子里看见我，脸上有了淡淡的红润，“马桶盖”的短发也变长了。我对新生活的热望，便像春水一样涨满了胸怀。
　　昨天，女监召开宣判大会，宣布我经上级批准减刑三年，可立即刑满释放出狱。我忽然觉得天空一亮，告别了旧的谢芳，成为一个全新的谢芳。
　　坐了三年半牢，我见多少女子哭丧着脸进了女监，又见过多少女子欢天喜地跨出大墙。我发现女犯新生第一个象征，就是发型的变化。发型，对于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是为了让自己更时髦更漂亮而变幻无穷的艺术造型，对于囚犯来说，则是失去自由和恢复自由的标志。两个月前，“洪月娥事件”发生后，中队长就对我说，你立了大功，总部已经为你报请减刑。她用饱含祝福的笑眼看着我，说你也许很快可以出狱，你就做些准备吧！比如头发，不要再修短了，留着个“马桶盖儿”，你怎么见人？怎么找工作？
　　从那天起，我就盼着我的头发快快地长。在无数梦中，我梦见自己头上又长出两个小鬏鬏，又拖下一根大辫子，又美发如云，长发飘然，甚至，我乌发三千丈，从头顶拖到腰际，拖到地面，长成一大片密匝匝的黑森林，长成一大片绿茵茵的青草地。
　　为了我的一头秀发，我下半辈子可得活出个美好高尚的境界来！
　　毁掉一头美丽的长发，咔嚓咔嚓几剪子就成，那是眨眼的事儿，而要蓄成一头长发，要熬多少日子呀！一个人滑入罪恶的深渊，也是眨眼的事儿，要从那深渊挣扎上来，可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为了那一时的贪婪，我付出好几年青春时光，才洗刷了我的耻辱。我的头发延伸的脚步是多么缓慢呀！六十多个昼夜，它一微米一毫米地蠕动，爬过我的上耳轮，爬过我的中耳轮，终于遮住整个耳朵，把青青的发梢儿搭在我的双肩上。我深情地注视圆圆的小镜子，从中多多少少找回了多少年前原装原型的我。
　　“谢芳，你真漂亮！”
　　“是的，谢芳，有了这一头长发，你漂亮多了！”
　　我知道，吕金妹和关飞鸾一直在我身后羡慕地盯着我。她们是特意请了半天假来给我送行的。我慢慢回过头，看见她们徒然抚摸自己的“马桶盖”短发，眼里泪光闪闪。我的心就陡地动了一下。我十分理解，我与她们在头发上形成的反差，叫她们触景生情，黯然神伤。同改们自从得知我可能提前出狱的消息后，她们既为我高兴，又常常叹息自己的刑期太长，她们的脸就像初春的天气，时阴时晴。昨天开过几名女犯减刑的宣判大会，我同房的同改们这种情绪达到高潮。一回到号房，她们围着我又笑又闹的，说了许多祝福的话。可是过了一会儿，一个个又都躺在自己的床上，埋着头悄悄流泪了。我真不知该怎样去宽慰这些还要走过漫漫长途的姐妹。就关飞鸾和吕金妹来说，我跟她们同住一个号房，不是没有磕磕碰碰的，甚至不是没有受过她们的欺负的，但是，她们这一年多确实大有进步，跟着我学文化，学英语，有了上进心，因此，我们慢慢地有了姐妹之情。
　　我所有的衣服用品和书籍都收进了一个行李包里，就剩一把牛角梳和一面小圆镜，也不往里装了。我把牛角梳给了关飞鸾，把小圆镜给了吕金妹。我说，“我就要走了，这，给你们作个纪念吧！”
　　吕金妹和关飞鸾同声说：“谢谢！研究生，祝你好运，但愿你不会忘了我们。”
　　我说：“不会的，我以后会给你们写信，会来看你们。”
　　吕金妹说：“真的！来拉钩！谁忘了谁就是小狗！”
　　关飞鸾和吕金妹都还脱不了孩子气，我们就认真地拉钩。关飞鸾和吕金妹傻乎乎地笑着，眼里笑出了一串串泪花。
　　同改的分手，与同学、同事、战友等等之间的分别，那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滋味。后者的分别，一般都是“依依惜别”、“难舍难分”。我现在能说“依依惜别”、“难舍难分”吗？我如果这样说，就是一种彻底的虚伪。但是，不说这些，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想，还是从“头”说起吧。
　　我说：“吕金妹、关飞鸾，你们头上的‘马桶盖’，也是暂时的，你们的头发留起来，肯定比我漂亮。”
　　“那还得熬多少年？”关飞鸾一脸沮丧。
　　“到那时候，我们都成了老太婆了。”吕金妹也很伤感。
　　我说：“怎么会呢？照你们现在的表现，是完全有希望连续减刑的，关飞鸾还有十来年，吕金妹还有七八年，出狱的时候，跟我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呢！”
　　“真的！”吕金妹和关飞鸾脸上就有了笑容，“谢芳，我们都借你的金口玉言了呀！”
　　停了会儿，关飞鸾又说：“还要熬十年，真是太长了！我就盼着有洪月娥那样一个坏蛋让我去举报，也好立大功，一家伙就减刑三五年。”
　　我说：“我也是偶尔碰上的，哪有那么多坏人让你去举报呀！
　　况且，我检举揭发洪月娥，压根儿就没想到减刑，只不过觉得应该那么做。”
　　吕金妹说：“不管怎么说，你的运气就是好。”
　　我说：“听中队长说，洪月娥已经判了十八年徒刑，要送到我们三中队来服刑哩！”
　　吕金妹、关飞鸾幸灾乐祸地大叫起来：“真的？”
　　我说：“真的，是中队长亲口对我说的。”
　　吕金妹乐得咬牙切齿：“好啊，总说水桶掉在水井里，现在是水井掉在水桶里啰！洪月娥，我要叫你等着好瞧吧！”
　　关飞鸾也乐得眉开眼笑：“哈，这个老狱棍，这头母老虎，也叫她尝尝坐牢的滋味！”
　　我说：“别，别，你们千万不能有这种情绪！这半年多，你们俩已经表现很不错，千万别一时冲动，前功尽弃，把攒下的分数都扣光了，还巴望减什么刑？”
　　吕金妹说：“过去我们被她整得好苦呀，动不动就用电警棍，动不动就关禁闭！”
　　我又絮絮叨叨劝她们千万不能有报复情绪。愈是在这种时候，你们能正确对待洪月娥，就说明你们改造得不错，就愈有希望减刑。我还说，这是章大队长和小任中队长特意要我跟你们说的。她们都是好人，你们听她们的话没错。
　　章大队长和任中队长对吕金妹和关飞鸾都有救命之恩。一提起这两位好人，她们才连连点头，情绪平静。
　　说了好一会儿话，就到了正午边了，我估计从省城赶来接我的高汉文也该快到了，不敢再唠叨。关飞鸾、吕金妹拿出小本子，要我给她们写点什么留作纪念。我用钢笔写上两句话：
　　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
　　我说：“这是我蹲了三年多号子，流了多少悔恨的泪水，才悟出的两句话十个字，让我们共同勉励吧！”
　　这时走廊上传来值班员叫我的喊声，我跟关飞鸾、吕金妹握了手，拎起行李包大步走出五大队的大铁门。猛回首，我看见关飞鸾和吕金妹还无限惆怅地站在走廊上目送我，那一刹那，一行泪水从我眼里滴落。我相信若非那扇威严的铁栅栏大门隔开了两个无法逾越的世界，她们肯定会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
　　出了“半月楼”，我就到了大操场。我记得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复活》中描写女犯马斯洛娃刚被提出监狱受审的时候，她把眼睛微眯起来，不能适应外面明亮的光线。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住的号房始终是明亮的，而且又每天出操，又常常到田间果园干活，对阳光并不陌生。可今天是我新生的日子，我的感觉就特别敏锐，特别新奇。当下是仲春时节了吧，天空灰蒙蒙的，虽然不下雨，空中也是湿润润的充满雨意，清水潭畔绿柳千树，把一潭清水染得一片澄碧。远山的层层梯田上，新育的稻秧有一筷子高了，这里那里张挂起一片一片嫩绿色的大帘子。
　　蜂儿蝶儿和蜻蜓们也特别活跃，在阳光下飞来飞去。大自然的春天来了，我的生命的第二个春天从今天开始。这就是我跨出大墙的第一个感觉。
　　我正陶醉于大自然的景色中，看见章大队长和小任中队长站在女监大门口向我招手。原来高汉文早就到了，他已经替我办好释放出监和户口迁移手续，就等我签字和按个手印，我就可以跨出这壁垒森严的高墙和大铁门。
　　但是，我站在章大队长和小任中队长跟前久久地犹豫着。在我生命旅程转折的岔路口上，这两位女警官对我的再造之恩，我永世也不会忘记。我想像许多山区来的女犯给她们下跪磕头，但我觉得这样不妥，可一时又想不出别的表达方式。
　　章大队长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走吧，谢芳，你先生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小任中队长也意味深长地笑笑说：“谢芳，再见吧！但是我希望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不是在这样的地方。”
　　我眼里盈满了泪水，我真想扑过去拥抱她们。但是，我的理智管束着我的冲动。这时我才想起曾经在信中交待高汉文要带相机来的，我把食指和拇指勾成一个圈儿，对高汉文做了个手势。
　　高汉文说：“相机吗？带来了呀！”
　　我怯怯地问两位女警官：“大队长、中队长，能不能赏脸，让我跟你们俩合个影留念。”
　　这是我出监之前蓄谋已久的一个心愿。因为章大队长和我作最后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时，她捧出一大本相集让我看：相集里镶着二、三百张照片，都是五大队刑满出狱的女犯，在跨出高墙的最后一刻，在“半月楼”前的一棵高大的水杉下，与章大队长的合影。章大队长一一给我介绍，某某现在是那家饮食店的老板，某某现在在哪里当小学教师，某某如今已是光荣的军属，某某现在成了哪个县的劳动模范那些相集成了一种特殊的功劳簿，记录着一名“特殊园丁”大半辈子平凡而伟大的功勋。从那一天起，我就想拥有一张与我的管教和恩人们的合影。
　　两位女警官欣然同意：“当然可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朋友了，当然应该留个纪念。”
　　章大队长拉着我的手，走向“半月楼”。她问道：“谢芳，你以后还会记得这‘半月楼’吗？”
　　我说：“我会永远记得。我入监的时候，赵监狱长说过，‘半月楼’代表残缺的月亮，因为女犯是残缺的女人。”
　　章大队长说：“月亮亏了还会圆的。祝你扎扎实实地起步吧，我们期待着你再度的辉煌！”
　　我非常荣幸地和大队长、中队长个挨个肩并肩地站在高高的水杉树下。水杉伟岸挺拔，针叶茂密，像一束一束孔雀长翎绽开美丽的彩屏，与大队长和中队长身上的警服交相辉映，在春天的阳光下闪烁着翡翠色的亮光。高汉文把相机举起来了，大队长和中队长都对照镜头深情微笑。我相信，这灿烂的微笑和翡翠的光芒，将恒久照耀我下半辈子生活的脚步。
　　洪月娥——
　　命运是多么会作弄人呀！我是一个在监狱中管了二十多年囚犯的女警官，一个在清水潭女监当了十多年大队长的一级警督，现在却成了这所女监的一名女犯。
　　省罪犯看守所把我交给省罪犯关押中心，省罪犯关押中心把我交给清水潭女子监狱，女监狱政科把我交给五大队，五大队把我放到三中队。章彬彬和任思嘉再把我带到９号号房。我活到这把年纪，头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件物件，不，是一头牲口，只能俯首听命地被人家摆弄来摆弄去。头发剪成了“马桶盖”，警服换成了号服，金光闪闪的警徽、肩章换成了囚犯的号牌和号标。我一家伙从天堂摔到地狱，叫我怎么有脸活下去？
　　任思嘉指着靠窗的一个空铺说：“洪、洪月娥，你就睡这个铺。”她还不习惯叫我的名字，差点叫我“洪队”。
　　章彬彬说：“你知道，这个铺通风，夏天凉快；冬天有太阳，暖和。”
　　我没有吭气。我当然知道，前年梁佩芬来蹲号子，也是安排在这个铺。后来梁佩芬保外就医走了，这个铺照顾谢芳，现今谢芳刑满出狱，又轮到我。嘿，这就算你们对我的照顾了。
　　章彬彬说：“洪月娥，你先整理整理内务，洗洗刷刷，情绪安定以后，才跟大家一块干活吧！”
　　情绪安定？你怎么就知道我的情绪不安定？我冷笑了一声说：“咦，你们不搜身？不检查我的行李？不给我讲讲监规？不讲讲改造表现积分制？不讲讲‘５８条’？”
　　任思嘉说：“免了吧，这一切，你比我们更熟悉。”
　　是呵，我当然比你熟悉。你一个黄毛丫头，我穿警服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我冷笑不语，她们也不知说些啥好，脸上的表情很尴尬。
　　“你先歇着吧，”章彬彬又讪讪地说，“我们还得去上班。”
　　她们刚要跨出号房的时候，我在肚子里窝了很久的怨气终于憋不住，噌地一下冒上来：“章彬彬，你慢走，我还有话说。”
　　章彬彬和任思嘉都转过身来。任思嘉气得脸色铁青，说：
　　“洪月娥，你是罪犯，不要章彬彬章彬彬的叫，要叫她大队长！
　　总部已经任命她为第五大队的大队长。”
　　“哦，好呵！”我冷笑一下说，“大队长？大队长？我知道你章彬彬早就想谋这把交椅了，现在称心如意了吧？”
　　“哈！洪月娥，”任思嘉大吼一声，“你现在是啥身份，敢这样说话？”
　　我冷笑道：“哼，我就这样说话，你把我怎么的？”
　　任思嘉气得直跳脚：“你、你、你以为你还是大队长？”
　　章彬彬拦住任思嘉：“小任，你让她说！”她又转向我，“洪月娥，说吧，你说个痛快！”
　　我说：“好你个章彬彬，我白白跟你做了二十多年同事，白白做了二十多年姐妹，你看着我犯错误，也不给我提个醒。”
　　章彬彬说：“车间生产那一摊，你大权独揽，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你提个醒？”
　　任思嘉说：“这事靠别人提醒能阻拦得了你吗？女监经常学习党员准则，报纸电视上经常报道反腐反贪的案例，这不都是对你的提醒和警告！可你听吗？你胆大包天，在犯罪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我无话可说。我虽然有些嫉恨章彬彬，一时又挑不出啥岔子，愣愣地站在床前翻白眼。
　　任思嘉说：“洪月娥，你不要不知好歹！要是没有章大队长在法庭上为你作证，救你一命，你会落个啥下场，你能不知道？”
　　章彬彬在法庭上为我作证的一幕，浮现眼前。那天章彬彬一走上法庭证人席，我一心准备她把我往死里整，没想到，在说到最关键最重要的证词时，她却拉了我一把。她当然对我有大恩大德。可是，你们以为我理该感谢章彬彬，那就完全错了！
　　任思嘉又补充一句：“洪月娥，章黛被你害得那样惨，差点成了个废人，你还不低头认罪？你还有脸张牙舞爪？”
　　我颓然坐在床上，一下就傻了。好像跟人决斗，胳膊腿上挨了千刀万剑伤痕累累我都不在话下，惟有这一刀正中心窝要了我的命。我像疯了一样自言自语：“是呵是呵，我就是知道小黛被我害惨了，我才不想活。我要你章彬彬救我干啥？让我活着丢人现眼？让我活着心里难受？让我活着比死了更遭罪？我这一颗心呵，天天在火上烤，夜夜在油里煎，章彬彬哪，正是因为你救了我，我才怨你，我才恨你啊！”
　　章彬彬是个有经验的老管教，一下子把我的心病看得透透的。她说：“洪月娥，你如果真的以为害了章黛心里难受，这说明你有所悔改。我现在告诉你：小黛被你劫持，被你惊吓，开初二十多天是不能说话，不会认人，感谢上天保佑，感谢医生治疗，她慢慢的好转，现今完全好了，没落下一点后遗症，她还像以前那样聪明可爱。”
　　“天呀！真的？”这个可喜的消息，比特赦令还叫我高兴。几个月来，我一颗绷紧的心，遭罪的心，一下子松了下来。
　　“真的！如果你愿意，在你情绪稳定之后，我可以带小黛来见一见你。”章彬彬说，她一脸的诚恳。可她愈是如此，我愈是害怕。
　　“不！不！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我可能完全疯了，捶着自己的脑袋一个劲狂叫：“哎哟，我头痛！我头痛！你们出去，你们出去！让我一个人呆着好吗？”
　　我听见章彬彬说：“洪月娥，看来你的情绪一直安静不下来，跟你多说也没用。这样吧，让你休息三天，你把自己的罪行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你才能认罪，服罪，才能好好改造。”我听见章彬彬和任思嘉的皮鞋声响到门外去。她们都走了，号房里扔下我一个人。
　　一下子静下来。我在房里转来转去不知干啥好。铁窗、铁床、小桌子、小马扎和排列成行成线的毛巾、脸盆、牙杯、热水壶等等，这房里的一切我太熟悉了。可是，一想到我再不是大队长，而是一个囚徒，所有的物件都长出阴森森的鬼眼盯着我，奚落我，嘲笑我，我凄惶地躺倒在硬板床上，身子像筛糠一样打起寒颤来。
　　不知什么时候下雨了。这是第一场春雨，来势挺猛，雨点打在林子里像敲打洋铁皮一样，哗啦哗啦，很响很响。远处还有雷声爆炸，让我想起学大寨那年代开山造田放炮的声音。我向来是胆壮如虎气壮如牛的，想当年手枪别在腰间，电警棍拎在手上，我从监室走廊走过，呱哒呱哒的脚步地动山摇，无论哪个女犯一听到我的咳嗽都赶紧缩起乌龟头，本大队长洪月娥像阎罗王出巡，连小鬼都要躲得远远的。可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孤单，感到冷清，感到害怕，我、我怕我是活到头了！
　　一会儿，我就听见下班的铃声响了，关飞鸾、吕金妹等女犯走进号房来。我霍地一下从床上坐起，瞪大眼睛挨个儿打量她们。我知道，对待这些贱货就是要敢于斗狠，绝对不能是软蛋熊包胆小鬼。
　　有的女犯低下头，有的女犯开始筛糠，有的女犯哆哆嗦嗦叫我大队长。
　　吕金妹冷冷地说：“她不是大队长了，她跟我们一样，是个囚犯。”
　　我说：“是囚犯怎么样？我还怕你们？”
　　关飞鸾说：“不要你怕我们，可你不能再骑在我们头上屙屎屙尿了。”
　　“你！”我气得七孔生烟，恨不得扇那小妖精一记大耳光。
　　可是，吕金妹一家伙就站到关飞鸾跟前，把她护着说：“洪月娥，你不要再作威作福了。要不是章大队长和任中队长跟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不是不敢跟你来蛮的，再惹恼我们，一人啐一口口水，能把你活活淹死；一人伸个指头，能把你撕成碎片。”
　　“你”我气得把铁拳头攥得咯巴咯巴响，又习惯地在身上一阵摸索，可是，我腰间空空的，没有扎皮带，更没有携带手铐和电警棍。
　　“洪月娥，你在这里凉快凉快吧！”吕金妹用轻蔑的目光把我钉在床前不能动弹，然后对同改们一挥手说，“走，我们都洗澡去吧，别跟她计较！”
　　女犯们端起脸盆，拿上衣服，一下子都走光了。
　　号房又空荡荡的静下来。我瘟鸡一样木在那里。我知道，吕金妹那些话可不是吓唬我的。有些虐待罪犯成癖的公安干警，一旦自己成为罪犯的时候，受到罪犯狠狠报复的故事，我听得多了。有一个派出所长，抓到小偷小摸甚至是无辜百姓，动不动就是吊他一个昼夜，饿他三天饭，是个有名的虐待狂；后来自己成了贪污犯，跟被他打骂过的罪犯关在一块儿，可被整惨了。有一回，罪犯们下大田插秧，四个罪犯站在四只秧桶里，把前派出所长拉了来，像抡夯槌一样，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把他直往烂泥潭里夯：“呼啦嘿呀，夯死你这癞皮狗哟！一二三哟，夯死你个大贪官哟！”提起，掼下，掼下，提起，岸上还有一大伙囚犯数着数，一口气夯了一百下。那位前派出所长被夯得七荤八素只剩一口气，罪犯们这才把他拖到田埂上晾着。
　　可我还是一点也不害怕。我一米七几的大个头，又活得腻透了，巴不得有人跟我吵一架，巴不得有人跟我过两招。但是，我不能如愿。三中队这些女犯，全被章彬彬和任思嘉调教得像很有教养的女学生，我骂她们，她们不还嘴；我想揍她们，她们躲开了；我不吃饭，她们把饭送到床前；我不想洗刷，她们把热水打好了。可是，我看出她们心里极不情愿，目光都是冷冰冰的。我洪月娥在这号房里，成了一件东西，成了一件不是东西的东西，成了一件压根就不存在的东西，她们谁也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受不了这种孤独，受不了这种轻蔑，这比打我骂我啐我更难受。这样活着不如死了干净利落。原先，我也想到死。可我想跟谁干上一仗才死，抓个垫背的，也够本钱。但是，章彬彬和任思嘉不肯成全我，我只能静悄悄去死。
　　雨，哗哗啦啦的愈下愈大了。铁窗外，不止是雨声一片，还能听到山水的声音，流得像天边打雷。选择这样的日子去死是最适合的，大家都睡得死沉沉的，谁会来管你？
　　一想到死，我又一肚子冤。我这辈子也活得太窝囊了！我当牢头的老爸没让我念上几年学，刚满十八岁，就要让我当女牢头。我说我没文化，当不了，我还是想念书。我爸说，啥当不了？放牛会吧？放羊会吧？我说会。爸说成，当看守跟当羊倌牛倌一个样，你不让牛羊跑栏溜圈就成啦！我这就这样当上女看守。我的大队长也就是那个杀千刀的朱亦龙，就对我说，囚犯比牲口还坏千万倍。牲口会耕田，会下粪，囚犯只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咱们对它一点不能手软。他给了我一根有十五个疙瘩节儿的竹鞭，说，你看着哪个不老实，尽管抽，往死里抽，打死不偿命。从那时起，看着哪个囚犯不顺眼，我就挥舞竹鞭，像鞭打牲口一样抽打得他们鬼哭狼嚎，满地乱滚。慢慢的，我骂人成癖，打人成瘾。两天不骂人我口干舌燥，三日不打人我就手心痒痒。那时的罪犯也真老实，一个也不会逃。他们想逃也逃不了，文化大革命呀，全民皆兵，全民大批判，全民使用粮票豆票火柴票，全民的眼睛都像潘冬子盯着胡汉山一样警惕地盯着“阶级敌人”，囚犯们就算逃出监狱也是自己去找死呀！几年干下来，我就成了有名的“铁拳头”，我就当了模范，我就当上班长、队长、大队长。可是，现如今，要搞什么文明管理，要讲什么耐心教育，要搞什么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还有什么“社会帮教”、“亲情热线”、“寒宫鹊桥”、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等狗屁一大堆。唉，我洪月娥就是不栽在那一大堆鞋子上，我也当不了这个大队长呀！
　　我又想起冤家朱亦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旧戏上唱的。我洪月娥这一生的成败都在你朱亦龙！你这个挨枪子的冤家死就死了我也好落个清静呀，你他妈的又从棺材里爬起来，害得我好苦呀！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朱亦龙，我还是不能不挂念你啊。这会儿你在哪里？作为同案的犯罪嫌疑人，我们俩一起被押上法庭过过两次堂，法官摆出你的贪污罪、图谋行凶杀人未遂罪，就够判你十多年。后来我就看不到你，因为二十二年前，你利用职权强奸女犯，还要单独受审。那以后，我心里总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朱亦龙，论你的罪，我想你准是拉去毙了。这一回枪手不可能再打偏了，只要一枪就够，叭！你准是死翘翘。你死了，我再没牵挂，也没盼头；我爹妈也早死了，连个探监的人都没有。我还活着干啥？早死晚死好死歹死，是人总免不了一个死。朱亦龙，你这个大混蛋，你等等我，我要到阴曹地府找你算老账。
　　一想到没人探监，我又记起刚才章彬彬说如果我愿意，她会带小黛来看看我。天呀，这不是寒碜我？作践我？比掴我一百个耳光还可怕吗？咳，我还丢人现眼活着干啥？思前想后，除了一个“死”字，哪还有我的活路？
　　铁窗外的大雨下得沙沙沙，林子里的山水流得哗哗哗。号房里的女犯们都睡得死死的。上路的时刻到了，我悄悄地下了床。
　　我上了一趟洗手间，打了一盆热水，把全身上下擦洗干净，又梳了梳头，抻了抻衣服。老人们说，凡是要奔上黄泉路的人，都得洗澡净身；以往女监死了女犯，一床破席裹着烧了算球。这事我得自己提前做了，我是个女人，不能走得窝窝囊囊的。
　　中队值班女犯在厕所门口探了一下头：“洪月娥，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磨磨蹭蹭干啥？”
　　我说：“我前会儿没洗澡，身上痒痒的，睡不着，就起来擦擦身。”
　　“哦！”值班女犯不好意思地掉头走了。
　　我知道，这是干部们派她盯我的梢。她们防着我出事。哼，这一套我比你们熟稔多了。可是，你们就是让全中队女犯的眼睛都盯牢了我，我还是有我的办法呀！
　　我静静地躺下，从球鞋底的夹层里摸出一把男人们刮胡子的小刀片。这是我在看守所向一个贩毒犯要来的，非常感谢章彬彬、任思嘉没有搜我的身（她们就是搜身也搜不出），现在可派上用场了。我用右手摸准了左手腕的大动脉，比划了一阵子，像宰鸡的时候比划鸡脖子一样，瞄得准准的使劲划拉一刀子。
　　我听到鲜血从我的血管流出来，啪嗒啪嗒滴在床下；一会儿，那血就流得哗哗响，像小河淌水，盖过铁窗外的雨声和林子里山水的声音。我突然觉得浑身冰凉，四肢发冷，我严严实实地盖上了被子。随即，我觉得很累很累，瞌睡虫从发根里、汗毛里、骨髓里和脚心手心钻出来，又听到远处有洞箫唢呐的乐曲飘来，我像被一片很美很美的彩云高高托起，托起，便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软软绵绵迷迷糊糊睡死过去。

　　任思嘉——
　　我就怕今晚出事，今晚果然就偏偏出事。下半夜二时半，吕金妹跑进值班室报告说：“洪月娥自杀了！”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往９号号房奔去。号房里的女犯全都惊醒了，围在洪月娥床前。
　　我拨开众人，看见洪月娥的左手腕被切开一个小口子，鲜血汩汩地流下来，洁白的床垫湿透了，地下也积成一摊紫黑色的血污。
　　我连声惊呼：“洪月娥！洪月娥！”洪月娥双目紧闭，没有一点儿知觉。我摸摸她的胸口，按按她的鼻息，心跳和呼吸似乎还没有停止。就连忙回到值班室，给章彬彬和监狱医务所打了电话。
　　一会儿，章彬彬和正在监狱医务所值班的张一男医生都来了。她们脱下雨衣，摘下雨帽，地下立即潴留一大摊雨水。外头的雨可见下得十分厉害。
　　张一男医生给洪月娥听了听心脏，皱起眉头连连摇头。但她还是从药箱里掏出药水、药棉、纱布给洪月娥包扎伤口。张医生虽然起了个男性十足的名字，其实她也是个女的。
　　章彬彬焦急地问道：“怎么样？张医生，她”
　　张医生一边包扎伤口一边说：“够呛！试试看吧！”
　　章彬彬说：“张医生，请你尽最大的努力。”
　　张医生很快为洪月娥包好伤口止住血。她说：“我看最好得立即送西源市医院。她失血太多，必须马上输血，可我们这里没有血库，医疗条件也不如市医院。”
　　张医生的话绝非自谦和推诿责任。我们知道，监狱医务所其实只是个为女犯们治个头疼脑热的门诊所，自然没有多大把握抢救一个奄奄一息的自戕者。
　　章彬彬说：“行，我去给赵监狱长打个电话。”
　　一会儿，章彬彬就回来了，说监狱长同意这个方案。她叫王莹、董雪去抬来一副担架，又点了吕金妹、关飞鸾和另两名表现好的“宽管”女犯，把昏迷不醒的洪月娥扶上担架，又抬上救护车。赵监狱长已经在总部办公楼等候，说也要跟了去，我们见她一大把年纪，又深更半夜下大雨，坚决劝阻了她。
　　赵监狱长千叮万嘱一番，我们就上路了。
　　救护车是由十一座旅行车改装的，车厢中间放着一张担架，两侧有两排座位，车头有一个座位，坐上四名女警官和四名女犯已是相当局促。本来要把车头的座位让给章彬彬，可她不依，她说她要随时监视洪月娥的情况，在车尾一个座位上坐着，眼睛一直不离洪月娥那张愈来愈苍白的脸。张医生也不敢怠慢，蹲在车尾，一手拿着个吊瓶给洪月娥打点滴，另一只手时不时给洪月娥测脉搏。雨一直倾盆而下，洒在车顶上，像铁锅炒黄豆似的。雨雾水汽老是遮住车头的挡风玻璃，雨刷子像钟摆一样不停地摆动，才能勉强看清十多米以外的路面，尽管章彬彬一再催促驾驶员开快一点，车子仍然走得慢慢吞吞的。
　　车子虽然走得很慢，但它毕竟在前进。前进一寸，洪月娥的生命就多一分希望；前进一尺，洪月娥就从死亡线上后撤十分。
　　章彬彬和张医生肯定心急如焚，脸部的表情还是相当沉静的。但我的心却像从高空坠落的自由落体，一直往下沉往下沉，因为在车厢微弱的灯光下，我看见洪月娥的脸孔愈来愈苍白，眼皮从没睁开，我怀疑她早咽了气，但我没敢说出来。
　　章彬彬问张医生：“怎么样？”
　　张医生说：“够呛！”
　　问句和答句都没有主语，但大家都知道是指洪月娥的伤势。张医生爱用“够呛”这个词。这个词表示情况非常严重。
　　章彬彬侧过身对驾驶员说：“师傅，能不能开快一点？”
　　驾驶员说：“黑灯瞎火的，又风狂雨大，怎么快得了？”
　　他话虽然这样说，车子的速度还是明显加快了。四个轮子常常把路上的积水溅出决堤一样惊心动魄的巨响。
　　车子走过一半的路程了，章彬彬情绪好了起来，自言自语道：“快到了！快到了！”可是突然，车子像遇到障碍物的烈马一样嘎地刹住了。大家都“啊”地叫了一声，碰撞在一堆了。驾驶员回过头来说：“倒霉！塌方了，走不了啦！”他的声音万分沮丧。
　　真是“车破偏逢暴风雨，事急又遇路塌方”！这是一句伪谚语，当然是我临时杜撰的。
　　全车人都呆住了。章彬彬说：“你们在车上不要动，小任跟我下去看看。”
　　我们下了车。旷野上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章彬彬打着手电，我们才看清左侧山体滑坡，许多大石小石滚落下来，把半拉子路面都堵死了。
　　章彬彬冒着大雨在那段被堵的公路上走了个来回，对我说：
　　“小任，你看，堵住的这段路不算长，最多两三米吧，把这些大石头搬一搬，车子也许能过的。”
　　我目测了一下那段路的长度，的确不会超过两三米，就说：
　　“试试看吧！”
　　显然，章彬彬对我这种底气不足的回答不甚满意，就大声说：“不是试试看，是一定要闯过去！”
　　我说：“就算能闯过去，我看也没多大实际意义了。”
　　“什么？你说什么？”章彬彬有点声嘶力竭，风声雨声也压不住她的叫喊。她对我这样发怒是少有的。
　　我打着雨伞跟她站在一起。刚才在车上我就想跟她说说自己的意见，可是车上人多，又有女犯，我不便说。这会儿在一伞之下，我想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谈。
　　“章姐，我看洪月娥怕是早断气了，我们”
　　“胡说！是你高明还是医生高明？”
　　“张医生也没说能抢救过来。”
　　“张医生也没说抢救不过来呀！”
　　我有些着急，章彬彬今天怎么这样蛮不讲理。我说：“章姐，你听我慢慢说，对洪月娥的事，我们始终是处理得非常周到的，按你的交待，一不歧视，二不嘲笑，三不刺激，四要处处关心。
　　这些不仅对干警说了，对女犯们也说了，她要去死是她自己的事，跟我们毫无关系。”
　　“你给我闭嘴，任思嘉！”章彬彬以如此不恭的态度跟我说话，这还是第一次。“你以为我是怕负责任吗？错了，这会儿我压根不会去想什么责任不责任。我首先想的，是洪月娥这个人，她虽然是罪犯，可她也是个人，是人，就不能见死不救，懂吗？
　　我没时间跟你磨牙了，走，叫大伙下车搬石头！”
　　章彬彬几步就蹿回车门口。她亮着嗓子喊：“林红、王莹、董雪，你们快下来搬石头，石头搬走了，车子能通过的。”
　　随后，她又用威严的声音叫着吕金妹、关飞鸾等女犯的名字，说：“你们几个注意啦，今天带你们出来执行任务，是对你们的信任，也是对你们的考验。你们如果想逃跑，这可是最好的机会，你们看，大风大雨的，昏天黑地的，一下车，你们就能跑个没影没踪。可是，有一天给抓回来，你们就要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这一点你们应该明白？”
　　吕金妹、关飞鸾等女犯大声说：“报告大队长，请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跑的。有活要干，就让我们快快去干吧！”“好！”章彬彬下达命令：“你们几个也快下车，赶快把路上的石头抬走。”
　　章彬彬把王莹叫到一边，嘀咕了几句。王莹就在公路边站着，一手端着手枪，一手掀亮手电筒。她的任务是监视几名女犯。但我发现这是绝不可能的。在风狂雨骤的旷野上，王莹手上的手电筒能照到多远？而公路一侧，只要跨过一条一尺来宽的田埂，就是半人多高的芋子地，再稍远些，通过一大片芦苇丛，就可轻而易举地进人深山老林。任何一个女犯只要想逃，就像放出笼子的小鸟，在你眼前一晃，就会立即无影无踪。别说一个王莹，就有十个王莹，也决不可能看住这些能够放开手脚自由奔跑的女犯啊！
　　开初，我对章彬彬这种冒险的决定，不止一百二十个不放心，而且恼火透了。我在心里骂着章彬彬：笨蛋！笨蛋！这又何必呢？洪月娥死了活该，但是，万一跑脱一个女犯，这份责任我们负得了？
　　我的心不能不提到嗓子眼上，一边参加搬石头，一边老是要留神盯着吕金妹、关飞鸾等几名女犯。但我很快发现，吕金妹、关飞鸾们压根就没想到要跑，干起活来异常的卖力，小春臼般大的石头，两人抬起就走，小磨盘般大的石头，一个人抱起就走。
　　她们来来回回地小跑着，干得气喘吁吁，谁都不肯歇一歇。我这才相信，正是章彬彬对她们的信任，唤醒了她们做人的良知，激发起她们的自觉和力量，全都像竞技场上顶尖的运动员，出现你追我赶的场面。
　　章彬彬很快就命令王莹把暗哨撤了，也一块去搬石头。章彬彬站在路边照了一会儿亮，一把拉住我，把手电筒往我怀里一塞，说，“小任，我们换一换班！”
　　我说：“章姐，我行！你的腿有毛病。快上车去歇着吧！”我还记得去年夏天，我和章彬彬上山去采药，回来的时候她一拐一瘸的样子。她说过她患有痛风病，这大风大雨的，还去搬石头，能不要了她的命？
　　章彬彬根本不听我的，一下子就扑到风雨中去了。我看见大风撩起她的雨衣，里头的衣服在手电光下闪着黑亮的水光，她的全身已经湿透。我真担心这一场风雨把她的健康彻底摧毁了，又要去跟她换班。她就大声说：“任思嘉，你到底要不要服从命令？”
　　对这固执如牛的家伙，我毫无办法，我只好退到路边去打手电给大家照明。
　　果然，章彬彬才搬了几趟石头，腿就一拐一拐的了。我硬把手电筒塞还给她，这时她不拒绝了。大家在暴风雨中继续搏斗了一会儿，路面大体清理好了，还剩下一些细沙碎石，那是搬不胜搬的。
　　章彬彬对伫立在黑暗中的驾驶员说：“师傅，发动车子吧，你先开过去，我们随后上车。”
　　师傅上了驾驶室，一踩油门，救护车大声吼叫着往前冲。但它像陷在泥淖里的狮子，只一个劲咆哮却寸步难行。章彬彬就大步往车后走去，同时对大伙说：“来，咱们助它一臂之力！”
　　我和林红等几位姐妹，还有吕金妹、关飞鸾等几名女犯，一窝蜂拥向车屁股。有的用手推，有的用肩扛，驾驶员使劲踩油门，章彬彬声嘶力竭地喊着“一、二、三！”这个被烂泥沙石阻滞着的庞然大物，居然被八个年轻女子扛动了。一寸一寸的，一尺一尺的，汽油热能带动的机械动力，加上八个女子纤细的胳膊产生的巨大的动力，居然就把那辆救护车推过了长达五六米堆满细沙碎石的路面。
　　“啊！我们胜利了！”
　　女警官和女囚们从心底爆发出的欢呼声，与风声雨声一起在被黑夜填满的山谷中滚动。
　　这时，我才感到我身上的力气几乎完全耗尽。我走路像踩在水面上一样，晕晕乎乎地浮了起来。我想别人也准是如此，因为我们几乎是踉踉跄跄地走向车门，又靠双手在车门上撑扶，才上了车的。
　　当车子开出一小段路的时候，董雪惊叫起来：“咦，大队长呢？”
　　大家这才发现章彬彬没有上车，一时都慌了手脚。大家乱纷纷的下了车，看见车后头好远好远的路中间，搁着个漆黑的物体，原来章彬彬哼哼吱吱地躺在那里。
　　我扑了上去，大声叫着：“大队长！大队长！”
　　我不止在喊，更是大声恸哭。雨湿透我的全身，可我的嗓子眼却火烧火燎。
　　章彬彬非常微弱的声音在风雨中颤抖：“没事的，唉，我这腿，不争气！”
　　我紧紧抱住章彬彬：“章姐，你这是何苦呀！你有痛风病呀！”
　　林红、王莹、董雪和吕金妹、关飞鸾等也围了上来，哭叫着：“大队长！大队长！”
　　章彬彬说：“别耽搁了，快快上车吧！”
　　姐妹们和女犯们轻轻地轻轻地把章彬彬抬了起来，走过一段泥泞路面，上了车。然后，把章彬彬安排在车头的座位上。
　　驾驶员尊敬地递过自己的保温杯，说：“大队长，你喝一口热水！”
　　“谢谢！”章彬彬接过了保温杯。她第一句话就问：“张医生，洪月娥的情况怎样？”
　　张医生说：“够呛！但心脏还在跳动，很弱很弱。”
　　“哦！”章彬彬说，“师傅，开车！加速前进！”
　　雨还在下，风还在刮，我们的车子像一只皮划艇，在积满雨水的公路上漂飞起来。
　　洪月娥——
　　哦，这是在哪里呀？我使劲睁开眼睛，看见天花板雪白，墙壁雪白，我躺着的床铺也是一片雪白，连站在我床前的许多男人和女人也都穿着雪白的白大褂。噢，我一点一点地从阴间还阳活过来了，接着，就把昨晚发生的事情一点一点记起来。天呀，我没有死成，我被章彬彬她们送到医院来抢救。瞧，我左侧放着一个输液的铁架子，胳膊上扎着一根皮管，一滴一滴血浆往我血管里流；我的鼻孔里扎着两根皮管，一种带着芬香气息的气体缓缓吸进鼻腔和胸腔。
　　急救室里非常静，我听到一个男中音在身边嗡嗡地响：“她脱离生命危险了。但是还要特级护理，一小时后，再输血３００ＣＣ，注射强心针一支。输氧２４小时不能中断。”
　　我的眼皮跳动一下，再跳动一下，终于微微睁开了。哦，章彬彬、任思嘉、王莹、董雪，还有吕金妹、关飞鸾等等好多人都站在病床前。我觉得她们向前移动了两个小步，用惊喜的目光把我罩住，轻声说：“哦，她醒过来了！”
　　章彬彬弯下身子贴着我的耳朵问：“洪月娥，你感觉怎么样？
　　好点吗？”
　　那一瞬间，我简直恼火透了！呵，章彬彬，章彬彬，又是章彬彬！你怎么总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我想死，你也不给我自由？
　　我突然伸出右手去拉扯扎在左胳膊上的输液管。但是，我没有成功。章彬彬似乎早就料到这一着，出手有如闪电，一家伙就把我的双手按住了。
　　章彬彬气咻咻地喝道：“洪月娥！你想干什么？”
　　我说：“我想死，我不要活，你们让我去死吧！”
　　任思嘉靠前一步说：“洪月娥，你不要不识好歹，为了抢救你，我们昨晚是冒着大雨送你来市医院的，路上还碰上塌方堵车，大家都下来清除路障，车子才过得来。你看，一个个浑身都湿透了，连衣服都没有换，你知道的，章大队长还有痛风病，为了抢救你，晕倒在路上呢！”
　　我看见章彬彬等人身上果然都是水淋淋的，就想起我昨晚对自己动刀子的时候，外头的确下着大雨，而这会儿，屋外还有哗哗的雨声。
　　章彬彬说：“小任，别说了，让洪月娥好好休息吧！”
　　我也不知是感动呢，还是羞愧，反正心里非常狂躁，又想把胳膊上、鼻孔上的皮管扯掉，双手胡乱动弹起来。章彬彬和医生连忙按住我的手。我就连声狂叫：“你们让我死！你们让我死！
　　我不想活！”
　　“洪月娥，你实在想死，我们拦也是拦不住的。”章彬彬平静地说，“但是，在你闭眼之前，有个消息，我想你不会不感兴趣的。这就是朱亦龙的判决结果，你想不想听？”
　　嘿，我心里冷笑一下。章彬彬哪章彬彬，你还想再给我血淋淋的伤口上撒一把盐吗？我说：“你说吧，说吧！我听着。”
　　“跟你说吧，朱亦龙和你一样，也是判十八年。”
　　哈哈哈，我心里又是一阵冷笑。我根本不想跟她多费口舌。
　　你们哄谁呀？朱亦龙二十多年前强奸二十三名女犯，就拉去毙过一回，现在又犯了那么多大罪，还有他的活路？
　　章彬彬继续说：“本来，他新罪加旧罪，数罪并发，要一块儿算总账，足够判他死罪的。但是新的《刑法》救了他的命。他二十年前的强奸罪，因为事过境迁，竟没有一个受害者愿意出庭作证，这桩案子就一笔勾销了，只剩下贪污罪和拒捕罪，加在一起判了十八年。看吧，你们两个都一块儿好好表现，蹲上十多年号子，出来以后还有很长的日子好过。”
　　章彬彬的神情很平静很真诚，我看不出她有哄骗的意思。同时，我脑子轱辘辘转了一会儿，心想章彬彬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新《刑法》给犯人定罪的确是重证据轻口供的。这么说，朱亦龙还有活路哩！我自寻绝路惟一放不下心的就是朱亦龙，现在，他还活着，我哪能匆匆忙忙去死？
　　好死不如赖活着。许多活得猪狗不如的人就是这样活过来的。罢罢罢，两行泪珠流出我的眼角，心里的气恨就消了大半。
　　我的情绪一下子平静下来。

　　任思嘉——
　　我们走出急救室的时候，洪月娥居然欠了欠身子。我猜想她似乎想表达感激之情。但是章彬彬把她止住了。
　　朱亦龙没有处死，是否让洪月娥还有一丝活下去的盼头呢？
　　我忽然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的精辟分析。
　　他说，囚犯的生活再苦，也是希望活下去的。不管刑期多长，他们都像旅途中的一个过客，“把二十年看得像两年那么短暂，而且完全相信，等他五十岁出狱时，他仍将是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就连那些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也都期待着有朝一日从彼得堡下来的“特赦”令，能让他们绝处逢生。
　　我想，正是章彬彬在洪月娥头顶挑起一盏希望之灯，洪月娥的眼睛倏地一亮，情绪慢慢平静下来了。
　　姐妹们走到候诊大厅的时候，我看见章彬彬的动作明显的迟缓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我正要过去搀扶她，只见她的左脚突然一崴，摔倒在地。
　　“怎么啦？怎么啦？”我和王莹、董雪都上去搀扶章彬彬。只见她脸色纸一样煞白，额上直冒汗珠，手脚不断抽搐。
　　章彬彬气喘吁吁说：“咳，真倒霉，我这条腿！就让我这么坐一会儿吧！”
　　张一男医生也赶来了，瞅了瞅说：“哎呀！大队长，你病得可不轻呀！来，来，来，快把她抬到急诊室！”
　　我吩咐董雪把四名女犯带上车。我和王莹、张医生抬着章彬彬进了急诊室。医生一检查就咋咋呼呼：“这位女同志真是不要命哪，患这么重的痛风病，还敢吹风淋雨，你们看，一身湿透了也不换衣服。她是不是神经有毛病，啊？啊？你们都是她的同事吗？好，注意听着，第一，赶快去给她弄一身干净的衣服来；第二，赶快去给她办住院手续。”
　　我和王莹正要往外走，章彬彬叫住了我，凄然一笑对我们说：“别紧张，没那么严重的。可我知道我一时回不去了，有两桩事拜托你们：一、请把小黛照顾好，她的功课请小任多管一管，吃饭穿衣请小王多操点心；记着，可别把我的病说得很重，莫把孩子吓着。二、请快给崔一峰打个长途，要他快快回来一趟。”崔一峰是章彬彬的丈夫，在省公安厅当个副处长，一年到头都很忙，来清水潭与妻女相聚的日子很少。
　　我和王莹含泪点头。
　　花了小半天工夫，让章彬彬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又办好了住院手续，留下张一男医生给她做伴，我们才空着肚子往回赶。
　　上了车，我看见吕金妹等几个女犯都头低低的坐着，好像要哭的样子。
　　我们五大队最近可是倒霉透了，事情一桩接一桩的来。我不想让车上的气氛一直沉闷下去，就把刚买的一些馒头、大饼和饮料发给大家：“快快填填肚子吧，大家都饿坏了！”
　　关飞鸾啃了两小口馒头，终于泪盈盈问道：“中队长，章大队长她怎么了？没事吧？”
　　“哎，够呛！”
　　我本来想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的，可是不知怎么的，还是学着说了张一男医生爱说的那个词—“够呛！”
　　吕金妹把眼睛瞪得圆圆的：“啊！怎么啦？”
　　“章大队长淋了一夜的雨，痛风病发作了。”随后，我说章大队长是个老痛风病患者，经不得风寒，经不得劳累。去年秋天，我陪她上山为关飞鸾采药，今年夏天我陪她去吕金妹家家访，她的痛风病都发作过，只是没有这回厉害。
　　我的话还没说完，关飞鸾、吕金妹等女犯嘤嘤有声地掩面大哭起来。那种哭声虽然是压抑的，低低的，但在凄风苦雨中听来特别的感人肺腑，我也跟着啪嗒啪嗒掉泪。
　　毫无疑问，这些女犯过去所犯下的种种罪行都是罪不容赦的。但是，当她们幡然悔悟痛改前非的时候，人性一点一滴回到她们身上。这正是好人和坏人、管教与罪犯心灵相通的通道。找到并且疏通了这个通道，改造罪犯的效果要远远胜过皮鞭和电警棍。
　　洪月娥——
　　我的命怎么这样贱呀？我狠狠宰了自己一刀，流了一大摊血，一只脚已经跨进鬼门关，可是，医生们输血呀，打针呀，调理十来天，我又活过来了！狱政科派车把我拉回清水潭女监，任思嘉把我领回９号号房，我一下子就被女犯们包围住。
　　吕金妹质问道：“洪月娥，章大队长呢？”
　　我说：“听、听说还在医院里，她的腿”
　　关飞鸾急急地问：“怎么了？你快说呀！”
　　我结结巴巴说：“听、听医生说，一时怕治不好的。”章彬彬的病情我住院的时候打听过，医生护士都说得很可怕，我当时真想去看看她。但是我没有这个自由。
　　全号房的女犯都伸出手来指着我的鼻子，斥问道：“好个洪月娥！你把我们章大队长害苦了！你有十条命，也不值章大队长一条命呀！我们做女犯有多苦，能摊到个好干部多不容易！章大队长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撕了你！”
　　女犯们一个个都动了感情，怒火冲天。我缩在床角里，抱紧了脑袋由她们骂。但是，她们光骂还不解恨，有的人已经动手拧我打我，有人抓起杯子、果皮往我身上扔。要不是任思嘉及时赶来阻止，我肯定要被她们撕成碎片。那些女犯啥坏事没干过，动起手来就敢往死里整。我自知理亏，不想反抗，让她们狠狠揍一顿，也能够减轻我心头的负罪感呵。
　　任思嘉吼道：“住手！住手！你们都疯了吗？”
　　女犯们迅速回到自己的床前去。
　　任思嘉说：“洪月娥自杀，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她不是有意要害章大队长。她知道章大队长得了病，也难过得流泪。你们这样胡闹，就是不听章大队长的话，就是对不起章大队长！”
　　怪了，任思嘉这一番话，把女犯们镇住了。９号号房一下子静下来。再没有谁来骂我打我。
　　但是，女犯们瞧我的目光，总像冰一样冷，总像锥子一样利。我的言行有点不顺她们的眼，就可能挑起一场可怕的战争。
　　多晦气呀，我，“铁拳头”、“铁姑娘”洪月娥风风光光半辈子，第一次活成狗熊活成癞皮狗！
　　夜里我躺在床上就细细琢磨，人要活成个人样真不容易呀！
　　许多人活着，能让人家害怕，能让人家发抖，能让人家给你进贡送礼，能让人家跪在地下给你磕头作揖。比如梁佩芬，比如我，是我们特有能耐？是我们三头六臂？不！是因为我们手上有权，有手枪，有电警棍！一个人活着要让人从心里爱你敬你服你，那可是非常非常难的，要人家怕你那并不难。章彬彬是前一种人，我和梁佩芬都是后一种人。
　　这么想着，我就觉得自己再活也没啥意思了。我几次三番想着再给自己宰一刀。但我终于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这样做太对不起章彬彬。她可是两次救了我的命！同时，我也还念着朱亦龙呵。章彬彬说的那些话，该不会骗我。
　　有一天，我单独找了任思嘉。我说：“报告中队长（多么滑稽呀，一向都是女犯向我喊报告的，现在我要向别人喊报告了），我、我能不能打个长途？”
　　任思嘉问：“给谁打？”
　　我迟迟疑疑说：“打给朱亦龙。”
　　任思嘉说：“不行！你应该知道，你是个重刑犯，刚刚入监，还没有好的表现，不能享受‘亲情热线’。但是，你可以给朱亦龙写一封信，我保证给你寄到。”
　　我一个人躲在号房里给朱亦龙写信。真没脸见人哪，吭哧吭哧写了老半天，还有许多错别字，任思嘉帮我改通顺了，叫我重抄一遍，这才寄出去。活了四十多岁了，我几乎没有给别人写过信，也从没收过别人的信，我极少惦记别人，也极少让别人惦记。我活在世上，几乎是荒山岗上一棵孤零零的树！这回我第一次给朱亦龙写信，也是第一次有个人让我挂念。就不知朱亦龙会不会同样的记挂着我？十天过去了，朱亦龙果然回了信。任思嘉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洪月娥，你有信。”
　　“报告中队长，你说真的？”
　　“你猜猜看，谁来的信？”任思嘉并不马上把信给我，把一封信捏在手上扬了一扬说。“猜着了就给你？”
　　她漂亮的眼睛笑眯眯的，看得出她打心眼里为我高兴。同样是管教，过去我的脸上哪有这样的笑容？
　　“敢情是朱亦龙来的？”我心里没有多大把握。
　　“对呀！快看看，人家章大队长有没有骗你。”
　　我躲到号房里认认真真地看。从信封到信纸，从邮戳到地址，反反复复也不知看了多少遍。信是Ａ省第九监狱寄来的。
　　信上的内容，跟章彬彬宽慰我的那些话，八九不离十。朱亦龙说，“我原以为这回是必死无疑了，谁知辩护律师给我七辩八辩，我又捡回一条命！我仔细想来想去，我前半辈子作的孽也太多了！今后一定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洪月娥呀，你就安心等着我，咱俩出了监，还有几十年小日子好过的。”
　　我捧着这信一边读，一边哭，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章彬彬呀，我可是服了你了，过去我就知道挥舞电警棍，什么“社会帮教”呀，什么“家庭访问”呀，什么家属探监和家属来信呀，通统看成无用的狗屁。现在轮到了我，才知道亲人的话，最能打动罪犯的心，往往是一剂救命的良药。
　　我从此情绪平静下来，与同改们相处也相安无事，干活自然是一流的。女监的一切规矩、纪律又是那么熟悉，两个月后，我就成了中队的改造积极分子。

　　任思嘉——
　　起床铃响过之后，我跑步到大操场带领五大队两百多名女犯出操。前大队长洪月娥已经是这个大队的一名女犯，继任大队长章彬彬重病缠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总部任命我代理五大队大队长之职。
　　自从章彬彬带病冒雨救活洪月娥的事迹传开后，五大队的女犯们受到极大的震动。吕金妹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有章大队长这样的好干部，我们再不好好改造，还算个人吗？”许多“二进宫”、“三进宫”的老油子，也变得老实守法了。更令我惊异的，是洪月娥那样暴戾难驯顽固不化的顶尖人物，也变得驯顺而平静了。
　　洪月娥的变化，跟朱亦龙那封来信也许大有关系。我见她悄悄哭过好几回。早先的洪月娥都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啥时见她流过泪？我想，一头雄狮和猛虎都会动情，都会伤心落泪，这个世界肯定就会变得更加宁静而美好。
　　两百多名女犯成三列纵队齐刷刷站好了。我亮着嗓门叫道：
　　“洪月娥！”
　　洪月娥在队列里应了一声：“到！”
　　我下达口令：“出列！”
　　洪月娥从队列里三大步跨了出来。
　　我下令道：“你带着队伍走两圈！”
　　洪月娥就发号施令：“立—正！向左—转！起步—
　　走！”
　　洪月娥毕竟曾经是从警二十多年的老警官，这一套她玩得熟练极了，预令拖长两拍，命令戛然而止。一支两百多人的女犯队伍，呱哒呱哒走得像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女犯们在大操场上走了几圈了，洪月娥把队伍带在我跟前报告说：“报告大队长，操练完毕！”
　　我说：“指挥大家唱支歌吧！”
　　洪月娥起了个调，歌声在大操场上空响起来：
　　耳畔响着儿女的呼喊，
　　远方传来亲人的叮咛；
　　大墙的寒夜是多么漫长哟，
　　我们盼望着自由的黎明。
　　用泪水洗涤心头的污垢，
　　让铁窗矫正畸形的灵魂；
　　一失足已成千古恨呵，
　　更要加倍努力创造新的人生。
　　啊
　　悔罪自新，刻苦劳动，
　　我们要做自爱、自重的新女性，
　　努力学习，好好改造，
　　我们要做自强、自立的新女性。
　　这支《女囚之歌》，女犯们出早操天天都要唱一遍。那凄惋的旋律，低沉的音调，听来总有几分酸楚。特别是那一声“啊”，一唱三叠，荡气回肠，是一声忽然拔高了的女声的哭腔，很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不知道这支歌是出自谁的手笔，但我揣测作者肯定吸收了宗教音乐的旋律。女犯们一唱这支歌就下意识投入某种宗教仪式似的自我忏悔和自我谴责，眼前有一种春雨淋漓春雾迷蒙的感觉，心头有一股清泉淙淙流淌的响声。只是今天女犯们唱得特别响亮，感情特别饱满。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已经得到章彬彬今天要离开清水潭女监的消息。这事我没有告诉她们，也不能告诉她们。但是，我想延长出操的时间，章彬彬上车必定要经过大操场旁边的林荫小道。我想佯装不期而遇的样子，让女犯们最后见章彬彬一面。让女犯们向大队长表示最后的敬意，让大队长作一次最后的讲话。
　　当然，这里毕竟是监狱，章彬彬的离去，不可能像军官告别战士，像教师告别学生，能够那样自由地不加掩饰地表达各自的感情。但我想女犯毕竟也是人，我如果不给她们这个机会，她们会在心里遗憾一辈子。我们常常请些先进人物来女监作报告。章彬彬就是活在我们身边的好警官，她离开女监的时候，给女犯们留下一席话难道不应该吗？
　　女犯们唱歌的时候，我一直向通往“女儿国”宿舍楼的林荫道张望。好久好久，林荫道上没有出现章彬彬乘坐的那辆轮椅车。轮椅车是她老公崔一峰从省城买来的。章彬彬在西源市医院治疗三个多月，中药西药一起上，按摩、针灸都试过，她那顽固的痛风病不见好转，连下床站立、走路都不行了。崔一峰在省城联系好一家大医院，章彬彬明天就要走了。
　　洪月娥在我跟前打了个立正：“报告大队长，五大队服刑人员唱歌完毕。”
　　我说：“再唱两支歌吧，今天时间还早。”
　　洪月娥除了会唱《女囚之歌》，其它都不会。她把吕金妹叫出队列指挥，歌声又在大操场上空响起来。
　　我不停地向林荫道张望，总见不到章彬彬那辆轮椅车。
　　昨晚，如果不是担心章彬彬病快快的身体受不了，我真想和她聊个通宵。我知道，不管章彬彬要命的痼疾能不能治好，她再回女监的可能性都等于零。我们共事两年多，我从她身上学到的东西，从女监实际生活中学到的东西，正像我的老父亲所预言的，是许多人在读博士和博士后也学不到的。我们有多少心里话要叙一叙呀！
　　章姐用一床毛毡焐着畏寒的双腿，把身子埋在新买来的轮椅上，我坐在她跟前的一张藤椅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叙谈，为依依惜别的情绪笼罩着。
　　我握着章姐冷冰冰的手说：“章姐，我非常盼望你再回来，又非常希望你不要再回来。”
　　章彬彬说：“你这话怎么这样别扭，我听不懂。”
　　“你如果能回来，就说明你这病全治好了；可是你的病治好了，还让你再回清水潭，继续再干这份工作，也太委屈了你！”
　　“倒不是委屈不委屈的问题，是我没有这份心力了。崔一峰一定要我去省城，已经给我联系好一家街道幼儿园去当园长。你知道，我非常喜欢孩子。”
　　“幼儿园也许更适合你。”
　　“我也这样想。老革命家彭真要求监狱的管教员对待罪犯，要像父母对待孩子，像老师对待学生，像医生对待病人。但是，罪犯跟孩子、学生和病人毕竟不一样。我们对她们不可能直接爱得起来，更多是怜悯，是同情，是惋惜，甚至痛恨。我们往往是想到对她们的父母、亲属和社会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才转化为对她们的关心和爱护，然后，想方设法去教育和帮助她们。”
　　章彬彬这种体会我也深有同感。然而，第一次用明晰的语言说出来的却是她。
　　我真诚而钦佩地说：“章姐，你的许多经验和体会真新鲜，我要能把你写成一本书可就好了。”
　　章彬彬有点吃惊地叫起来：“别，小任，你千万别写我。其实，我这人也不是一名完全合格的警官。”
　　“哦，章姐，你太谦虚了！”
　　“真的，我不是谦虚。我有个致命弱点：我这人心太善，心太软。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可是总没机会，今天我可得跟你唠一唠。”
　　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我发现章彬彬的神色忽然凝重起来，那是她要说一桩严肃事情时惯有的表情。
　　“章姐，咱快分手了，我有啥缺点，希望你指出来。”我还以为她要说点临别赠言什么的，急切地等着她往下说。
　　章彬彬愈加神情肃然：“不是说你，是说我自己。在梁佩芬的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
　　我大吃一惊：“章姐，这怎么可能？”
　　我还以为章姐与梁佩芬的保外就医有啥牵连呢，她脸上自责的神情非常认真。但章姐立即声明，她并不是梁佩芬那次逃脱法网的关系人；然而，她早在半年之前就知道梁佩芬在弄虚作假。
　　接着，她就讲起她去梁佩芬家探望那件事。
　　说完了，章姐一脸深悔莫及的懊丧，连连痛骂自己：“你看你看，我有多浑！我有多傻！我当时如果向上级报告了，梁佩芬自然会重新关进监狱，她也不至于被杨罗亭害死啊！”
　　“哦！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问道：“当时，你为什么不向赵监狱长报告？”
　　章彬彬难过地低下头，深深叹了口气：“咳，这就是我的私心作怪，我当时太多虑了！”
　　“为什么？”
　　“我思想再三，明知这事是有违一个执法者的天职的，但是，我不可能像堂?吉诃德一样去和强大的风车作战。我知道梁佩芬是我们老厅长的女儿，又当了那么多年的县、市领导，明的暗的庇护者决不会少，我能拗得过这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吗？更何况，梁佩芬是我年轻时的战友，我自己不敢徇私枉法，为她提供方便，在别人为她敞开方便之门时，我又怎么忍心在背后踹她一脚呢？你知道，梁佩芬蹲号子的时候，一直怨我恨我；我去她家探望，她给了我一副多么难看的脸色！还有，她的老母亲在病榻前对我有过谆谆重托，我对老伯母也有过郑重的允诺。所有这一切，都妨碍我忠于一个真正警官的职责。真的，我有好几回已经走到赵监狱长的办公室门口了，但我终于不敢揭穿梁佩芬这个秘密。”
　　说到最后，章彬彬声音都有些哽咽了，她羞愧地低下头。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些，才接着说：“小任，作为一名老警官，一个大队干部，我没有及时把这么重要的情况向领导汇报，心里难免很不安，很痛苦。这就成了我心理上的一种负担和折磨。我下了决心要离开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女子监狱，去从事一项我完全陌生的工作，也许就是想摆脱这种负担和折磨吧！”
　　章彬彬在临行前把这个秘密向我透露，自谴自责又是那样诚恳，我不仅没有把她看低了，反而更把她看高了。惟其如此，人，才是真实的，可爱的。那些经过化妆师精心化妆过的人物，往往犹嫌自己不够高大完美，或在眉心点一粒美人痣，或在额头画一圈太极图，可惜往往也就事与愿违，把自己糟踏成一个贻笑大方的小丑。
　　淡淡的灯光照在章姐大病初愈的脸上，好像镀了一层圣洁的光。我紧紧握着章姐的手说：“太感谢你了，章姐！你这些话够我受用一辈子！”
　　时光在这种推心置腹的叙谈中飞快流逝，转眼到了十二点。
　　我不敢再打扰章姐的休息。临走时我们相约，次日出早操时我会在大操场上为她们送行。可是，林荫道上怎么至今不见章姐的轮椅车？
　　我向通往“女儿国”的林荫道一再张望的时候，王莹、董雪从大门口向我匆匆走来。她们说：“任思嘉，你还在这儿傻等呀，章大队长早就走了！”
　　我大为惊诧：“这怎么可能？我一直在这儿等她的。”
　　王莹说：“章大队长就怕惊扰大家，不让人家送行。她们一家在清晨五点钟就悄悄上路了，这是门卫亲口说的。”
　　董雪说：“赵监狱长也起个绝早，一直在办公室候着，准备了我们女监自产的许多柑橘，要送给章大队长的。你看，我们大家都等了个空。”
　　我一下子心头空落落的。章彬彬走了，这怎么可能呢？五大队两百多名女犯，是多么想再看她一眼呀！
　　我神情凝重走向女犯队前，大声宣布：“操练结束，原地解散。”
　　女犯们第一次对我的命令置若罔闻，仍傻不楞登站着。良久，吕金妹才怯怯地问道：“报告任大队长，听说章大队长是今天走的，可是，她人呢？”
　　我说：“这事你们怎么知道的？”
　　关飞鸾说：“报告大队长，这两天女监的干部们，到处都在传说这件事，我们是无意中听到的。所以，我们就编了一个大花篮。”
　　原来她们和我一样，早就期待着这天清晨给章彬彬送行。这时，有几个女犯把一个特大的花篮抬了出来。昨天，三中队的女犯们利用下大田、进果园干活的机会，你一束，我一朵，采撷了许多鲜花。大家又悄悄加了个夜班，就编扎成这个我从未见过的、硕大无比的花篮。花篮的边缘插满了带着青枝绿叶的石蒜花、野啬薇、羊角花，构成一个五彩缤纷的锦屏，中间的位置，是由九十九朵山茶花连缀成的一颗巨大的红心，象征着献花者的深情厚意和衷心的祝福。
　　面对这个大花篮，面对这许多曾经犯下种种罪行而现在又渐渐人性复归的女犯，我一时说不出话。
　　我回转身，向远处眺望。雾气迷蒙的目光，掠过水波粼粼的清水潭，掠过通向山外的弯弯曲曲的公路，掠过白云缭绕的巍巍青山，但我没有看到章彬彬远去的踪影。她真的走了吗？
　　哦，眼下又到了鸾飞草长的暮春三月，在清水潭旅居了一个冬春的丹顶鹤群又开始长途漫漫的旅行。
　　鹤群披着晨光，驾着白云，在清晨格外湛蓝的天空向北飞翔。站在大操场上不肯散去的女犯们，都齐刷刷地转向北方，举手搭着晾棚儿极目远眺，为渐渐远去的鹤群送行。那蓝天上洁白的鹤群，和操场上无数真诚的目光，在这青山碧水的清水潭畔，构成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象。
　　霎时间，鹤群与白云融成一块儿，在天边消失了。但大家知道，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丹顶鹤们还会成群结队往南飞来，又栖息在清水潭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像丹顶鹤一样沓然远去的章彬彬，还会回到她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清水潭吗？
　　我心里有些失落，有些惆怅；同时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３日－４月３１日初稿
　　６月６日－１２月２６日修改定稿

　　后记
　　年轻时候去动物园参观，看见铁栅栏里关着一只毛色斑斓躯体庞大的华南虎。它屈起后腿抻直前腿安静地侧卧着，任站在铁栅栏外的参观者怎么吆喝，怎么挥手，都一动不动，连眼皮也懒得抬一抬，简直像只慵懒而温顺的猫。然而，一会儿，我就明白关在铁笼子里的老虎仍然是可怕的食肉动物。因为当饲养员从一个小洞里放进一只小兔的时候，那头华南虎一下子就精神抖擞站起来，虎虎生威地一步一步向小兔逼过去，伸出一只前爪轻轻一拍，小兔就成了它的点心。
　　若干年后，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去过许多监狱，看到铁窗里的囚徒，不管是盗窃犯、抢劫犯或是杀人犯，都脸无表情低眉顺眼的，让我想起那头关在铁栅栏里的貌似家猫的华南虎。这两件事引发我许多奇思异想：囚禁于大墙内的罪犯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一个平常的人怎么会坠入犯罪深渊？在那种极端异常的生活环境中，罪犯们昼思夜想些什么？那些已经异化了的人性在人道关怀下还能获得人性复归吗？这些问题在我脑中久久萦回，就成为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初动因。
　　当然，仅仅靠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要写一部长篇，那是远远不够的。从１９９７年起，我又跑了好几所监狱，走进那些被高墙铁窗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空间，采访了数十名管教干部和服刑人员，对那些“貌似家猫”实是老虎的罪犯有了更多的了解。再经过两年多酝酿构思，找到了一种适合于表现人物复杂心理的多视角的自述式叙事手段，一个想象中的小说世界渐渐成竹在胸，我便坐在电脑桌前，一个字一个字敲出这部长篇。
　　关于小说，一百个人可能有一百种解释，而我比较欣赏米兰?昆德拉标新立异的说法：“小说惟一存在的理由是去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人的“具体存在”，亦即人的“生命世界”。昆德拉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研究存在。”
　　他认为“现实”是已经实现了的既成事实，而“存在”却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生活发展的可能性总是多种多样的，这就给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根据我的经验，只是需要对昆德拉的话稍作修改而成为这样一句话：“小说需要研究现实，但是表现的却是存在。”这样也许更易于为国人理解和接受。不研究现实就没有创作的源泉，但拘泥于现实就会束缚想象的翅膀。这部小说有个副题叫“女子监狱纪事”，但决非那所女子监狱的实录。实录生活，手中掌握现代摄像机的摄影师们肯定比作家更有作为。我的小说是一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现实与非现实相交融的主观想象中的生命世界，其中贯注作者的审美评价与理想主义是毫无疑问的。
　　监狱，是个幽闭而神秘的世界。它的高墙铁网和门卫森严往往令人望而却步，因而在当代文学中以监狱为背景的小说寥寥可数。以我的孤陋寡闻，至今尚未见到一部涉及监狱改革严肃主题的长篇小说。我之所以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关注这个几乎为文学所遗忘的角落，一是出于对那些默默奉献的管教干部的深深敬意，二是出于对那些罪孽深重的生灵的怜悯（但我同时主张对罪犯给以司法严惩）。这两种感情在我胸中燃烧，在我心头撞击，终于有了这部小说。我想此书如果除了有幸受到一般读者青睐之外，还能逾越高墙铁窗，进入那个文化生活相当贫乏的社会禁区，成为我所敬仰者和怜悯者的案头读物，那对我将是莫大的慰藉。
　　我不敢说我的写作已经呕心沥血，但我的确写得很投入，很刻苦。开头写初稿那两个多月，我几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成天沉浸于想象中所建构的小说世界。结果体力透支，弄出个隐性胃出血，直到有一天血压骤降，脸白如纸，连上楼梯也抬不动腿，才到医院急诊，一查，血色素只剩下５．６克，差点送了老命。在病榻上躺了一个月，我记住了这次惨痛教训，往后学会控制自己，每天只在电脑桌前坐三四个小时，写两三千字，好像跑长途似的，不急不躁，不停不歇，慢慢悠悠，持之以恒，花了一年时间，终于跑到终点。
　　当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在这里真诚地感谢责任编辑杨葵先生。他是位优秀的文学编辑，编过许多好书，同时还写小说，写随笔，编电视剧，竟以超过我预想的速度做好了这部书（这是我刚学会的新词。北京文化人现在把编书说成“做书”，把研究电脑说成“做电脑”，把开发软件说成“做软件”）。我把拷有书稿全文的软盘寄给杨葵一个月后，他给我的电话中只说了一句话：“挺好！挺好！快快把打印稿寄来！”但我自己并不以为已经“挺好”了，为了不辜负责编的激励与厚望，我又花了三个多月时间从头至尾修改两遍。当然，以目前这样的面貌呈献给读者，仍是不能尽如人意的，我期待着读者与方家的批评。
　　后记２００１年３月５日于北京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TK】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